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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韬光养晦”不是永久神药

孙锡良 · 2020-05-13 · 来源:孙锡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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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中国就得变,不变就是死路一条。不管喊四个自信还是四十个自信,不敢把自己跟强国平等化,那就不是真的自信。

  “韬光养晦”不是永久神药

  贸易战和疫情战打响以后,国内不少知识分子和国外华人圈,纷纷呼吁中国政府重拾“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有人甚至把韬光养晦解读为中国人种的合理选择。

  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就与和平完全来自于韬光养晦,中国被西方围堵的原因是近几年抛弃了韬光养晦。

  他们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回到韬光养晦的老路上来。

  他们相信,只要坚持韬光养晦,中美关系和所有中外双边关系都可健康发展。

  毫无疑问,近几十年,中国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也谋得了大陆领域内的相对和平。但是,这些成绩是不是真因韬光养晦所得呢?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要说清楚近几十年的得与失,必须深刻地剖析现象之外的本质,必须重新整理误导性的观念。现在的中国,想隐含锋芒,关键看你的锋芒是否被认可,或者说你的锋芒是否早已经被磨平。你想休生养息,人家未必再给你机会,它们可能早已侵占了你养息的空间。

  事实上,近几年的风格调整更有利于国家利益,要把未来的道路彻底打通,还必须彻彻底底地弄清以下几点:必须坚决抛弃经济交往中的“西方恩惠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韬光养晦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负效应;韬光养晦的空间末路和转向独立自主外交的必要性。

 

  抛弃“西方恩惠论”

  感恩,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文化,它建立在无私的基础之上。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交互活动中,如果以“互利互惠”为前提,就不存在谁感恩谁的问题,而应是相互感谢。到底该不该感恩?我们不妨多审视几个角度。

  “马歇尔计划”与美国的外交反思。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于1948年启动的援助欧洲经济复收计划,共投入超过130亿美元,九成以上为无偿援助。按购买力和经济规模两个指标推算,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万多亿美元的援助规模。

  按理讲,欧洲应该对美国感激不尽,并且是永远感恩。然而,实际并非如此,1958年以后,欧洲就开始因经济竞争跟美国出现重大分歧并展开争论,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戴高乐成为美国政客眼中的一根刺。

  出现这样的突变,美国政府没有骂欧洲不懂感恩,而是重新思考和反省自己的经济外交政策,积极研究外交新课题,交由弗吉尼亚州杰弗逊戴维大道1200号工业经济研究院研究经济外交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交由宾西法尼亚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美国对西欧外交政策的经济学影响。

  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时代。

  六十年代是美国的“文化革命时代”,七十年代又被称“第六次危机时代”,产品过剩,市场萎缩,财政困难,全美工人游行示威风起云涌,社会矛盾尖锐。更为严峻的是,苏联的成功带给美国巨大压力,使霸权争夺复杂化和尖锐化。(请参阅《第六次经济危机》)

  战后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政策的破产,导致日本和欧洲的过剩危机同时迸发,资本主义国家消极因素积累深重,这就要求各国必须寻求更大的商品市场。而八十年代的中国,正是西方各国争夺并抢占市场的最佳入口。也可以认为,正是中国市场的开放,才挽救了西方经济危机。当然,西方商品的输入,也弥补了中国供给的不足。互利互惠是最重要的特点,甚至可以说,西方的心态更迫切。

  日本对中苏的经济选择。

  战后的日本,恢复较快,加之军事道路被严格约束,得以全身心投入到商品生产,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回归到生产充足的状态。一方面为摆脱美国,另一方面也是为商品出口,从鸠山一郎开始,日本历届政府都谋求与苏联打开经济交往通道,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签订了《苏日渔业协定》。在池田时代,日本就已经考虑按照欧洲的市场规模估算中国市场的潜在价值,只差两国建交契机。

  尼克松访华以后,日本加速与中国建交,并抢先于美国浸透进中国经济活动中。日本进入中国市场较早,获利也最为丰厚。日本官方还成立过“国策公司”,后又改为“中国开发公司”,其目的是用政府决策为企业“抢占中国经济地盘”谋划长远。日元贷款及其它项目援助跟其商业获利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中国市场开放的对外红利。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推荐大家看看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极端年代》,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标题是“天崩地裂”,其第一节写的又是“危机二十年”。这二十年就是指欧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详情不谈,就引用几句话:自1970年到1990年,经济问题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问题是相似的,“大萧条会再来吗?”的阴魂始终不散。

  在这本书的第428页,有这样的描述:东方经济,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在中国,还有东南亚大部分国家,1970年就兴起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地区。

  中国的市场开放,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最大红利是:世界资本和商品开始有了泄洪区。一方面是直接倾销商品,另一方面还可以进入中国办合资企业,然后把产品留在中国。举个例子讲,自1979年至2010年间,日本给中国的实际贷款总额大约在300亿美元,这些援助不能简单称之为“无偿援助”,多是日元贷款,部分免息。而日本的电子、汽车、成像、化工、高端设备出口或合资,一年就可以获得几百亿美元的利润。经济合作,中国奉献市场,完全不存在单方面恩惠一说。

  开放市场的友情指标。

  一个国家向其它国家开放市场,既是经济合作,又是国家关系亲疏或者转向的讯号。

  看中美日。小平先生访美访日后,中美日很快进入蜜月期,故美日所能获得进入中国的优先权限很快得到提高。

  看“一带一路”。凡愿意进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都被中国视为很给面子的国家,也是中国比较感谢的国家。按“恩惠论”的想法,中国给它们投资,给它们项目,给它们贷款,应该是它们感谢我们,为何反倒是我们比较满意?

  看中日竞争东南亚市场。印尼,印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中日双方最近几年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到这些国家建高铁,投资设厂,部分贷款为免息,部分是低息,中日都抢着进入,那几个国家不但不感谢,还经常两边通吃,甚至翻脸不认人,可见市场对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

  看未来市场。部分落后国家还未向世界开放市场,未来若要开放,一定是先向关系最好的国家开放。比如说朝鲜,如果它走全面开放的道路,那么,谁先获得最大投资权,谁一定被视为外交优先方向。

  总而言之,投资,贷款,援助,并不是简单的施恩,而是着眼于长远的获利。

  战略竞争的需要。

  八十年代,西方的“和平演变”计划进入关键期,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裂解苏联的战略进入加速实施阶段,中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棋子,把中国从苏联的棋盘上移走可以认为是西方抛出的胜负手,经济和金融手段又是保证胜负手得逞的重要保证,没有利益,就不可能在某一阵营中打开裂缝。

  从战略竞争的角度看,在颜色革命和霸权斗争的关键阶段,西方更需要中国,而不是反向。西方的这个战略,肢解了苏联,分解了“华约”,意识形态的斗争出现单极化,祸患至今未除。

  总结:通过上面多个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凡把投资、贷款或“援助”视为单向恩惠的思想,都是有意迷惑国人,是不懂经济外交的表现,或者说是有意误导。国家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韬光养晦”的负效应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外交上的韬光养晦?

  它不是字典上的解释那么简单,外交策略上的韬光养晦应该包含:事关自己,能委曲求全则委曲求全,能忍则忍,忍到极限也要忍,有些事情,能拖就拖,拖到让子孙去解决;事关世界事务,能躲就躲,躲不掉就弃权。

  从本质上分析,外交上坚持韬光养晦,就是回避矛盾,以拖待变。“忍,等,躲”三字诀即为全部要义。

  说得难听一点,韬光养晦就是体面委曲求全,骂不还嘴,打不还手。

  从提出韬光养晦,到执行韬光养晦,前后几十年,我们不应该只想着如何坚持它,更要反思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恶果?中国今天面临的外部困局,并不是因为放弃了韬光养晦,恰恰是韬光养晦负面代价的积累。

  具体来讲,可以总结出很重要的几条:

  国际形象矮化。银河号事件,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飞行员东海殒命,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欧洲被辱,等。中国都是一忍了之,这让中国过去形成的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形象尽失,“打不还手,骂不还嘴”的新印象形成。造成的后果是:不管大国小国,谁都敢拿中国下手,作恶方只有获利,不用付出代价。在中国国内,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有高人一等或几等的优越感,超国民待遇比比皆是,隐性的治外法权尚未彻底消退。

  国际话语权丢失。毛泽东主席曾经将世界划分为三,中国不只是影响着第三世界,实际上影响着全球话语权。后来,中国看似经济影响越来越大,但实际影响却是反向的,“订单外交”是主要手段,但时效性很短,订单停了,对方就翻脸。在联合国,2013年后,中国才重新开始变得有国际责任感,1980年至2012年间,“弃权外交”成为联合国工作常态。不敢说话,不想说话,不会说话,哪来的话语权?正义感和责任感影响着国家话语权,你不敢主持正义,就不可能有朋友圈,没有朋友圈,就不可能有话语权。

  核心主权不断被国际化。主要体现在疆域主权和台湾问题。主权问题是国家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台湾问题一直在恶化,按道理讲,中美建交是有益于中国统一大业的,但实际方向却是反向的,“经济优先”的原则容忍了美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甚至包含非法的国际军事化。南海问题更加显著,国际仲裁,东盟共同声明,等,实质上都是让国际势力介入南海主权争端,更加复杂化,该收的没有收回来。如果不是近几年改变策略,香港问题国际化趋势将危害巨大。

  对外开放异化成单方面对外修和。对外开放有利于国际交流,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近几十年的对外开放,我们没有把市场的主动权用好,反而让获利方掌握了主动权,中国的对外开放变成了对外修和,变成了满足外方条件的条件,稍微讲了几句硬话,就变成“中国威胁”。2013年以来,形势有所好转,更敢于坚持原则,但能否持续下去尚须观察。

  国人自信心被碾压。因为要韬光养晦,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国际事件,都被要求“冷静”,凡不冷静的人都被视为缺乏智慧,稍有反击,就被污为“义和团”。从外交上看,抗议,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最最强烈抗议,成为老百姓最熟悉的词汇,甚至有人曾经给某部寄钙片。“国家隐忍”传染到集体性的“国民隐忍”,隐忍久了,会导致国民性格的扭曲,自信心会下降,随遇而安的心理会增强,反抗精神会削弱。

  总而言之,韬光养晦的负作用是明显的,它是委曲求全的变妆。

  晚清重臣李鸿章,办事颇多,成事较少,争议很大。诸般争议之中,又以外交事宜为最。李合肥办外交取一个“”字,自持“以和为贵”,一为望和,二为待和,三为求和。和若不成,再取两策,先赔钱息事,息事不成,则以割地了事。(见《洋务运动》第195页)

  中华民国的汪精卫,提倡曲线救国,大搞日华合作和经济相互提携,他还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跟日本停战,又不意味着投降,只是为国家赢得时间”的辩解也很象是韬光养晦。

  李中堂和汪主席的共同点都是以拖待变,都是在等待中国强盛时再反击敌人。然而,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错误:当敌人已经侵犯到你的国家,当敌军队已经驻扎在你的国土上时,就不会给你强大的机会,更不会等着你出手反击。

  韬光养晦的“等时机,等强大”理念早就应该被抛弃,历史教训举不胜举。

  

  是转向还是重拾韬光养晦?

  因为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因为南海冲突越来越多,因为西方要价越来越高,许多文人把这些不利局面都归咎于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要求重拾韬光养晦,以图万事大吉。

  然而,不得不说,在非常透明的信息化时代,在非常透明的国际外交格局时代,任何把希望寄托在“不掺和,不当头”便可换来和平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大国外交,已经没有韬光养晦的空间。相反,如果再愚昧地坚守韬光养晦,不但前期积累的问题无法解决,从领土、领海到经济地盘,都将被觊觎。特朗普,只是开启了一个打乱世界秩序的窗口,接下来的冲突会越来越复杂,没有人会给你休生养息的舒适时空。

  2013年以来,中国有缓步朝着正确方向转变的迹象与行动,并取得了局部空间内的成果,美国骂过来,我敢顶回去,美国打过来,有适当的还击。这种转向,需要持续性的确认,需要有系统性地谋划,不能是一时之计。

  原则上,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优先和国民待遇优先。外交工作,微观上可能技巧无数,但原则却很简单,那就是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犯,保证国民权利不受损害。如果中国人活在自己国家所能获得的待遇还不如外国人,如果中外交往是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那肯定违背了外交原则。这一点要学习美国。

  ●施政上,中国必须依法办事,内外一致。国内法,国际法,国际准则,都要相辅相成,外国人如果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国际族”问题就会影响到国际关系。中国如果也象美国那样随意破坏自己认可的国际准则,那中国就会被骂成是新霸权主义者。

  态度上,必须是不卑不亢。国内曾有几个典型性外交卑躬屈膝式的人物,一个是吴某民,一个是赵某某,还有一个是戴某某,都是以“赢得西方国家欢心”为外交理想的外交工作者,甚至有“即使被侵略,也不会开战”的心理取向。让这些人主导外交,卑贱的形象一定很清晰,不可能是挺直腰杆的外交。这些人不退潮,尊严何来?外交表达,既要让别人舒服,更要让自己人舒服,近几年,看到了重大转机。中国追求的不是“狼人外交”,应是“对等外交”。

  经济上,中国应该量力而行,互利互惠。所有的投资性交往必须都考虑互利互惠,无偿援助应当公开在先,不要做了好事,却得不到人家的一句感谢。比方说,给落后国家的贷款,起初是以贷款形式给对方,等到它们还不起时再免除,免除的那一刻有感谢,但过程没有感谢。与其这样,不如从一开始就声明是无偿援助,并且从一开始就强调只给予友好国家,与双方关系挂钩。近几十年,咱们做了很多好事,却没取得与之一致的好结果,策略上是值得反思的。

  层次上,应该含国内层次和世界层次。中国政府外交的分量过重,民间外交的影响过小。在美国,在欧洲,在东南亚,在韩国,只要是民主国家,民间游行都非常普遍,有些是针对国内政策,有些则是针对双边外交。针对外国的游行,一般因对政府外交的不满意触发,表面看,是对本国政府施以压力,实际上也是做给对方当事国看,通过施压本国迫使外国做出让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民间行动帮助政府获得谈判空间。

  世界外交层次关系,我不赞成中国主动跟美国脱钩的要求,只要中美不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中美关系就应该处在中国外交的顶层位置,美国再不好,它的实力和影响力摆在那里,中国真想繁荣强大,必须从它身上学习先进事物,必须以它为第一竞争对手来壮大自己。即使中美打一场硬仗,之后还是得挂钩。我坚持:中国要脱的是依附关系,不是钩。

  战略重心上,优先主权,然后才是世界共生。至少在二十年内,中国外交的优先目标都应是服务于国家主权,把台湾问题、南海争端、东海争端和藏南问题都解决好,实现真正的国家完整。先掌握好自己的命运,然后才可以关心全人类命运。这不是保守目标,二十年内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也就不愧对子孙了。当然,以服务于国内为主,并非不管国际事务,而是要评估参与国际事务的结果是否有利于主要战略目标的实现。

  最后,我还是想呼吁一下国人,不要迷恋那个“韬光养晦”了,不要被韬光养晦的所谓成果给误导,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再迷恋下去,就只能掏光养患了。时代在变,中国就得变,不变就是死路一条。不管喊四个自信还是四十个自信,不敢把自己跟强国平等化,那就不是真的自信。

 

  附言:

  网友们又陆续曝出多地官方宣传画刻意抹去毛主席像。我的看法是:意态混乱的源头就在这里,不是新问题,是积累性问题。

  写于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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