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晚，中国农业银行公布了三季度业绩：净利润2208亿元，同比增长3.03%，总资产突破48万亿元，年化净资产收益率10.47%。
这份漂亮的财报，使得农行股价年内飙涨近六成，成为A股涨幅最大的银行股。
当银行股在资本市场光芒万丈的同时，普通家庭的日子却显得格外拮据。
居民债务杠杆率高达64%，近8亿人负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因为还债而不得不削减基本生活支出。
银行的利润暴增和家庭债务的普遍上升，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是中国金融体系运行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银行的盈利逻辑，已经与实体经济乃至居民福祉脱节。
从农行的财报结构可以看出，利润增长的“秘密”并不在于贷款业务的扩大，而在于结构性的调整。
数据显示，农行前三季度净利息收入同比下降2.4%，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却增长13.34%，以接近700亿元的规模成为新的利润支柱。
这个转变说明——银行越来越少靠“吸存放贷”赚钱，而更多依赖理财、代理、支付、托管、基金销售等中间业务。
这种结构变化在短期内提升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却不能算好的现象，因为银行越来越像是一家巨型理财金融企业，而不是服务经济、驱动发展的脉搏。
(市场经济下)银行的选择，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贷款利息下降、信贷需求疲软时，银行选择把重心放在手续费与理财产品上，这对于银行而言是轻资本高回报的盈利结构变化。
但对普通家庭而言，却意味着金融成本的转嫁。
个人金融服务费、理财管理费、信用卡分期利息、财富管理产品手续费，这些纷纷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引擎。但在每一个金融产品背后，都藏着一层隐性的“抽成机制”。
内需不足的背景下经济尚未复苏，但银行这时候赚得盆满钵满，靠的不是企业投资扩大、家庭收入增长，而是金融服务的细化收费化。
银行的利润是账面数字的繁荣，居民债务则是现实生活的难以言说之痛。截至2023年上半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债务率超过众多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家庭债务率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欧盟，更是远超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2023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债务率，中国这一数据领先全球_計然財經
数据看着似乎也不算太赖，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同样的债务杠杆，在中国家庭身上造成的压力远远更大。
截至2024年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1239.64亿元，较2023年上涨26.32%。
麦肯锡今日发布的《中国金融业转型与创新系列白皮书》预计，2025年中国狭义消费信贷(消费金融)余额将翻番，从约15万亿元增至约29万亿元。
年轻群体尤其95后、00后成为增长主力。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的利息收入重要来源，就是这些消费贷款。
以上这些负债来源，又“恰好”与银行的利润来源相吻合。银行账面上的资产质量稳健，在另一面，是普通人家庭账本的收支失衡。
说到底，银行有钱而居民欠债，这个问题凸显出的是现在的流动性问题：钱在金融系统里打转，却进不了实体。
这就是为什么，银行的利润增长并非经济活力复苏的体现，而是金融体系“内循环”的结果。
农行总资产48万亿，同比增长11.3%;客户贷款增长8.36%;而同期中国名义GDP增速仅约4.5%。这意味着，银行资产扩张的速度远超实体经济。
也就是说，信贷扩张并未有效进入中小企业和居民消费领域。钱转来转去，就是转不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因为经济的良性循环不畅。
在这种时候，银行的“利润暴增”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泡沫：资产负债表看似在扩张，但资金其实不过是在体系内反复循环，并没有转化成生产性投资。
还需要注意的是，农行的利润部分来自“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这一项同比增长高达318%。
啥意思?通俗点讲，就是通过卖出债券、理财等金融资产获得的账面收益。再次看出来，这种收益并非来自实体经济创造的新增产值，而是“金融游戏”的结果。
银行利润的暴增与居民钱包的干瘪，本质上反映了一场静悄悄的财富转移。
银行依托垄断性地位和政策信用，从储蓄端低息吸收存款，再通过贷款、理财、债券投资、手续费业务实现高收益。
与此同时，居民部门却因为收入增长乏力、储蓄利率下降而面临“存不下钱、赚不到息”的困境。
这构成了一种典型的“金融剪刀差”：银行享受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低成本资金;但同时，居民却在负债端承担高利息、高费用。
这种结构长期存在，将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总结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货币政策的“金融化传导”。
过去几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目的也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但资金传导链条还是主要被银行体系部分截留——贷款门槛提高，存款利率下调，企业和家庭并未感受到货币宽松的“滋润”。政策红利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反而成了银行的利润。
第二，居民财富增长的渠道依然狭窄。
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形成稳定的财富分配机制。随着房地产下行，居民很难找到新的可靠投资渠道，钱只能被动回流银行体系。存款激增、利率下行，反而成为银行扩大投资和理财规模的基础。
也就是说，“大放水”主要成就了银行的利润，而没有缓解居民紧张的资产负债表。
如果银行利润增长脱离了社会财富的普惠分配，就会成为潜在的经济结构失衡风险。
真正健康的金融体系，应当是居民收入增长、企业盈利改善、银行利润同步扩张，而非此消彼长。
现在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还在欢呼“银行成了宇宙大行”，就有点缺乏金融常识了。
现在要逐步规范银行中间业务收费，防止过度依赖手续费驱动利润——银行的主要盈利还是应该回归信贷支持与实体经济服务本身。
当然，根本措施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与金融收益率。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应当通过税收减负、提升社会保障、资本市场扩容等手段，提高居民部门的实际收入与投资回报率，让财富分配更加均衡。
货币政策的宽松，也必须能够真正传导到中小企业与家庭部门，而不是只停留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这需要改进信贷考核体系，鼓励银行承担更大的普惠金融责任。
银行财报上的利润、资产和回报率，对应的是老百姓账本上的房贷、信用卡账单和孩子的学费。
当这正反两面数字的走势出现背离，金融体系存在的意义就需要重新正视：它们追求的不应只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财富的高效流动与公平分配。
绝不能任由这场“无声的财富转移”继续下去，这样的话，提振内需将无法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也难以找到活水，最终付出代价的将是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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