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二十五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艾思奇 (一九六四年三月)
第一次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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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辅导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
三、第二至第十六封信的概略讲解
现在讲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很短，是讲阶级问题的;大家都能看懂。要注意的就是关于阶级的学说，马克思以前已经有人注意到，这里面主要的是关于阶级学说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讲了三条：第一，它的来源是生产;第二，有个去路，有个来龙去脉;第三，将来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很短，但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讲得很深刻，很清楚。和修正主义有原则的区别，和资产阶级学说也有原则的区别。资产阶级学说：第一，不看生产;第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否认阶级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阶级消灭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封信，马克思讲到英国宪章党和他自己的关系。这里重要的就是，这些宪章党的主持人“相信我们是宪章党的唯一亲密的同盟者”(第22页)。别人要出钱买票才能参加的会，他是被邀请去的。下面讲那时大家不承认这点，他说：“任何时候我们都有权力来把历史已经归属于我们的地位重新抓住”(第22页)。工人运动、工人党，归根结底要马克思主义来领导，可能一个时候被机会主义者所影响，他讲法国侨民集团，法国人可能是指受蒲鲁东影响的人。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讲德国革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德国的一切事情都有赖于无产阶级革命要能够得到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那时一切就会很顺利……”。(第23页)这是他的工农联盟思想，这个思想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已经开始有了。他总结了拿破仑政变的经验，为什么拿破仑那样的流氓会做了皇帝?归根结底是靠法国小农的支持。那时候农民不认识无产阶级，对拿破仑有幻想，拿破仑解决土地问题，这实际上不是拿破仑的功劳，是法国革命的功劳，使农民得到土地。后来拿破仑成了领袖，农民以为是拿破仑的功劳，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的侄子)就利用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思想出来活动，做了皇帝。
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马克思就讲到拿破仑第三得到农民支持上了台，将来农民对拿破仑第三的幻想破灭;那时拿破仑的纪念碑就要倒了。农民就会支持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胜利。那句话就说明了这个意思。
第四和第五封信没有什么好讲的。第四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第二段开头一句话：“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白地显示着我们的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联系的见解的正确性(第24页)。第五封信也是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的生产手段决定劳动组织的学说，能够有比在杀人工业里所有着的还更辉煌的确证吗?”(第24 页)。
战争是政治的尖端表现，战争的主体——军队，把社会的矛盾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在军队里特别会首先表现出来。这是这两封信的中心意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队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战争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所以，军队里特别突出地能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如果联系到现在来说，为什么现在解放军总是走在前头呢?这是有道理的，当然人民解放军首先是有党的领导，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学习。联系这个问题来考虑，军队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走在前头。
第六封信，是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库格曼的，这封信很重要，我们现在研究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很值得参考。我提出几段大家注意一下。
第27页，第三条开头一句：“由于还在他进行宣传工作以前，我就从伦敦这儿向他详细地解释过和证明过：要对‘普鲁士国家’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的干涉——这是荒谬的见解”。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和封建势力妥协，要用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干涉它，使它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变，那是荒谬的见解。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当时就争论这个问题。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反，他想去于涉、勾结普鲁士政府，幻想普鲁士政府可以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他投降了普鲁士政府，投降了俾斯麦，出卖了工人阶级。但他说是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干涉，这是表面的借口，是错误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和平过渡就是这样的思想。什么叫和平过渡?在现有政权下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结构改革，现有政权可以改变为社会主义!拉萨尔早有结构改革的思想，马克思早已驳斥过了。
下面揭露拉萨尔的背叛，他和俾斯麦签订了条约。拉萨尔刚死的时候，马克思并没有揭露这点，有种种的原因;他和拉萨尔还有点友谊，有个伯爵夫人苦苦哀求，写了申诉信。伯爵夫人受了拉萨尔的帮助，对拉萨尔有好感，在拉萨尔死后，写了申诉信，替拉萨尔说好话。马克思、恩格斯觉得应该参加到《北极星》杂志里。这是拉萨尔派主持的，想参加进去影响他们。由于这些原因，暂时没有揭露他，只写了个声明。但后来《北极星》派捣乱， 所以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把他的底交出来了。
这封信还有一点，第29页这一段很重要，这是讲拉萨尔犯错误的原因，为什么会叛变工人阶级的原因：“拉萨尔走上了这条歪路，是因为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的政治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政治家。米克尔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客，拉萨尔是学资产阶级政客的，是现实的政治家。
我要特别提起大家注意，赫鲁晓夫经常讲现实性。去年年底他接待合众社记者，发表了谈话，甚至这样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乐观主义的基础就是现实主义。他不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现实主义，乐观主义就是一种世界观。赫鲁晓夫要说这种话的原因，就是想把话说得使资产阶级喜欢听，因为资产阶级经常讲现实主义。戴高乐是现实主义，肯尼迪是现实主义，资产阶级政客喜欢讲现实主义，赫鲁晓夫也跟着讲现实主义，甚至说是我们世界观的基础，他是为讨好资产阶级而说这个话的。同时说他的世界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什么东西?现实主义是实用主义的代名词。他是政客，要从政治上考虑，要用能更普遍影响人的名词，所以叫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政客的现实主义，赫鲁晓夫嘴里讲的现实主义或现实态度，都是实用主义。
拉萨尔这种行动中也表现了实用主义，这点马克思也有揭露。“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习惯于只看见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作为‘现实性’的利益”(第29页)。所谓现实，就是习惯于看到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现实的利益，就是眼前利益。实用主义的特点就是眼前利益。下面说：“也因为这个阶级在事实上甚至于对封建主义也到处进行了妥协”。一个是为眼前利益，一个是对环境采取妥协态度，应付环境的态度，这不完全是实用主义吗?那时候没有实用主义的名词，但已经有了实用主义。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实用主义。
这一段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下一段还讲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卑劣的‘现实的政策’，—它使德国资产阶级忍受了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九年的反动并对民众之被愚弄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第30页)。现实的政策就是这种政策，肯尼迪耍和平手腕，这是他的现实政策。戴高乐的现实政策承认中国，这当然好了，从中国方面说，是中国的胜利。但从戴高乐方面说，他的现实政策有他的打算。一方面承认我们，和我们搞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和我们斗争。不过现在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大，所以对我们在友好方面讲得多点。对资产阶级的现实政策，是不能不警惕的，因为它主要是谈眼前利益，为着眼前利益，可以搞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但它只是暂时搞点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决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进一步来剥削人民。如果你不注意，就要上当，就要被愚弄。它刚承认我们，就向蒋介石致敬，如果我们不公开宣传不承认两个中国，它也就不会那样快的想办法对蒋介石方面施加压力。蒋介石撤回大使，和法国断交，是因为富尔的一个谈话;当然富尔是代表戴高乐的，他公开讲蒋介石政权不能代表政府，只是一个个人的政治代表，这样蒋介石政府吃不消了，就主动断交。
我们平常看到资产阶级讲现实的政策、现实主义觉得还有点好，它现实了嘛。我们有时讲反映现实，这是革命的反映现实，用革命的态度反映现实，和现实主义不一样。名词有点混淆，听不出问题来，要在哲学上加以揭露。上一次我讲实用主义，对这点没有很好地展开来讲。
这篇文章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讲现实的问题是好几种。在31页上说：“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但他们是‘现实的政治家'”。“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这是客气话，也许他们主观上想搞社会主义，但他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想就现存的条件来作打算，而不愿意让米克尔独占‘现实的政治家’的特权”。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政客争风头，和资产阶级搞和平的竞赛。也许他们真心想将来搞社会主义，但他们现在要和资产阶级比赛，要学资产阶级。也许赫鲁晓夫脑子里想将来搞共产主义，可以作为他主观上想搞共产主义、马克思对施维泽尔就是这样的解释。也许他将来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在要向资产阶级学习，要向资产阶级争地位，要作官。
“他们知道，在普鲁士(并且也在德国其他地方)工人的报纸和工人运动是只能在警察允许之下存在的”。他们明明知道这点，“因此他们就想来顺应当前那样的环境，想不去刺激政府，等等”, 不作非法活动。“全然就像我们的‘共和主义的’现实的政治家一样地‘接受’霍亨索伦族的皇帝”。(第32页)。资产阶级现实的政客向封建皇帝妥协，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现实的政治家”向资产阶级投降。
第32页倒数第一段也讲了这个问题，拉萨尔的信徒和马克思作对，举出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极端愚蠢地生怕失掉自己的影响”，患得患失。“第二，他们知道我是公开反对德国人所谓的‘现实的政治家’的。(这是这样一种‘现实性’，它使得德国远远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第32-33页)所以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公开反对现实主义。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问题。
第七封信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第一封信是批判蒲鲁东的理论，这封信是反对蒲鲁东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破坏行为。
第一段有两句话可以注意一下，“我有意地限制了它的论点”, 马克思给第一国际搞纲领，在日内瓦会议上，他的纲领有意识地把论点加以限制，不要搞得太高，“使它们可以取得工人们的直接的同意和共同的行动，并且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把工人们组织成阶级的需要提供直接的营养料和推动力。”(第34页)。根据工人阶级现在的情况，把自巴的革命论点稍微限制一点，这不是原则上取消，是按照工人现在能接受的程度。这不是应付环境;应付环境是应付资产阶级。这不是应付资产阶级，是为了提高工人，根据工人阶级现有的水平来提高它，最大限度地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他的目的是把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搞的纲领就要做到这点。
要团结最大多数。毛主席讲得更形象了，毛主席又发展了，组织群众，搞群众运动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怎样争取?就是靠你的政策、纲领。纲领、政策不好，路线不好，就争取不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革命必须依靠这样的力量，因为这样，就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是什么态度?这里面有描写：“他们傲慢地对待一切革命的、也即是从阶级斗争本身生长起来的行动，傲慢地对待一切集中的社会运动，也即是那些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如像劳动日的法律上的规定)来加以贯彻的运动”。(第34页)。他们是反对政治运动、反对集中的社会运动的。第一封信讲到蒲鲁东轻视政治，认为只要靠头脑的转动，就可以使世界转动。蒲鲁东不向社会求诉、不向国家求诉，意思就是说，不要解决国家问题，不要解决政治问题，只要去解决一般社会问题就行了。不要集中地解决社会问题，只要零碎地解决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政治问题，就是集中起来解决社会问题。阶级斗争、各种运动，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政治运动，也是目标在于夺取政权的运动，至少是为国家问题斗争的运动。政治和国家分不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怎样集中?集中到国家问题上。政治问题的核心，是国家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就是夺取政权问题，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政治运动就是要夺取政权，国家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核心。蒲鲁东的根本错误，就是不向国家问题去求诉，以为撇开国家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只要直接去处理一件一件的社会问题，就算是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这封信主要是反对蒲鲁东这种观点。
下面还有句话可以注意：“借口自由，借口反对统治权或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安静地容忍了并且容忍着最可耻的暴政”。(第34-35页)对暴政一点不关心。“在事实上只是宣扬了由蒲鲁东主义所观念化了的普通的资产阶级经济”，“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现在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作对，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搞他的个人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者搞个人主义，但对一般群众，他又要搞权威主义。
第八封信是讲经济学，这封信在这里，逻辑上是插进的东西，不过历史顺序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讲经济学，所以不一定要多研究。
有两点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点，就是关于按比例分工规律的问题。“同样地谁也明白，为要产生出与多种多样的需要的量相适应的物品的量，就必须有多种多样的，在数量上确定了的社会综合劳动的量”。有多少物品，就要有多少劳动。下面一句比较重要：“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的必然性，决不会在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之下被消灭，能够变更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第36页)这句话值得研究。就是讲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发展是必然现象。自从有劳动分工以后，整个来说，劳动就要按比例分配，整个社会劳动的发展也要按比例发展，这是必然的，是带支配力量的总的趋势。问题就是形式不同。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是要通过危机来解决的。因为它是一种无政府生产，所以不会有意识地来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个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比例大大破坏，结果发生危机。在危机的调节下，比例有适当的恢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采取有计划的形式，比较自觉的形式。
这句话讲形式会变更，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盲目的，被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社会，则能比较自觉地掌握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不一定能立刻百分之百地掌握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我们搞了十几年，是不是能完全掌握?我们的方向是要掌握，是要运用这个规律，但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掌握。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意识地要去掌握这个规律，主观上有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至少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还不能完全体现这个规律，我们的计划并没有百分之百的体现这个规律。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中间还有许多盲目性，特别是最大的比例，工农业的比例长期不自觉。毛主席看的最早，一九五三年就提出工农业并举， 一九五九年着重讲农业为基础。这样才开始更正确地认识到这个比例。从五九年提出农业为基础，到全党了解农业为基础还有几年的距离。大家了解了，实践上完全贯彻了又要有个过程，所以说还有距离。我们掌握规律，要经过反复实践，中间要有差错的问题，只要方向是这样，就是社会主义。
这段话是比较重要的。
后面讲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问题。这里面讲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理论的历史终归证明了，价值关系的理解经常总是同样的，不过有时比较明确些，或者比较模糊些”。人对价值的理解，不管是哪个国家，总是不谋而合的，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人的思想会一样呢? 这是“由于思维过程本身是从特定的关系中成长起来，它本身就是自然的过程”(第37页)。因为它要反映它的自然过程，它有它的自然规律。“因此现实地理解着的思维只能是同样的，不过随着发展的成熟性的不同，特别是随着思维器官的发展的不同，而有着程度上的差别罢了”。(第37页)不承认天才，这也是片面的，有天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天才不可以学，不能完全学到，也可以接近。上高山不一定能完全达到，往那里走去，总是一天一天接近。马思、恩格斯，我们要学习，还是可以接近的。思维反映存在，所以只要存在条件一致，思维也是基本上一致，只有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没有来往，可是两个社会的思想本质上一致。所以，真理只有一个，对价值的正确理解只能有一个，离开这个就是错误的。
下面批判，“庸俗经济学者一点也没有认识到，现实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的大小是不可能直接成为同一的”。大家学过经济学，就可以不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要点就在于，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第37页)。苏联就是要放弃这种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事实上他也没有调节，赫鲁晓夫上台十年就是盲目指挥，到处碰钉子。“合理的东西和具有自然的必然性的东西，只表现为盲目地作用着的平均数”(第37页)。资产阶级社会里，合理的东西、必然的东西，只是在不断被动的过程中作为平均数表现出来。只要有反复的实践长期的确切的统计，就可以摸索出它的规律来。
研究经济学比较不容易，要研究各种统计，而且要研究长时期的统计。《资本论》里常常出现几十年的统计，一个一个的表，用这些统计来证明规律。搞经济学一定要掌握长期的统计才行。搞一般的社会规律也要这样，只看眼前不行，要看几十年的统计。只看眼前是庸俗经济学，赫鲁晓夫就是庸俗经济学者，在哈萨克开荒就是两年增产，一点东西就高兴得冲昏头脑，立刻作出结论。现在十年了，十年再一看就很清楚了。没有十年以上的统计，就看不出规律。
一般看问题也要这样，往往有这种人，看问题只看现在。我们有时候只看现在一时困难了，就以为规律就是困难的规律，一时好了，就以为好得了不得。毛主席经常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在得到胜利的时候指出困难。一九五七年是我们胜利的时候，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风平浪静的，没有一点困难，是很不合理的幻想。那时候很多人头脑发胀，看不到困难，这当然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但有经验主义的味道。这种经验容易改正，因为是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要经过学习就了解了。
“庸俗经济学者却认为，只要他针对着内部关系的揭露而自负不凡地提出反对的主张，声明事物在现象上是另外一回事，这就算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了”。(第37-38页)庸俗经济学就是想用表面现象反对内部关系的科学。我们说，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变，他说肯尼迪很明智，艾森豪威尔关心和平，用表面现象掩盖事物的本质，反对我们揭露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这里批判的是庸俗经济学，我们批判的是赫鲁晓夫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
下面的话很好：“事实上他所引以自负的，乃是在表面性面前匍匐献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东西。”(第38页)马克思最反对这种对科学危害性最大的观点，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下面两封信是讲巴黎公社的，又回到阶级斗争了，这是国家问题了，用不着多少解释。
第九封信有一段话说：“如果你看一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是主张最近法国革命的意图不能像从来那样把官僚的军事机构由一双手转递到另一双手，而要打碎它，而这也就是大陆上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前提条件。”(第39页)打碎国家机器，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和修正主义针锋相对，这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十封信可以注意的，是关于哲学问题。第二段是讲偶然性的问题。他认为偶然性在历史上还是起作用的，不过不起支配作用。“这些偶然性本身当然要作为组成部分而进入一般的发展进程中，同时又为另外的偶然性所抵消。但事情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第41页)。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群众要起来革命，但眼前由于偶然原因，有重大困难。巴黎公社时普鲁士军队站在巴黎门口镇压革命。这怎么办?马克思说只有两条路，看哪一条好。“因此他们就逼使巴黎人在二者之间择一：或者接受挑战而进入斗争，或者就放弃斗争”。(第42页)革命形势面前出现严重困难，你究竟是勇敢地斗争，还是放弃斗争?马克思是主张勇敢斗争的，他说：“在后一种情形下面，工入阶级的道德败坏，会比随便几个领导者的牺牲更是极大的不幸。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第42页)如果放弃斗争，那就是工人阶级的道德败坏，坚决斗争，可能失败，可能牺牲几个领袖， 但牺牲几个领袖也是值得的，工人阶级的道德精神大大振奋，可以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宣布，工人阶级敢于作这样的事情，可以作这样的事情。巴黎公社失败了，公社万岁，有了这个先例，就可以从中取得经验。像右倾机会主义者，胆小鬼;不敢斗争，或者失败以后，垂头丧气，像普列哈诺夫那样，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是道德败坏。这和赫鲁晓夫也是针锋相对的，赫鲁晓夫说，革命不是为了死，即使是壮烈地死去，也不值得。还说：“我们根本不打算死，我们就是要活着”。他认为壮烈的死，都是不值得的，而马克思的看法却相反，认为牺牲几个领袖不要紧，比放弃斗争值得，英雄地死，比跪着投降有价值。英雄地死去，对历史作出了贡献，创造了历史。
下面讲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第42页)这是直接夺取国家政权的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前面的阶段是准备夺取政权，以前的直接行动只限于向国家要求立法，要求八小时工作，没有到直接打碎国家机器的阶段，“尽管这一次的事情并不曾直接有所成就，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重要性在于新的出发点却仍然争取到了”。(第42页)这是新的出发点。
毛主席的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思想，马克思早已经有了。
第十一封信，是马克思给波尔特的，这是反对巴枯宁的，反对宗派主义的。第十二封信也是反对巴枯宁的，恩格斯更具体地揭露了巴枯宁的破坏过程，马克思主要是在理论上讲到宗派主义应该反对。
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国际的创立，是为着要用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真正的组织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宗派”(第43 页)。要有一个能进行阶级斗争的真正组织。这个话用到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也是很好的武器。马克思特别讲到反对宗派主义的必要，在工人运动成熟的时候特别需要。在工人运动没有成熟以前，那是准备阶段，出现各种宗派是不可免的，成熟以后，就应该统一起来，真正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宗派主义的分裂。不是不要分裂，有了宗派主义，就要和宗派主义分裂。宗派主义的分裂阴谋、破坏阴谋要揭露，要坚决反对。
第二段说：“国际的历史，也正是总委员会对于宗派的不断的斗争，正是对于那些企图在国际本身内部巩固起来来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第43页)宗派还会巩固起来，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这是一种浅薄的尝试。这都可以联系现在。
下面有一段，讲到蒲鲁东主义在巴黎开始很占优势，法国是小资产阶级国家，小农多，蒲鲁东主义很得势。后来集体主义发展了，后来终于与他们相对形成了实证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集团。那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已经主要搞集体主义。实证主义就是注意一下实际要求。工人阶级要求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进行斗争。
下面讲，巴枯宁的话是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我们“三评”引了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毫无所知，但作为阴谋家倒是很有本领的。我这本有点出入：“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是个零数，那么,作为阴谋家倒是符合他的本性的”。(第45页)宗派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搞阴谋活动。[注：想起毛主席晚年的铮铮之言：“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编者注]
第45页最后一段，讲到什么是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一切的运动，一切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反对统治阶级并力图通过‘从外面的压力’来战胜后者的运动，都是政治运动”。(第45-46 页)政治运动，是整个阶级对整个阶级的斗争，通过外部压力，这不是说纯粹是外部斗争，是人家说的话，用外部压力战胜后者，这里有国家斗争、政治斗争的意思包含在内。
下面解释经济运动，是个别工厂中、个别工业部门的斗争。下面说：“相反地，如果运动的目的是在于要强迫发布关于八小时劳动日的法律，等等，那就是政治运动”。(第46页)政治运动是要整个阶级动起来，强迫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让步，这就是政治。发布法律等等就是国家问题，虽然没有推翻国家，但要变成国家法律。政治运动，归根结底是要涉及到国家的。
下面说：“这样，从工人们的分散的经济运动中到处成长着政治运动”。(第46页)分散的经济运动集中起来，成为全阶级的，就是政治运动。经济斗争变成集中的东西，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围绕国家问题的集中斗争，就是政治运动。
下面说：“成长着力图把自己的利益用普遍的形式，用对于自己的社会具有强制力量的形式实现出来的阶级的运动”。(第46页)政治运动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变成普遍形式表现出来，变成全社会的强制力量。靠什么强制?靠国家力量。政治运动如果没有这种形式，工入阶级不是要去把自己的力量普遍化，不是要使它成为全社会带有强制性的，就不叫政治运动。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就是蒲鲁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对集中斗争的强制力量的。
最后还讲这个问题：“在工人阶级还没有把自己的组织发展到足够开始向统治阶级的集体的权力即政治的权力举行决定性的攻击的地方，他就需要时时刻刻在这方面从事准备”。(第46页)工人阶级要准备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进行攻击。下面说：“为此就要不断地进行反对这个权力的宣传鼓动，就要对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工人阶级经常要把自己的纲领和统治阶级的纲领对立起来，而不是要混淆起来。你不对立起来，就没有办法教育工人准备对资产阶级进行总有一天要来到的集中的攻击。修正主义恰恰相反，就不愿意对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不愿意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相反地，要替它涂脂抹粉，向它妥协。意大利就是这样，要在现有的宪法下进行改革。丹吉完全是个叛徒，把尼赫鲁的纲领当作自己的纲领。马克思说：“要不是这样，工人阶级就会被后者所玩弄”。不这样，统治阶级就可以玩弄工人阶级，修正主义者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生怕刺激资产阶级，总是希望说出话来资产阶级喜欢听，连哲学也要说得资产阶级喜欢听。资产阶级说现实主义，他也就说现实主义。资产阶级讲马赫主义，他也跟着讲马赫主义。马赫主义是列宁所驳倒了的，所以不敢公开跟资产阶级教授走，没有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教授的哲学。苏联也不是绝对没有，有人就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哲学太宗派主义了，否定一切。不敢说用资产阶级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不敢，可是采取另外的方式，跟着资产阶级政客的屁股后面跑，资产阶级讲现实主义，也跟着讲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帮助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他自己也玩弄无产阶级。
第十二封信是一些具体的揭露，可以不讲了。
开头一段着重讲到巴枯宁主张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罪恶来自国家，所以要根本反对国家。这封信主要是指出这点，其他都是一些具体历史，就不讲了。
第十三封信，是恩格斯给倍倍尔的，是讲党的统一问题。党的统一、党的分裂，是统一和分裂的辩证法。有许多话在“七评”[指“九评苏修”的前七篇文章，可以阅读【强烈建议大家收藏本文】“九评苏共中央信”合集——编者注]里都引用了，因此用不着多讲、只是提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三段有一段话很重要：“依照许多经验所证明了的我们的意见，宣传方面的正确的策略并不在于要从这里和那里去夺取敌人的组织成员中的个别人物和集团，而是要去影响广大的、尚未被吸引到运动中来的群众。一个由我自己从荒地里找到的新人，比十个常常要把白己的不正确的观点因素随身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投诚者更有价值”。(第57页)这段话很重要，就是我们宣传的对象主要是什么，政治上联合的对象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面向广大群众，不是某个团体里个别的头子、某些领袖，那些人物和我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当然也要争取，也有一定的好处，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去影响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修正主义者就是想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去拉关系，赫鲁晓夫就是专门和修正主义领袖拉关系。去年开反对氢弹原子弹大会;赫鲁晓夫的代表就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勾结起来，反对共产党。你能在群众中找到一个真正觉悟了的工人，比十个经常和我们闹意见的头子要好得多。这是马克思主义面向群众的观点。
你看，甚至说：“如果能做到仅仅吸收群众面不要地方的领袖，那也还行。遗憾的是常常要附带地接受一大堆这类的领袖，他们不是由自己过去的观点联系起来，就是由自己过去公开的主张联系起来，并且他们首先总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原则，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反倒宣传着真正的拉萨尔思想。”(第57页)他想证明社会民主党宣传拉萨尔思想，这是指巴枯宁。巴枯宁反对马克思，把马克思和拉萨尔拉在一起，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事实他根本不管。他参加国际的领导，经常要证明他的对。不要姑息这些人，这些人捣乱太厉害，分裂出去没有什么了不起。
下面一段有些话就是“七评”引用的。“不要因为关于‘统一’的叫喊声而把自己弄迷惑了。那些最喜欢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的人，恰恰就是挑起纠纷的主要角色;目前瑞士尤拉的巴枯宁主义者们正是这样，他们是所有的分裂活动的挑拨者，却对于统一比一切都叫喊得更厉害”。(第57页)赫鲁晓夫对统一叫喊得最厉害。这一段最后一句说得非常重：“这就是为什么最顽固的宗派主义者和最喜欢播弄是非的人以及最卑劣无耻的人在一定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声音叫喊统一”。(第58页)
对待这些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下面一段讲了，捣乱很厉害的人，群众也知道他捣乱了，就是说分裂已经成熟了。我们要不要调和?恩格斯说：“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协调的态度，如果我们抹煞了已经成熟的裂痕，结果会像什么呢?宗派主义者，也就是巴枯宁主义者就会获得更多几年的时间，来借着国际的名义做出更多的蠢事和丑事来”(第59页)。到裂痕已经成熟的时间，要来调和，结果只有让坏人多做一些丑事、蠢事。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说停止论战?就是希望多延长几年，多做点丑事。这样会有什么危险呢? 危险很大。他说：“最发展的国家的工人们，会要因为不满而走开”。搞丑事的人在这里，真正觉悟的工人要走开。“气泡不会裂，它会因为受到针刺般的伤害慢慢卷缩起来，而最近将来的大会——在那里，危机一定会要发展起来一一将会变成最庸俗最丑恶的个人间的内哄”。现在妥协，将来闹得更厉害。“因为原则在海牙已经被牺牲了”。原则已经牺牲了，将来闹得更坏。"这样一来，国际就要在实际上遭到破灭，为了统一而‘破灭’”。(第59 页)想统一、结果整个国际都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分裂出来，或者把右派领导打下去，不这样作，统一就完全垮台。
第60页第三段很重要，也是讲分裂问题的。这里引了黑格尔的话，他讲辩证法有些好东西：“此外，老黑格尔就已经说过：党是这样来证明自己的生活力量，它走向分裂，并忍受得起分裂”。经过分裂，还能更团结。“无产阶级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种种的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不愿意再前进的人们堵塞着道路。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实际上到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党的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辩证法：团结是以各种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团结是以分裂来实现的。“这些分派相互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古罗马帝国处在最严重的被迫害时期的基督教宗派那样”。基督教最初是奴隶，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宗教，在纪元第三世纪以前是被压迫的，由耶稣诞生二三百年间是受压迫的。那时基督教为了团结抵抗罗马统治者的压迫，内部常常要闹分化，因为有些人被收买了。十二门徒里有个犹大，得到三十元金币，就分裂出去，把耶稣出卖了。以后十一个门徒继续团结起来，一直搞了几百年，后来到第三世纪，罗马一个皇帝用各种压迫、收买的办法，杀的杀，有一部分收买了。这个皇帝叫君士坦丁，把所有拉拢了的基督教的头子，开了个宗教会议，承认基督教为国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以后，基督教变成统治阶级的教了。
这一段讲的是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团结总是通过分裂发展起来的。不断地巩固团结，不断地发展团结，但同时又不断地分裂。把坏东西分裂出去，团结就能进一步巩固，进一步发展。从前修正主义分裂出去，后来丹吉分裂出去，以后还有什么人分裂出去还要看斗争。分裂不分裂，在于改造不改造，向好的方面改造，就可以不分裂，坚持坏的东西，总归要分裂。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恐怕没有希望，恐怕总归是要分裂出去的。我们还有策略，说要分裂，不是马上和赫鲁晓夫分裂。但要看到这个趋势，看到一分为二，不要那样害怕，不要那样大惊小怪。如果有一天分裂来了，就分裂，如果能不分裂，就不分裂，容忍到一定程度，非分裂不可，就分裂。容忍的目的就是要争取一部分人，改造一部分人。有些人跟修正主义走是可以觉悟的，是被迫的。周总理到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作东欧的工作。东欧也不是不能一分为二的，就是苏联也是一分为二的。所以在一定的时候容忍，就是要作工作。你主动的分裂，太快了也不好。要经得起分裂，愿意分裂就分裂，但也不要时机不成熟就分裂。群众还没有了解的时候，修正主义还没有彻底孤立的时候，你提出分裂就脱离群众。可是，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分裂是必然的，团结也是必然的。分裂和团结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是对立的统一，一切都是一分为二。有人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也一分为二，当然会一分为二。既然根本理论是一分为二，当然它本身也是一分为二。问题是怎么分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革命性，一方面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有普遍真理，有具体实践，这也是一分为二。革命搞过头了，也会忘记科学性，太注意科学性，有时候就忘记了革命精神。我们有些搞理论工作的人，在搞理论批评的时候，纯粹搞理论批评，忘记了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些打击。要统一起来，要能结合。这个矛盾结合好了，就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得不好，就会出偏差。偏差很大，就会变成错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会分出反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外来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分裂出来，分出修正主义，分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没有结合。这个矛盾没有结合得好，只注意到普遍原理，忽视具体实践。结果普遍原理变成空的，变成教条主义。现在的教条主义不是这样，现在的教条主义根本没有普遍真理，机械地搬外国的现成的纲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辩证法会不会一分为二?也会一分为二。这也是普遍原则和具体运用的问题，把普遍原则具体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是真正的辩证法。只讲普遍原则，算不算辩证法?只是嘴里讲一点，没有运用，这还不是教条主义?所以辩证法是不是有条件，就这点说，是有条件。作为真理性，一定要把普遍原则用来分析具体问题，真正掌握辩证法。讲辩证法是为了要掌握它，要把辩证法学到手，要能用它分析具体问题。这是讲辩证法是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说过了，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说的。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规律，仅仅这样讲，算不算讲辩证法?我看还不算。讲辩证法，引证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引证大量的毛主席的话，可是思想可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思想。引证也是要的，但引证的目的是为了把它拿来具体运用。如果我讲辩证法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你们提出那个间题，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不一分为二的，那我就没有辩证法，只是嘴上讲辩证法，不敢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承认对立统一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承认这个规律就要肯定这个规律在一切问题上都能运用，问题是它的转化方法不同，转化形式各种各样，但原则到处都可以运用。问题就是要具体解释。
第十四封信也是关于国际问题的，是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这封信主要是讲国际为什么会有分裂。分裂的发展有一个原因，有的时候得到一个胜利，就会发生这种问题，“第一次巨大的胜利就会要破坏这一切派别之间的天真的合作。这样的胜利就是巴黎公社，它无疑地是国际的精神的产儿，虽然它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国际直接的推动;这样，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国际对于公社是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的。当着国际因为公社的关系而成为欧洲的道德力量时，这时纠纷就开始了。每一个流派都想为着自己来利用这次胜利”。(第61页)到得胜利以后，就要警惕会发生的困难，这是很好的经验。恩格斯总结了这个经验，每次胜利以后搞得昏头昏脑，如果不警惕，错误的东西就会发展。在胜利中，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会有，想来利用胜利的结果。如果不注意困难，不辨别是非，就会搞得一塌糊涂。第一国际分裂的发展就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在巴黎公社以后的第二年，巴枯宁实在闹得不成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只好把他开除出第一国际。
这封信也讲到第一国际的解散，讲为什么要解散。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不同，它是各种各样思想集团联合的、各党各派联合的统一战线。第三国际是共产党联合，第二国际是社会民主党联合。第三国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占领导地位，但它不是统治的，有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等。它是一种旧形式，这个形式经过了巴黎公社，它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它的形式过时了。特别是巴枯宁开除以后，马克思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时需要一个新形式，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统治的党，但这个党在那时不是成熟的。这里讲了它不成熟的原因。
“在十年的期间国际支配着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奠定将来的方面，它很可以自傲地来回顾自己的工作，但它已经历过了自己的旧的形式。要想像旧时那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即建立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党的联盟，那就必须要有普遍的工人运动的压力，像一八四九至一八六四年那样”。(第62页)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有一个低潮，资本主义有个和平发展的时期， 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在这种低潮前面，组织国际，群众基础不成熟，过了十五年，恩格斯才组织第二国际，工人运动才慢慢恢复起来，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那时德国工人运动是中心。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成立，一八九九年修正主义大举进攻，十年就堕落了。第三国际是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三年，第三国际的寿命很久。说明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期是革命战争时期，是帝国主义垮台时期。第二国际时间短，就是在资本主义稳定的发展时期。到了二十世纪，帝国主义走向崩溃，革命高涨，所以第三国际一直保持它的精力，保持它的革命性。
现在没有国际了，恐怕也会出现一个国际，现在实际上有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中现在出了修正主义。一九五六年出了赫鲁晓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没有倒，还是有人坚持，不像第二国际有个时期几乎全面垮了，就是俄国有列宁坚持。社会民主党还是一部分，列宁的处境比我们困难得多。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国家，有许多国家站在一起，一开始形势就很好。有些人认为我们孤立，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出修正主义的时候，同时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修正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东西，还是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搞起来的。现代修正主义，真正主力是赫鲁晓夫集团。
第十五封信，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修正主义(那时是修正主义前身;不叫修正主义)，有倍倍尔等三人在苏黎世作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非常生气，发一个通告反对他们。这一封信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联系。
修正主义和拉萨尔派有点类似，我们还是提出几段，大家注意一下：
三人宣言和拉萨尔主义是一致的，在信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特点。第64页上说，“照这些先生们的意见，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为真正的人类爱所鼓舞着的一切人’的全面的党”。这里有赫鲁晓夫的观点。“为着证实这一点，它就应该首先断绝粗糙的无产阶级的热情，并在有教养的和具有慈善心情的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来‘获得优良的口味’和‘熟习优良的语调”。(第64-65页)赫鲁晓夫自己没有本领说出充满资产阶级优良的语调，就拼命学习资产阶级的优良语调。“那时，某些领袖们的‘不漂亮的风度’就要让位于修养良好的‘资产阶级的风度’(好像这些人们的外表上不漂亮的风度，也不能不算是他们该受斥责的很重要的东西)。那时很快就会出现，许多来自有教养的和有财富的阶级中间的多方面的人物。也就是必须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便使鼓动工作获得显著的胜利’”。要把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吸引到这边来，赫鲁晓夫现在不能公开地把资产阶级吸引到共产党里来，不能公开地把社会民主党吸引到共产党里来，实际在那里拉拉扯扯。东欧有些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合并起来的。他以为这样才能获得显著的胜利。“德国社会主义是‘过多地重视了争取群众的意义，并因此忽视了所谓上层社会中间的强有力的宣传工作’”。(第65页)
下面一段，他有句话很重要：“一句话，工人阶级没有能力亲手争取自己的解放”。修正主义者不相信工人亲手解放自己，要靠别人解放它。“其次呢?不应该有任何需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想法，一只需要用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第65页)只要宣传共产主义吃得好，桌子上有丰盛的盘子，资产阶级就可以吸引过来了。
下面一段说：“既然我们希望争取社会的上层，或者即使是争取其中对于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那我们就要注意使他们不至于受惊”。(第65页)怕资产阶级受惊!毛主席说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老虎不管你刺激它也好，不刺激它也好，就是那样。修正主义就是怕刺激它，毛主席思想就是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
还有精彩的，第67页第二段最后一句话：“消灭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和‘一切独立的人们’‘不至于害怕来和无产阶级携手’。 然而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受到了愚弄”。像修正主义那样，主张眼睛向上层。发动群众消灭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不至于害怕，让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很高兴，这样愚弄无产阶级。反修正主义，可作的文章很多，“七评”没有作完，这些都还没有写进去。
下面还有一段讲到修正主义者的实用主义：“‘人们应该了解’，我们(这是替苏黎世三人说的)并不想‘拒绝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尽可以放到以后的年代来做，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精力都要用来争取达到一定的，十分切近的目的，这目的是在我们能够开始考虑实现更进一步的任务之前，无论如何先要达到的’”。就是一个十分切近的目的就够了!”这样一来，‘现在被悬得太远的要求……所骇退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群众，就会开始来和我们联合了”。 (第67页)不要用远大的目的吓唬人，不要树立共产主义旗帜。可以暂时摆一摆，可以口头通过，但实际上不做。
下一页，反驳修正主义的主张：“用不着拒绝纲领;不过应该把它的实现搁置……到一定的时候，接受它，但实际上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要在自己生存的期间来追求它，只是为要做成遗嘱来交托给儿子和孙子”。(第68页)现在不干共产主义，只搞眼前的利益，等儿子、孙子来搞，我是主张共产主义的，你们去搞好了。“目前则把一切力量和一切精力都用到种种细微末节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方面，借此表示自己多少总算做了些事情，而同时又不至于使资产阶级受惊”。(第68页)这些都和现代修正主义一模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描写得非常生动，对修正主义、对机会主义描写得深刻。
第68页第三段：“在我们而前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那时，机会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宣称，说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革命地位所激发，可能‘走得太远’了。不是要坚决的反对立场，而是要到处调和;不是要对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要设法去劝说他们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不是要对从上而来的压迫进行忿怒的反抗，而是要温驯地低首下心，承认应该受罚”。承认应该受压迫!
下面一页，揭露了机会主义的虚伪，第二行就讲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在纸上也承认这斗争、因为它已经不是可以随便否认的事情，而在实际上都来掩盖它，抹煞它，减弱它”。就是在纸上也承认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掩盖它。“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党，不应该引起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仇恨，或者一般地不应该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就不符合人性，就是好战，就是想用世界大战推进革命。但我是主张斗争的，帮助被压迫人民进行斗争，赞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和平共处也是斗争。但如果真正要斗争，就说你是好战。这一段很精彩。“它应该首先在资产阶级所害怕而在我们这一代又不能完成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是最好让它把自己的全副力量和全副精力用来实现那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补缀，这样来巩固旧的社会制度，也许借此还能将那最后的灾祸转变为渐进的，一点一滴地实现的、尽可能地和平的蜕化过程。这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煞有介事地注重实际的伪装下面，不仅仅自己什么事也不做，而且还要企图妨碍所有不属于空谈的事情的出现”。(第70页)他们的思想是庸俗进化论，希望一点一滴地渐进的变化，实际上是要巩固旧制度。
下面一段讲到机会主义者讲的人类爱。最后两行反驳了人类的爱的问题：“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不值得注意的和粗野的’事情而避开了的地方，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东西，就只剩下‘真正的人类爱’和关于‘正义’的空洞词句了”。(第70-71页)现代修正主义照样讲人类爱，讲什么人性。这就是上封信讲的，思想总是同样，思想反映现实，现实是同样的，现实只能反映同样的思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反映同样的立场，所以不谋而合的就是一种思想。掩盖矛盾，实用主义、庸俗进化论、人性论，所有赫鲁晓夫有的东西，这里都有，或基本上都有，不过程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
后面就讲他们的主张，大家可以自己看。值得注意的是72页的第二段，这条是讲无产阶级革命可不可以吸引别的阶级的人参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有条件：“如果有别的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无产阶级运动里来时，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这一类的成见的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学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经过思想改造。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请进来，吸引来。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形而上学，不绝对排斥别的阶级的人，别的阶级的人可以一分为二，不能绝对排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坚决反对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请进来，但也不排斥有条件地容许他们进来，条件就是思想改造。
这个思想，毛主席是大大地发展了;在新的条件下，采取许多具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思想改造，毛主席用新的思想改造来概括这个问题。规模更大了，采取新的形式，还有许多新的具体办法，整风的办法，这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条件下考虑到的。把它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充实了，采取许多新的形式表现在更大的规模上。就是这样发展了，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丢掉，另外来一套，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继续生长，把枝叶发展起来，开花结果，算不算开花结果?毛主席就是开花结果，我看是可以说的。毛主席就是大量开花结果，做出新的结论，根本原则并不违背，但有了新的形式，有了新的更多的内容，根本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这些人带来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反对。“如果有什么理由要暂时容忍他们那我们所要做的也仅只是容忍他们，而不是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还要懂得和他们的分裂仅只是时间的问题”。(第72页)如果坚持他们的立场怎么办?还要请他们、求他们留在组织内?没有这个理由，他不改造，一定坚持他的立场，还要影响领导，分裂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时间，在我看来，是已经到来了”。(第72页)那时要开除他们。”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党怎样才可以再容忍这些论文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队伍里”。他公开搞宣言，搞纲领，怎么留?“如果党的领导竟然在某种情形下落到了这些人们的手里，那就是说让党随便受到阉割，并使它不能再保有无产阶级的精力”。(第72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一发以后，伯恩施坦感到害怕了，暂时承认一些错误，后来没有开除，可是后来在党内继续要搞他那一套阴谋[注：想起毛主席晚年的铮铮之言：“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编者注]，而恩格斯死后就进攻了。这里讲了如果修正主义者领导党，会发生什么结果，就是尽力消蚀无产阶级革命精力，有很大的坏处。
最后一段可以提一提：“在将近四十年的期间，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推动作为历史的直接动力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强力杠杆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是怎样也不能够和那些企图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取消了的人们走在一道”。(第73页)马克思、恩格斯搞了四十年，都是为了要推动阶级斗争，修正主义想取消阶级斗争，怎么能和他站在一起。
这里面讲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问题。这里把阶级斗争叫直接动力，意思是说还有许多别的动力。动力就是矛盾，其他的动力，就是各种其他的矛盾。其他矛盾还是比较艰巨的，但推动历史要靠阶级斗争。其他矛盾包含什么矛盾?产生阶级的那些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不是历史的动力呢?这些基本矛盾都是历史的动力，这些动力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并且通过阶级斗争直接推动历史发展。我们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些矛盾都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包括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阅读【强烈建议收藏本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思想精髓全在这里(万字长文)——编者注]。总之表现为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并且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人民内部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直接推动社会主义的 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用字很严密，叫直接动力，把直接两字漏掉，就在理论上犯大错误。
第十六封信是给史密特的。从这封信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范围，以后好几封信都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特别是讲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这封信开头是批评巴尔特的书，写这封信的时候，恩格斯没有看过这本书，间接听到了，以后看了。费尔巴哈也提到这本书。这个人用庸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或经济唯物论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有人说，经济唯物主义以谁为代表?在这封信里恩格斯以巴尔特为代表。我翻译得有毛病，有的地方译成巴特，这是一个人。这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看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没有看到，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基础。所以恩格斯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当我们说到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时，并不因此就否认观念的领域本身又能够反过来对这物质生活条件发生第二位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写的那个对象”。(第74页)
如果不懂得相互关系，那就根本不懂得所写的对象，本来想写马克思的思想，可是又完全不懂得。这两句话大家注意一下，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观念领域有第二位的作用。我们常常讲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这两个概念这样来解释，第一性就是第一位的原因，精神第二性，就是精神在字宙各种联系中是第二位的原因。不这样了解，就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讲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就不够。辩证法按照这样了解，第一位的问题，是物质到精神的问题，物质为原因，精神为结果。然后精神到物质，精神又是原因，可以变为物质，这是第二位的关系。讲宇宙的发展，当然应该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这是绝对的，这是一个方面的解释，这方面也不能取消。但有了精神以后，有了高等动物以后，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了。就整个宇宙说，一个时候没有精神，后来才有精神，在这种关系上，可以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就等于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如果涉及人类文化，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就用另一个解释，由物质到精神是第一位的关系，而精神到物质是第二位的关系。所以我们谈到精神到物质的关系，那基本上是联系起来讲的。首先物质到精神，然后精神到物质，首先实践到认识，然后认识到实践。
毛主席讲认识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物质到精神，第二个阶段精神到物质。这也是说的这点，第一性的联系是物质到精神，第二性的联系是精神到物质，这种联系都不能取消，不能取消任何一个，不能片面强调一个，而忽视另一个，两个都要注意。[可以阅读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精选好文——编者注]
这里面有个翻译问题，第一位的原因，别的本子译成基本的原因，我认为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二位的原因，原文倒是第二位的意思，但第一不简单是第一的意思，也不是基本的意思。这是个拉丁字，按照中国旧术语，比较确切的译法是“太初”，就是最初的最初、最原始的、最后的。是纯粹的科学术语，不是简单的、普通的第一，而是最后的第一。翻成基本，有点轻，翻成太初，文不文。白不白，翻成第一位，比较熟悉一点。“太上”两个字，好像太上感应篇，有点迷信。这是哲学术语，是最原始的意思，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世界最初的东西。“太极”两个字好像也有点迷信，被和尚、道士搞得很神秘。其实太极图也不很神秘，就是两个鱼盘在一起，一黑一白，就是矛盾，是最初的东西。黑格尔说矛盾相互关系是最初的原因，阴阳搞在一起是宇宙的最初原因。这并不是宗教名词，最有辩证法味道的哲学名词。
这封信还有个地方可以谈一下。“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曾考虑到，分配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以被分配的产品的多少为转移的，而产品的多少，当然又要随着生产和社会机构的进步而发生变更，这也就是说，分配的方式也应该变更”。(第75页)下面讲辩证法，“参加‘社会主义社会’讨论的人们都看不到任何经常变更和进步的东西，而只看到固定的、一成不变地建立起来的分配方式”。(第 75页)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学问题，巴尔特讲经济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应该有个固定不变的形式。我们要了解按劳分配，应该很好地研究这段话，按劳分配究竟是一个固定的形式，或是个基本原则。按照恩格斯的意思，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只是一个基本原则，至于按劳分配实现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大家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特别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现代修正主义有种想法，好像苏联的分配方式，就是最高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的方式，它的高薪阶层反对平均主义，高低相差一百倍到三百倍。最低三十，最高三千，特殊情形下，一个院士兼莫斯科大学校长，大体是九千到一万新卢布。他认为这种分配形式很好，这样做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按需分配。我们的实际生活看得很清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工业有计时工资、计件工资， 具体搞法也有不同。以什么为定额?要不要计时工资加奖励?怎样奖励，现在都要研究，不是已经搞得最完善了。农村就更复杂，北京郊区几乎要搞货币工资。像红星人民公社主要是工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搞工分制。还有些地方，工分也不能搞，就是基本口粮加一点照顾、或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或基本口粮加奖励。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就是基本口粮加工分。种类很多，能不能机械地搞一种?那不行。由郊区到边远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不同，采取同样的分配形式，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有这样的基本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生产条件，就要采取各种不同方式，这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按劳分配本身要不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变成按需分配。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是很宝贵的。
第76页，最后一段第四行，“学生”两个字应该是学者，学生怎么会骄傲自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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