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二十四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艾思奇(一九六四年三月)
第一次辅导(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辅导，是艾思奇在1964年3月间，给中央党校59班、60班哲学专业所讲的讲课速记稿，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用的是艾思奇自己的译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7月第1版，1961年6月北京第8次印刷)，研究时，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新译文(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选集”里没有的4封信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还可参考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这里不再一一标明。
今天开始讲马克思恩格斯书简。
我准备用我自己翻译的本子来讲，因为准备时是用的这个本子，所以讲时也用这个本子。这个本子翻译的时间早一些，译法接近直译，稍微难看一些，其中有一两处翻译错了，我讲的时候提一下。大概编译局要把这个本子重新校过，另外出版，既不是这本，也不是另外一本。出入不太大。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的意义和结构
“书简集”也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很早的时候(大概在1936年、193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有一个版本，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所以我的版本也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后来出的两卷集里，改叫做书简，原因就是原来这信集里只有九封信，连给库格曼的信都没有，后来马恩选集再版时又增加了十一封，范围比较大了。加上的这些信都是中间的，两头是原来的。加上的这些信里讲阶级斗争、政治、国家的较多，都是揭露拉萨尔，巴枯宁这些人。因此，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而是涉及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就不再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而叫做《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注：文章后边扫码加微领取此书]。我的译本仍然叫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注：文章后边扫码加微领取此书]，因为我原来最早出版的版本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就沿用了这个名字。沿用以前的名字也不算大错误，因为革命问题、阶级斗争、国家问题也可以算是历史唯心主义。现在叫做书简也好，因为它不仅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这十一封信，就可以看到，这个本子虽小，但包罗万象，比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问题、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国家与革命的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问题、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在这书里都有了，不过没有展开就是了。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
有的同志说，你讲讲现在读这本书的意义。我说，这里的内容很丰富，这一点就很有意义。所谓意义，简单地讲，无非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世界观的认识，加深我们对毛主席思想的认识，加深我们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这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修正主义，但是反对了各种机会主义。这里有一些反对机会主义的信，特别是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很好的参考;还有第十五封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格等人的通告》，也是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材料;此外，第十一封信、第十二封信都是揭露巴枯宁的，对反修正主义很有参考价值，这两封信揭露巴枯宁搞宗派主义、分裂活动，嘴上讲团结，利用团结的口号搞分裂[注：想起毛主席晚年的铮铮之言：“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编者注]，我们“七评”[指“九评苏修”的前七篇文章，可以阅读【强烈建议大家收藏本文】“九评苏共中央信”合集——编者注]上面就引用了上面好几段话。其他的反对蒲鲁东的信里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在反修正主义中参考的东西。
所以，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意义就是看现在斗争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有什么意义，它本身是包罗万象的，很难说哪点有意义、哪点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根据现在斗争的需要来说，就可以着重讲某点特别有意义。这本书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著作，我们哲学专业要注意根本的理论方面;同时，要注意里面反对机会主义的信，这对我们今天反对修正主义很有意义，这一点不能忽视。这方面的信主要就是中间的几封。
整个这本书好像很有逻辑地安排，同时又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编的。包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最早期著作直到恩格斯临死的时候(1846年到1894年)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信，按照时间排列起来。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大体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同时，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斗争。和马克思、恩格斯斗争的机会主义主要有三派：拉萨尔派、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杜林算不了什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影响和活动，后来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一时有了名望，但是时间很短，影响很小，不像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他们在理论上、实际上都和马克思作过长期的较量。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线索，可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线索。
所以，这本书有些像小百科全书，仔细研究，味道很深。不但是历史的顺序，而且逻辑上也有一定的联系。
第一封信很长，里面讲到全部的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包括国家和观念形态、由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的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
第二封信很短，接触到了阶级问题。
第三封信进一步谈到无产阶级的党、宪章党的问题，还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
第四、五封信谈到了和阶级斗争有关系的军队问题。
第六封信就进入政治了。其中揭露了拉萨尔的投降主义。第一次鲜明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应该怎样，是否能够随便地妥协?阐明了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和机会主义观点的对立。
第七封信谈到政治斗争。有政治斗争就有党的问题，这里就谈到党的问题，反对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第八封信中间插了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这是插进来的，本来这些信主要是讲政治的。这里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方法，就是不要只看现象，要看本质。科学的任务是观察本质，不要只看表面现象。把庸俗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
第九封信就进入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谈到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
第十封信也是谈革命问题。
第九、十封信都是谈革命问题，又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称赞巴黎公社。这里有这样的思想：革命士气可鼓不可泄。尽管巴黎公社有错误;是失败了，但是你应该承认他们有冲天的干劲，对这种干劲应该赞扬，这是历史性的创造。所以，革命运动，不管他犯什么错误，首先要肯定他的创造性。当然，错误也要检查，但首先要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要看他创造历史的英雄行为。
第十一、十二封信就进入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这里主要是反对巴枯宁的宗派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权威?无政府主义者想利用反对权威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宗派主义。赫鲁晓夫还不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这和巴枯宁反对权威有什么区别?形式上有区别，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第十三封信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系，这里也是讲宗派主义和党的统一问题。前两封信是揭露那些高叫团结、实际上搞分裂的人。这一封信里讲到一个思想，就是我们要怎样的统一，是主要争取一两个犯错误的人和我们统一，还是面向广大群众，从广大的群众中找统一的意志?对那些犯错误的人，你争取他，他也可以进来，他进来以后当然经常要把错误的观点带到里面来散布。这些人要搞分裂，分裂就分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有广大群众做基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做基础，我们就可以忍受这些分裂。
第十四封信就是讲，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也有胜利。这个胜利震动了世界，国际共产主义威信大大提高。但因此也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想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解释这个运动，因此就要有各种不同的分歧，就会有人搞宗派。
第十五封信是一个通告，是对党内新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警告，这种倾向是以三人的宣言表现出来的。三人里面包括伯恩斯坦。这封信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党内要出修正主义。当时不叫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这些人还不敢大规模地向党进攻，还没有系统地进攻，但是已经有宣言，并且已经提出纲领来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已经开始反对修正主义了。
讲到关于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的，就是这几封信。从第六封信到第十五封信，包括了以下七个问题，阶级斗争、政治、国家、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正主义。
从第十六封信起，就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比较一般的理论范围。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四封信都是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这两个问题在第一封信里没有讲到，第一封信里只是讲了一个方向问题，没有讲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生产起什么反作用。从第十封信直到第十九封信，这四封信就专门讲到相互关系问题，肯定首先是物质决定精神，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最基本的，是第一性的关系。肯定了第一性的关系并不能否定还有第二性的关系，这就是精神反过来又作用于物质，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作用于基础，而且上层建筑还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个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每一种上层建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它最后决定于基础，但是它还有自己发展的历史。比如，哲学有哲学的继承性，它是利用以前的哲学才能发展，它并不是割断以前的联系而简单地、直接地从基础产生的。另一方面，各种上层建筑有相互的关系，政治可以影响宗教，宗教可以影响政治。不仅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互相间有第二位的决定作用。政治斗争当然最后决定于经济，但政治斗争的形式(只讲形式)往往又决定于别种上层建筑。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就采取了宗教战争的形式。所以采取这种宗教的形式，并不是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宗教情况决定的。如果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例如戊戍政变，辛亥革命就没有宗教的性质，因为中国的宗教势力不是那么大的。当然，中国的农民战争也还有宗教战争，如太平天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宗教的性质。
这里有历史的过程，也有逻辑的过程，开始第一封信讲第一性的关系，最后再补充第二性的关系，如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后来的补充是因为早期没有这样的问题，他批判蒲鲁东主要是打击他的唯心主义，所以强调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忽视了反作用的方面，忽视了上层建筑的相对作用。
第二十封信是讲农村公社问题，也是补充前面没有讲过的问题。农村公社是什么东西，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当时俄国还有民粹派，这封信好像是反驳民粹派在这方面的主张。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五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系统地批判民粹派的主张。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已经开始谈到民粹派对农村公社的错误看法。
最后一封信是比较综合的，说明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并且也具体分析了一下经济基础的概念。
这本书大体上就是这样的结构，它既反映了历史，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构。逻辑结构和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逻辑结构也是历史发展的索引，是整个历史过程的胎生学的反映。整个的逻辑结构概括了历史，把历史的复杂过程撇开了，只把历史的最基本的关系概括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把这本书仔细读一下，加以展开，联系别的经典著作，联系毛主席的思想、联系现在我们的斗争，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的。
我从前翻译的时候，也没有看全书，现在准备讲课，就等于再学一遍，一学就感到内容很丰富。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有人问我：你翻译这本书有什么体会?我一点体会都没有，只是适应大家的学习要求。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样仔细地读。
面对这么多的东西，怎样讲呢?我想这样：挑两篇最难的读一读，对其他各篇只把一些重要的向大家提一提。准备读一读第一封信、第十八封信和最后一封信，别的信就不读了，只把里面重要的几段指出来就可以了，因为那些信都容易读，没有《自然辩证》那样困难，我看大家是能够读下去的，问题是有些历史知识需要考证，可以由别的同志作些辅导，把知识性的东西讲给大家听，这方面我就不讲了。
二、第一封信(马克思给安能科夫)逐段讲解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布鲁塞尔)
现在就从第一封信讲起。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他的另一部哲学著作，即《哲学的贫困》[可以阅读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节选)| 精选好文——编者注]的提纲，他写了这封信就准备写《哲学的贫困》，所以这封信大体包括了这本书的思想。
第一段、第二段说明了蒲鲁东那本书很不对，很不好，他要批评那本书。
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讲蒲东鲁随便抓了一些哲学的词句就想来解释经济问题。这里有一句难懂的话：“蒲鲁东并不是因为作为可笑的哲学的所有者，才给与我们以政治经济学上的虚假的批判，他之所以把可笑的哲学供给我们，是因为他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第1版，1961年第8次印刷，第5页，以下引文只标页码)这个意思实质上就是讲，蒲鲁东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经济知识所以错误，并不直接地因为他有一整套错误的哲学，主要是他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客观情况不了解，所以勉强抓了一些哲学词句套上去。这是知识的贫乏，主要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研究，对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没有什么知识。“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就是讲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联系。由于他在这方面没有去研究，根本不懂，所以就要勉强地解释。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抓唯心主义的哲学，从付立叶书里随便抓一些片面的东西来勉强加以解释。"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是借用付立叶的话，付立叶当然也不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但是他多少知道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锁链”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就要解释成“规律”。
“为什么蒲鲁东要讲到神，讲到普遍的理性，讲到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说它是任何时候都没有错误的，说它先是和自己本身相等的，说人们必须对它获得正确的表象，才能够掌握真理?何以他要依靠浅薄地摄取了黑格尔的哲学，来把自己描写成深刻的思想家?”(第6页)
他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浅薄的，但是还要借用黑格尔的名义把自己装作深刻的样子。他的思想内容，无非是说世界上有一种永久存在、永久正确的理性，这种理性不知道存在在哪里，反正世界上有。人要得到正确的思想，就要从天上找到这种理性，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这种理性，才能得到真理。天上有一个永久的理性，只要你善于祈祷，他就会降临到你的脑子里来，宗教家经常讲祈祷，请“上帝”给他“启示”，牧师讲道的时候就说：上帝给了我一个启示，我讲给你们听，你们要好好地听，上帝是正确的。蒲鲁东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你看，讲社会主义的人可是又讲神的理性。
蒲鲁东为什么这样说?下面一段是解释。蒲鲁东觉得有一个永久正确的理性，这不是决定于个人，个人只能去认识它，适应它，但不一定能够掌握它，个人的认识有时会错误，与理性不一致。为什么有这种情况?他自己给我们提供了揭破谜语的关键。
“他自己就提供给我们揭破谜语的关键。蒲鲁东在历史中看见社会进化的某种序列。他看出历史是进步的实现。总之，他看出作为单独的个体的人们，没有理解到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是错误地设想了自己本身的运动。这就是说，一眼看去，他们的社会发展似乎是超越于、独立于、不依赖于他们的个人发展的东西。” (第6页)蒲鲁东看到了历史发展不依赖于个人的情况!本来他已经看到了规律，看到了历史的必然倾向。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能力来解释这个事实”(同上)。
人的历史为什么不依赖于个人发展，为什么人不能自觉地认识它?有的时候是出乎人的意外的。中国的形势发展得这样好，不是就出乎他们意外的吗?今年有十大意外：石油自给，周总理到非洲这么受欢迎，法国居然能够承认我们，美国到处碰壁、对这么小的南越竟没有办法……等等，都是意外。为什么历史是人的历史，但总是出乎人的意外呢?蒲鲁东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由于他不能解释这个事实，“于是在这里就出现关于自己显现着的普遍理性的臆说。再没有比发明神秘的理由，也就是发明缺乏正确意义的空话这件事更容易的了。”(第6页)好像有普遍的理性、客观的理性支配人类的历史，历史是服从于这个普遍理性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如果他真正了解了历史发展规律，那么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了，用不着用什么理性来解释。但是他不能这样解释，他觉得很奇怪、很神秘，只能用理性来解释。客观唯心论都是这样产生的，所有的客观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宗教产生的原因都差不多，由于人类对自己周围的规律无法认识、无法支配，经常出乎意外，于是只好用上帝、鬼神来解释。古代的人知识少，就说是上帝，近代的人文明一点，就说是普遍理性。所以，理性和上帝就是一个东西。
下面作一个结论：“蒲鲁东先生不是正因为承认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完全无知一当他从普遍理性、神等等大吹大擂的名词里去找依靠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这一点—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理解经济的发展吗?”(第6页)
承认对历史的完全无知，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没有能力去理解经济发展的法则。用神来解释历史，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自己无知。这并不是说，蒲鲁东公开承认自己无知，他认为自己还是很有知识的。马克思说他是客观上承认了自己无知。这是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的揭露。
下面是马克思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什么是社会，不管它属于哪种形式?是人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社会形式吗?决不能。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一种相应的交换和消费的形式。在生产、交换、消费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形式，就会有一定的家庭组织、阶级状况，一句话，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政治状态，而这政治状态正是公民社会之正式的表现”。(第6-7页)
上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性的关系：由生产到交换、消费，一直到阶级、国家、政治状况等这样一条线索。这都用不着解释了。要解释的是这样的问题：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相应的交换和消费形式，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不讲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那时他的概念还没有最后形成和确立，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还没有使用。这里说的交换，消费的形式就是指生产关系。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对他也应该有历史的观点，不可能要求什么概念都确定下来。
这一段最后还有一句：“这一切，都是蒲鲁东先生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以为，只要从国家转向公民社会去求诉，也就是从社会之正式的总结转向正式的社会去求诉，就算是做了大事情了。”(第7页)这意思就是说，蒲鲁东不懂得国家政治是反映生产关系、生产力的，他不懂得政治是国家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就不懂得要解决经济问题，根本的关键在于解决政治问题、国家问题。所以， 他以为可以离开国家转向工业、转向经济，直接通过经济搞一个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离开社会的集中的东西而只是讲社会性，把目的放在社会本身而不放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这是批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还必须要再附加一点：人们对于自己的生产力——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并不是能自由选择的，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已经获得的力量，都是从前活动的产物”。(第7页)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是以前已经形成了的。
接着说：“固然，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成果，但这能力本身却决定于人类所处的情况：即由以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在他们之前已经存在(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而是过去世代的生产物)的社会形式所形成的情况。”(同上)这里也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以前已经形成的，不是自由选择的。
接着说：“任何后来的世代都是靠着先前的世代所获得的生产力(它对于前者是作为新的生产的原料)而存在的，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在人类历史中间构成了一种联系，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这历史，当着人们的生产力愈更发展了时，从而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愈更发展了时，就愈更成为人类的历史。”这里是说，不仅仅是受自然的影响了。
“由此得出必然的结论：人类的社会史，常常只是他们的个人发展的历史，不管他们对于这点是否意识得到。”这里讲的“个人”不是讲一个人，而是讲许多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作用。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每一个人都在历史里起作用。不过这一点他不一定能意识到。
“他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了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物质的关系，只是他们的物质的、个人的活动藉以实现的必然的形式”。这里的“个人的活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个体生产，还是每一个人都参加了活动的。这是和“普遍的理性”对立的;历史并不是受“普遍理性”的支配，而只是每一个人活动的总的结果。这里总是提“个人”。这并不是个人主义，并不是认为个人决定历史。而是说，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许多个人活动的总的结果。
“蒲鲁东先生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这是把上面的话总结一下。历史是一个事物，不是受观念支配的，观念只是反映这个事物。而蒲鲁东认为，理性就支配历史，历史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样，就把事物本身和观念混淆起来，好像事物的运动就是观念的运动。历史是许多个人活动的结果，所以是一种事物，它本身不是观念，它本身的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只是反映事物的历史。蒲鲁东认为历史是观念的历史，就是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
下面是另外的解释："人类决不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也不放弃那他们藉以获得某些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完全相反，为着要使争取得的成果不至于丧失，为着不要失去了文化的果实，人类在他们的交换方法不能再和既已获得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瞬间，就不能不改变他们的传统的社会形式我这里所说的“交换”是指最广义的用法，就等于德文里的‘往来’ (Verkehr) 的意思。”(第8页)这里讲的“交换方法”、“社会形式”都是指生产关系。这里讲的“文化成果”也不是指思想文化，而是指人类进步的成果，即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生产力是一种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生产力。我们到故宫博物馆去参观，古代的铜器、铁器有许多是生产力，但是也叫文化。要使生产力的成果不致丧失并继续发展。就要在一定的时候抛弃生产关系。“交换方法”就是指生产关系。“往来”就是指人和人的联系。
接着下面是：“举例来说，譬如特权，行会和社团的制度，中世纪的法规等，都是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仅只是适应于既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以前存在过的虽使这些制度产生出来的社会状况”。就是说，这些社会关系以前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
“在这些社团和法规的庇护之下，资本就积蓄起来，海上贸易发展了，殖民地也建立起来，而人们如果还要想保守着那使这些果实在其庇护之下成熟起来的形式，那么他们就会连这些果实也要失去。由此才发生了两次暴动，即一六〇四和一六八八年的两次革命。"(第8页)这里讲，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行会就不能要了，历史上发生的两次暴动，就是为了取消行会制度的。
“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旧公民社会的正式表现即政治的状态等，在英国都被打碎了。这样，人类实行生产、消费，交换等所依据的经济形式，都是过渡的、历史的。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就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又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就改变一切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仅只是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第8页)
这里面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混用了。我们讲生产方式，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生产方式已经包括经济关系了，这是现在这样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用得不是这样严格的，他说的生产方式有时是指生产力，就是指技术方式、劳动的方式、劳动使用什么工具。生产方式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说用什么工具，另方面是在生产中人采取什么方式，互相结合。就是说，人和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结合，人和人怎样结合，这样两个方面。这里讲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讲人和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结合，实际上就是指生产力。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
“这些都是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尤其是很少论证到的。由于没有注意到历史的现实过程，蒲鲁东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一些幻影作为补充，而这幻影是力图要成为辩证法的幻影。他不觉得有必要来讲一讲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事，因为他的历史是出现在想象的九霄云雾之上，并且是高高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限界之外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派的废物;这不是通常的历史—人们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
这里讲黑格尔的历史是在九霄云外的历史，不是在现实世界里面的历史，所以说是观念的历史。
“……按照他的观念，人类只是被观念或永久的理性利用来使自己发展的工具。”
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世界上的英雄人物都是绝对精神的工具，拿破仑到了德国的时候，黑格尔说：这是骑着白马的绝对精神。因为个人是没有意思的，所以黑格尔把个人和绝对精神对立起来了。
“……进化，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天国里实现着的进化。如果你揭去了这神秘词句的掩盖，你就会看见蒲鲁东先生是在向你叙述着那种秩序，那里面的经济的范畴都是在头脑中安排成的。用不着很大费力就能证明，这是最糊涂的头脑的秩序。”(第9页)
他口头上说世界理性支配历史，实际上他解释历史是用他自己脑子的观念来安排历史，不去研究客观世界，糊里糊涂的想，这种头脑是糊涂的头脑，是脱离现实的，凭脑子想来随便解释问题。和黑格尔一样，教条主义虽然讲的是马列主义，但实际上是把脑子里凝固化了的一些死的东西看作是支配客观实际的动力。
下面就具体地批评蒲鲁东的那些范畴。
“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一开始就讨论到他所爱好的玩艺，即价值。对于这一部分作品，我现在不打算加以分析。”
“永久理性的经济进化的系列，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他认为蒲鲁东脑子里所想象的那种发展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所以首先讲劳动分工。“对子蒲鲁东先生，劳动分工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一定的样式吗?难道行会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另外的样式吗?又，难道在英国由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而到十八世纪末叶完结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不是绝对地有别于现代大工业的劳动分工吗?”〔第9页〕
这里批判蒲鲁东的劳动分工的概念是死的概念，简单的就是劳动分工，他不知道劳动分工是一种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形式，不懂得行会制度的时候，有封建时代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初期工场手工业时代，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分工;而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分工，又不同于现代大工业的分工。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分工。这些问题是蒲鲁东一点也不研究，说明他对经济一点都不懂，就是简单地讲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他就没有这种观念。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善于了解事情的本质，以至于竟会忽略掉连普通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忘记的事情。讲到劳动分工时，他全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谈一谈世界市场。难道说十四和十五世纪，当殖民地还不存在，当欧洲还不知道有美洲，而和东亚的交往仅只能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时候，那时的劳动分工不是应该根本地区别于已经有了殖民地的充分发展的十七世纪的劳动分工吗?”(第9-10页)
就是说，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的发展也有不同。
“但还不止此。难道说各民族的一切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是劳动分工的一定样式的表现吗?难道说这一切不会要随着劳动分工的变化而变化的吗?”(第10页)
这一段讲蒲鲁东不懂得生产力可以决定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社会组织，他是用当时的语言来讲的。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能够理解劳动分工的问题，以至于连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也没有提到，这分化，以德国为例，是从九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产生的。”(第10页)
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他们在作理论分析时，同时就说历史概况，所以，可以使我们知道许多历史过程，读了这一段，我们就知道在欧洲什么时候有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以此为榜样，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也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城乡分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理论分析要和历史概况密切结合，这种方法是要经常注意的。总要研究历史经验，概括历史经验，毛主席、党中央从来就是这样。我们听了周总理、陈毅同志的报告，他们在非洲时，人家和他们谈问题，他们总是讲中国历史的经验，讲了就能解决人家的问题。马里凯塔总统一定要在公报上写他是搞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反对，他就不高兴，我们就讲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到了全国胜利，还不谈是社会主义，要等待、要研究，使人民脑子里成熟了。不能以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写上社会主义，你写上大家不能接受，就会脱离群众。把历史经验一概括，他就没有话讲了，还很佩服。如果非常生硬地说：你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写。那就要搞僵了，还叫什么统一战线?所以，说服人要善于利用历史经验。毛主席和外国人谈话也是用这种方法。因为讲我们的经验就讲到普遍规律，我们的经验带有典型性，讲我们的经验也能说服人，人家也不好反驳，因为我们讲我们的经验，并不强加于你，供你参考，但是你不能不尊重我的经验。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大的胜利，他也不能不尊重。所以，这样就能够说服人。蒲鲁东根本不研究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研究历史，讲城乡分化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他有确凿的证据，时间、空间确确实实的，在九至十二世纪中间，德国有了城乡的分化。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分化是永久的，不变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它的产生，也不知道它的发展。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里是这样地论述着，好像这一定生产方式之下的产物，是会永久地继续存在下去似的。蒲鲁东先生关于劳动分工所讲到的一切，都不外是亚当、斯密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已经讲过的东西的概括，而且还是非常肤浅的，不完全的概括。”(第10页)
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以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
“永久理性的第二步进化，是机器。”这是说劳动分工产生机器的观点，第一步是劳动分工，第二步是机器。“劳动分工和机器之间的联系，被蒲鲁东先生讲得非常神秘。劳动分工的每一种样式，都有过自己的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人们就不是完全用手工作，他们有许多器械，而且还有极复杂的，如像车床，船只，杠杆等等。”(第10页)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出现一般地看做劳动分工的结果，是非常荒谬的。”(同上)
马克思说，它们的关系应该反过来，工具的发展产生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而不是劳动分工产生机器。所以蒲鲁东是荒谬的。
“顺便指出，蒲鲁东先生对于机器发展的历史之缺乏了解正像对于它的产生的历史一样。”
这里说的“它的产生的历史”就是认为机器是劳动的分工产生的。至于机器怎么发展，蒲鲁东也不怎么懂得。
“……应该说，一八二五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的时候——以前，消费的需要一般地是比生产的发展快，而机器的发展，则是市场要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是一八二五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从一八二五年起，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仅只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战斗的结果。但这只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说到欧洲各民族，那么,他们之被迫应用机器，乃是因为不论在他们本身内部的市场上和国际市场上都受到了英国的竞争的缘故。最后，在北美洲，不但由于对别的民族的竞争，也由于劳动人手不足，即由于北美洲工业的需要和它的人口之间不相称，唤起了机器的采用。根据这些事实，你就可以断定，当蒲鲁东先生把竞争的怪影当作第三步进化，当作机器的反命题召唤出来时，是表现了怎样的一种识见。”(第11页)
蒲鲁东是这样的公式：劳动分工产生机器，因此，同样的，劳动分工使机器发展了。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历史上机器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蒲鲁东根本是主观主义。同时，机器的发展原因之一还有竞争，由于欧洲受到英国的竞争，所以欧洲非用机器不可，所以竞争产生机器。但是蒲鲁东认为机器以后才有竞争，所以把竞争当作机器的反面，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错误的思想。
“最后，把机器看成与劳动分工、竞争、信用等等相并列的经济范畴，一般地说也是荒谬的。”(第11页)
下面就解释。
“机器不能算做经济范畴，正如拉耕犁的牡牛一样”，这是一种工具，工具不是经济范畴。马克思说，生产力要素和经济不是一回事。
“……现代机器的应用，是我们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关系，但机器的利用方式并不等于就是机器本身。火药总是火药，不管它的使用是为着要引起人类的伤害，或者是为着要治疗人类的伤害。”(第11页)
这里附带可以联系这样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把核武器的出现这件事说成是决定了时代的变化，使得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不存在了。这种观点也是把一种工具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社会关系。好像核武器的出现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了，时代就变了。实际上，核武器的出现是一回事，这是人类发现的一种工具;另外，正义与非正义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决定于阶级关系，决定于社会制度，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所以马克思讲，火药总是火药，至于用火药来治疗人们或者伤害人，那是人的关系问题，和火药不是一回事。
“蒲鲁东先生作了空前的努力，来把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差额、信用和所有制等，按照我这里所列举的秩序，从自己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第11页)
在竞争以后，又出现了垄断。竞争、垄断、税收、警察……这种排列都是主观的。
“……几乎所有的信用制度，在英国，在十八世纪初期，在机器还未发明以前，就已获得了自己的发展。”不是在机器竞争的时候，而是在机器以前。“国家信用仅只是使税收得到提高和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所造成的新的需要获得满足的新的方法。最后，所有制在蒲鲁东的体系里构成末尾的范畴。在现实的世界里却相反，劳动分工以及蒲鲁东先生的一切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它们在 总体上构成现在时候人们称做所有制的东西。”(第12页)
所有制不是最后出现的，劳动分工的出现就有所有制，各种社会关系都以所有制为基础。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有制不是在最后，而是几乎在最前面。
“……离开了这些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就不外只是形而上学的和法律的幻想。”(第12页)
还没有所有制以前就有这种社会关系。
“……另外时期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是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的。由于断定所有制是孤立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就作出了某些比方法论的错误更坏的事情：他暴露自己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自己不懂得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由于没有看见我们的社会的建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不能理解它们的产生以及它们的发展，蒲鲁东先生对于它们就只能给予教条主义的批判。”(第12页)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制在很早就有，对所有制本身也要历史地看。蒲鲁东最坏的一点就是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了自己不懂得这种关系的历史过程，不懂得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他把所有制的各种方式都看作是永久的、固定的支配人类历史的，所以，蒲鲁东就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当要说明发展时，蒲鲁东先生就不得不依靠虚构。依他的想法，劳动分工、信用、机器等等的发明，都是为着给他那麻烦的观念——平等观念服务的。”(第12页)
他认为分工，信用、机器等，最后总是要发展到平等。
“……他的解释是极端地幼稚。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平等的名义之下构想出来。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是趋向于反对平等的。”(第12 页)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和平等相矛盾的。“他的全部议论都处在这种情况中，这就是说，他采取随意的臆测，但是，由于现实的发展每一步都和他的虚构相抵触，他就由此做出结论，说矛盾存在着。同时他却掩盖了这一点：即矛盾仅只存在于他那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之间。”(第12页)
他也承认了矛盾，但是，他就不知道他的那种虚构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是唯一的矛盾。这并不是说否认客观矛盾，他所讲的矛盾实际上并不是矛盾，他真正碰到的矛盾，主要是他的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这不是否认矛盾的意思。
“这样，蒲鲁东先生首先是由于没有历史知识，因此就不了解，人们是在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时候，也即是在生活的时候，就发展着一定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性质是不可免地要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造和发展而发生变化。”(第12-13页)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中没有用“生产关系”这个词，但是并不是没有生产关系的含义。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他不了解，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并且只在这些关系存在着的时候才具有真理性。”(第13页)
人的主观范畴受客观的支配，范畴只是历史经济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经济关系不存在了，那么这范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这一句话很重要，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重要的是他两句话在一起、范畴要反映现实的关系，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不仅仅是反映，而且范畴的真理性要关系存在的时候才具有。这个关系如果已经过去了，你还要使用这个范畴，那就要犯错误。所以，真理也还是相对的，要在它所反映的事物存在时才有真理。所以，没有永久的范畴。修正主义者就认为有永久的范畴，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永久的，将来共产主义就要实行自由、平等、博爱，其实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的革命过去了，这个口号就没有真理性了。现在讲自由、平等、博爱就是骗人的口号。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要自由，一方面也要有些人不自由，自由和不自由是联系的。平等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有限制的，没有经济平等。我们讲平等也不是讲平均主义，不是抽象地讲平等。平等友好，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做买卖可以讲，兄弟国家的关系在讨论问题时要有平等的关系。修正主义在讲平等，对待别的兄弟国家就不讲平等，这不是骗人吗?博爱，更不行了，爱敌人行不行?所以这是骗人的话，一点真理性也没有，因为不符客观事实。
下面马克思讲，由于他不懂这些，“这样，他就陷落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当中，他们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是水久的，而不是历史的规律—-这规律，仅只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是现实的。因此，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做现实的、过渡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着问题，把现实的关系看作仅只是这些抽象的东西的体现。”(第13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把共产主义看做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最高体现，是所谓“人情”的体现，就是人道主义范畴的体现。现代修正主义主要还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一些客观唯心主义。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
“……而这些抽象的东西，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已睡眠在上帝的胸怀里的一些公式。”(第13页)
所有这些公式，在盘古开天辟地以前就在上帝的脑子里了，还是黑格尔主义。
“这里，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就开始陷于严重的智力上的困境。倘若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神的心胸里的流出物，倘若它们都是人们的隐秘的和永久的生命，那为什么，第一，发展会存在着;第二，蒲鲁东先生会不是保守主义者?对于这明显的矛盾，他是用对抗的全部体系来作为说明的。”
为什么说还要改革、还要发展，为什么不早一点实现上帝的这种范畴?为什么以前不会实现，偏偏要蒲鲁东才能实现?蒲鲁东就用他的全部对抗的体系来说明。他怎样调和对抗的体系?
“试举例来解释这个对抗的体系。”蒲鲁东的体系里面有互相对抗的一些范畴，他要把它调和。“垄断好，因为这是经济范畴，也就是神的流出物。竞争好，因为它同样也是经济范畴。”两个对抗都好，怎么办?
“……至于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那却是不好的。”(第13页 )
他这样解释：作为神的范畴是好的，但是作为现实存在，垄断和竞争是不好的。
“……尤其因为垄断和竞争彼此要互相吞没的，就更不好。怎么办呢?蒲鲁东先生以为，这两种永久的神的思想既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显然地在神的胸怀里也同样会具有着双方思想的综合”(第14页)。蒲鲁东只有用神的思想调和，人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在这里，垄断的坏处由于竞争而得到均衡，相反地也是一样。” (同上)现实世界不调和没有办法，由于神的因素就调和起来。
“……观念双方之间的斗争会得到那样的结果，即只有它们的好的方面向着外部显露出来。神必须培养这些隐秘的思想，然后应用它们，而一切就会美满了。”(同上)
就是说，要像神一样，把自己对抗的概念的好的东西都设法显露出来，使它把那些坏的东西都能够消灭，不显露出来，这样就会融合、美满了。
“……必须去发现那隐藏在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的混沌中间的综合的公式。”就是调和的公式。”蒲鲁东先生是一分钟也不动摇地以发现这个秘密的资格自任。”(第14页)
就是对立面的融合论、对立面的调和论，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是用这种观点来歪曲对立统一的规律。对立面是经过斗争使矛盾解决的，不是经过调和来解决矛盾，任何矛盾的对立面都不能调和，不管是对抗的或非对抗的。比如我们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这是非对抗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的解决是否能把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加以调和就能解决?不能，只能经过两种思想的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错误克服了，然后才能解决。我们所谓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意思就是说，矛盾是不能经过调和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斗争来解决。并不是没有调和，调和是有的，不过矛盾不能通过它来解决。修正主义者就是和资产阶级调和，要想调和矛盾。调和会不会解决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暂时是有的，有条件的调和是有的;但是调和并不能解决矛盾。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一起谈判，得到一个调和，公报是混合的公报，这当然有一个暂时的统一性，可是矛盾并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能不能经过谈判搞一个调和的公报?不可能。
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及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在个别问题上有一些调和，那是没有解决矛盾，因此修正主义抓住公报里调和的地方，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大做文章，所以矛盾还是发展了。我们不否认一定的条件下调和的事实，但是有这种事实并不等于矛盾要经过调和来解决，矛盾是不能用调和的方法来解决的。蒲鲁东也是一种庸俗的调和矛盾的论点，他一分钟也不动摇地想来调和矛盾，所以他就是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在这个地方，马克思用辩证法来反对他的那种变相的形而上学。
“但是，请把视线略微投到现实生活上去吧。在现代的经济生活中，你不仅仅会找到竞争和垄断，也同样会找到它们的综合，”这是另外一种综合，“不是表现为公式，而是表现为运动。垄断生出竞争，竞争生出垄断”。(第14页)对立面互相转化。“然而这种均衡化的结果是造成愈更困难和愈更混乱的局面，而不是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的那样会排除现代局面的困难。”(同上)矛盾总要经过革命才能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矛盾越来越激化。“这样，如果把现代经济关系所从属的基础加以改变，把现代的生产方式加以消灭，你就会不只是消灭掉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也会消灭掉它们的综合——竞争与垄断的现实的均衡化所由此产生出来的运动。”(第14页)
“这里我给你举出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范例。”(同上)
“自由和奴役表现为对抗。我不需要讲到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役，它的坏处也用不着提及。只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就是奴役的好的方面。”(同上)
大家对“奴役的好的方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方法是一分为二的，奴役也有好的方面，不是说奴役好，只是说它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问题不在于间接的奴役，不在于无产阶级的奴役。问题是在干直接的奴役，在于苏立南、巴西、北美南部诸州等地的黑种人的奴役。”(第14页)
黑奴是直接的奴役制度。
“直接的奴役之成为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是正如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第15页)
“没有奴役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当时纺纱用的棉花主要靠非洲的黑奴种出来，美国南部就主要是种棉花。
“……奴役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创造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是巨大的机器工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黑人贸易没有建立以前，殖民地给‘旧大陆’的产品是很少的”美洲没有黑奴就没有这么多的棉花。“并且也没有使世界面貌发生什么显著的改变。这样，奴役—这是具有巨大意义的经济范畴。没有奴役，北美洲一——最进步的国家——也许会变成家长制的国度。”(第15页) 奴役是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资本家使用黑奴，奴隶是生产力、劳动力。
“……只要把北美洲从世界地图上除去，你就会看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完全的衰落。”(同上)
当时的黑奴这样重要，没有黑奴，资本主义就不存在。
“……而奴役的消灭，就可以看作是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这样，正由于奴役是经济的范畴，所以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会为一切民族所遇到。现代的人民只能在自己中间掩盖着奴役，但在'新大陆’又使它暴露出来了。蒲鲁东先生的关于奴役的这些想法究竟是为着什么呢?他是要寻找自由与奴役的综合;寻找真正的黄金般的中心，换句话说—寻找奴役和自由之间的均衡。”(第15页)
他专门讲奴役的好处，使奴役和自由均衡起来。黄金般的中心，就是说找到天平支架中的一点使两边平衡，这像黄金一样，很不容易找到。找到了重点，两边就平衡了。这里的翻译是用直译法，所以有时看起来有些难懂。
“蒲鲁东先生很能了解人类制造毛呢、麻布和丝织物这些事;而了解这样一些微末的事情，并不算是很大的劳绩。但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的是，人类还能适应着自己的生产力来生产出他们在其中制造呢料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更了解不到的是，人们不但生产着与他们的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并且还会创造出观念、范畴。”(第15-16页)观念、范畴不是要有就有的。“也就是创造出一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因此，范畴也和他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久的，它是历史的和过渡的产物。”(第16页)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道德的范畴，不是属于当时历史的，现在就没有真理性。
“……蒲鲁东先生却完全相反，把抽象和范畴看成最初的根源。照他的意思，创造历史的就是它们，而不是人类。抽象、范畴，只就它自身来看时，也就是，把它从人类和人类的物质行动分离开来看时，自然是不死的、不变化的、不运动的，它本身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产物，这不外等于说，抽象这东西就是抽象的。
多好看的同语反复?”(第16页)
就是说，没有什么意思。把抽象的东西离开了人的生活，看起来当然是永久的。我已经把它抽象了，变成普遍的东西，然后我又说是普遍的、永久的。这是我抽象出来的东西，是普遍的东西，我就把它看做是水久的。那有什么意思呢?自由、平等、博爱离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来看，那当然可以看作是永久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那他就不是永久的东西了。所以冯友兰说抽象的继承，他总是想不开、总觉得这是对的。抽象的东西是永久的、具体的东西，所以他说我们就是继承了抽象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的抽象和历史条件剥离开来，所以他觉得它就永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怎么也不能理解，抽象的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的反映，所以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真理。我们现在也可以继承他的概念、名词，但只是在形式上借用这个名词。我们现在讲的自由是借用资产阶级用的名词，并不是继承他的抽象的东西。人要思维;当然总要用一些概念，有一些是可以创造的、有一些是可以把现成的拿来应用，从概念形式上把它借用过来，如此而已。并不是把资产阶级概念、资产阶级思想抽象地继承下来。
“于是，在范畴的形式上所看到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也成了永久的公式，它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第16页)
“用另外的话来讲，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直接肯定，说资产阶级的生活在他看来是永久的真理，他是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因为他把在思想的形式的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加以神化。当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思想的、范畴的形式上呈现到他前面来时，他就把它当作自发地生出来的、天赋着独自的生命的、水久的本质。因此，他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线。”(第16页)
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身是资产阶级的范畴，他把它看作是永久的，结果事实上等于肯定资产阶级的生活是永久的真理。这是一个普遍的范畴。替资产阶级的生活辩护的科学家一般地都不直接地说这一个生活是永久的，但是他把生活里面反映出来的概念说成是永久不变的真理。这样一来，就把他所辩护的制度说成是永久的。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所谓的道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道不变，实际上就是说封建统治永久不变。蒲鲁东讲的某些道的不变，就是理性不变。中国旧的“道”翻成现在的语言，就是理性。蒲鲁东讲理性不变，他的理性就是资产阶级的理性，因此他讲理性不变，实际上就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因为他是用资产阶级的观念来立论，并把他们当作永久的真理，他就要寻找这些思想的综合，寻找它们的均衡，却看不见它们的保持均衡的现代的方式，正是唯一可能的方式”。(第16页)
只有现在他才能说成精神、观念;超出了这些观念的都要消灭。
“事实上，一切良善的资产者们所做的，他都做了。”(同上)
良善的资产阶级，就是主观上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他们主观上都认为自己要把社会制度搞得很好，甚至要为劳动者谋福利，实际上他是资产者。主观上以为自己是为人类谋福利，为劳动者谋福利，甚至真的以为是替人类的幸福着想。蒲鲁东也是这样，他以为他搞社会主义，他要来解放工人阶级。
“……他们都告诉你们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也就是作为抽象的概念来看，是生活的唯一基础，但在实际上，他们都还希望着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希望竞争不要有竞争的悲惨结果。”这是好心。“他们都希望着不可能的事，也就是希望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不要具有这些条件的必然的结果，他们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形式，就像封建的形式是过渡的一样。”(第17页)
董仲舒就希望封建社会按照道的原则永久地存在下去，他不希望会发现封建社会的具体罪恶，不了解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形式。
“……这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他们以为资产阶级人类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设想不到那样的社会制度，在里面人会不再是资产者。”(第17页)
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这种味道，他就是认为不可能有那样一种共产主义，那种共产主义里面的人不要求个人的利益，不追求个人的物质刺激，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幸福是永久的范畴、永久的真理，所以共产主义也是为了实现这种永久的真理。 赫鲁晓夫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自私的，人的积极性的唯一鼓励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物质刺激，最多再加上精神刺激，精神刺激无非是名誉、表扬，不是什么政治思想，和物质刺激是差不了多少的。他认为人都是要名利的，他不相信人不要名利，因此他认为走向共产主义唯一的道路就是物质刺激，就是个人主义。蒋介石从前“剿共”的时候，得意洋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相信人不要钱，不相信人不要做官，我有钱一定能够搞垮共产党!他就不能理解有一些人就是不要钱，就是不要做官，甚至生命都可以不要，就是要共产主义。他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也不大能理解，他以为像新西兰这样一个小党，几百人的小党，那还不容易吗?六百镑(英币)就想收买它。他就没想到，这个党虽小，就是收买不了，他们就不爱钱。夏吉的党虽然比新西兰的党大一些，但是行得通，因为他和赫鲁晓夫一样，可以收买，大概八、九万卢布，比六百镑高一些。他不能设想，在资产阶级的人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蒲鲁东也是这样，他讲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他的真正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他脑子里的人是资产者。蒲鲁东是主张分散小生产，不主张集中的生活，实际上是为个体生产辩护，为小生产者辩护。
“因此，蒲鲁东先生必然是教条主义者。”(第17页)
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客观唯心主义——它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一般是主观唯心主义或经验主义，只看眼前利益，表面现象，感觉就是实践，物质就是感觉的复合，有用的就是真理。修正主义一般的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教条主义是客观唯心主义。蒲鲁东是教条主义者。
“……他把那引起现代世界的变革的历史运动，归结为要在两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中间去找到适当的均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位灵敏的青年就用技巧来发现隐秘的神的思想。发现两个孤立的思想的统一，其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使它们从实际生活孤立起来，使它们脱离了它们所表现的现实性的结合，即现代的生产的缘故!”(第17页) ·
像竞争和垄断，实际上不是互相孤立的，是互相联系的，但是蒲鲁东先生使它脱离了经济，变为两个东西外部对抗的、互相孤立的概念。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的头脑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那人类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不能再适应于这生产力的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所产生的伟大的历史运动”，他不研究历史运动，而用头脑里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它，“来代替那一国的许多阶级中间以及在许多的国家中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来代替那唯一能够解决这些纠葛的、实际的、强有力的、群众的行动，来代替这一广泛的、长期的而又复杂的运动。”(第17页)
一句话可以这样解释，蒲鲁东不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去暴露这些矛盾，不去研究由于这些矛盾引起的阶级斗争、国内、国际的战争，以及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不可少的群众的革命斗争，这些东西他都不要，他只要脑子里主观空想的对立的调和、综合。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不要暴露矛盾，不要去展开和解决斗争，不要开展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相反地，要调和矛盾，迁就、让步、迎合、投降，想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
“……这样一来，有学问的人，能够知道神的隐秘的思想的人们，就创造着历史;而普通的人民只要在实践中承受他们的启示就行了。”(第17-18页)
修正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就是那些明智的人、明智的头脑创造历史，至于亚、非、拉美搞民兵、游击战争的人，都应该听那些明智的人的话，当然他还是主观唯心主义，和蒲鲁东不同，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是一样的，是掩盖矛盾、取消斗争，反对人民的革命运动，用自己认为是明智的头脑来代替这种运动。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是一切政治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现代的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并不是通过社会的行动，而是通过他头脑中所进行的辩证法的转动。”马克思的修辞很漂亮。“在他看来，范畴即是推动力”，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来改变实际生活。“因此就用不着靠改变实际生活来改变范畴。完全相反，应该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就发生现实生活的改变。”(第18页)
“由于热望着调和矛盾，蒲鲁东先生就根本不问一问，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加以推翻。”矛盾的基础就是根本的制度，他根本不问。“他和那些想把国王、众议院和上议院都看做社会生活的不可少的部分，看做永久的范畴的政治教条主义者完全一模一样。”他认为现存的制度的基础不能推翻。“他只想去寻找新的公式来使这些势力得到均衡，其实它们的均衡恰恰是在它们的现代的运动里，在这些势力之一或者成为另一势力的胜利者，或者成为奴隶的运动里。”(第18页)这里说的现代的运动，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起来了。均衡只有依靠运动来解决，只有依靠两个势力的斗争，谁战胜谁的斗争来解决。
“……像这样，在十八世纪就有过很多平庸的头脑努力想寻找真正的形式来使社会的诸阶层，即贵族、国王、国会等等得到均衡，而到后来，不论国王、国会或贵族都没有了。”(第18页)
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有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的资产阶级就是改良主义，他的改良主义就是要和国王、贵族妥协。十八世纪出现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也还有一些平庸头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些改良主义者都失败了。
“……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中对抗势力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就是这些对抗势力的真正的均衡。”(第18页)
这里均衡不是调和，而是矛盾解决了。矛盾的真正均衡实际上就是矛盾的解决。
“因为蒲鲁东先生把永久的观念，纯粹的理性的范畴摆在一个方面，而把人类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在他看来;这只是那范畴的应用)摆在另一个方面，因此你在他那里一开始就遇到关于生活和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在种种的形式里反复出现的二元论。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对抗，只不过是表示蒲鲁东先生对于他们神化了的范畴的平凡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没有能力来理解罢了。”(第18-19页)
这里说的二元论不是一般哲学上讲的二元论。蒲鲁东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这里的二元论是讲他们的整个言论，他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他的思想经常受到现实的反驳，他的现实生活和他的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就是他的理性和客观实际两者之间是无法一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蒲鲁东把范畴神化了，把平凡的历史摆在一边，结果就无法理解，这两个东西经常打架、经常互相否定。
“我的信写得太长了，我已不能再涉及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那些可笑的责难。请你暂且同意我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情况不了解的人，是更没有能力来理解那为破坏这个社会而进行的运动，以及这个革命运动的文献表现的。”(第19页)
蒲鲁东根本不懂得革命。
“我对蒲鲁东先生完全同意的唯一的一点，——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所表示的反感。”(第19页) .
这里讲的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就是指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实际的，不能实现的，他以为他的观点是实际的。
“……在他以前，我已经因为嘲笑了卑屈的、温情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而引起了许多人对我的敌意。”(同上)
因为他对乌托邦有反感，我也曾经嘲笑过乌托邦，因此，在这一点上大家有同感，都是对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意。
“……但蒲鲁东先生只能算是为自己造成了一些奇怪的错觉，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幻想——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妇爱的夸夸其谈以及他的一切庸俗议论——来和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相对立。”(第19页)
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赞美那种小生产、小家庭夫妇的代表，所以他的思想是庸俗的。他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来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幻想相对立，他以为自己比那些高。这是一种奇怪的错觉，其实他并不比空想社会主义高，还比空想社会主义庸俗。
“而后者，例如就付立叶来说，是比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的骄傲自大的鄙俗见解更为深刻得多的。”(第 19页)
那种社会主义的温情的幻想虽然是空想，但是他的思想比蒲鲁东深刻，因为它能够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像蒲鲁东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说它深刻得多，就是因为他想搞社会主义、想解放无产阶级。蒲鲁东是肯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付立叶是想要取消私有制。
“……由于他自己也很感觉到自己的论据的完全空虚，自己谈论这一切事情的十足无能，因此突然不能自抑地陷于狂怒，陷于高傲的愤怒、哀号起来，发狂、谩骂、谴责、诅咒，捶胸顿足，向神和人吹嘘自己的清白，说社会主义的丑事与自己毫不相干!”(第19页)
这里有一些像赫鲁晓夫，自己感觉到空虚，只好用谩骂、发狂来掩盖自已的空虚。
“……他并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或他所认为的温情幻想给与批判。”(同上)
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批判。
“……他像圣者，像教皇一样，把诅咒加在贫穷的罪人身上，而对小资产阶级的及可怜的、色情的和宗法式的家庭幻想则唱起光荣的颂歌。"(第19-20页)
这也有一些像赫鲁晓夫，他不是咒骂那些贫穷的人吗!他说， 人多不过是一堆肉，是死尸运动。
“……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者、经济学者。”(第20页)
这里的所谓“经济学者”;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小资产者在发现了的社会里，由于他本身的地位关系，一方面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者，这就是说，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感受到人民的苦难。”(第20页)
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但是又感到人民的苦难，所以就要搞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资产者有两重性，这一段讲得非常深刻。
“……他同时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有着这样的骄傲：他是不偏不依的，他发现了那敢于说与中庸之道的确有所不同的真正的均衡。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它的本质的基础。”(第20页)
他承认有矛盾，但是又要调和矛盾、掩盖矛盾。
“……它本身不外就是具有形体的社会的矛盾。它需要在理论上来证明它在实际上的情形，而蒲鲁东先生的功劳就在于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的解说者;”他在理论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真正的功劳，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以后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第20页)
马克思承认蒲鲁东有一个功劳，就是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理论化了，又系统地提出来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样联合小资产阶级，并且和小资产阶级作斗争，改造小资产阶级，使他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也会有小资产阶级参加，所以，了解小资产阶级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一方面批判他的错误，另一方面肯定他有什么功劳，在哪一点上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是否定的，但是又肯定他做了一些历史上需要做的工作。
“我很想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第20页)
这一段不必解释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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