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工作日的斗争，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日起就从未停歇过。
在《资本论》中，马老师揭示了资本家阶级无限延长工作日的冲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判断在当今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高达48.6小时，较2024年略有下降，但仍远高于劳动法要求。38.7%的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长期透支导致身体机能下降、慢性病年轻化、心理问题高发。与此同时，AI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正迅速提升着劳动生产率——2025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84413元/人，比上年提高6.1%，快于经济增速1.1个百分点。生产力在飞跃，工时却居高不下，这一矛盾构成了本文的现实起点。
马老师在分析资本主义工作日的运动中揭示了一个的悖论：机器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但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却变成了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手段。“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这一悖论的产生，其根源而在于资本关系的强制。正是由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冲动，才使原本可以节约劳动时间的技术进步，反而变成了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的工具。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时，而资本对其的回答是使劳动更加浓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也随之变得强度更大和更加紧张。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是否足够先进，而在于技术进步的红利被谁占有和为谁服务。当劳动生产率以年均6%以上的速度增长时，劳动者却仍然被束缚在每周近49小时甚至更高的劳动中，这说明缩短工时在技术条件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生产力发展本身提出的客观要求。
马老师对工作日问题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经济层面，他始终将工作日的缩短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
马老师曾这样写道：“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自由时间的增加不是资本赐予的恩惠，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物质前提。恩老师同样指出，“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一旦生产过程摆脱了它的对抗性的形式，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将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论述都围绕一个命题：缩短工作日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前提，六小时四天工作制的诉求，既不过分，也不夸张。
从全球范围来看，缩短工作日的趋势正在从理论设想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
2025年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上的一项涵盖六国的国际研究表明，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每周工作四天能显著改善员工的身心健康，同时提高公司的生产率，试验使每周平均工时减少了5小时。英国的四天工作制试验覆盖了200多家企业，新加入的企业横跨商业咨询、管理服务、慈善、零售、住房、工程、制造、医疗、教育、文化遗产、娱乐与游戏等多个行业，覆盖员工总数超过6000人，结果显示“缩短工作周不仅不会影响工资，还能提升生产效率、改善员工身心健康，并增强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在澳大利亚，15家中小企业试点四天工作制后，没有一家企业报告生产率下滑，43%的企业表示生产率提升，57%表示基本持平……这些数据表明，在不降低薪酬的前提下缩短工作时间，不仅不会损害企业效率，反而能够通过减少无效会议、优化工作流程、降低员工流失率和病假天数等途径，实现生产率与劳动者福利的双赢。
缩短工时面对的最大困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工时缩短带来的效率提升被资本以利润的形式私人占有，而新增的雇佣成本却往往会由公共部门承担，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在资本逻辑内部得到解决的。所以，不是推行六小时工作制本身困难，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推行六小时工作制很困难。如果将减少工时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成果用于社会整体而非私人资本积累，如果新增的就业岗位被视为解决失业问题的积极成果而非成本和负担，那么这笔账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六小时工作制的劳动效益反而能得到增加。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就业将在原有基础上扩大30%左右。一旦劳动者有了闲暇，将直接转化为对服务业乃至制造业的消费需求，从而提振内需，形成“有闲消费—需求增长—经济活力增强”的良性循环。而减少非必要的加班，则可以促使企业雇佣更多劳动力以增加就业。因此，缩短工时所带来的就业扩大和消费增长，完全可以在社会整体层面抵消甚至超越新增的雇佣成本。
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推行六小时四天工作制的物质条件。202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上年提高6.1%，快于经济增速，而AI技术的应用正在加速这一趋势，生产力的发展正在为工作日的缩短创造越来越充分的物质前提。显然，当AI和自动化技术使单位劳动时间内的产出快速增长时，继续维持甚至延长原有的工作时间，就是对生产力发展成果的浪费和对劳动者生命的剥夺。
当然，推行六小时四天工作制需要正视行业差异。知识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可以通过压缩会议、优化流程、利用AI工具等方式在更短时间内维持甚至提升产出，而相对来说，制造业产出与工时呈线性关系，少干一天就少一份产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就无法缩短工时。恰恰相反，随着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技术的普及，制造业中直接劳动所占的比重正在下降，机器越来越多地承担了重复性、高强度的工作。就像马老师所指出的那样，英国工厂法对工作日的强制缩短(如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上限)迫使资本家转向机器生产以维持剩余价值。机器的使用成为资本在时间受限条件下从空间上夺回损失的手段，从而推动了机器的普及。换言之，工作日的缩短本身就会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和管理创新，形成一个技术进步与工时缩短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于确实需要连续作业的行业，可以通过增加班次、扩大职工规模来解决，这恰恰是缓解当前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因而，虽然从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到推进六小时工作制，确实是一个需要分步实施的历史过程，但既然方向是明确的，我们的步伐就应当加快。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工作日缩短的最大障碍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本能地倾向于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以劫掠工人的劳动力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一旦缩小工时。就意味着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会直接触动资本积累的核心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生产率已经大幅提高，尽管劳动者身心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尽管就业形势急需通过工时缩短来扩大岗位，八小时工作制的落实在中国依然面临巨大阻力——这也是为什么工作日的长短本质上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力量对比。然而，资本的抵抗并不能改变生产力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随着AI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社会总劳动时间必然趋于下降，问题只在于这种下降的成果是被少数人占有还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劳动者阶级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强大动力之一。
对六小时四天工作制最常见的质疑是会导致企业成本过高。这种质疑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劳动者创造的效率提升应当由资本独占，而缩短工时带来的任何额外成本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如果生产力快速提升，而打工人的工资和工时却毫无改变，那么所有这些效率提升的成果都流入了资本的口袋，这难道就是经济发展的合理性所在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应用本来是为了缩短劳动时间，却变成了延长劳动时间的手段，这一悖论只有在改变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的成果应当惠及全体劳动者，而缩短工作日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途径之一。
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劳动者自己不愿意缩短工时，因为会减少收入。一方面，如前所述，如果发展的成果由劳动者共享，而不是被少数人独占，那么减少工作日就不会导致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这种观点把劳动者描绘成只关心工资而无需重视健康和自由时间的“经济人”。事实上，长期超时工作、过度劳累会导致身体机能下降、慢性病年轻化、心理问题高发，因此现代劳动者对减少加班的诉求普遍非常强烈。在前述的四天工作制试验中，员工们反馈“倦怠程度有所降低”、“睡眠质量改善”、“更容易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等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在当前的劳资力量对比下，劳动者缺乏与资本博弈的有效手段，难以将这种需求转化为现实。在马老师的年代，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强行规定工厂正常的工作日，那么，今天呢?
《反杜林论》中是这样说的：“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可见，工作日的缩短是社会主义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的本质要求。在AI时代，生产力已经或即将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社会完全有能力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物质财富。阻碍这一转变的，不是技术条件，不是经济可行性，而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和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结构中缺乏决策权的现实。让六小时四天工作制从理想变为现实，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正当斗争。劳动者失去的只是加班和过劳的锁链，而我们获得的将是健康、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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