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英国做了一个影响整个世界金融的决定，将英镑与黄金牢牢绑定。用 “英镑即是黄金” 的信念作为全球贸易的通行准则，这个安排被后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颂为 “货币制度巅峰” 的安排。它的出现是特定历史阶段资本统治的具象化，是价值规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强制贯彻自身的物质载体。透过那些关于黄金储备、汇率波动的冰冷数据，我们看到的是资本追逐增殖的狂热、国家间权力的角力，以及劳动人民被压榨的血泪。金本位制度的兴起，依托于英国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的霸权网络;它的崩溃，则是其内在矛盾在价值规律作用下不可调和的必然结局。
英国之所以能在19世纪中叶率先确立金本位制度，并将其推广为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绝不是因为其制度设计的 “优越性”，而是根植于三重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这三重进程共同构筑了英镑与黄金挂钩的物质前提。
首先是在全英国大规模的工业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英国率先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型，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 “世界工厂”。纺织、钢铁、机械制造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跃居世界前列，根据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在国际交换中，这一规律转化为国际价值规律，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其商品的国别价值就越低于国际价值，在国际市场上就能以更低的价格抢占份额，实现超额利润;相反若是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国际市场的水平，商品先不从使用价值上，但就是商品总价值本身就无法支撑起这种挂钩。当时的英国棉纺织品，凭借机器生产带来的极低国别价值，不仅垄断了欧洲市场，还大量涌入印度、中国等东方市场，摧毁了当地的手工纺织业;钢铁制品则支撑起全球铁路建设的热潮，成为资本输出的重要载体。这种压倒性的工业优势，让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而顺差的本质，是全球市场对英国国内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承认，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顺理成章地从世界各地流向英国，为金本位制度提供了最核心的物质基础，充足的黄金储备。
其次是殖民帝国的掠夺性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 “勤劳致富”，而是充满暴力与掠夺的过程。英国通过数百年的殖民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以掠夺为核心的经济网络。在印度，东印度公司通过垄断食盐贸易、征收高额赋税，将印度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伦敦;在美洲，奴隶贸易为英国的种植园经济和工业生产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从美洲掠夺的白银与黄金，直接充实了英国的国库与银行储备;在亚洲，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平等条约下的协定关税，让英国工业品得以无阻碍地涌入中国市场，同时掠夺中国的茶叶、丝绸等资源，实现了非等价的价值转移。这些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获得的财富，并非英国本国生产过程中直接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对殖民地人民剩余价值的直接侵占，它们构成了英国金本位制度最初的 “启动资金”。没有这场跨越全球的血腥掠夺，仅凭工业生产的积累，英国很难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支撑金本位所需的庞大黄金储备，伦敦也无从谈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最后是金融资本的成熟与全球霸权。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与殖民掠夺的深化，英国的金融资本逐渐从工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出独立的统治力量。伦敦不再仅仅是工业订单的处理中心，更演变为全球的票据贴现中心、资本输出中心和外汇交易中心。英镑汇票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结算工具。无论是欧洲国家间的谷物贸易，还是亚洲国家间的香料贸易，都需要通过英镑汇票来完成支付，这使得全球市场对英镑产生了刚性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英镑与黄金可兑换性的信心。与此同时，英国凭借工业积累和殖民掠夺获得的巨额过剩资本，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输出，尤其是向美国、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和殖民地国家。这些资本输出多以英镑计价，且要求债务国必须实行金本位制度或与英镑挂钩，以确保英国债权人能够用稳定的黄金或英镑收回本息。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以英镑为核心、以黄金为最终锚点的金融剥削网络，债务国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换取英镑，再用英镑偿还债务本息，而英国则通过控制英镑的供应和利率，主导着全球资本的流动方向，进一步巩固了金本位制度的统治地位。
然而，这些支撑金本位制度的基石，从诞生之日起就埋藏着自我瓦解的种子。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注定了英国的霸权不可能永恒。19世纪后期，德国、美国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引进英国的工业技术、依托国家政权的扶持、开展第二次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在钢铁、化工、电气等新兴产业领域，德国的克虏伯公司、美国的卡内基钢铁公司逐渐超越英国的同类企业;在农业机械化方面，美国的农业生产率甚至远超英国，大量廉价的农产品涌入欧洲市场，冲击着英国的农业和相关工业。当这些后起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逼近甚至超越英国时，价值规律的作用开始显现。英国商品的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逆转。原本依靠低国别价值获取超额利润的英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下降，贸易顺差开始萎缩，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贸易收支甚至从顺差转为持续逆差。根据国际价值规律，一国出现持续贸易逆差，意味着其通过出口商品所凝结的劳动总量，低于其通过进口所获得的他国劳动总量，为了弥补这一价值差额，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黄金必然会从该国净流出。黄金的外流，不仅是金属货币的物理位移，更是英国工业霸权衰落的信号，是价值规律开始重新配置全球资源、划分势力范围的标志。
面对黄金外流的压力，英国为了保卫金本位制度，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而这些措施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将英国推向更深的危机。一方面，英国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必须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再贴现率，收缩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供应，减少货币流通量。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信贷成本急剧上升，企业的投资意愿被抑制。原本计划扩大生产的工厂不得不搁置项目，依赖信贷周转的中小企业纷纷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导致商品市场出现普遍的通货紧缩，物价持续下跌，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为了维持生存，企业只能被迫缩减生产规模，解雇工人;大量工人失业后，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资本家趁机压低工资水平，进一步剥削在职工人的剩余价值。这整个过程，本质上是价值规律通过危机的暴力方式，强制消灭一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资本价值，将社会生产拉回到与黄金储备相匹配的水平，暂时止住黄金外流的趋势。但这种 “平衡” 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是用劳动人民的失业和贫困，为资本的盲目扩张买单。
另一方面，黄金的持续外流加速了全球霸权的转移。在黄金从英国流向德国、美国等后起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黄金储备不断充实，为其货币的稳定和金融实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德国马克、美元逐渐获得了与英镑竞争的物质基础，伦敦作为全球唯一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柏林、纽约的金融市场逐渐崛起，开始分流伦敦的资本和结算业务。更重要的是，黄金的流动本质上是价值实体的转移，凝结在黄金中的人类抽象劳动，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英国，流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德国、美国，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后起国家凭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开始获得更多的价值积累，而英国则逐渐丧失了对全球价值分配的主导权。价值规律在这里扮演了 “冷酷的裁判者”，它不承认任何国家的 “霸权特权”，只以劳动生产率为标准，决定价值的流向。英国的衰落与后起国家的崛起，正是价值规律在全球范围内强制贯彻自身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各国间你死我活竞争的直接体现。
英镑与黄金的挂钩，不仅面临着外部竞争的压力，其制度本身还蕴含着三组深刻的辩证矛盾，这些矛盾植根于货币的本质与资本的运动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在货币领域的具体表现，它们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不断激化，最终成为摧毁金本位制度的内在动力。
第一组矛盾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冲突。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生产过程是具体劳动的过程，矿工需要在特定的矿藏条件下，使用采矿设备进行开采，再通过冶炼提纯得到纯金。这一过程受限于自然资源的分布，如金矿的储量和品位，以及开采技术的水平，如挖掘、冶炼技术的先进程度，还有生产成本的高低，如劳动力、设备、能源的价格。因此黄金的供给具有相对有限性和缺乏弹性的特点。即使市场对黄金的需求急剧增加，黄金的产量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提升。但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地追求价值增殖，是对抽象财富的无限积累。资本的循环公式 “G-W-G'”，即“货币 -商品-更多货币”决定了，资本需要不断地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织生产，销售商品，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这一过程需要充足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商品流通总量急剧增长时，对货币的需求也会同步增长。此时，受具体劳动过程约束、供给有限的黄金，与受抽象劳动驱动、需求无限的资本增殖之间，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期，这一矛盾表现为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商品数量不断增加，但作为货币的黄金数量增长缓慢，导致单位商品所对应的货币量减少，物价持续下跌。这种通缩并非经济健康的表现，而是资本扩张被黄金 “枷锁” 束缚的结果。企业的利润因物价下跌而缩水，工人的实际工资虽可能略有上升，但失业风险却因企业缩减生产而增加，整个经济的活力被逐渐压制。
第二组矛盾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职能冲突。货币的首要职能是价值尺度，即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量。要履行这一职能，货币本身必须是足值的、稳定的。它自身必须凝结着确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准确地反映其他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黄金作为天然的货币材料，因其质地均匀、易于分割、价值稳定，似乎完美地满足了价值尺度的要求。1英镑所含的黄金量是固定的，因此1英镑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相对稳定的，企业可以用英镑来核算成本和利润，消费者可以用英镑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但货币的另一重要职能是流通手段，即媒介商品的交换。作为流通手段，货币不需要足值的实体，只需要能够被市场普遍接受的符号，更重要的是，货币的供应量必须能够灵活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当商品流通量增加时，货币供应量应相应增加，以避免流通不畅;当商品流通量减少时，货币供应量应相应减少，以避免通货膨胀。金本位制度试图将货币的这两种职能强行统一于黄金一身，既要求黄金作为足值的价值尺度，维持货币价值的稳定;又要求黄金作为灵活的流通手段，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但这种统一在现实中必然走向冲突。当工业革命推动生产规模急剧扩张，商品流通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时，黄金的供给却无法同步跟上，此时流通手段的职能需求就会与价值尺度的职能要求产生矛盾。如果为了满足流通需求，发行超过黄金储备的纸币，就会破坏黄金作为价值尺度的足值性，导致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如果为了维持黄金作为价值尺度的稳定，严格限制纸币发行，就会导致流通手段不足，出现 “货币荒”—— 企业之间的支付链条断裂，商品积压，生产停滞。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多次爆发的 “商业危机”，本质上就是这种职能冲突的集中爆发，企业有大量商品待售，却因缺乏足够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无法完成交易，最终只能通过破产、倒闭的方式强制清理过剩的商品和产能，暂时缓解职能冲突。
第三组矛盾是货币的国内职能与国际职能的冲突。在一个国家内部，黄金作为货币的核心，是银行信用体系的基石。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必须以黄金储备为基础，中央银行通过调节黄金储备来稳定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水平，因此黄金储备需要保持相对的静止与稳定，避免因大规模流动而冲击国内金融体系。但在国际范围内，黄金作为世界货币，是国际结算和平衡国际收支的最终手段。当两国之间的贸易出现差额时，顺差国可以获得逆差国支付的黄金;当一国出现资本外流时，黄金可以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维持国际信用。因此，黄金在国际间需要自由的、无阻碍的流动，才能实现全球范围内国际收支的平衡。这种国内稳定与国际流动的要求，在英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会发生直接的、尖锐的冲突。为了阻止黄金外流，保卫金本位制度，英格兰银行必须提高利率。高利率可以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同时抑制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减少进口需求。但高利率政策对国内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原本盈利的项目变得亏损，不得不停止投资;消费者的信贷成本增加，对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下降;物价因需求不足而进一步下跌，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彻底挤压，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人数激增。1925年，英国在一战后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度，为了维持英镑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英格兰银行被迫将利率提高到 6%，这一政策直接导致英国工业生产进一步衰退，失业率攀升至 20% 以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这种为了维持国际支付平衡而牺牲国内经济稳定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际经济的压力直接传递到国内的阶级关系上，用工人阶级的苦难来维系资本的国际信用，而这种维系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当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面临中断的风险。
英镑、黄金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绝非简单的 “价格对比”，而是各国生产体系之间价值较量的外在表现，是阶级斗争在国际层面的传导机制。汇率的 “锚” 表面上是黄金的含金量，实质上是价值规律。各国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之比，即铸币平价，能否维持，取决于其背后所代表的真实价值量的对比，而这种价值量的对比，又由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所决定。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在单位时间内能够生产的商品数量就越多，单位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其国别价值就越低。即使该国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不变，其单位货币所实际代表的商品价值量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下降，这意味着该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用同样数量的货币，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或者说，用同样数量的商品，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国货币。因此，在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体系中，隐藏着的是各国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之间动态的、不平等的较量，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其货币的实际价值相对下降，却能凭借固定汇率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其货币的实际价值相对上升，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只能通过不断压缩国内劳动人民的利益来维持竞争力。
这种价值较量通过生产体系深刻地链接在一起，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对于处于霸权中心的英国而言，固定汇率制度剥夺了它通过货币贬值来恢复贸易竞争力的可能性。当德国、美国等后起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超越英国，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价格优势时，英国无法通过降低英镑的含金量，即货币贬值，来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只能通过压缩国内的生产成本来维持竞争力。而压缩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就是压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物价持续下跌，资本家以 “物价下降” 为由，强制削减工人工资，甚至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进一步榨取剩余价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在部分时期出现下降，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几乎全部被资本家占有。在这里，汇率成为了阶级压迫的 “传导带”，国际竞争的压力通过固定汇率转化为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剥削，资本家则通过这种剥削，将国际竞争的损失转移到工人身上，维持自身的利润水平。
对于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被迫实行金本位制度或与英镑挂钩，意味着其国民经济被彻底纳入英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剥削体系。这些国家大多是农业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如棉花、茶叶、橡胶、矿产，而英国则是工业国，生产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初级产品的价格由伦敦的商品交易所决定，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则由英国的资本家主导，这种价格体系天然地倾向于英国，初级产品的价格长期被压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则长期居高不下，形成了 “剪刀差” 式的不平等交换。以印度为例，19世纪中后期，印度向英国出口大量的棉花，棉花价格被英国资本家压得极低;而印度从英国进口的棉纺织品，价格却远高于印度本土手工纺织业的产品，导致印度的手工纺织业迅速破产，大量农民失去生计，被迫沦为英国工厂的廉价劳动力。这种不平等交换的本质，是价值从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的转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价值，却通过固定汇率下的不平等贸易，将大部分价值转移到英国资本家手中，而黄金则作为这种价值转移的 “载体”，从边缘国家流向中心国家，进一步充实英国的黄金储备，巩固英国的霸权地位。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金本位制度下的 “黄金输送点” 机制美化为 “自动平衡国际收支的精巧设计”，但从价值规律的视角看，这不过是一种将调整痛苦强制转嫁给劳动人民的暴力装置。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汇率下跌至黄金输出点时，该国并不需要调整汇率，而是需要用黄金来支付逆差，这意味着黄金将从该国的中央银行流向外国中央银行。为了阻止黄金的持续外流，该国必须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收缩信贷，而这必然导致国内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工资下降。这种调整方式不是 “自动” 的，而是通过危机的暴力来实现的。它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只通过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1931年，英国最终放弃金本位制度，正是因为这种暴力调整已经无法持续，持续的通货紧缩导致工业生产衰退了30%，失业率高达22%，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整个社会濒临动荡的边缘。当调整的成本超出了劳动人民的承受极限，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就成为了必然。
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不是 “管理失误” 或 “外部冲击” 的偶然结果，而是其内在矛盾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全面爆发的必然结局。从内外债务的转化、汇率规律的僵化到生产规模的扩张，价值规律像一把无形的手术刀，逐层解剖了金本位制度的致命缺陷，最终宣告了这一资本统治工具的历史终结。
内外债务的转化与价值补偿的危机，是金本位制度崩溃的第一重推力。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债务本质上是未来剩余价值的提前支取——内债是资产阶级国家向国内资本家和民众的借贷，承诺用未来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来偿还;外债则是向外国资本家的借贷，承诺用未来的黄金或可兑换黄金的货币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了筹措军费，不仅大规模发行内债，还向美国等国家举借了巨额外债。战后，英国面临着双重债务压力，一方面，需要向国内债权人支付债券利息，维持国内信用;另一方面，需要向美国等国家偿还外债本息，维持国际信用。而要偿还外债，就必须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或通过贸易顺差获得黄金。但战后英国的工业霸权已经衰落，贸易逆差持续存在，黄金储备不断流失，只能通过资本输出，即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放贷，来获取利息收入，弥补贸易逆差。当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无法偿还英国的贷款时，英国的资本输出收入锐减，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黄金外流的速度加快。为了保卫金本位制度，英国政府被迫采取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增加税收，削减公共福利支出，压低公务员和工人的工资。这些政策的本质，是通过强化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完成对外的价值补偿。但这种剥削是有极限的 !当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当中小企业因高税收和低需求而大量破产，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都将面临困境。此时，英国资产阶级国家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两难选择，要么继续紧缩，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引发社会动荡;要么放弃金本位制度，停止用黄金偿还外债，对国际债权人 “违约”。1931年，英国选择了后者，放弃金本位制度，允许英镑贬值。这一选择看似是 “无奈之举”，实则是资产阶级国家在权衡利弊后，为了优先维护国内统治秩序和资本积累的根本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 “断尾求生” 之举，它标志着金本位制度作为 “国际信用保障” 的神话彻底破灭。
汇率变化规律的僵化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尖锐冲突，是金本位制度崩溃的第二重推力。价值规律要求汇率能够灵活地反映各国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反映各国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动态关系。劳动生产率提升快的国家，其货币的实际价值相对下降，汇率应呈现贬值趋势，以释放竞争力;劳动生产率提升慢的国家，其货币的实际价值相对上升，汇率应呈现升值趋势，以倒逼国内生产效率提升。但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用制度的枷锁将汇率固定在铸币平价附近，强行压制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僵化的汇率安排，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 “不平衡发展”，后起国家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度调整，必然会在某些领域超越老牌国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当德国、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超越英国后，其货币的实际价值已经低于法定含金量所对应的价值，本应通过汇率贬值来扩大出口，进一步巩固优势;而英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落后，其货币的实际价值已经高于法定含金量所对应的价值，本应通过汇率升值来倒逼国内产业升级。但固定汇率制度不允许这种调整，德国、美国只能通过持续的贸易顺差积累黄金，英国则只能通过持续的贸易逆差流失黄金。这种 “一边倒” 的积累模式，导致全球黄金储备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后起国家，而英国等老牌国家的黄金储备则不断枯竭。当英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无法维持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固定汇率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种僵化的汇率安排还会引发连锁反应。为了维持固定汇率，黄金储备不足的国家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又会导致经济衰退，进一步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形成 “紧缩到衰退到逆差再到黄金外流” 的恶性循环。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美国为了维持金本位，提高利率，导致国内银行体系崩溃;德国为了偿还战争赔款和维持金本位，实行严厉紧缩，引发了恶性通货紧缩和政治危机;英国则在紧缩政策下，工业生产进一步衰退，最终不得不放弃金本位。这种全球性的危机证明，固定汇率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 “绊脚石”，价值规律必然会通过危机的方式，打破这一僵化的制度安排。
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黄金枷锁的最终断裂，是金本位制度崩溃的第三重推力，也是最根本的推力。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地追求价值增殖，这驱动着资本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开拓世界市场、改进生产技术。从19世纪的机器大工业到20世纪的流水线生产，从国内市场到全球贸易网络，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趋势。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货币供应量的同步增长。一方面，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需要更多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另一方面，商品的销售需要更多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在金本位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受制于黄金的供应量，而黄金的供应量又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开采技术。即使在黄金产量较高的19世纪末，全球黄金产量的年增长率也只有3%左右，远低于生产规模的增长率。这种 “货币供应跟不上生产扩张” 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期表现为通货紧缩，在经济危机期则表现为流动性枯竭。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这一矛盾达到了顶点，全球工业生产规模急剧萎缩，商品大量积压，企业急需资金来偿还债务、维持生产，但黄金的供应量却无法满足货币需求的增长，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 “流动性危机”，银行不敢放贷，企业无法融资，消费者不敢消费，整个经济陷入 “信贷冻结” 的状态。此时，资本迫切需要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刺激需求、消化过剩产能。但金本位制度的逻辑却要求各国采取相反的政策，为了维持黄金与货币的可兑换性，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甚至实行紧缩政策，以防止黄金外流。这种 “需求扩张” 与 “货币紧缩” 的矛盾，本质上是资本的无限扩张趋势与黄金供应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审判”。当美国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制度，开始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后，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日本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德国则通过发行 “马克券” 脱离了金本位体系。这些国家放弃金本位后，货币供应量不再受黄金储备的限制，能够根据生产需求灵活调整，从而逐渐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这一历史过程证明，金本位制度已经从促进资本积累的 “工具”，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枷锁”，当生产规模的扩张突破了黄金供应的限制时，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英国金本位制度的兴衰，是一部价值规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强制开辟道路的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缩影。它的兴起，依托于英国工业霸权、殖民掠夺和金融垄断的三重优势，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殖的产物;它的崩溃，源于其内在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冲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冲突、国内职能与国际职能的冲突，这些矛盾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不断激化，最终超越了制度本身的承载能力。从黄金的流入到外流，从固定汇率的维持到崩溃，从英镑霸权的建立到衰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货币史，更是资本统治的扩张与危机、劳动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世界体系的重构与转型。
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以新的形式呈现。从 “黄金锚” 转向 “国家信用锚”，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从英镑霸权转向美元霸权。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本质没有改变，它仍然是资本追逐增殖的工具，仍然是国际剥削的手段，仍然受制于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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