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夏尔·贝特兰《经济核算与所有制形式》的第二部分 第四章
翻译：逢春12
第四章 生产过程、货币与计划的结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非以生产过程间相对严密的衔接为特征，而是以大量生产过程的相对独立为特征。正因为如此，一部分生产资料无法按社会有效利用的方式，预先分配给生产与消费经济单位;这些过程的独立性还导致货币介入这一分配过程——而该分配过程本身正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当货币介入经济单位间的关系时，这些单位可根据自身内部生产过程的特定需求“获取”特定产品，且能在这些产品恰好为自身所需的时刻完成获取。
在过渡时期，生产过程的结构及其衔接的社会条件，解释了为何即便生产资料是预先分配的对象，其价格也绝非“虚构”：经济单位要么需实际“支付”这一价格(即便产品是通过分配调拨给它们的)，要么需在成本价格、折旧等核算中计入该价格。若缺乏有效的价格体系(即符合生产条件与计划要求的价格体系)，企业便无法对劳动产品的使用实施社会层面的管控，计划本身也将无从实现。
当价格体系被普遍采用且价格得到实际支付时，便存在一种履行一般等价物职能的货币。此外，这种一般等价物职能仅能是潜在的。例如，每当经济组织制定规则，限制或明确经济单位可将其可用资金用于何种用途时，货币的这一职能就处于潜在状态。
总体而言，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确保：产品销售所发挥的“确认劳动社会性”的作用，与经济计划所发挥的“预先设定劳动社会性”的作用，尽可能保持一致。当计划充分履行其预先设定职能时，劳动便不仅是社会劳动，还如马克思所言，是“社会化劳动”。这一术语表明，劳动是在联合生产者的管控下开展的。
与货币在经济单位间履行的(至少是潜在的)一般等价物职能形成对比的，是其在“技术单位”间关系中所承担的核算范畴职能(例如，同一工厂内不同“车间”或“部门”之间)。选用“技术单位”这一表述(参见上文第二部分第二章)，是因为经济单位划分为“技术单位”，首要依据是技术层面的规定。但这种“划分”同样具有社会规定性：事实上，它会依据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发生变化。例如，它可能成为巩固生产者或非生产者在经济单位分工中主导地位的手段。因此，“技术单位”虽首要履行技术职能(物质生产职能)，但也承担政治职能(领导职能)与意识形态职能。由此可见，划分“技术单位”的条件绝非“纯粹”的技术层面条件。
在隶属于同一经济单位的各技术单位之间的关系中，货币的主要职能是核算。这种核算不会产生“实际”价格的介入(即不会引发支付行为)。在此场景下，货币完全是观念上的：它无法促成支付，也不是确认劳动社会性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车间之间的往来价格，本质上是社会劳动成本的体现——而这些成本的核算标准是由社会层面确定的。
评注
称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各技术单位间流转产品的价格是社会劳动成本的体现，意味着这些价格不再是获取不同产品所需实际劳动成本的简单“货币换算”，而是更复杂的存在(如同产品价值本身)：其核算必须考虑不同生产类型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具体的社会效应1?1。
由于这些价格并非由市场“决定”，而是符合通过计划具体化的经济政策要求的社会评估结果，因此价格已不再完全是“价格”;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它们以货币形式“呈现”，所以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价格属性。
因此，在技术单位层面，“价格”本质上是核算工具。原因在于，这些技术单位的生产活动并非由自身层面决定，而这种决定权恰恰是经济单位所承担的领导职能之一。
评注
“领导”的必要性，客观存在于劳动者的协作过程之中——这些劳动者参与同一经济单位内部的各类生产过程。根据主导性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不同，这一领导职能可由不同社会机构承担(如厂长、领导小组、革命委员会等)。
此类机构承担两项核心职责：一是协调经济单位内部的劳动过程，二是代表该单位与其他经济单位及机构对接。因此，该机构在衔接本经济单位“外部”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这种“内部领导”与“外部衔接”的双重职能，共同以“管理”的形式呈现。而管理始终需服从外部社会要求，这种要求要么来自“市场”，要么来自“计划”。在计划框架下，这种服从具有直接的政治属性——因为计划是经济政策的具体体现。
企业的领导职能并非“自行产生”，其有效履行需满足特定条件：首先，劳动过程需具备特定结构，使企业成为有效(简单或复杂)的经济单位;其次，需存在特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通过这些关系确立领导权威，即领导权。在过渡时期，若企业领导权失效，经济单位间货币的运作甚至可能破坏技术单位间的关系(例如，因产品流向调整、对外销售变化等情况引发)。
此类效应的产生，印证了货币所具有的潜在一般等价物职能。即便在企业内部，当企业领导权不再稳固时，货币的这一政治职能也可能生效。
在经济单位间的关系中，社会为货币一般等价物职能设定的限制被打破的情况，在客观上可能更为频繁。根源在于，基于经济单位间关系的本质，在此层面，货币需持续以支付手段的身份介入。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还面临另一项问题：需确保货币被限定在其应有的职能范围内。若不遵守这一限制，实则可能导致经济单位完全自主，即不再服从计划。 当货币介入对经济运行仍属必要时，“货币”与“计划”之间的矛盾，仅是市场关系与计划关系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进而也是价值规律与经济社会调控规律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
正如我们此前所见，这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矛盾;“否认”这一矛盾毫无意义，试图通过取消国有企业间的货币运作等方式“消除”它，同样徒劳无功。这种取消只会加剧经济的“不透明性”——因为货币职能会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却再也无法被识别与管控;无视这些矛盾，实则是将其驱入“地下经济领域”。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关系整体状况，客观判断在每个阶段，需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将货币限定在助力计划实现的职能范围内。探讨这一问题超出了当前研究的范畴，但必须强调的是，受过渡时期社会形态结构的本质影响，这些条件同时取决于三个层面：政治层面(例如，对承担货币职能的机构实施管控的方式与质量);政治层面对经济层面的干预形式(例如，合理的价格与物资计划);意识形态层面(纪律性、诚信度、公共利益意识等)。
货币在经济主体间关系中的实际介入表明，仅如斯大林在先前引用文本中所言“国家在生产性经济单位间分配生产资料”，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国家通常还会分配货币——且往往通过预算与银行体系进行。经济单位可利用这些货币购买生产资料(主要是所需的劳动对象)，且原则上可根据自身需求，调整所购生产资料的质量与采购时机。
由此可见，货币与商品范畴的介入绝非“观念上的”，也不只是出于“核算”需要。其之所以产生实际影响，是因为这种介入由生产过程的结构所决定。在这一结构下，若对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进行直接实物分配，通常无法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有效利用。 我们刚才提到，生产性经济单位“原则上”可根据自身生产需求，调整所购产品的质量与采购时机;之所以说“原则上”，是因为在许多过渡时期社会形态的实践中，存在一种做法：由经济单位外部的组织代替单位管理者做决策。这往往导致生产单位收到的物资不再符合其需求，而这种情况在政治层面并非必要。
这种做法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方面，计划机构会对劳动对象进行预先分配(此时它们履行的是行政管理职能);另一方面，针对商品流通，这些机构会在计划相关规则之外额外增加分配规则(例如，限定特定产品的使用权限、为特定工厂优先分配特定生产资料等)。
将分配管制的实施等同于生产过程衔接的客观变革(即能让价值形式消失的变革)，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若分配管制的采用源于可用量与需求间的失衡(即“短缺”或“错配”)，那么它在客观上往往暴露了生产过程不协调所引发的后果。此类管制的目的，在于限制这种超出货币职能承载范围(即无法契合计划要求)的不协调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必须强调，国家管制仅是对数量相对不足的产品进行社会合理分配的可能方式之一。这种方式是“外部”强加给经济单位的，最终需借助法律制裁来保障实施。 还存在另一种分配方式，其前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系的发展。这种方式通过生产单位间的协作形成，协作目标是充分实现一系列经济与政治目标。此类协作确保了生产单位间的“社会主义相互依存”(这种依存关系既非纯粹“技术层面”，也非纯粹“经济层面”)。这种协作的普及，似乎对应着一个新的“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货币与国家干预的作用范围缩小，进而使直接生产者通过掌控生产与再生产条件，扩大自身的作用空间。
总体而言，在过渡阶段初期，计划与货币之上同时叠加管制措施的现象，恰恰表明社会对生产过程总体统一性的掌控能力尚显薄弱。正是这种薄弱性，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管制措施，遏制商品范畴作用范围的扩张。若缺乏此类管制，生产单位间商品关系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导致这些单位的活动越来越不符合计划要求，反而越来越受制于价值规律。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当各类生产过程间的错配超出一定程度后，任何管制措施都将失效;此时，必须直接缓解客观存在的经济失衡本身。若拒绝承认这一必要性，可能导致经济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最终还可能催生“取消货币”的徒劳尝试——人们会将货币视为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却忽视货币只是让失衡显现出来而已。
这印证了我们此前的观点：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法定所有权，并不足以确保生产过程的社会统一性与社会协调性。正因如此，商品关系的消亡依赖于一系列尤为复杂的变革。
正如我们此前所强调的，商品关系的消亡非但不会与经济核算相冲突，反而必须为真正的社会经济核算发展创造条件。这种核算既是劳动者全面掌控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的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在我看来，唯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且必须对经济核算与货币核算的不同形式展开分析。【1】 此处强调技术单位间价格核算的复杂性，需结合生产的社会关联与效应，而非单纯的货币与劳动成本换算，体现了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特殊性。
【1】关于这一点，参见《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 236-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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