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辉煌的过去：匈牙利通向资本主义路途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第一部分

>本文为个人翻译，如有错漏，烦请批评指正。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删减了部分注释

作者：Michael Burawoy 译者：铃木佳奈 观海路

>原文收集了上世纪70-90年代的资料，可能存在时效性问题，请读者谨慎参考

辉煌的过去

匈牙利通向资本主义路途中的

意识形态与现实

第一章

原编者按：迈克尔·布洛维在劳动研究领域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以其出色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对于劳工事业的持续热情、以及对社会运动持续参与的公共知识分子姿态在左翼知识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本章当中，布洛维继续使用“生产政治”这一概念，并且把这一概念的广度拓宽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将这一概念从资本主义企业当中，移植到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国营工厂。以及其出色的田野调查，为读者展现了十分生动、细节繁复的匈牙利国企工人民族志。从生产流程、工作场所、劳动纪律、管理策略、国家干预、劳动分工与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展现了“现实的”社会主义下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控制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极大差异。

在此扎实的基础上，布洛维列举了八个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并对这些刻板印象进行了一一批驳，并系统性地颠覆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并同时提出了从“官僚专制”转向“官僚霸权”的生产政体转变。

我们可以观察到，匈牙利国企工人在劳动过程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应对管理的策略，与中国过去的国企工人所采取的策略高度相似。并且我国上世纪激烈的体制转轨，也是布洛维在1984年就在匈牙利预演过的历史。我相信，布洛维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将中国劳工史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视角，也为我们应对日益严峻的劳资形势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自从上次发布序言翻译，已经近三个月。这一次，我们带来了本书的第一章，让读者朋友们久等了。本号编辑组最近事务繁杂，窘于生活，但是我们一直在稳步推进本书的翻译和校对工作，无论多久，我们终会再次见面。

意识形态与现实：班基工厂

导言

Part 1

我们的出发点是康拉德和塞勒尼(Konrád，Szelényi)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在他们的理论中，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阶级社会。一个由计划者组成的统治阶级，或者他们称之为目的论的再分配者，占有并再分配由直接生产者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由于集中占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须使之合法化。这就引入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独特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它将集中占有描述为符合所有人利益的行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做出的决定这些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满足这些利益的宣称，而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认可则取决于统治阶级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方面有多成功。

在这种模型中，意识形态和现实各得其所，而不是相互归约。相比之下，对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研究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极权主义模型过于重视意识形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要么他们专注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裂痕，要么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决定了现实。

那些已在国家社会主义内部写作的极权主义理论家们已经强调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结果与它的承诺非常不同。并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社会主义被证明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并非无阶级社会，而是一个“新阶级”或“权贵阶层”出现;并非需求的实现，而是对需求的专制。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典型的批判是哈拉斯蒂·米克洛什的《工人在工人的国家里》一书，该书描绘了一个原子化、受压迫、相互疏远、堕落的工人阶级——这与社会主义理想完全相反。在用现实反驳统治意识形态时，极权主义的形象呈现出一个没有活力或变化的同质化社会。例如，哈拉斯蒂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典型工厂的典型工人。他没有试图将自己、他的工厂或他的国家置于任何历史背景中。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对其天堂般承诺的否定。他的作品主要是批判，而不是解释。

类似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同质化描述，也出现在以资本主义为出发点的著作中。这些著作批评的要点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的理解。与驳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比，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展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因为它通过上级的专制命令来强加于人，并使得所有人顺从。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对东欧管理思想的经典描述[1]最清楚地体现了这一观点。在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通过公开的利益表达而产生，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意识形态是通过政党专政强加的。在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既是利益的理性化，也是行动的指南，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先锋队强行让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党组织通过使社会各个层面服从自己来执行中央确定的目标。为此，党依靠工厂的积极分子，他们因忠诚而被选中，并通过差异化的奖励而被孤立起来。由于本迪克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全能力量的工具(这一观点本身源于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他刻画出了一幅高度同质化与具有个体孤立化特征的共产主义图景。[2]

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G. Walder)[3]在他对中国工厂的精彩研究中试图摆脱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在反对过分强调社会原子论和党与积极分子之间非个人关系的极权主义模型的同时，他强调围绕物质和政治依赖关系发展起来的特殊关系[4]。企业对稀缺消费资源分配的控制产生了两种关联模式：第一种是“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即政党活动家用政治忠诚换取优先获得资源和职位，第二种是“无原则特殊主义”，其中工人通过贿赂和依赖人际关系来获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沃尔德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都正在发展为“新制度化的恩惠主义体系——一种“基于公民对社会机构及其领导人的依赖的新传统权威模式。”[5]

图：《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

如果沃尔德在捕捉支配中国企业行为的社交网络方面超越本迪克斯，那么他的模式仍然受到片面概括和过度同质化的困扰。首先，在没有收集经验证据的情况下，他将自己的模型扩展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其次，在阐明所有共产主义模式的权威的独特之处时，他对资本主义的典型权威形式做出了未经检验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陷入了意识形态的陷阱，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不受依赖关系和特殊主义约束的意识形态。我们将看到，美国的工厂制度比匈牙利的工厂制度更接近他的模型。

由于急于进行跨时空的概括，沃尔德未能将他所观察到的工厂体制具体形态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力量进行系统化的理论阐释。与哈拉斯蒂和本迪克斯一样，他没有考察工厂制度的历史变化，也没有具体说明，更不用说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或国家之间的差异了。所有这些理论家都专注于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厂制度的静态模型，而忽略了解释其变化的动力。

在研究国家社会主义方面的一个重大发展是戴维·斯塔克和倪志伟[6](David Stark，Victor Nee)提出的“新制度分析”。他们认为，极权主义的旧范式(国家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趋同)和现代化理论(技术和现代价值观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应当让位于对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的社会的认识。在这个框架内，重点从政党、意识形态和精英转移到替代性的制度形式，如第二经济或者公民社会的团体形成。精细的研究揭示了曾经被认为是压抑统一的社会关系中丰富的多样性。

图： Victor Nee&David Stark 所合编著

在对波兰、中国和匈牙利等国的比较研究中，斯塔克与倪志伟合编著作的各位撰稿人清晰地揭示了这些社会的差异性。作为对早期意识形态因素占据显著地位的理论框架的同质化倾向的反对，新制度主义分析彻底摒弃了意识形态的解释路径。这种新的研究方法转向对混合经济形态的考察，使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分野变得模糊。在这些论述中同样不够清晰的还有：极权主义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究竟是由冷战和缓和时期的意识形态关切所促成的错误范式，还是它们确实准确描述了国家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面貌?新制度分析究竟是对斯大林时期的重新检视之呼吁，还是针对1980年代——当某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与经济领域催生新制度之时?在开启理论解释多样性的魔盒之后，同样重要的是发展新理论来关上它——这些理论应既能解释国家社会主义内部的差异性，又能厘清其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我们感兴趣的是，结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特点来开展这项任务。我们强调了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四个特点，它们都源于对剩余价值的集中分配。首先，作为生产所有者和生产组织者的国家，以管理者、党和工会三重联盟的形式出现在生产现场[7]上。从直接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党和工会是管理统治的工具。第二，对剩余价值的集中分配导致原材料和适宜技术的短缺，给组织和监管生产带来了独特的难题。第三，中央指导经济需要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体现在企业内部的对社会主义的肯定仪式中。同时，积极参与这些仪式是官僚竞争所要求的忠诚表现。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章中讨论这部分内容。第四，社区和生产之间的关系随着消费品通过市场分配的程度而变化。在消费品可以通过市场获得的情况下，管理层就失去了对其劳动力的控制权力。

我们区分了国家社会主义下的两种工厂制度：官僚专制和官僚霸权。所有生产制度都是官僚制的，因为它们是国家进入生产领域的延伸。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描述的那样，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带来了工厂与国家、生产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制度分离。在专制制度下，管理层在工会和党的帮助下，靠着工人对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的依赖，从工人那里赢得服从。与此同时，管理层依赖于工人的自发合作，以应对不确定的材料和机械供应带来的紧急情况。管理层利用其对稀缺消费品的垄断，奖励那些参与指导生产、制定标准或监视普通工人的积极分子骨干，如斯达汉诺夫式的人物或劳动英雄。这种工厂制度是沃尔德所描述的，也是弗拉基米尔·安德烈、刘易斯·西格尔鲍姆和唐纳德·菲尔策[8]在描述1930年代的苏联时所描述的。

另一个极端是我们在第二章中描述的匈牙利官僚霸权政体。企业不再控制住房、儿童保育、电视、汽车、食品、服装等稀缺商品和服务的分配。这些现在可以通过市场(用福林购买)或通过国家分配获得。管理层失去了通过垄断稀缺消费品来榨取服从的能力，但没有发展出以解雇或裁员威胁为基础的新权力。管理层必须通过财务激励、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加班费分配或参与利润丰厚的“经济工作合伙小组”[9]来争取工人的合作。但是，没有一支党的积极分子骨干队伍动员普通工人参加生产运动，实现计划目标，或者攀登产量的新高峰。

与资本主义的对比很有启发性。在那里，我们也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体：专制和霸权。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样，从专制政体向霸权政体的过渡是由工人从管理控制中独立出来推动的。然而，这种独立的基础是不同的。在早期资本主义下，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因为这会使他们失去工资，剥夺他们的生存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任意解雇和裁员构成了胁迫的基础。一方面，随着工会的发展和针对解雇的程序保障，另一方面，随着针对失业的社会保险(失业补偿、社会保障等)的发展，雇主失去了一些专制权力。他们寻求通过霸权政体来激发合作的新技术，这些政体具体地协调了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简言之，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消费品和服务的市场供应推动了专制政体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作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和劳资关系的调节者，削弱了专制的生产政体。

和资本主义一样，我们发现霸权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存于同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政体的特点一方面被企业、工人与市场的关系影响，另一方面被国家对劳资关系的不平衡监管以及获得福利的不平等机会影响。相比之下，在国家社会主义下，工厂政体的特点取决于企业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其代表工人争取让步的能力，部分上取决于市场的发展。[10]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中，从专制政权到霸权政权的过渡并非自然的演变。匈牙利的转型是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因素：1956年后的农业集体化(其成功部分由于将更富有、更熟练的农民纳入合作社);1968年后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并开放合法的第二经济;以及使用外汇进口匈牙利不生产的耐用消费品的政策。人们可以从市场获取，或者直接向国家申请提供商品和服务，意味着企业失去了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因此它们对工人的惩罚权力转变为对金钱奖励的控制。在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匈牙利在这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可能只有南斯拉夫除外。

在一个单一的生产体制内，工作组织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短缺经济的性质要求在车间层面进行生产的灵活调整。这就是我们在班基发现的情况，正如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当这种自发组织威胁到管理层时，它就可能被压制，给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将在第4章看到这一点。资本主义体制下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剥夺车间自主控制权的尝试未必总能奏效。由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科层制特性，在供给不确定性的情境下，这种理性化措施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三章将就此展开论证)。因此，接下来的两章展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可能出现的巨大差异，它们表明，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可能效率低下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生产也可以是高效率的，此外，它们提供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较少基于所有权关系，而是更多地基于等级制度和市场的结合。

匈牙利的计件工资制

Part 2

有三个工人：一个美国人，一个西德人，一个匈牙利人。美国人早餐吃五个鸡蛋和牛排，开着别克车上班。他在工作中被剥削。西德人早餐吃三个鸡蛋和火腿，开着欧宝上班。他在工作中也被剥削。匈牙利人早餐吃一个鸡蛋，没有肉。他坐公共汽车上班，但没有被剥削。他在工作中发号施令。

——匈牙利车间里的笑话

图：1969匈牙利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匈牙利是东欧的消费天堂。匈牙利1968年的经济改革赋予了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为私营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改革得到了巩固和扩展。仍然困扰着其他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基本消费品短缺问题或多或少地被缓解了。如今(1984年)，排队现象已非常少见——除了国营抵押商店[11]门前，或为购买古巴香蕉时偶有所见。肉类、水果、蔬菜等各类基本食品乃至诸多奢侈品如今供应充足，且品种丰富。每3个家庭就有1辆车，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冰箱。国家住房仍然短缺，公寓小得可怜，但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自己建造一层和两层的房屋。除了吉普赛人之外，人们很难找到困扰美国四分之一人口的贫困和不安全感。匈牙利的福利制度为老年人、育儿和疾病提供了基本保障。然而，像所有尘世的乐园一样，消费天堂不是用优质木材、经济公式或政治口号建造的，而是用辛勤劳动建造的。两个月来，我进入了社会主义生产的隐秘场所。

每逢上早班的日子——比如今天，比如这整整一周——我都要在清晨5点32分赶上5路公交车。时值盛夏，天已大亮。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早在两三站之前，当公交车还在驶向城郊的路上时，那些住宅区的工人们就已挤满了车厢——一万五千人蜗居在单间、一室半、两室乃至极幸运者才能分到的三室公寓里。虽然部分人设法从国家手里买下了住房，但大多数人每月仍要支付400至1000福林租金(相当于两到五天工资;当前汇率为46福林兑1美元)。四口之家真能习惯这种混凝土楼群里的逼仄空间吗?工作场所是否会像露天泳池那样，成为令人解脱的避风港?即便真是如此，公交车上那些阴郁的面孔也丝毫不会透露这种信息。或许只是天色太早，不是嬉闹的时候。大概谁都无法适应这种被迫上班的机械生活。车厢里一片沉寂，我避开与我的工头视线相接。公交车蜿蜒穿过城市，十二分钟后，我们抵达工厂。这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厂，只是在它上方顶着一颗暗淡的红星。它的名字用残缺不全的字母刻在前面的墙上。

我们经过一栋新建的三层小楼，里面设有门房、安检处和招工办。但大楼的大部分空间都被工人宿舍占据——这是为长途通勤者准备的。通常住着些身怀技艺的单身青年，偶尔也能见到几对夫妇。这里能容纳约百名工人，目前住了八十人左右。房间本就小得仅够一人容身，却硬是塞进了三张床，外加狭小的淋浴间和厕所。每到周末，工人们便返回远郊村庄的家中。这种日子任谁都无法长久忍受。但暂住期间至少价格低廉——每月只需160福林(相当于六小时工资)就能获得一张床位。

离开宿舍楼后，我随着三三两两的工人走向B车间——这是两个主车间中较老旧的那个，里面是年迈的工人和更年迈的机器。车间入口处才是工厂和外界真正的分界线。跨过那道分界线后，我便不能再神游天外，必须强迫自己回到当下，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工作。我与工友们打着招呼，和一些人握手，向另一些人点头致意。匈牙利社会称谓的微妙差异本就复杂，对于像我这样身份模糊的外国人更是难上加难。我笨拙地应付着这些礼节，打完考勤卡后便径直走向更衣室。此刻是5点48分，夜班工人正在淋浴间冲洗。我打开储物柜，取出仍沾着昨日油渍的工作靴和棕褐色工装裤——至少四天前刚领到时还是棕褐色的。如今它们早已被油污和金属粉尘浸染得乌黑发亮，这身装扮无疑暴露了新手的身份，好在无人关注这一点。鞋服都是免费发放的，工装裤每两周更换一次。褐色标识着我属于B车间，而在更加新式的A车间，工人们都穿着更醒目的亮绿色工装。

我回到车间。这里和任何机械加工厂都没什么两样——熟悉的机油气味，熟悉的噪音：自动车床的尖啸、钻床的嗡鸣，统统淹没在自动铣床的轰鸣声中。这场景唤起我复杂的回忆，既令人畏惧又叫人叹服，就像1974-75年我在南芝加哥跨国公司的引擎部门“联合公司”零件车间工作时那样。当时我在那里当了十个月的杂项机器操作工。两个车间规模相仿，都是约200平方英尺。上百台机床排成九条平行线，被五条过道隔开，中央还有一条横贯车间的通道。其中六条线主要是车床，包括自动车床，其他则大多是铣床和钻床。机器多半是捷克或匈牙利制造，只有一两台数控机床是西德货。车间里甚至还有一台用来切割不规则孔洞的拉床，比如钢制滑轮上的键槽。每次看见它我都忍不住打寒战，想起在联合公司操作类似机器时险些丧命的经历。

在联合公司的车间中央，调度室占据着核心位置——我们常去那里领取工单，旁边是工头办公室、质检员的工作台，以及存放工具的储物间。而在这里，办公室和工具间都被挤到了墙边;质检台倒还有两张摆在中央，但整个车间真正的核心却是那台被工人们团团围住的咖啡机——负责高速钻床的女工总让它保持着运转。只需4.5福林(相当于十分钟的工资)，茹饶就会给你倒一小杯浓烈的匈牙利咖啡。不过，我宁愿等着喝多博·卡蒂卡[12]社会主义劳动队[13]现煮的——这些女操作工已经接纳了我。噪音暂时减弱成一片低鸣——夜班工人已离去，日班工人正聚在一起闲聊，交换着昨晚的趣事或周末的计划。直到上工铃骤然响起，我们才慢悠悠地散开，各自回到机床旁。轰鸣声再度席卷车间。

我操作的是一台摇臂钻床[14]。与其他钻床不同，摇臂钻床需要固定的是工件而非机床本身，操作者只需移动主轴逐个打孔。两英尺粗、十英尺高的钢柱从铸铁底座拔地而起，延伸出六英尺长的悬臂，可绕立柱旋转。主轴箱沿悬臂纵向移动，其底部垂下的主轴装有钻夹头，可安装各类刀具——钻头、铰刀、锪孔钻、倒角刀——实现多向加工。因此，主轴可实现三维运动：水平方向通过推拉悬臂调节;垂直方向通过升降钻夹头控制;水平径向运动则依靠主轴箱沿悬臂的前后滑动。带有夹具卡槽的中空钢制工作台，将加工件提升至齐腰高度。

我怎会摊上这么个庞然大物?七周前初次面见车间主任时，我明明只说操作过简易机床。他二话不说就把我领到生产线尽头那台闲置的摇臂钻床前，仿佛认定这就是我的归宿。望着那台白色巨兽，我顿觉惶恐——在联合公司时，这种设备我碰都不敢碰。我无力地抗议说我不太熟练。“试试看嘛!”，他答道。我确信噩梦即将开始。很快我就明白为何被发配来操作这台钻床：根本没人愿意接手。这活儿工钱低、定额高，既耗体力又费神，还没法搞私活创收(匈牙利语称“maszek”[15])。待我跑遍全厂各部门，集齐十几枚公章，正式登记为社会主义工人后，这场试炼才真正开始。

我的工头考尔曼看起来还算和善——他是个年轻工程师，正在车间积累实战经验。他把我介绍给亚诺什，这位师傅能教(也可能不教)我这行当的诀窍。亚诺什是个瘦小的吉普赛人，留着八字胡，在厂里干了十二年，其中六年都在操作这台摇臂钻床。那天，他左手边的工作台上整整齐齐排列着七件刀具。我看着他依次抄起每件工具，啪地拍进飞转的钻夹头，同时调整机头上的“转速”(每分钟转数)和“进给量”(向下进钻的速度，以厘米/分钟计)。他时而推拉悬臂，时而旋转机头，引导刀具对准指定孔位，同时降下主轴，直到刀具切入那个啤酒瓶形状的钢制工件——它被夹具牢牢固定在工作台上。每完成一道工序，他就抬起主轴，从仍在旋转的夹头中卸下刀具，换上下一把继续作业。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要松开夹具旋转工件，开始新一轮打孔。约莫八分钟后，这件布满多向孔洞的工件终于完工，从夹具上卸了下来。亚诺什又从右侧大桶里取出新工件夹好，整套流程便重新开始。这道工序的计件定额是十七分钟，而亚诺什只需一半时间。看着这个瘦小男人行云流水般操控机床三维运动，手指翻飞间更换刀具的场面，实在令人叹服——我真能记住每把刀具的加工顺序吗?我有勇气在每分钟千转的夹头里进进出出地更替钻头吗?谁说产业工人已经被去技能化了?

亚诺什倒是十分友善。察觉到我的忐忑后，他宽慰我说操作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难，而且初期会给我安排更简单的活计。不一会儿，他就带我去食堂喝了杯“可乐"[16]。接着铣床调试工加比主动过来结识，随后拉奇也加入了我们。大家都对这位新来的美国工人充满好奇。后来我被引荐给工段长拉约什[17]——没想到他才是真正负责培训我的人。这位先生体态圆润，蓄着八字胡，一头卷发下衬着红润的面颊。我顿时觉得有了依靠。他很快摸清我的水平，因材施教。这情形与当年南芝加哥机械厂的经历截然不同：那时本该指导我的白班操作工比尔态度粗暴冷淡，只教些皮毛。当然，比尔有充分理由保守技术秘密——他十年杂项机械操作积累的知识垄断，正是他在车间地位的根基。那里的头三个月简直如同梦魇，每天进车间都提心吊胆，生怕前一晚又出了什么纰漏。而在这里我从不忧心，不仅拉约什倾囊相授，连摇臂钻床操作工亚诺什和彼得也随时相助。他们教会我真正的成功秘诀：抛开零件图纸上的条条框框。

当然，我并非典型的新手。我对亚诺什和彼得构不成任何威胁——既不会争夺他们的肥差，也不会暴露他们的定额水分。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他们自然乐得对我友善，毕竟我只待两个月。即便他们教我各种捷径，我的产量也始终徘徊在85%左右，远不及他人100%以上的水准。更何况，善待我还有额外好处：作为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米什，我是专程来撰写匈牙利工厂生活纪实的研究者，一个与众不同的“客串工人”。我的存在犹如一剂调味料，为他们的日常增添新鲜趣味。他们身上散发着那种在联合公司紧绷的竞争氛围中荡然无存的质朴慷慨(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在联合公司渐入佳境、比尔意识到必须与我长期共事后，他的态度也缓和许多。交接班时我们会插科打诨，甚至偶尔共享“应急储备”[18]——那些已完成却暂不上报的工件，以备无法达标时救急)。

今天是周五，所有人都在盘算周末的安排。即便要干活，至少也是侍弄自家菜园或乡间小屋——节奏自己掌控，成果自己享有。但周末前，我还得搞定昨天那批棘手的壳体零件。这活儿工价低得可怜，难怪皮什塔没来抢我的工单。若我分配到轻松定额的活儿，皮什塔常在我下班后抢着加班四小时——这些“油水活”转眼就归了他[19]。尽管多博·卡蒂卡劳动队的亚诺什和女工们都在道义上支持我，骂皮什塔是“富农”(kulak[20])和“投机分子”(csizmás paraszt[21])，可我也无可奈何。问题在于，过道对面那台皮什塔操作的自动钻床经常断料，要是他自己找不着好活计，车间主任就会派活——准是些没人要的烂差事。

我跟皮什塔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是有天他突然冲到我的机床前，像老兵骂街似的咆哮，说自己给厂里卖了二十一年命，到现在还被当杂工使唤。“老子是铣床操作工，不是粗磨工更不是车工!这帮反动官僚以为自己是老几?”那次他骂归骂，到底还是屈服了，乖乖去操作车床，发疯似地干了半天，提前三小时摔门走人，第二天干脆旷工。还有一回他挑三拣四找不着合意的工作，刚上班就打道回府了。

在联合公司，工人从不会被随意调换机床。即便遇到停工——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我们也能拿到125%的保障工资。而在这里，至少理论上也有100%的“待工工资”，但工人和管理层对此都不满意。管理层更倾向于将工人调配到其他机床作业。由于缺乏像联合公司那样受工会严格保护的岗位权利，这里工人的抗争能力完全取决于个人在生产流程中的不可替代性。管理层这种灵活的劳动力调配权，通过工头可支配的特殊奖金制度得以巩固——每月最高三百福林(约合一天半工资)。而工头发放奖金的重要标准之一，正是操作工是否愿意且能够胜任多种机床的工作。

但这套规则对我毫无影响。光是操作一台机床就够我手忙脚乱了——我这台摇臂钻床不仅是生产线上的末位淘汰品，更是有百年历史的老古董。底座铭牌显示，它1959年出厂于切佩尔机械制造厂[22]。经年累月的劳作让它患上了轻微的震颤症，悬臂晃动时总发出咯吱咯吱咯吱的响声，变速杆也锈得发涩。好在派给它的都是粗加工活儿，倒也将就着能用。至于那些被我弄断的刀具——我八成创了报废纪录——大可以全推给这台老爷机。

早晨六点半，料桶里还堆着104个待加工的壳体。每个壳体需要在圆周上精准打出五个孔。我用11毫米麻花钻，每个孔都采用相同的转速和进给量。这些直径约20厘米的工件，得用扳手拧紧夹具螺栓固定。打完孔取下工件后，还得手工为每个孔去毛刺——用倒角刀在孔口转几圈。整套工序耗时两三分钟，全看我当时的工作状态，而定额时间是四分钟。

刚开始干这活儿时，我还以为是捡了便宜。直到亚诺什告诉我还有第二道工序要换夹具，我还当他在开玩笑，继续欢快地两分钟搞定一件——自以为达成了200%的惊人效率，这下可要赚翻了。当我得意洋洋地完成整批活儿时，拉约什过来通知还得进行锪孔加工——用专门的锪孔钻把孔口扩成浅凹面，好容纳螺栓头或螺母。我瞪着拉约什，活像见了疯子。“不可能!”我当场叫出声。结果他亮出图纸，白纸黑字标着五个孔全要锪平。我气得跳脚却无计可施，这根本是欺诈——两道工序居然只算一次定额!转眼间，肥差就化作了泡影。锪孔又要耗去两分钟，就算单件能四分钟完成，连续八小时保持这节奏根本是天方夜谭。再说了，这年头谁还老老实实干满八小时?

因此，这种活儿我永远做不到100%的定额。要是在联合公司，这倒也无妨——遇到工价低的工序，我们大可以磨洋工，反正有100%的保底工资可拿。但这里完全是另一套规则：产量只有50%，工资就只发50%。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计件工资制——收入与产出严格挂钩。工人们或许不必担心失业，但工资的朝不保夕却让这份“铁饭碗”彻底变了味。压力如影随形。

每月底，车间会根据我们提交的“工单”上记录的工时汇总发薪。第一个月结账时，我的总收入是3600福林(约合70美元)。虽然账面平均完成率是82%，但这还包括了第一周按工人等级领取计时工资时完成的工件——这些产量被分摊到了后续几周。若按实际计件阶段计算，我的月均完成率其实只有70%左右。而亚诺什凭借大量加班，完成了107%的定额，当月领到8480福林。要不是有加班费可赚，他绝不会在摇臂钻床边多待一分钟——管理层就是用这种方式拴住钻床操作工的。

为了避免定额被削减[23]，亚诺什从不会提交超过110%的产量。但管理层本身也设置了110%的产量上限——不过如果车间主管认为有必要，这个限额在每月20号后可能会被取消。管理层这么做，一是要避免因某些时段高产、某些时段无工可做而导致的生产节奏紊乱;二是试图将全厂的整体产量完成率控制在110%以下，以免招致企业总部的定额削减。在这方面，工厂内部的工人和管理层其实心照不宣地联手应付着上级的指标管控。

不过，工人们自有办法在不引起外界注意的情况下突破这个上限。比如今天，亚诺什又在加工那些“啤酒瓶”零件——他一个班次就能干完两班的话。前天晚上他九点左右才来车间，却给我看他的考勤卡：卡尔曼工长给他登记的是5：45到岗。还有些时候，操作工会互相替对方打卡，虚报根本没干的加班。这倒不像听起来那么狡诈，毕竟我们的工资是按实际产量而非工时计算的。这种操作的实际效果，只是拉低了官方的平均产量完成率——比如实际完成140%的工人，在报表上可能只显示108%。

厂里还开始推行另一种对策：组建“VGMK”(经济工作合伙小组)。工人们自发组成集体，承接管理层指派的特定任务，并按约定价格结算。这套制度对管理层和工人都有诸多好处，其中两点尤为关键：首先，VGMK的收入不计入工资总额，不受企业平均工资的中央调控限制;其次，VGMK的工作时长无需正式记录。这样一来，工人既能在账面上保持110%的完成率，又能通过VGMK获得额外30%产值的报酬。车间管理层——尤其是对那些技术稀缺的骨干工人——往往默许这种操作，与工人们心照不宣地绕开官方收入限制。

在联合公司，情况就简单多了。我们自发将产量控制在140%以内——至少不会上报超过这个数字——以免引起那些研究我们产出的工业工程师的注意。尽管他们装备了各种科学测量工具，却始终分不清哪些工序定额严苛、哪些宽松。但在这里，看似更随意的定额调整机制反而更有效。定额的削减由企业总部根据公司整体绩效决定，通常每年调高2%到3%。这一比例通过工人与车间管理层的谈判转化为具体的定额调整。尽管工业工程师们同样搞不清哪些定额存在水分，但通过工人参与机制，宽松的定额往往会被优先削减——当然，最弱势的工人受害最深。这简直是管理层的终极梦想——让工人自己动手削减自己的定额标准!

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既不必担心定额被削减，也无需顾虑110%的产量上限——在这该死的壳体加工上，我连100%的定额都完不成。我不禁想知道，一个要靠这份工资养家糊口的新手该如何生存。入职第一周还能拿个人保底工资，期间会有工友“培训”你，或许工段长或工头也会指点一二。之后就得自生自灭了。即便我获得了所有可能的帮助，最终也只挣到3600福林。这点钱连独身都勉强，更别说养家。难怪我这台机床前总是留不住新人。

定额才是真正的独裁者。它把人逼到发狂和恐慌的境地。我很快意识到，要想完成定额，非得拿命去拼不可。有次我来上班，发现皮什塔已经开始锪孔加工——正是我今天做的这批壳体。夹具简陋得可怕：两根两厘米厚的钢条，用螺栓固定在台面上呈V字形。操作方式一目了然——左手把工件抵在钢条上，右手降下锪孔钻对准孔位。在联合公司干过的我太清楚这有多危险：要是左手力道不足，工件会在钢条上剧烈震颤，甚至可能弹飞。这个餐盘大小的铸铁件，形似圆顶礼帽，随时可能削断手指，再砸向我的胸膛。机床哪管操作它的是血肉之躯的人类?它们只会冷酷无情地运转。

我在机床旁徘徊踱步，不知所措。若拉约什在场，绝不会允许这样操作——他定会另寻他法。可此刻只有托尼在这儿，而他对安全问题向来马虎。他只是随手示范如何徒手固定工件。安娜见状立即喝止，转头叫来了亚诺什。这位老师傅怒不可遏——居然有人要求我如此冒险——他一把将铁条从台面上撬下，厌恶地摔在地上，转而找出图纸上明文规定、却显然无人使用的备用夹具。这套装置需要螺栓固定工件，通过移动钻头而非工件来逐个加工孔位，耗时足足翻倍。这样一来，我根本不可能完成定额。

我算是幸运的，毕竟不必死磕定额。在伯克利还有份差事傍身，自然犯不着为这份工作搭上性命。何况在匈牙利，副业收入超过主业也是常事——这儿挣的不过是零花钱，顶多够买几瓶帕林卡烧酒[24]。既然如此，我何必在意每日的完成率?又何必斤斤计较自己到底干了几小时“实打实”的满负荷工作?是为了挑战八小时内干满八小时工量的极限?还是为了征服那该死的定额标准?机床和它的定额，简直在践踏我的尊严。表现太差时，我会沮丧到懒得计算工时。但仅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吗?对亚诺什而言，那些“啤酒瓶”零件早已做了千百遍，哪还有什么挑战可言——他靠什么坚持?钱固然是根本动力，但熬过工作日还需要点别的。

图：匈牙利国酒帕林卡(巴林卡)

慢工出活反而更耗心神。只有当节奏上来了——当你能行云流水般操控机床逐个打孔，精准启停进给，在飞旋的夹头中利落换刀——简言之，当人驾驭机器而非被机器奴役时，时间便倏忽而逝，疲惫感也轻得多。可惜我通常要熬过四五小时才能进入状态，那时早已筋疲力尽。今天到11点就累垮了，才完成三十件，剩下七十多件还等着。能行吗?也不是没可能。于是我重整精神发起总攻。随着工件堆逐渐消减，最后几小时竟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

在这里，工头不会像联合公司那样时不时催命似的逼你赶工，也没有那些“一小时前就该完成”的紧急任务逼我拆掉夹具重头来过。只有我、我的机床、工件和定额。定额才是终极主宰，是货真价实的生产关系，它塑造着我和机床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封闭的——我可以屏蔽周遭一切，甚至暂时忘却日常生活的压迫性现实。然而若想神游太虚，必会招致危险：机床和刀具要求我全神贯注，孔位必须尺寸精准、分毫不差。更何况，我还得有“干活的心境”。我常看见亚诺什在车间里晃荡，等待灵感的降临。然而这两天他一直没能找到灵感——他外出纵酒狂欢，打破了工作状态的平衡。于是他用从仓库朋友那儿搜罗的材料，给自己做了个钓竿支架。明天他将躺在蒂萨河畔晒太阳。钓鱼是他最爱的消遣，是逃离住宅区和工厂的出口。作为鄙视农民的城市佬，他可不会在什么菜园子里种辣椒、葡萄、樱桃或土豆。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樊笼。

对于那些“格外受优待”的工人，管理层在冷冰冰的计件工资之上，又叠加了一层人身支配。而背负这双重压迫的，往往是女工。随着女性就业比例上升，管理层精心设计出一套利用性别权力的剥削机制。以多博·卡蒂卡劳动队的女工为例——她们在铣床车间作业时，虽然有机床调试工加比从旁协助，负责设备维护，但为了激励加比卖力干活，管理层将他的收入与女工组的平均完成率挂钩。如此一来，加比实质上成了她们的工头：不仅指派每台机床的加工任务，连休假审批权也握在手中。作为女工与管理层之间的中间人，他自然不遗余力地驱赶她们提高产量。多数时候女工们忍气吞声，可要是碰上他像上周那样醉醺醺地来车间，她们便会故意大声交头接耳，用集体闲谈作为无声的抗争。

她们为何甘于忍受这种从属地位?女工们向我解释：若想保住饭碗，就别无选择。所谓“女性岗位”与“男性岗位”的划分，从来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性别支配——即便工种本身无关性别，支配结构也会被人为附加。比如操作排钻的茹饶，硬被安上“咖啡专员”的差事后，独立性便大打折扣。我始终想不通，她这般处境如何还能完成定额。

多博·卡蒂卡劳动队的女工们是否将自己视为——或者被视为——次要收入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四十一岁的安娜育有一双儿女——十二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住在通勤半小时的小镇。两年前她曾罹患严重心脏病，生活重担却未减轻：丈夫虽是同车间车工，却在不同生产班次，回家后多半烂醉如泥。有次清晨她来上班时抱怨，丈夫一晚上就挥霍掉全家一周的生活费。她不仅要照料自己家，还得为八十岁卧病在床的母亲打扫做饭。四十六岁的克拉拉没有安娜的坚韧，却总强颜欢笑掩饰生活窘境。今天她说因“夜班”疲惫——整张脸却显现出促狭的笑意。她的丈夫是印刷工，酗酒成性，更让她提心吊胆的是他还酒后驾车。住在邻村的她每天乘公交上下班，两个孩子已比安娜的年长许多。最沉默的是同龄的阿吉，尽管面容比其他人都憔悴，却同样能在苦中作乐。当在工具间上另一班的女儿来探望时，她眼里瞬间有了光。这些女工在车间里喂饱铣床，回家后喂饱家人。两份工作同样耗尽心力，但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正如安娜所言：“生活艰难，但并非无望。”她为两个孩子而活，甘愿付出一切。

安娜、克拉拉和阿吉五年前同期入职，自此始终同班次同机床作业。她们与加比构成了多博·卡蒂卡劳动队的半壁江山，另一半则由另一班次的三名女工及其调试工组成。与其他工人一样，她们每周轮换班次。该部门还有位从车间升入办公室的女职员，担任调度员助理，用一本装帧考究的日志记录劳动队所有活动——内含九名队员与管理方代表卡尔曼的合影。日志记载着两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分别为儿童医院和国家剧院各奉献一天工时)、三百小时集体劳动(部分在厂区，部分用于新建文化中心)，还有集体郊游、联谊会以及政治学习记录——比如地区党委组织的战争与和平主题大会。多博·卡蒂卡的女工们似乎以劳动队为荣。去年她们在劳动队竞赛中拔得头筹，赢得九千福林奖金，大概刚抵偿她们的无偿劳动。亚军只拿到五千福林。

这些劳动队究竟有何玄机?它们本非强制，为何仍有人参与?事实上无人真心喜欢劳动队，但来自厂外——企业总部和党组织的压力要求其成立。于是命令从高层逐级下达到车间主任：“组建社会主义劳动队!”主任便要求每位工头在辖区至少组建一支，尽管工人抵触情绪强烈，这任务堪称艰巨——毕竟他的奖金与此挂钩。工头会物色合适的队长人选，以丰厚奖金为诱饵。是否附加优待承诺尚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相比经验丰富的老技工(他们对此类“闹剧”嗤之以鼻)，弱势工人——尤其是女工——更易被说服加入。根据我在此处及去年工作的香槟厂所见，劳动队竞赛确实以女工为主力。通过投身劳动队事务，女工们或许期望在车间站稳脚跟，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议价地位。

因此，当安娜连续数月未能拿到名为“mozgóbér”[25](浮动工资)的月度奖金时，她怒不可遏。在她看来，自己身为优秀劳动队的成员，工作勤勉，工位整洁，理应获得这份奖励。然而现实是，奖金往往流向那些技术更娴熟、经验更丰富的工人——车间的有效运作离不开他们的配合。这些工人对加入劳动队毫无兴趣，而且与安娜不同，他们绝非轻易可以替代的角色。

劳动的性别化重构还有另一重维度。[26]在联合公司，尽管有调机师傅的偶尔协助，但所有工人都能自主完成机床调试——这正是最需要专业技能的核心环节。我实在难以想象，联合公司的工人会容忍这种技能被剥夺：调试技术垄断在个别调机工手中，而他们自己则被降格为机械的喂料操作员。更无法设想亚诺什、彼得这些摇臂钻床操作工会接受这样的制度。只有当原有技术工人能另谋高就，而新招募的工人又来自更脆弱的劳动力群体(尤其是受结构性歧视的女性劳动者)时，去技能化进程才能顺利实施——正因如此，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改造总是与岗位的性别化重构同步推进。最终由党员加比来主持这场转型，恐怕正是这种系统性共谋的绝佳注脚。

这些女性面临着双重劳动(家庭与工厂)和双重压迫(性别与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工人就不辛苦。尽管加比是主管，他的时薪与安娜、克拉拉和阿吉相差无几。他的收入更高只是因为拼命加班——他同样每天从一个半小时车程外的村庄通勤。遇到早班时，他凌晨四点就得起床，六点赶到工厂，晚上六点下班，到家已近八点。吃完晚饭后，往往十点或十一点才能入睡。周末他要么在自家菜园劳作，要么帮朋友干农活。在车间里他有时看似闲坐，但只要机器故障就会立刻扑上去抢修。下班时，他脸上常挂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至少对男性工人而言，酗酒成了逃离工作的快捷方式。一个人可以独自在家或小酒馆(kocsma)里喝得烂醉，也可以约上工友钻进私人地窖集体买醉。我的第一个周五就体验了这种“盛况”——这是拉奇的主意。作为数控铣床的操作工，他调试好机床进入自动运行后，总有大量时间在车间游荡。我入职第一周就受了他不少“关照”。和加比一样，拉奇也是个通勤族(ingázó[27])，不过他的村子离工厂更近。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相貌出众，去年他的妻子在德布勒森做了溃疡切除手术，如今在家休养，仍然十分虚弱。拉奇似乎有性压抑：他的工具柜贴满艳俗画报，总在车间对女工毛手毛脚，而她们通常报以厌烦的冷眼。他还是个酒鬼，和加比一起在贝拉的地窖给我办了迎新会。身高近两米的贝拉操作卧式镗床，那个周五下班后，拉奇、加比、贝拉和他的镗床搭档，还有我，一群人浩浩荡荡钻进了地窖。

那是一座隐蔽在山丘中的古老地窖，在洞穴般的房间中，约十五个橡木酒桶沿墙排列，相邻的房间里放着一张长桌。贝拉的父母曾是成功的酿酒葡萄农[28]，直到在1945年首次被剥夺土地，又在1959年农业合作社合并运动中再次失去产业。每次劫难后，这家人只能白手起家。如今贝拉一家耕种着两千纳吉索格[29](约合四分之三公顷)的土地，种植少量果蔬，但主要经营葡萄园。他每年酿造约五十百升[30]葡萄酒——两种白葡萄酒和一种红葡萄酒。贝拉从不售卖这些酒，而是与亲友共享。想必他交友甚广。作为客人，我不得不尝遍三种酒，很快就烂醉如泥(totál[31])。

我踉踉跄跄地跟着拉奇和加比往回走。半路我们拐进一家咖啡厅(eszpresszó)，点了咖啡兑朗姆酒。他们随即开始连珠炮般追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普通工人怎么看核军备竞赛?后来我屡次发现，匈牙利工人始终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何会投票给里根这种战争狂人。他们曾对肯尼迪和卡特颇有好感，如今却认为美国熊和苏联熊并无区别。[32]他们仍愿相信美国是机遇与财富的应许之地——总有人问我挣多少钱，那个数字对匈牙利工人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便考虑生活成本，美国机械操作工的薪酬依然优厚得多。以工时折算，匈牙利人买辆汽车至少要多花四倍时间，裤子鞋子裙子贵七八倍，食品也常常更昂贵。只有交通、房租和部分娱乐消费相对便宜。但另一边，美国触目惊心的暴力、贫困和失业率同样让他们匪夷所思。当我试图讨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时，他们又把黑人比作吉普赛人，说什么“懒惰”“犯罪成性”。总之，这种比较充满错位。但他们确实清楚现在比1956年过得好多了。卡达尔主义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代价却是劳动强度的更大增幅——这就像“在下降的自动扶梯上拼命奔跑”。

下周将是我在厂的最后一周，拉奇正张罗着在贝拉的地窖办一场饯行会——这次他拍胸脯保证会有“地道的古拉什汤[33]和火辣的匈牙利姑娘”。但今天加比没来敲定安排，我们也不清楚他何时回来。他动用了五周年假中的两周，回村合作社忙农收去了。干满两周能拿五千福林，抵得上他在厂里不加班的月工资。另一班的调机师傅米克洛什加了四小时班(顶替加比半个班次)，这会儿正被我旁边那台大型数控机床搞得焦头烂额。这机器最近频繁故障，此刻正发出骇人的轰鸣。和联合公司一样，这些数控设备经常趴窝。若是拉奇的铣床出问题，他不是溜达闲聊就是直接回家——领“停工工资”可不划算。而我旁边这台机床一旦罢工，操作它的多博·卡蒂卡班组工人就会被调去其他机床。在这里，闲置的机床总比操作工多得多。

维修部门有十足的动力完成工作，因为他们的奖金取决于能否将全车间的月度故障停机时间控制在320小时以内。维修工约日告诉我，他们通常都能拿到奖金——这多亏他们的主管擅长在数据上做手脚。约日的工作量时忙时闲，他自己估算每班次平均实际工作三四小时。下午班通常更清闲，他常溜达到我的机床旁聊天。但这周他调了班：妻子随时可能临产。他对此忧心忡忡，因为当地医生口碑不佳。要想得到像样的医疗服务，他得塞上2000福林(约合十天工资)的红包。约日在东德打工时结识了妻子，总爱把匈牙利和东德作比较，说那边房子更好找、物价更便宜。他们现在蜗居在单间公寓里，虽然配有电视和音响，但他迫切想换大房子却束手无策。少数幸运儿正以60万福林的价格向国家购买两居室，国家银行提供36万福林贷款，每个孩子还能多贷4万福林。即便有两个孩子，家庭仍需自筹16万福林。企业或许能补贴部分，但多数人得靠副业或父母接济。约日根本不知去哪凑这笔钱，更没精力自建房屋。

发薪日那天，约日拿着他5300福林的月工资单来找我：“这根本不够活啊，米什!”他虽然没加班费，但维修工的手艺让他能接私活——每月靠业余时间修洗衣机还能挣4000福林。他妻子原先在放射实验室[34]工作，直到孕晚期才休假。国家提供五个月的全薪产假，之后两年半育儿期间每月可领1000福林。但这点收入离买新房差得太远。约日猜想西方生活肯定更轻松，可他在西德打工的经历让他清楚，那边找工作同样艰难。

今天终于能清净地干活了——连旁边那台机床也停止了轰鸣。我正在全神贯注加工机壳，质检科的七位检验员之一突然走了过来。这个小老头表面和蔼，骨子里却吹毛求疵。他质问我昨天完工的那批连接件怎么少了两个。这鬼东西纠缠我十多天了，绝对是我干过最糟的活儿。事情要从上周三说起：当时我刚放弃一批机壳——因为钻孔周边要切削的钢材太多，把所有的定位铣刀都崩坏了。正沮丧时，又碰上这批陌生的连接件——六英寸长的瓶状物，圆柱头被铣出两个平行面。图纸要求垂直于铣面在头部钻孔，再铰孔并倒角。可谁会把图纸当回事呢?多亏亚诺什帮忙找到合适的夹具，我们决定先统一钻孔再铰孔。反复调试耗了一整天，最终只完成二十六件。

次日更是闷热难当。下午两点进厂时，车间已热得像蒸笼——屋顶低矮又带着玻璃天窗，温度少说超过37.8度[35]，却连个像样的降温设备都没有。拉约什不见人影，摇臂钻床的师傅们也迟迟未到。这种鬼天气根本没法干活。更糟的是，我发现又有人加工了百来个连接件，却把孔钻得太小全报废了。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个混蛋给我留的烂摊子——显然肇事者自己发现搞砸就溜了。我硬着头皮钻完剩下一百七十个件，剩下半个班次只能围着机床干瞪眼：那些瑕疵件的孔小得根本没法铰，简直束手无策。拉约什不在，亚诺什也没主意，我彻底泄了气，直接告诉卡尔曼我受够了——明天绝不来了。白耗两个班次还不够吗?难道还要再浪费一个?他居然跟我讨价还价：只要下周加两个四小时的班，明天就准假。去他妈的[36]!没活干来厂里发呆有什么意义?我们可是计件工，不是按钟点拿钱的!于是周五我就没去，加上原本就申请了周一用掉两天带薪假之一。本以为到周二总会有人收拾完这堆烂摊子，谁知那些连接件还躺在原处，仿佛在嘲弄我。好在拉约什回来了。他摆弄了半天夹具，很快意识到我这台机床根本没法补救那些废件。可车间主任偏不信邪，拉约什干脆让他自己上手。结果让人哭笑不得——刚对第一个连接件动手，铰刀就在套筒里晃来晃去，于是主任就把它拆了下来。我们索性扔下那堆烂摊子，转而去加工新一批机壳。终于解脱了!

那是周二的事。到了周四，拉约什终于发话，说这堆连接件必须得收尾了。可怎么收尾?他不知从哪儿翻出个小夹具，让我用手固定住连接件再铰孔——但这只能在速钻机上操作。操作速钻机的茹饶帮我们调试设备，但我一看就知道要坏事：有些连接件的孔实在太小，铰刀一吃劲，手根本稳不住工件。果然，拉约什试第一下就失手了，工件猛地撞上夹具，铰刀当场被掰弯。我们把它敲直，勉强搞定两件后，他直接把烂摊子甩给了我。茹饶叮嘱我放慢速度，可显然还是不够慢——遇到一个特别紧的孔，我刚加力压铰刀，工件就脱手砸向夹具。我下意识松开电钻，旋转中的铰刀直接崩断。我气得发疯：凭什么我要给别人的失误擦屁股?!我冲进办公室把断刀拍在卡尔曼面前，他摇摇头说“这得扣你不少钱”，然后给我签了个领新铰刀的单子。换上新刀后我整个人紧绷到极点，结果铰完两件又断了。狗屎[37]!我受够了。我准备放弃了。

这时亚诺什和拉约什过来了。他们可不像我这么容易认输——毕竟不用亲自干这个。两人琢磨出个法子：用钢条抵住夹具里的连接件增加稳定性。这招居然管用!我慢慢铰完了那一百个孔径过小的连接件，没再出岔子。不过其中两件因前道工序未完成，被我偷偷混进下一批工件里，没算作废品。刚才那老头就是来揪这两件的辫子，说什么“不能擅自混入下批工件”——纯属扯淡!最后他逼我签了张瑕疵件单子。结果这老家伙的真正目的是找我换些美元——他没机会的!

昨天速钻机旁的这场闹剧中，拉约什始终想不通为何孔洞会这么紧。我解释说是有人用了没磨好的钻头干的。速钻机操作员茹饶、铣床上的安娜和阿吉都给我帮腔，数落拉约什休假才导致这烂摊子。她们喋喋不休地围攻他，既骂管理层无能，又替我抱屈——说他们让我白兜这么多圈子浪费时间。这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和屈辱，最终在女工们展现的团结中获得了某种补偿。

在联合公司，尽管可能存在阶级意识，却从未有过这般团结的时刻。尽管工会举足轻重，但其作用却是将车间工人原子化——只在三年一度的集体合同谈判时组织斗争。申诉机制将矛盾导向个人权益的维护，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则鼓励工人另谋高就而非就地抗争。在这里(匈牙利)，斗争同样被个体化，但原因并非工会的存在，而恰恰是其缺位。当我因三小时加班费被克扣而尝试申诉时，才发现找工会根本徒劳。我和安娜商量此事，她对“找工会代表”的提议报以嗤笑。我们索性当玩笑去试了试——接待的两位女性代表果然也把这当成玩笑。“你该去找工头”，她们说。于是我找到卡尔曼，他倒是记得批过这三小时加班，答应提交申诉。但究竟提交与否不得而知，反正那笔加班费至今未见踪影。

因此，没人会当真指望工会解决实质问题。去年，当安娜被安排几乎连续周末加班时，她曾向车间主任抗议，表示需要照顾家庭无法承受。主任直截了当地说：不满意可以走人。她向我解释，工会、党组织和管理层其实都坐在“厂务委员会”里共同决策一切。当我告诉亚诺什自己没拿到加班费时，他直接建议越级找车间主任——而非工头——理论。

“卡尔曼没这个权力。”

“那工会呢?”我天真地问。

“工会?废物罢了。形同虚设(nulla-nulla[38])。”

“可他们至少能提供廉价的假期。”我争辩道。

“是啊，但只有那些不干实事的领导[39]能享受。真正干活的工人根本轮不到去疗养院。我既不是工会成员，也不是党员，更没加入什么劳动队。”

“既然都没用，干嘛还有人抢着入会?”

“等你想要分房子或给孩子抢托儿所名额时，这些名头就管用啦。”

事实上，随着企业对职工工作外生活的掌控力逐渐减弱，党内身份、工会成员资格和劳动队归属已变得无足轻重。如今住房分配主要采取积分制，与收入水平、家庭人口等非政治性指标挂钩，同企业内部的政治表现彻底脱钩。

党组织在工厂内部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颇为复杂。约15%的工人是党员，他们多为资历较深的技术骨干。B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是两位生产调度员之一，这位年轻人颇有人望。党员们每隔两周左右开会，听取管理层通报问题，他们既要协助完成生产指标，也负责盯防潜在隐患。但党组织的实权更多是潜在的——从人员聘用到定额调整再到年度计划审批，理论上党组织签署所有重要文件，拥有一票否决权。不过实践中他们鲜少干预。正是这种潜在的威慑力，使得工人们对党组织始终心存忌惮。约日发泄不满时总会压低嗓门，提醒我“到处都有红耳朵”。虽然我可以拿党组织开玩笑，但其他工人绝不敢如此。某夜当我吃力地操作机床时，人们聚集在旁边围观我操作，我喊道：“这是什么——开党会吗?”工友们乐不可支，甚至四处传诵这个段子——但我从未听过其他工人敢这样调侃党组织。往昔的阴影，仍笼罩着当下。

党和工会本质上只是管理层决策的传声筒，由于缺乏表达工人集体利益的制度性渠道，斗争往往沦为个体化的抗争。然而，在劳动组织方式中仍潜藏着团结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一个持久特征就是短缺——无论是劳动力、原材料、机器还是投资资源。在社会主义工厂里要做到高效，就必须建立灵活的生产组织，它能够快速有效地随机应变。例如，像皮什塔这样的熟练工人会被频繁调换操作不同机床。而在联合公司，工会保护的岗位权利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杜绝了这种随意调配。这里的灵活性得益于辅助工人——检验员、调机工、工具库管理员、叉车司机和监工——充足但绝不冗余的配置。联合公司则以资本主义效率之名将这些岗位削减到极致，导致检验窗口和工具库前排起长队，叉车司机反倒成了“土皇帝[40]”。这种制度使计件工与辅助工对立，再加上管理层下达的荒谬规定进一步限制了车间合作的可能性——尽管这里也有首件检验、叉车操作权限等规定，但几乎无人认真遵守。车间没有被官僚规则影响而分化为不同的对立阵营，而是转变为一个自行组织的自治单元： 它每接收到十天一次的生产指标后，工人们会自行将其分解为每日目标;成品和废料以惊人的速度在部门间流转。我从未见过这里出现联合公司那种堆满走廊的缺陷件和半成品发动机的景象。当接近半年计划的截止日期时，我等待着传说中的突击生产——或许加班确实增多了，节奏也略显紧张，但完全不存在联合公司那种每日以加急订单和设备故障为常态的突击生产。

为了应对短缺经济的制约，社会主义企业催生出一种有限度的工人自主管理模式。只要计件工资标准不被压榨到迫使我们在生存竞争中相互敌对的程度，只要没有来自高层的任意管理干预，车间层面就能实现概念与执行的有效结合。但这种模式会影响工人对管理层的态度。例如加比时常区分劳动者和不劳动者[41]。尽管身为忠诚的党员，他对“白楼”[42]里那些无所事事的bürokrácia(官僚)深感不满——那是领导们养尊处优的地方[43]。“他们什么都不懂，”他抖动着手中的蓝图对我说。车间工人始终存在着团结对抗白楼的潜在可能，但我在工厂里仅入职首日窥见过这种团结的迹象。

图：匈牙利议会大厦(“白楼所在地”)

管理层希望提高产量，却又不想在绩效百分比上体现为增长。[44]他们提出了一项交易：将工作定额下调2%[45]，同时将基本工资提高2%，并承诺来年不再削减定额。显然，由于与上级中央企业之间出现了某些问题，管理层采取了非常措施，仓促召集工人开会。经济规划部负责人(实质上的人事经理)向A车间工人进行说明，而总工程师则负责向B车间解释。我参加了A车间的会议。会议由该部门工会书记开场，随后人事经理详细解释了这项交易，暗示这是与企业其他部门保持工资增长同步的一种方式。但工人们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举动充满疑：管理层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咨询我们的意见?管理层如何保证明年不会削减标准?他们会把这一点写下来吗?他们为什么要全面削减标准，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选择宽松的标准?一位党员说，他将不得不对这项提案投反对票，因为根据这项提案，他将无法达到党组织对他 106%的要求!与会者中，有34人投了反对票，7人投了赞成票。赞成票全部来自党员、工会干部和主管。

另一方面，B车间则一致通过了该项提案。作为建厂更早的车间，这里拥有年资更长的工人队伍。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且据说定额标准也更为宽松。反观A车间，其生产依托西方技术许可，定额标准因而更为严格，机械设备更为精密，工人队伍也更为年轻化、技能化。正因如此，A车间操作工既有更多理由抵制定额削减，也拥有更强的抵制能力——他们不仅在企业生产中处于更核心地位，其专业技能更是其他企业急需的稀缺资源。然而他们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反对意见能改变最终结果。果不其然，决议被提交至中央工会委员会后，迅速获得了对管理层提案的批准。既然如此，管理层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召开会议?或许他们仍对十年前推行新工资制度时爆发的那场一日罢工心有余悸——当时老工人因丧失了相对年轻工人的薪资优势而发动罢工，随后其中许多人离开了工厂。

这种集体抗争与我在车间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十二点四十五分，多博·卡蒂卡小组的女工们早已开始清洁机床和工作区——每逢周五，她们总会给机器进行格外彻底的清理。这群女工以自己一丝不苟的整洁规范而自豪。可我还有十五个壳体待钻孔。因为下定决心要完成全部工作，我与这台老机器配合流畅，而即将收工的期盼更激励我加倍努力。皮什塔巡视过来查看是否需要加班完成剩余的壳体零件。纵然他对我的工作速度不甚满意，我的努力也令他影响深刻。一点二十分，我终于加工完最后一个零件，现在必须清理机床并打扫工作区。我甚至拿着抹布擦拭了那台老旧的“信天翁”[46]——拭去油污后，底下竟透出真正的绿色。锁好工具柜，用特效肥皂尽可能搓洗干净手臂，我终于准备好了享受午餐时刻。

尽管这并不完全符合规定，我仍在一点四十五分提前离开车间前往食堂。午餐包含一份汤、蔬菜或意面、肉类，或许还有些餐后水果——所有这些只需花费十一福林(相当于二十美分，或是半小时的工资)。今日供应花菜汤、裹面包屑煎肝配土豆，并以樱桃收尾。质检员塔马斯——他的工位离我的机床最近——与他同厂的女伴(一位车床操作工)一同进来，在我邻座坐下。我向他抱怨他那吹毛求疵的同事，那人竟以连接件不合格为由给我开了废品单。他防御性地举起双手，申明此事与他无关。事实上，塔马斯始终致力于与操作工维持极为友好的关系。

记得有次我钻削厚壁油泵时，部分工件无法妥贴装入夹具。即便夹紧后钻孔时仍会移位，导致孔位偏斜。约有六件不合格品从车床退回，另又有六件前批次的缺陷件送抵。塔马斯半开玩笑地问我该如何处理这些瑕疵品，该如何记录。我告诉他：“记到废品铸件账上。”[47]他对我的大胆提议既怀疑又觉得有趣：“我可不能这么干，”他说——但最终却照做了。

薄壁油泵同样存在铸件问题。有时沟槽不够光滑无法与夹具严丝合缝，导致泵体无法牢固夹紧。我对联合公司劣质铸件的问题记忆犹新——有些待平衡的皮带轮送来时就带着巨大气孔。要在正确位置精准钻除适量钢材以使轴承受力均匀分布，这几乎不可能完成。但无论有无气孔，我们都得想办法完成平衡校正。管理层对此从未给予多少体谅。[48]

我回到车间时，一群人早已聚在茹饶的咖啡壶旁闲聊周末计划。卡尔曼招手唤我过去，说拉约什要为新房子拌混凝土，提议我去帮忙。“他的新房子?”我有些惊讶地反问。原来拉约什正在给自己盖一栋周末度假屋[49]。皮什塔也要为自家的新宅搅拌混凝土。质检员塔马斯则要带着朋友们在两千平米的花园里钻凿水井——这注定是辛苦的劳作。事实上，许多人都会去照料那些从市政厅以每年六十福林象征性租金租来的园地。这些通常是最贫瘠的坡地，需要经年累月的持续投入才能改造出模样，但之后他们就能种植葡萄、樱桃、桃子、卷心菜和土豆了。他们不出售这些农产品，而是供自家食用。另一些人则打算兜售手艺，比如约日要去给人修理洗衣机。拉奇整个周末都要开着他的磨坊机[50]忙碌。而对女人们来说，无偿劳动的任务永无止境——洗衣、做饭、清扫、照料家人。至于亚诺什，我知道他一定会悠然倚在蒂萨河畔，耐心守候着大鱼上钩。

图：如今的蒂萨河畔

再过五分钟下班铃就要响起，女工们早已排起长队。她们急于逃离这座喧闹、油腻、冰冷无情的金属工厂。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更衣室，剥下那身浸满油污的工装、衬衫和靴子。今天我对自己相当满意——在“壳体”加工领域又创了新高。一个个腰腹赘肉晃动的身躯鱼贯涌入淋浴间。此刻站在淋浴隔间里，当热水从头顶倾泻而下时，我重新感受到了隔绝与宁静——清爽又平和。我得赶紧擦干身子穿衣去赶两点二十三分的班车，不过还能再偷得五分钟极乐时光。

我离开时再次穿过车间去打下班卡。我向彼得挥手道别，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勤奋地操作钻机。他还要在那儿呆上三个半小时——香烟将安慰他，也许他还能喝点帕林卡。

工业劳动的神话

Part 3

社会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已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所依托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过程的基本假设提出根本性质疑。现在是社会学审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一些相应假设的时候了。以往对“共产主义”的社会学观点，要么源于政治科学(该领域直至近期仍聚焦于苏联社会的压制性与极权特性)，要么源自经济学(该学科始终强调此类社会的非理性特征)。从这种“恐怖”与“浪费”的视角出发，苏联社会——或我们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竟能存续如此之久(以苏联为例已近七十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认知视角。

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对匈牙利与美国企业的对比研究，探讨国家社会主义独特的社会与经济再生产模式。我们将揭示社会主义企业的实际运作如何颠覆诸多固有认知——这些刻板印象不仅存在于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中，也普遍存在于政治家、管理者与工人的观念里;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如此，苏联社会内部亦然。此类刻板印象之所以根深蒂固，部分可归因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部分源于对落后与低效的预设，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此前缺乏对国家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实际运作模式的比较研究。既有的比较往往停留在宏观层面，未能进行同类比对，导致抽象层次的混淆——这一点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尤为明显。

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在于通过技术进步与劳动组织方式的革新来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但这一过程存在内在限度：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会阻碍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随之而来的革命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解放被束缚的生产能力。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与中央计划经济的实施，将为经济效率注入新的动力。与之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以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效率低于资本主义社会。唯有市场中私人对利润的追求，才是提升效率、发展生产能力的有效途径。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古典经济学家都犯了方法论错误：将一种社会的经验现实与另一种社会的理想类型进行比较。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通过(通常是隐含地)与一种推想中的社会主义进行比较来批判分析资本主义——在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通过自觉创造历史实现与集体的和谐统一。这种理想类型通常未经检验，因而具有乌托邦性质。与此同时，他们回避检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即努蒂所称的“现实社会主义”[51])作为资本主义的有效参照物。他们通常将此类社会视为资本主义向某种“真正”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形态、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通常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前资本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遗产。直到最近，马克思主义传统才开始尝试发展理论模型或具体研究，将这些实际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分析其独特的社会结构、运行原理及再生产机制。

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社会主义时，则犯了相反的方法论错误。他们将苏联社会的经验现实与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比较。他们太过于轻易地假定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遵循着资本效率的逻辑运行，却极少对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受控比较[52]。此外，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国家社会主义现实的研究可能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入，但这些研究通常依赖于官方渠道、利益相关方访谈、无意义的调查或所谓“受害者”致报纸的信函。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广阔领域——尤其是社会主义企业——始终处于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外。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的现实与未经检验的社会主义理想类型相对照，而研究过现实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却是在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模型框架内展开分析。因此，本章第一部分的任务在于阐述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这些模型基于塞勒尼·伊万、陶马什·鲍尔和科尔奈·亚诺什(Iván Szeényi、Tamás Bauer，János Kornai)的研究成果，不仅概述了两家企业运营的经济和政治背景的独特特征，而且还论述了两种在将原材料转化为商品中不同的工作组织逻辑。我们正是依据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即生产可能性的实现程度——来评估技术效率水平。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考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两家公司在工作组织理论逻辑上的近似或偏差来解释它们的实际技术效率水平。我们通过检验这些企业是否符合一系列刻板印象来实现该研究目的——这些成见均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社会主义企业。此类刻板印象从未得到扎实的经验证据支撑，其根源恰恰在于通过资本主义逻辑的棱镜来审视国家社会主义，并将宏观层面“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效率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假定简单套用到微观层面。[53]

通过比较美国和匈牙利的机械车间，我们不仅将质疑这些刻板印象的普适性，更将挑战其背后错误的逻辑。尽管我们用以纠正主流观点的实证基础相当有限，难免引人质疑，但我们坚信这样的一项比较案例研究远胜于空无一物。同时，我们并不声称这两个案例具有普遍代表性——并无证据表明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在技术效率上普遍高于资本主义企业。但我们所要论证的是：技术效率高[54]的社会主义企业与技术效率低的资本主义企业同样可能存在。传统理论从未认真考量这种可能性，至多只能以特设方式加以解释。寻求此类问题的答案，首先应深入企业这一传统分析中始终被视作理论黑箱与实证空白的领域。唯有在审视企业实际运作之后，才有可能探讨两种经济体制中催生并维系技术效率高低不同企业的条件与机制。我们将在结论部分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并着重指出现有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模型中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

即便我们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当，也绝不意味着两者的经济体制具有同等效率。企业层面的技术效率(经济学家亦称之为X效率[55])无法简单推及至社会整体层面。我们对经济学家所称的社会效率或配置效率[56]——即在既定技术下最优利用资源以满足竞争性需求——不予置评。我们亦不主张技术效率水平高的企业必然在经济上成功：例如，它可能高效生产出因市场因素而无法盈利的商品，或是持续受困于原材料短缺。反之，在这两种体制中，经济上成功的企业也完全可能在技术效率层面表现低下。

最后，无疑会有人指责我们不仅武断地选取了两家工厂，而且匈牙利也并非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可能有人坚称它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57]。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趋近于本章第一部分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型。诚然，国家社会主义存在多种形态，正如资本主义也形态各异，但将匈牙利视为特例的说法过于轻巧——这无异于回避问题的实质。社会学界过于轻易地接受了苏联问题专家提供的刻板印象：不仅包括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未经证实的成见，还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方式的错误认知，而这些认知却常常被用作评估苏联社会的显性或隐性标准。

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逻辑

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仍可基于其根本区别建立理论模型：资本主义经济体通过私人占有剩余价值运作，并由私有财产意识形态赋予其合法性;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通过中央集权占有剩余价值运作，由理性再分配意识形态——即以“科学”生成的共同利益之名指导社会——赋予其合法性。当然，这两种体制的具体实践在不同社会中存在差异，某些社会可被视为两种类型的结合体，其中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仍可构建模型。但这些终究只是模型且是粗略的雏形，我们将随着实证分析的推进以及本章结论的阐述，对其不断修正和完善。

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其盈利能力——这是投入和产出之差的函数，而这些价值由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市场所决定。市场负责这些投入与产出的配置，并建立企业间的竞争机制，从而决定哪些企业能够实现盈利。国家社会主义企业的生存能力则取决于其根据与国家谈判所界定的成功标准。制度背景是计划体制，该体制直接或间接地规制商品与服务的配置，并确立“成功指标”或“目标”。虽然计划被表述为集体利益的化身，但其目的更应被理解为最大化国家的再分配权力。

资本主义企业受制于硬预算约束，其约束强度由市场刚性决定;而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则受制于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有两种形式。首先，价格由政治谈判而非市场力量决定;其次，企业与国家之间存在家长式关系，这使得企业的存续最终成为政治决策而非经济决策。国家可以通过扩大或取消补贴、调整价格、更换管理层、提供新投资、将企业与其他单位合并，乃至最终(尽管极为罕见)清算企业等方式进行干预。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企业不仅竭力削减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也通过降低价格相互争夺客户。所有企业对利润的追逐导致个体利润减少，同时由于必须将工资维持在最低水平，进而引发生产过剩。这又导致劳动力与资本的周期性失业——这正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因此，对利润的追求最终表现为对需求的约束。

而社会主义企业的成功则体现在增强与国家的谈判能力，其通过争取投资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这里的核心目标是规模扩张，因此企业面临的是供给约束——无论是原材料、劳动力还是机械设备的短缺。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短缺问题不能简单归因于经济欠发达，而是中央指令经济运行时固有的内生性特征。

资本主义企业应对生产过剩的短期策略是闲置资本与解雇工人;长期则可能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或转换产品结构来重组生产。关于这种长期重组存在多种理论，例如长波理论[58]。那么社会主义企业如何应对短缺问题?其短期策略是搜寻、轮候与置换投入与产出;长期策略则是与国家谈判争取投资资源。鲍尔曾论证这种行为如何引发整个经济层面的投资周期。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造需求来应对生产过剩问题——无论是通过战争和/或福利国家支出，还是通过提升工人阶级购买力(例如立法规定最低工资)。换言之，市场的功能性缺口通过国家干预得以填补。同理，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的失调现象，也通过开放市场来应对，其表现形式是允许有限私营企业为国有企业和消费者需求提供补给的“第二经济”。此外，社会主义企业通过向后整合[59]来控制供应源，而资本主义企业则形成寡头垄断以试图塑造需求。但这些策略只能包容而无法消除两种经济形态各自的独特约束。

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企业面临的短期问题，对工作组织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挑战——这正是本章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企业必须持续适应供给不确定性的迫切压力，即应对材料、劳动力与机械设备流入企业时形式和流量的持续变化。这要求对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现场调整与重组，因而需要一种灵活的管理组织。为确保效率，车间组织必须被赋予应对供给变化的自主权，而不能受自上而下的严格控制。

反之，面临短期需求波动的资本主义企业，无需持续改造工作组织，而主要是扩大或收缩生产规模。适应市场不确定性的过程涉及生产组织的数量性而非质量性变化。这与通过去技能化和管理层集权来提升利润的压力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哈里·布雷弗曼正确指出“概念与执行的分离”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特有逻辑，但该逻辑仅在企业面临需求约束而非供给约束时才有效。在中央指令经济中，短缺问题必然要求工作组织的灵活性，此时技术效率的实现恰恰需要管理层克制从车间攫取控制权的冲动

两种企业的比较

此处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型的可信度，取决于其能否为现实社会中两种体制下工作组织的异同提供更优解释。我们在此开展的考察虽范围有限，却因其经验实证性而显得非同寻常——这项研究对比了两家机械车间：其一位于美国，布洛维于1974-75年间以杂项机械操作工身份在此工作十个月;其二位于匈牙利，他于1984年又以摇臂钻床操作工身份在此工作两月。卢卡奇则通过访谈与非参与式观察，历时一年有余研究了匈牙利企业的各级管理运作。我们将美国企业化名为联合公司(Allied)，这是一家生产农用与工程设备的大型跨国企业的发动机分部，坐落于南芝加哥，研究期间雇员约千人。匈牙利企业化名为班基(Bánki)，为某大型车辆制造母公司生产变速箱部件，产品远销全球并供应国内市场，雇员规模同样约为千人。

两家机械车间的基础工作组织、技术体系与薪酬制度高度相似：个体操作工独立运行车床、铣床、钻床与镗床等设备，由运输工、质检员、装配工、调度员与工具库管理员等辅助人员提供支持。两家工厂的操作工主要按个人计件工资获取报酬，而辅助人员则采用计时工资。简言之，我们通过保持基础技术条件恒定的受控比较，得以初步揭示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对工作组织形态的关键影响。

我们将通过比较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组织及其监管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关于工作组织的八个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我们用以质疑这些成见的数据并非硬性统计资料，而是基于两位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非参与式观察及访谈获得的质性材料。在呈现研究结果时，我们倾向于采用简洁的结论性表述，而非详尽展现实证调查中获取的丰富民族志素材与访谈记录。

1.“苏联式经济体的劳动力不努力工作。我们这句话的来源是普通的观察，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持。”

相关文献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工人保留的唯一权利是“不努力工作的权利”。对此现象的解释层出不穷，其中彼得·怀尔斯(Peter Wiles)的列举最为详尽：民族性格、对指令性经济体系的憎恶、工具和物资的匮乏、极低的解雇概率以及边际收益的购买力低下。大卫·莱恩和费莉西蒂·奥戴尔(David Lane，Felicity O'Dell)则将“工作节奏迟缓与作风散漫”归因于工人的农民出身。默里·西格(Murray Seeger)认为苏联工人“劳动投入度低且产出效益微薄”源于“中央计划与固有低效性和国家技术落后性”。若撇开文化因素和发展阶段因素，这些论证都具有说服力。由于几乎不存在显著失业现象，加之解雇员工困难重重，工人缺乏努力工作的任何动力。更重要的是，在缺乏劳动力市场强制性鞭策的情况下，工人们有充分动机在国有部门工作中保存精力，以便从事第二职业或家务劳动。然而班基工人的劳动强度至少与联合公司相当，且成果质量同样优异。原因何在?

两家公司的计件工资制度能够提供解释。在联合公司，操作工根据产量获得报酬，但他们享有相当于完成100%额定产量的最低工资保障。从事难以达标工种的工人也可以轻松工作，只完成70%的产量却可以获得100%的工资。而在班基厂，操作工面临纯粹的计件工资制：报酬严格按生产件数计算，没有最低保障。当我们完成50%的定额时，就只能获得50%的报酬。因此工人始终承受着达标的压力。相应地，联合公司工人在工资安全但存在就业不安全感(由于生产收缩及随之而来的裁员)的条件下工作，而班基厂则是就业安全与工资不安全感并存。这反映了两类经济形态固有的两难困境。前者(需求约束型经济)通过在全行业推行最低工资制来提升劳动力的购买力;后者通过将工资与生产绑定来抑制需求，同时迫使劳动力在不确定的供应面前进行灵活应对(参见下文第8点)。纯粹的计件报酬制度同时服务于这两个目标[60]

2.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无法有效决定工资水平。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报酬与计件工资率通过精确的操作规定与工时测算得以科学确定。而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定额标准则呈现“统计化”特征——即依据现有产出水平制定，或由企业外部的中央机关统一裁定因而脱离实际情况，甚至被管理层操纵用以在企业内部重新分配工人收入。“定额不再决定收入，反而被调整至能够提供适当收入水平的数值。”[61]然而我们的实际调查发现，联合公司的定额与相应岗位的匹配度[62]至少不逊于班基厂，且往往更为契合。

确实，在三十年前，手持秒表的工时研究员曾活跃于联合公司的车间，专门核查那些被怀疑定额过松的工序。然而，这种方式破坏性极大，不仅引发了操作工的敌意，更招致了车间管理层的抵触。工人可以轻易蒙蔽这些稽查者，最终泰勒制管理法因成效不彰而被摒弃。如今，工时研究员早已被工业工程师所取代——后者只需在远离车间的办公室里检查生产记录。只要操作工的产量不超过定额的140%，其工序就不会被重新核定费率。自然，工人们实际产量常常超出140%，但他们会将超额部分“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定额标准极少变更，而工业工程师们根本无从判断哪些费率存在水分。

在班基，确实存在一套官方的定额制定程序。管理层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采用的“超科学方法”——通过估算操作动作所需工时来计算定额。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主要是场表演。定额制定的现实始终围绕着年度定额削减展开。其中约2%被规定为定额削减的成果——称为“定额维护”。工业工程师查阅产出数据，主要凭借猜测来判断哪些费率存在水分。

随后，定额调整方案会送至各部门主管手中，由其与工长、工会代表乃至操作工本人共同商议。接下来便是一场关于应该削减哪些岗位、哪些定额的讨论。[63]如此一来，操作工也积极参与到削减自身定额的过程中，这产生了两重后果：其一，水分最大的费率往往会被削减;其二，企业在权力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工人可能面临更严苛的定额削减。因此，由女性和吉普赛人承担的工作岗位，其定额标准往往比技术熟练的男性工人更为严苛。简而言之，正是班基车间内对定额的民主协商机制，使其能更精准地反映工作实际;而联合公司所谓“科学”定额的特质，反而成为其与工作实际脱节的证据。

3.资本主义经济推动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创新，而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推动动态变化的压力很弱。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探讨企业如何“适应”其经济环境。在班基，这类适应过程始终随着供给状况的变化而持续发生。相反，“创新”则是指能提升技术效率的技术或组织形态的永久性变革。正是在这个领域，社会主义企业素来被认为特别无能。

东欧社会似乎越来越无力在任何一个具有实质价值创造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技术、科学到艺术——产生重大创新。随着社会政治保守主义的滋长，这些国家在各领域的发展都呈现出日益强烈的模仿性特征。[64]

相比之下，资本主义企业则面临着持续不断的竞争压力——它们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并降低生产成本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这迫使企业持续进行双重变革：既要革新生产内容，也要变革生产方式。

约瑟夫·伯利纳(Joseph Berliner)在论述苏联工业创新决策时，是这样开头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创新活力，将这一课题提上了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议程。”他认为，苏联企业面临着不利的激励体系与决策规则、组织障碍以及僵化的价格结构。奖金与制裁的分配取决于计划指标(尤其是产值指标，无论以货币还是实物量计算)的完成情况——尽管伯利纳指出1965年后的改革提升了利润指标的重要性。大幅超额完成计划将导致下期指标上调，但奖金却不会同步增加。就像按计件工资取酬的机械操作工一样，企业经理们也精于算计：在计划松弛时避免超额幅度过大，在计划紧张时则故意保留产能。他们与中央计划者讨价还价以求压低计划指标，宁愿隐瞒实际产能也不愿推动创新。

进行创新的企业还面临着使激励体系更显弊端的组织障碍。伯利纳列举了以下因素：物资设备的短缺与不确定性(尤其是未列入常规计划的物资);研发机构与日常生产实践严重脱节;以及销售组织的效能低下。最终，价格结构更是加剧了激励体系与组织障碍所造成的问题。价格的重要性并非作为交换媒介，而是作为决定遵循何种决策规则的会计工具。价格通常基于生产成本加上规定的利润百分比制定，完全不考虑其社会价值或使用价值。这种定价机制本身就会抑制新技术引进——尽管计划中内置的降本预期能对此产生些许抵消作用。由于价格相对固定，且创新成本高昂，老产品往往比新产品更具盈利优势。综合所有这些因素，人们不禁要问：既有的国家社会主义企业究竟是如何成功引入新技术或新产品的?

联合公司与班基的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在班基，持续存在着创新压力：管理层不断寻求重组生产流程以提升效率，积极引进更现代化的机械设备，重构部门间协作关系，并致力于优化计划与生产调度体系。反观联合公司，管理层似乎安于沿袭既有模式运作，可见的创新压力微乎其微。1974至75年间，其工程经理虽曾筹划改进部分设备，但由于研发与新设备预算极其匮乏，这些计划始终停留在蓝图阶段。

应当如何解释这种与刻板印象完全相反的现象?联合公司作为某大型跨国集团的子公司，其与公司总部的关系，和前述社会主义企业与中央计划者关系的刻板描述如出一辙。子公司几乎没有资源可供创新，且只有在优先满足集团内部需求后，才被允许进入公开市场寻找替代客户。该子公司每年需通过谈判确定生产计划，明确规定各类发动机的产量指标及(内部)结算价格。这些计划可能随着农用与工程设备市场需求变化而在年中任意调整——尽管调整后子公司能获得某些补偿。在本研究期间(1974-75年)，总经理曾因经营亏损被撤换。由此可见，那些被视为阻碍社会主义企业创新的压力，基于相似的原因，同样存在于跨国资本主义集团内部。

而在班基，创新压力直接源于对计划局限性的认知：由于创新活动本身难以被精确规划，因此只能采取“强制推行”策略。除要求生产特定数量的零件外，中央企业还期望工厂每年提升约5%的效率——其中如前文所述，约2%通过定额削减实现。若对此压力不加制约，定额将日趋严苛，车间内可能爆发破坏性冲突，甚至引发工人流失——经济改革后红星拖拉机厂正是前车之鉴。引进新设备或开发新产品使管理层得以推行新的(因而也是更宽松的)定额标准。正是在这种棘轮效应起作用的地方，持续的创新压力才得以存在。

伯利纳对创新决策的论述仅涉及两类主体——企业经理与国家计划的制定者，而以上描述则凸显了工人的关键作用。我们不仅需要界定企业运作的外部框架，还必须深入生产过程中的现实约束。由此可见，包括供应不确定性与成本削减在内的外部压力，迫使管理层通过持续创新来争取工人协作以完成计划。企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对外部创新压力的应对策略绝非既定，而是极端依赖不同管理部门与层级间的博弈关系——正如后续章节将揭示的那样。[65]但首先，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审视生产过程本身。

4. 计划会导致短缺，继而引发囤积行为，这又进一步加剧短缺，最终造成车间生产的无序状态;而市场则能保障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实现工作流程的顺畅协调。

然而计划思维也催生了其特有的混乱状态：计划经济引发了突击生产、工厂人浮于事、月末争抢原材料的混乱局面，以及以次充好、数据造假和贯穿所有层级的系统性欺瞒。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刻板形象都是一种通过管理实现有效协调的模式。原材料在机器间的流动与劳动力分配，通过科学管理和对直接生产者控制权的剥夺，实现了顺畅的整合。相反，国家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却始终受困于协调失灵：计划者频繁变更指标;物料与机械供应从未按时足量到位，甚至规格不符;生产流程持续中断，尤其在计划周期末段的“突击赶工”中尤为严重。文献描绘出一幅长期混乱的图景——管理层努力引导顽固的劳动力去执行不断变化的生产运营和配额。

然而，两家企业的现实再次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联合公司的突击赶工现象远比班基更为剧烈和普遍。在联合公司，人们经常要中断装配和打断现有零件流水线，以优先处理那些“昨天就该完成”的急单。随着交货期临近，突击任务与强制加班愈演愈烈，工作质量也急剧下滑：车间地面散落着大量残次品，尤其在检验台周围堆积成山。这些残次品与过道上未组装的发动机一起，将资本主义高效劳动组织的神话溶解为一幅混乱无序的现实图景。

反观班基，原材料与成品在厂区内的流转速度明显更快。这里从未出现废料堆积的现象——偶有废料也会被迅速清理。生产线几乎从不会为紧急订单中断：1984年两个月的观察中，我们仅见到一次例外。在半年计划即将完成前，一位摇臂钻床操作工被要求中断当前任务接手新工作，而他表现出的愤怒正说明了此类事件的罕见程度。班基通过有效的工作调度体系，明确规定各部门每旬(十天)的生产任务。即便临近半年计划收官阶段需要增加加班，也从未出现联合公司车间在交货期逼近时那种失控的恐慌状态。[66]

我们应如何解释这种与刻板印象截然相反的现象?部分答案在于联合公司作为跨国企业分公司的属性——它恰恰遭受着那些通常被认为困扰社会主义企业的典型问题：来自其他分公司的物资短缺与计划指标变动。而班基厂则通过多种手段有效控制了供应链问题：其一是借助地方党组织网络，其二是通过高效的预先规划与管理重组，将物资供应部门置于生产经理的严密监管之下。但班基工作流程协调性与导向性远胜联合公司的其他原因，还涉及劳动力运用方式的问题，这将是我们接下来探讨的重点。

5. 资本主义企业致力于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则倾向于囤积劳动力——这既是出于应对劳动力需求波动的预期，也因为边际劳动力成本近乎为零。

【A】[67] 苏联企业的管理者仍主要以完成产出指标为导向，加之运营规划周期短、外部供应链不稳定，因而往往不愿放弃任何资源，即便这些资源已近乎冗余。“突击生产”(即在计划期末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计划完成的疯狂冲刺)仍是苏联经济体系的关键特征。当局势变得危急时，若没有可投入混乱战局的备用劳动力，突击生产将难以实施。

只要“超额”劳动力已被纳入工资基金总额，企业便缺乏削减这部分成本的动力。然而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层却力图节约劳动力——尤其是间接劳动力，即那些为直接生产性操作工提供服务的辅助员工。在联合公司，这类人员包括卡车司机、物料管理员、质检员和设备调试员。尽管公司确实试图精简此类辅助岗位，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

首先，尤其在轮班开始时，工具间和质检科门外总会排起长队——工人们等候领取工装夹具或等待首件检验，而其他操作工则守在机器旁等待物料员配送坯料。由于辅助工按日薪计酬，他们缺乏加快工作的物质激励，更何况对其规定时间似乎永无止境的工作需求本就足以消磨任何积极性。其次，辅助工短缺导致他们与竭力“达标”的操作工之间产生严重的横向冲突。等待物料员、质检员或库管员所损耗的每分钟都在降低产出，使操作工更难以实现140%的理想收益。简言之，这种将直接成本压缩至极限的尝试，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瓶颈效应、效率损失、时间浪费与生产中断——所有这些在班基都难觅踪迹。那里充足的辅助工配置确保了生产流程的有效协调，且不致引发过度的横向紧张关系。

我们不禁要思考：从社会理性角度看，两种模式孰优孰劣?是维持工厂内部的隐性失业以缓冲刚性产出目标下的短缺压力，还是听任外部显性失业存在，同时因内部削减人力成本导致组织矛盾持续升级?这便将我们引向下一个关于劳动力在企业间分配机制的传统议题。

6. 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的行政调配和工资的中央核定导致劳动力配置难以达到最优状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通过按边际生产率支付报酬的方式，确保证了劳动力的最优配置。

工人被强制要求以行政设定的价格出售其劳动力，该价格原则上与劳动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关。法律禁止劳动力所有者通过集体或个别谈判来决定其劳动力的价格。他既不能拒绝出售劳动力，也不能试图出售劳动产品而非劳动力本身。在此种制度环境下，我们难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

即使在“高度斯大林主义”时期，绝大多数劳动人口所受的也主要是消极管制而非主动调配。斯大林逝世后情况趋于简化：总体上唯有共产党员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三年内)需要接受主动调配。由此可见，强制并非当代苏联劳动力规划过程的核心要素......在既定劳动力于不同岗位、企业及地区间进行分配时，工资体系——正如西方那样——确实且注定要发挥根本性作用，这实在不足为奇。

然而这种对西方的刻板印象远非准确。大量文献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市场与完全竞争模型相去甚远。早期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68]指出：供应不同产业部门的市场已出现割据化态势;性别与种族歧视在人员企业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内部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它们相对隔绝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并依据以资历为核心的特殊规则运作。社会学家早已超越早期粗糙模型，开始精准界定哪些结构变量(产业部门、企业内部组织、市场支配地位)最能解释收入、就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差异。无论这些学者间存在何种分歧，有一点很明确——完全劳动力市场的理念根本站不住脚：劳动力并非按边际生产率获取报酬，也无法在企业间自由流动。

联合公司的劳动力市场组织印证了这种修正主义图景。在这里，工人从最低层级岗位(即所需技能最少、薪酬最低的岗位)加入公司，通过竞聘空缺职位沿着内部“职业”阶梯晋升——具备足够资历与经验的工人方能获得职位。裁员机制则依相反原则运作：凭借“顶替”制度，资历最浅的工人最先被解雇。资历同样决定着福利待遇的等级。这种制度使得工人跳槽至其他企业的成本极高，因为在新公司必须从职业阶梯最底层重新开始。员工留任时间越长，其流动性就越低。同样，管理层的解雇权也被严格限制于清晰且持续违反劳资双方公认规则的情形，这进一步削弱了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

在班基，并不存在一套行政化构建的、系统奖励资历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很难被解雇，而在劳动力短缺的现状下，管理层也缺乏解雇工人的动机。但工人若找到更好的工作则可以自行离职。尽管工资标准由中央统一规定，企业仍保留根据工人的市场价值给予回报的操作空间。例如，摇臂钻床操作工属于稀缺工种，管理层就必须设法留住他们。虽然无法直接提高其基本工资，但企业会安排大量加班——其中部分工时甚至无需实际工作。在该厂其他部门，管理层于1984年正考虑建立“企业经济工作小组”(VGMK)，这本质上是一种内部承包制：由自选自治的工人集体承接特定任务并按完成量获取报酬。该体系使工人能在正常工时内获得更高报酬，且相关支出不占用企业工资基金总额。 这类提高工人收入的变通做法在苏联同样存在，它们证明了外部劳动力市场在影响劳动力配置与定价方面的重要作用[69]。事实上，班基所受的外部市场影响甚至强于联合公司——后者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恰恰构成了隔绝外部市场的屏障。

所有这些现象都不足为奇。计划的局限性根植于劳动力作为潜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主观特性。对需求的专政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能通过培训与激励间接控制生产活动，通过提供有限范围的商品来引导消费。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只能产生有限影响。诚然，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70]的鼎盛时期，曾出现过实行真正需求专制的尝试，但正如早期资本主义最小化国家干预的纲领性尝试一样，这些努力最终因不切实际而被放弃。正如资本主义必然包含不可削减的中央指导，国家社会主义也必然包含不可削减的市场力量。

7.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冲突要么被压制，要么被原子化，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则是制度化和集体化的。

这种几乎渗透个体生活所有领域、使每个人陷入与统治机器复杂依赖(及共谋)关系的全能型社会控制体系，实则具有双重面相。一方面，它既缺乏制约统治机器行为的正式保障机制(对个人和群体皆是如此)，还实际形成巨大压力，旨在摧毁家庭之外一切非形式的社会自发联结。另一方面，个体原子化进程又伴随着配套措施体系——既提供应对意外风险的相对保护，更重要的是赋予日常生活以安全稳定的秩序特质(这自然仍指向发达社会体系，而非其历史确立阶段的特征)。而多数“缓冲”措施并非以明确可执行的权利形式存在，而是作为对顺从行为的赏赐而授予。

西格尔(Seeger)用一个更极端的描述阐述了这一点：

最终结果便是造就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郁郁寡欢、理想幻灭、怠于生产，既无法参与经济决策，也无处申诉自身冤屈。那个自称代表他们、并保证其社会特权地位的党，已然背弃了承诺。其他任何机构都未被允许挑战党的权威。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当少数工人尝试组织独立工会时，政权会如此迅疾而残忍地予以镇压。

我们考察的两家工厂与这些描述是否吻合?在班基，几乎看不到工会或党组织代表工人利益与管理层抗衡的迹象。事实上，在多数工人眼中，党和工会不过是管理支配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必然遭到压制或原子化。正如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在法国语境中所论证的：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劳动过程中特有的不确定性，恰恰为工人构筑了相当程度的权力基础，形成对管理专制的潜在抵抗。

一方面，班基厂的车间管理层在生产现场极具权威。尤其是工长掌握着广泛资源(包括特殊奖金分配、休假安排、新工具调配及“停工”工资发放)，并深度参与其辖区的岗位调动与晋升决策。[71]另一方面，关键岗位工人凭借其在劳动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独特技能与经验，能够形成可观的制衡力量。管理层不得不倚重这些工人，使得他们能够争取维护自身利益的让步。当这些关键工人中间存在工会干部和党员时，其力量更为强大。类似的劳动力分化现象见于建筑行业、机械操作工、电子产业以及交通运输业。正如马科(Makó)、凯尔泰西(Kertesi)和西拉奇基(Sziráczki)所言：根据生产过程特性并在党工干部分布的强化下，企业内部会形成核心与边缘群体。

在联合公司，劳资斗争确实被制度化了，但正因如此，斗争也被原子化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与申诉机制将工人建构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个体。工人通过竞聘岗位获得的流动能力，赋予他们一种明确却有限的、与车间管理层抗衡的力量。这种做法虽削弱了集体组织，却也制约了管理专权。尤其是工头的权力远小于班基——在班基，工头不受繁琐规则约束，可自主决定工人调配、任务分派、纠纷处理与集体谈判。如果说联合公司的工人受到制度保护而免于管理层肆意掠夺，那么与此同时，资历奖励与集体谈判制度也将他们的利益与企业紧密捆绑。

1974年时，这些制度曾如资本主义本身般显得理所应当且不可动摇。然而此后，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以及对工会力量的悍然打压，却未遭遇基层群众的实质性抵抗——集体抗争的基层组织机制早已被侵蚀殆尽。昔日保护工人并将其绑定于企业的制度，如今却被倒转矛头，用以榨取让步并在工厂中重建新型管理专制。冲突的制度化程度日益降低，管理支配却愈发恣意妄为。固有印象再次被现实颠覆。

8. 官僚体制弥漫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既阻碍工作的高效组织，又削弱对人性化需求的回应能力。相反，通过市场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既能保障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协调，又能精准迎合消费者的品味偏好。

国家社会主义的指令性计划常与一种庞大非人、漠视底层压力的官僚体系愿景相联系。“苏联官僚体系必然低效，因其真正目的在于：遏止潮流，延迟民众需求的满足。” 企业被各种规则束缚手脚，导致资源错配与浪费产出。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始终保障着生产功能的顺畅整合，并使供给与需求紧密相连。

现实情况表明，班基厂相对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而联合公司反而被官僚规章所笼罩。我们已注意到联合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申诉机制和集体谈判的重要性——这些制度通过一套明确的官僚规则运作，保护工人免受管理层专断之害。在班基厂，我们却发现缺乏此类明文规则，管理层能够在核心工人议价能力划定的界限内自主指挥生产与人员。即便存在规章制度，也鲜有人认真遵循。

联合公司的规章制度有双重渊源。其一源自1930年代的劳工斗争——当时经济大萧条促使劳工将安全保障置于首位，资本主义正遭受消费不足危机，现有劳动立法基础正是在此时期奠定。这些斗争锻造出的规则赋予劳工一系列工作岗位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堪称独特。但联合公司车间规则还有另一来源：它们一直是高层管理阶层用以控制生产的手段。 部门主管定期颁布规章，指令其车间代理人该如何行事。于是总有新规不断出台：规范工具夹具的领用、零件的检验、工单与设置卡的分发。每套新规则都破坏着工作的横向协调，加剧操作工与辅助工之间的紧张关系。操作工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规避规则的周旋中，试图重新建立车间层面的工作协调。

在班基厂，工会力量薄弱且倾向合作，难以推行能保护工人免受管理层侵害的规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未观察到高层管理试图直接指挥车间生产。计划部门只规定每旬生产任务与用料指标，而生产过程的具体组织则完全交由车间管理层自主决定。部门主管既是高层管理的代理人，同样也是本部门利益的代表与捍卫者。换言之，最高管理层授予车间一定自主权，以应对不确定性环境(在此特定情境中尤其是技术资源稀缺)的迫切需求。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计件工资制的更深层功能：它不仅是激励劳动的手段，更通过强制赋予创造性自主权来应对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中断。车间层面的控制(无论由管理层还是工人主导)远非计划的阻碍，恰恰是在中央指令经济所固有的供给约束背景下实现高效生产的必要条件。布鲁斯特(Bruszt)对外国管理顾问的研究表明，试图以科学管理和官僚权威链的形式强加资本主义理性，反而可能导致匈牙利企业陷入混乱。

结论

Part 4

国家社会主义企业能否与资本主义企业同样高效?我们已论证班基机械车间的技术效率高于联合公司。相较联合公司，班基操作工劳动强度至少相当甚至更高，产品质量更优，定额与岗位匹配度更佳，创新压力更具持续性，车间规划更有效，外部劳动力市场更能将报酬与技能经验挂钩，且干扰生产的官僚规章更少。这一切都与传统认知截然相悖;读者或许仍坚持认为这仅是两个特例，不足为训。但我们相信此项比较案例研究不仅具有孤例的参考价值[72]——它确实为解释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可能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同类企业更具技术效率提供了线索。

在关于八种刻板印象的讨论中，我们反复注意到：联合公司如何趋近于社会主义企业的 刻板印象，而班基厂又如何趋近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刻板印象。这仿佛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偶然发现了一家资本主义企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一家社会主义企业。此中确有其合理内核：资本主义集团在某些方面可被类比为社会主义社会。它通过集中攫取并再分配下属分公司的剩余价值来运作，使得分公司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各企业与具有家长制特征的中央之间的关系。尽管联合公司表面实行自负盈亏，但其与总部的关系确实符合这一特征。因此，这种等级制关系引发短缺、突击赶工、劣质产品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集团使分公司隔绝于市场压力之外。相应地，社会主义企业也使其下属单位隔绝于国家力量，从而允许(虽非必然)经济标准主导这些内部单元之间的关系。显然，本章前半部分构建的理论模型和它们来源的理论，都未能充分区分不同层级——尤其是企业整体与其构成单元之间的差异。

因此，科尔奈(Kornai)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模型往往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组织层级。这一缺陷与另一个不足密切相关：未能区分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科尔奈的模型只存在一种资本主义形态，即企业参与完全竞争的古典资本主义。而高级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则与大型集团的崛起及其内部构成企业间等级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所揭示的，只有当集权的职能型部门制结构让位于以半自主利润中心分部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时，大型集团才真正获得成功。然而无论分部如何自治，它们仍与集团中心保持着家长制关系，并伴随着我们在联合公司发现的所有潜在破坏性效应。换言之，正如苏联和东欧的分权改革那样，向多部门结构的转型缓解但并未消除大集团的交易成本。这一点体现在当今美国某些最大型企业面临的困境中，也体现在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中。例如美国钢铁公司在衰亡过程中展现的诸多问题，通常都被归咎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或许并非巧合的是，“迷你钢厂”(即使用电弧炉的自主小型钢厂)的发展趋势在美国最为显著，而美国钢铁公司正是投资多元化的先行者。

另一方面，当匈牙利企业缺乏类似班基的半自治分公司结构作为缓冲时，它们更容易显现出我们在联合公司观察到的特征——即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刻板印象。因此，在对匈牙利最大钢铁厂(该厂不存在类似班基厂的半自治分部)的后续研究中，我们确实发现了短缺、低效与计划失当等典型问题。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当前发展阶段，通过建立由经济纽带联结自治单元的企业结构，或许能提升技术效率。当企业中心与国家进行谈判时，其下属单位能更好隔绝于更广泛的政治场域。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尽管对权力下放的改革呼声不断，但自1968年经济改革以来，匈牙利企业的平均规模仍在持续扩大。与传统认知相反，多部门公司结构——这个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面临严峻困境的组织形式——可能反而有助于提升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效率。

在理论层面，这些思考表明本章早先提出的基于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模型存在不足。发达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都同时呈现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特征，只不过体现在不同层级。但这并非趋同论的另一种版本，因为决定社会性质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最外层的制度结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家与企业的等级关系，以及发达资本主义中企业间的市场关系。诚然，市场填补着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功能缝隙[73]，国家也在发达资本主义中承担类似的管道疏通职能[74]，但这些干预都是补充性的。它们非但未能消弭，反而凸显了两类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差异。

注释

[1]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 1916-1991) ，德裔美国社会学家，专长于比较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组织理论。其《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工业化过程中的管理意识形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Ide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1956) 一书，对比了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并特别分析了东欧国家(如苏联、东德)的“国家社会主义管理思想”。(译者注)

[2]原文为：he paints a picture of communist uniformity and atomization.(译者注)

[3]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G. Walder)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中国研究学者，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的组织、政治运动、社会分层以及工业关系等领域。这里指其著作《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1986)(译者注)

[4]沃尔德认为，中国国有工厂并非如西方学者假设的“极权主义”或“完全集体化”模式，而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庇护-依附”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工厂中的领导通过分配资源(如住房、福利、晋升机会)换取工人的政治忠诚和个人服从，形成了一种类似传统社会“恩庇网络”的现代变体。(译者注)

[5]“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的概念由肯尼斯·乔维特(Kenneth Jowitt)作了最为深入的论述。参见 Kenneth Jowitt,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Marxist-Leninist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1974): 1171–91;以及 “Soviet Neo-Traditionalism: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of a Leninist Regime,” Soviet Studies 35 (1983): 275–97。

[6]David Stark(1950–)和 Victor Nee(1945–)是当代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他们的研究聚焦于制度变迁、市场经济转型与社会网络，尤其在分析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东欧)的经济改革方面影响深远。(译者注)

[7]原文the point of production(译者注)

[8]Vladimir Andrle:Workers in Stalin's Russia: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1930s (1988);Lewis H. Siegelbaum：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1988);Donald Filtzer：Soviet Workers and Stalinist Industrialization (1986)(译者注)

[9]经济工作合伙小组"(Economic Work Partnerships, Gazdasági Munkak?z?sség, GMK或Vállalati Gazdasági Munkak?z?sség，VGMK)是匈牙利在1968年"新经济机制"改革后，国有企业内部出现的一种半正式劳动组织形式。它允许工人组成小型团队，在完成本职计划生产任务后，利用企业设备、原材料和业余时间进行额外有偿生产，所得收入由团队成员分配。其性质类似于1980s中国的班组承包制，但是工人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译者注)

[10]在苏联，国家创造了一种“开放”的企业与”封闭“的企业之间的差异。那些”封闭“的企业往往是军事-工业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且向它们的工人们做出物质上的让步，作为对工人政治忠诚的补偿。参见Victor Zaslavsky,The Neo-Stalinist State(Armonk,N.Y.: M.E.Sharpe,1982),partuculary chapter 3.

[11]原文pawn shops。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典当行业由国家垄断经营，称为"állami Zálogház"(匈牙利语，直译为"国家典当行")。这类机构的功能与传统"当铺"类似，但属于国营商业系统的一部分，具有半社会福利性质(如为公民提供短期资金周转服务)。(译者注)

[12]多博·卡蒂卡是 16 世纪虚构的历史人物，诗人兼剧作家卡尔曼·托特(Kálmán Tóth，1831-1881)在 1862 年写了一部名为《 多博·卡蒂卡 》的历史喜剧，发明了多博·卡蒂卡这个角色。(译者注)

[13]原文为the Dobó Katica Socialist Work Brigade(译者注)

[14](译者注)

(摇臂钻床示意图)

[15]Maszek，全称magánszektor，缩写自 "magán"(私人) + "szektor"(部门)，直译为 "私营领域"(译者注)

[16]在匈牙利，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必须在外汇商店购买，这里应当指匈牙利国营饮料厂生产的K?bányai Kóla(考班亚可乐)，或者东德的Vita cola(维他可乐)和苏联的Байкал(贝加尔湖，也是可乐)(译者注)

[17]拉约什是charge man，译为工段长，负责某生产段(如钻孔工段)的整体协调，介于工头与普通工人之间;前文出现的卡尔曼则是foreman，译为工头，负责全面管理车间生产与人员，高于工段长，属基层管理层。(译者注)

[18]原文为“kitty (译者注)

[19]定额标准宽松的工序易于完成标准，实际生产中工人们能够超额完成，超额部分有奖金——故而作者称为“油水活”(译者注)

[20]源自俄语 "кулак"(意为“拳头”)，苏联时期指 “富农”，即拥有较多土地或雇佣劳动力的农民。(译者注)

[21]直译 “穿靴子的农民”， 19世纪匈牙利贵族鄙视富裕农民模仿地主穿靴子的行为，引申为 “投机取巧的暴发户”。在社会主义时期指“投机分子”。(译者注)

[22]Csepel Gépgyár，匈牙利著名的重工业综合体，1912年由曼弗雷德·韦斯家族创立，二战前已是中欧最大军火商。1948年被共产党收归国有，成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象征，鼎盛时期雇佣3万工人，生产从机床到摩托车的全线产品。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切佩尔工人委员会是重要反抗中心。(译者注)

[23]削减时间定额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例如原本规定4分钟完成一个零件的加工，在削减后可能变为3分钟，显然增加了工作量。(译者注)

[24]pálinka：匈牙利国饮，社会主义时期工人常用廉价酒精饮料。(译者注)

[25]Mozgóbér(浮动工资) 是匈牙利社会主义时期工厂特有的弹性薪酬制度。工人总收入=基本工资(中央计划固定)+mozgóbér(工厂自主分配)(译者注)

[26]原文为There's another side to the feminization of work-deskilling .译者认为这里的feminization翻译为“性别化重构”比直译为“女性化”更贴合文义：该段显然是强调女工的去技能化和工厂中对女工的系统歧视是相互促进的，于是女工流向了适合"更脆弱劳动力"(即受性别歧视制约的女性劳动者)从事的简单喂料岗位。相比之下，“女性化”就有些不知所谓了。段末的原文也遵循了相同的思路：Deskilling can proceed smoothly only if the old operators find satisfactory jobs elsewhere while the new operators are part of a more vulnerable labor force, and so i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feminization(译者注) .

[27]来自动词 ingázik("摆动、往返")，表示通勤者。在部分研究中，特指匈牙利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跨城乡通勤工人，他们因工业化政策被迫每日往返于农村住所与城市工厂之间。这二者的区别类似中文语境下的“农村务工人员”和特指的“农民工”群体。(译者注)

[28]wine grower，同时从事葡萄种植与酿酒的生产者(译者注)

[29]匈牙利传统单位négysz?g?l，直译为“四方腕尺”，音译为“纳吉索格”。1 négysz?g?l = 8.64平方米(译者注)

[30]此处并非误译。葡萄酒行业以hectoliter(百升)为计量。(译者注)

[31]匈牙利俚语，在匈牙利饮酒文化中表示最高级别的烂醉(译者注)

[32]They had been well disposed toward Kennedy and Carter, but now they have difficulty distinguishing the American bear from the Soviet bear.此处的"bear”显然是某种强权的隐喻：他们曾以为肯尼迪和卡特可以给他们带来民主，但是现在则认为美国的霸权和苏联的霸权没有区别。(译者注)

[33]Goulash，广为人知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中的“土豆烧牛肉”。此外，如果读者愿意知道的话，译者希望在这里补充一点：卡达尔的“土豆烧牛肉”(匈牙利的goulash)会加入红胡椒粉，而且牛肉是切块的;相比之下，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俄罗斯的Stroganoff)则需要加入酸奶油，牛肉通常是切片的。尽管常常将卡达尔-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视为一体，但是二者实际有不同.(译者注)

[34]radiation laboratory。这里可能指工业放射实验室，东德的实验室技工和维修工同属于技术工人，收入也相近。(译者注)

[35]原文为100度，换算为摄氏度37.8度(译者注)

[36]原文如此：Fuck that(译者注)

[37]原文如此：shit(译者注)

[38]直译为零-零(译者注)

[39]原文only for those who don't do any work，应当意指领导(译者注)

[40]原文为king(译者注)

[41]原文为Those who work and those who do nothing(译者注)

[42]White house(原文如此)，译者并未找到此处代指官僚居所有匈语对应的专有词汇，即便是其对应的匈语fehér ház在维基上也仅仅指代美国白宫。译者猜测此处可能是加比对布洛维这个美国人作的戏谑之语(译者注)

[43]这里提及到的白宫有多种含义。这家企业的总部是一栋白色房子·，但是白宫同样代表着在布达佩斯的党中央委员会。这反过来是对匈牙利共产党自我标榜的权力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评论。

[44]如果本次增产被正式记录为“绩效提升”，那么中央企业在制定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时，就可能会以此为基础，大幅提高该厂的计划指标。这意味着工厂将来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标”，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完成，从而受到批评或惩罚。(译者注)

[45]此处的工作定额显然指代的是时间定额，即生产一个产品需要的标准时间。削减时间定额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所以后文中工人如此反感。(译者注)

[46]摇臂钻机通常有一个巨大的、可旋转的臂，其形态可能让作者联想到了信天翁伸展的翅膀和巨大的体型。(译者注)

[47]铸件质量不佳可能导致后续钻孔偏移，也就是作者说的“前批次的缺陷件”。这里的意思是，把这些废品的责任归咎于上游工序送来的铸件本身就不合格。——这是合理又难以核实的接口，这样就维护了本车间账面上的好看。(译者注)

[48]在《生产的政治》中，布洛维花费了大量篇幅抱怨这件事。(译者注)

[49]原文为Weekend house(译者注)

[50]Mill，但是译者认为拉奇拥有一个风车磨坊是十分神奇且难以想象的事情，这里应当指小型谷物磨粉机械(译者注)

[51]原文为Nuti calls socialism on earth.(译者注)

[52]典型的例子是 Gregory Grossman 的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其中强调了指令型经济在实现供求“微观平衡”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同时又假定这种平衡在市场经济中更容易实现(“Notes for a Theory of the Command Economy,” Soviet Studies 15:2 (1963): 101–23)。

当然，也存在显著的例外，例如 Joseph Berliner 关于美国与苏联管理激励的研究(“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Decision Making: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ed. Morris Bornstein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1974], pp. 396–427)，以及 Abram Bergson 对两国生产率的比较(“Comparativ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USA and the USSR,” in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ed. Alexander Eckste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161–218)

[53]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从体系层面来看，苏联的生产率低于美国。当然，这类计算本身极为复杂，并建立在若干假设之上。简而言之，这些研究通过假设一国若使用另一国的投入，其产出将会是多少，以此来比较两国之间的生产水平。根据 Berliner 对 1960 年的估算(“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Decision Making”)，如果让美国采用苏联的投入，并以苏联的价格体系计算产出，那么苏联非农业经济的相对“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 36% 至 39%。反之，若让苏联采用美国的投入，并以美元计价，则苏联非农业经济的相对“效率”可达到美国的 87% 到 98%。Bergson 的另一项更为全面的分析(“Comparativ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USA and the USSR”)得出的相对生产率区间则为美国的 39% 至 59%。这些发现提出了许多值得深究的解释问题。例如，更高的生产率可能主要反映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而非“体系效率”的差别。即便我们将这些差异解释为“效率”更高，也并不意味着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它可能同样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字指向的只是对既定生产可能性的实现程度，而非最优产出水平;后者必然涉及非经济性的目标与成本。

[54]原文为technically efficient，译者认为这里指的是“technically efficiency”高。“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在给定投入下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或给定产出下使用最小投入的能力。(译者注)

[55]X效率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提出的管理理论，主要探讨企业实际产出与潜在最大产出之间的差异，强调组织内部个体行为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新古典理论假设企业天然是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因此总是“有效率”的。而“技术效率”和“X效率”理论都承认并试图测量无效率的存在，即实际产出与理想最大产出之间的差距。(译者注)

[56]We shall say nothing about what economists call social or allocational efficiency.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即帕累托效率，是指以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来生产出“最优的”产品数量组合。社会效率(social efficiency)指资源配置不仅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即实现了配置效率)，而且其最终带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结果在社会意义上是合意的或最优的。(译者注)

[57]首先，这两家工厂并非是我们特意挑选的。联合公司(Allied)是我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而且我还得到了一位担任工程经理的近亲的帮助。我们偶然选中班基(Bánki)，则是因为卢卡奇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而该厂厂长恰好出席了那次会议。其次，匈牙利的独特之处，或许不仅在于其工业组织，同样也在于其开展研究的自由以及公共讨论相对开放的氛围。

[58]长波理论亦称“大循环理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28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大经济循环》一书提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每一次大循环都有上升 (繁荣) 和下降 (衰退) 两个阶段。(译者注)

[59]向后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也称为后向一体化或上游整合，是指一家企业通过收购、合并或自行建立的方式，获得对其供应链上游(即生产过程的初始阶段或原材料端)的控制权。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将业务活动向“后”延伸，自己来生产原本需要从供应商那里购买的原材料、零部件或服务，从而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译者注)

[60]当然，现实情况是，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工人挣得基本工资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正如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就业不安全感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一样。

[61]在经典的计件工资制(如资本主义科学管理)下，定额是一个独立的、先定的科学标准。它根据工时研究和技术分析确定一个工人“应该”达到的产量标准。工人的收入由此标准决定：生产越多，收入越高。而在这句话描述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管理者或制定者首先会有一个预定的、认为适当的收入水平。这个“适当收入”可能基于维持工人生活、保持积极性、或是管理层希望分配给某个工种的总工资池等因素。然后，定额会被反向调整——设定在一个恰好能让工人达到那个预定收入水平的产量标准上。如果希望工人收入高，就把定额定得低一些，让他们容易超额;如果想限制某个工种的收入，就把定额定得极高，让人难以完成。总之，定额和收入的决定关系被颠倒过来了。(译者注)

[62]此处存在疑惑。原文为In reality we found that norms matched the corresponding jobs at least as well at Allied as at Bánki , and often better.这里的norms matched the corresponding jobs指 “预先设定的生产定额” 是否真实合理地反映了 “完成某个特定工作岗位所需耗费的实际劳动(包括时间、技能、强度等)”，也就是定额是否科学。译者认为此处是为了强调班基的定额规定同样具有合理性，但是最后结尾却是at least as well at Allied as at Bánki ,and often better.在语法上是在强调联合公司比班基好，译者难以理解，为尊重原文译为后者。(译者注)

[63]以下是过去四年中提议进行及最终获得通过的定额削减数据。1981年，提议659项，通过323项(49%);1982年，提议837项，通过465项(55.6%);1983年，提议457项，通过265项(58%);1984年，提议385项，通过294项(76.4%)。

[64]原书在这几页会用小一号字体的方式标出引用的段落(这种”小一号“通过仔细观察可以确认)，在这里也应用相同的(并标斜)方式(译者注)

[65]例如，我们在匈牙利钢铁工业中发现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激励机制，据此，经理们可以通过发起创新项目使自己的收入翻番。获得高额奖励的创新是管理层的特权。如果工人提出一项创新，往往只能得到象征性的酬劳;但如果他们能争取到上司的合作，进而争取到上司的上司的合作，以此类推，奖励金额就会相应增加。通常情况下，经理的常规收入仅略高于、有时甚至低于半熟练工人，因此来自创新项目的奖金对于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准至关重要。

[66]我们尝试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供给约束与需求约束并存时，最有可能发生赶工。对此，玛丽亚·拉多(Mária Ladó)和费伦茨·托特(Ferenc Tóth)描述了一家电子企业的赶工情形：工人们在特定时期吃住在厂、昼夜连轴转，而在其他时期则居家从事第二职业。该企业一方面受制于原材料的极度短缺，另一方面又面临准时交货的需求压力。(“Egy ipari üzem munkaszervezete—a hiányjelzésre épül? munkaszervezet [Labor Organization in an Industrial Shop—A Labor Process Based on Shortages],” manuscript, Munkaügyi Kutatóintézet, Budapest, 1982.)通常，社会主义企业面临的是弱需求约束，但在此案例中，客户对该企业提出了严苛且带有政治强制性的要求。米哈伊·拉基(Mihály Laki)在一项关于非节律性工作(arrhythmical work)极具系统性的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结论，即非节律性工作源于企业对国家的负责制——这种机制既导致了短缺，也产生了部委要求增加利润与销售额的压力。当需求约束尤为刚性时(例如在出口产品与投资品的生产中)，赶工现象便更为显著。与此处讨论尤为相关的是拉基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尽管匈牙利是记录最糟糕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国家的赶工现象仍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太多。(“End-year Rush-work in Hungarian Industry and Foreign Trade,” Acta Oeconomica 25 [1980]:37–65.)

[67]这里的【A】应当是引用的原文里的，不知为何作者没有删去(译者注)

[68]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由Lester C. Thurow、P. B. Doeringer和M. J. Piore等学者提出的理论，主张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和次要两个部分。主要市场以高收入、职业稳定性和完善晋升机制为特征，次要市场则表现为流动性高、待遇较低且缺乏发展机会。该理论认为，主要市场中劳动者的教育与工作年限对收入增长有显著影响，次要市场中教育回报则不明显。两者间劳动力流动性较低，分割机制既源于企业生产特性(如资本密集型产业采用内部市场机制)，也与种族、性别歧视等个人特性相关。(译者注)

[69]]关于匈牙利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情况，请参阅 加博尔(Gábor) 和 加拉西(Galasi)， 《1968年以来的匈牙利劳动力市场》(The Labour Market in Hungary since 1968)，以及 彼得·加拉西(Péter Galasi) 和 乔治·希尔茨基(Gy?rgy Szírczcki)， 《国家管制、企业行为与1968—1983年匈牙利劳动力市场》("State Regulation, Enterprise Behaviour,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Hungary, 1968–83，"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9 (1985): 203–19。)乔治·科瓦里(Gy?rgy K?vári) 和乔治·希尔茨基(Gy?rgy Szírczcki)描述了一家企业在吸引新工人和留住老工人之间进退两难的困境。1979年，该企业的策略是提高新工人的基本工资，使其接近老工人，同时将实际收入与基本工资脱钩。如此一来，骨干工人主要通过加班可以赚取其基本工资的两到三倍，而新来的工人则需努力才能挣到基本工资。五年后，面对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该公司引入了VGMKs，以试图挽留核心工人的忠诚。VGMKs 不仅为工人提供了收入，而且事实证明比另外两种选择——引入波兰客籍工人和外包工作——更为经济。(K?vári,Szírczcki，"Old and New Forms of Wage Bargaining on the Shop Floor" in Labour Market and Second Economy in Hungary,ed.Péter Galasi and Gy?rgy Szírczcki[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85],pp. 264–92.)

[70]原文为socialist primitive accumulation(译者注)

[71]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三十年间，匈牙利的工头已经失去了相当大的权力，并且是管理层级中最薄弱的一环。然而，卢卡奇(Lukács)认为现实情况远非如此，并强调了工头在匈牙利工业中持续保持的力量与核心地位。(János Lukács, “A m?vezet?k helye és szerepe munkaszervezeteinkben [The Place and Role of Foremen in Our Labor Organization],” Manuscript,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Sociology, 1984.)

[72]原文为 curiosity value(译者注)

[73]原文为functional gaps(译者注)

[74]原文为plumbing rol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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