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就某件事情而言，有人想不通的同时，也有人想得通，这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如何让想不通转变成想得通，这就得靠有说得通的说法和行得通的做法。《特赦1959》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视剧，它用活生生的事例，展现了国民党战犯对自己败在我军手下，从想不通到想得通的过程，其中抗美援朝在这个过程里，大大加速了这个道器变通之变。
一、国民党战犯被俘后，有人不服气，不承认失败
黄维是其中的典型，他曾经扬言如果摆开阵势再战，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这是妄想。中国人民不会答应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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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开始后，尤其是这年9月2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战争局势发生逆转，黄维他们以为时机到了，在功德林里开始蠢蠢欲动。
当抗美援朝开始之后，康泽、黄维、王陵基、刘安国等还敢拿自己人头打赌，说美军不可战胜。
这个时候，王英光所长表现得异常沉着冷静，这就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思想文化之战。
正如紧接着在于政委及副所长商量工作时的场景那样，那叫必胜的信心。
贺政委有句话讲得好：这么些年来他们总是犯同样一个错误，就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是有着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观的，而与人民为敌的军队则过分看重利益——只对少数人有利的所谓价值观。这就注定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军队失败的命运。
自古骄兵必败，这是真理。在毛泽东文化氛围里，讲究的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二、战犯之间因为思想分化而发生打架事件，所长政委果断处理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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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陈瑞章、郑庭笈和杜聿明、王耀武属于率先觉悟者。
郑庭笈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受不了“狗特务”挑衅，和周养浩打了一架，这个狗特务十分嚣张，他把郑庭笈头给打破了。
工作人员及时为郑庭笈包扎了伤口，同时所长政委对那个比黄维还坏，阴险百倍的周养浩做了处理，政委将茶杯往桌上一放的动作十分有力。的确，要改造像周养浩、徐远举这样的军统特务，恐怕是最大的挑战。
三、志愿军长津湖一战让这批战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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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立三声情并茂讲述志愿军战斗故事，可以算是这部电视剧的一大亮点，他那句发自肺腑的“我服了”，的确十分感人。这句“我服了”，意味着他们这些战犯从过去想不通，走向了“想得通”。这是了不起的道器变通之变。
有个现实问题，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些国民党战犯会发生同样的道器变通之变吗?这是值得探讨的。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从世界观角度分析，那么答案当时是肯定的。因此，这个世界观，才是根本性的一个问题。这恰恰是毛主席说的。这些年在我们的语言体系里，似乎价值观成了口头禅，而世界观则很少提及。这看来是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一种文化现象。对战犯的改造，从根本上看，就是对其世界观的改造。
所谓想不通到想得通的转变，说到底，也是世界观转变的问题，这不能用简单的变道来解决，而不得不提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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