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秘书工作之后，我(即逄先知，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编者注)一直从事中央文献研究，一做就是几十年。对于1954年宪法，当时我只是做一些比较小的事，谈不上宪法制定的见证者，只是对这段历史略有所知，经历了宪法起草、讨论的全过程。
毛主席亲自起草宪法
1953年底，毛泽东带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到杭州起草宪法草案，当时，作为田家英的秘书，我仍然留在北京，直到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并将宪法提交到起草委员会讨论时，我才接触到草案讨论和修改的具体工作。
毛泽东起草的宪法草案只是草案中的一稿。在1953年初，陈伯达曾起草了最早的宪法草稿，但毛泽东说不行，没有采用。从1953年1月9日起，毛泽东亲自带领田家英等人在杭州重新起草。
从3月23日到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讨论和修改。在这期间，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外，全国8000名政协委员、党政机关领导、民主党派人士等进行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5900多条。
田家英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组副秘书长，同时也是毛泽东的秘书。他不光要处理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还要负责将每次大会讨论的内容向毛泽东汇报，因而也是所有人中最忙、最累的，有时候身体劳累不堪甚至会吐血。我记得田家英每次晚上向毛主席汇报讨论修改意见，而主席晚上也都在办公，田家英在向主席汇报后还要将意见反馈给起草委员会。而在此期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帮田家英整理这些会议记录、委员的意见。
删掉“国家元首”条文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做关于宪法草案说明的报告。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在这次大会上，傅作义委员发言，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情节，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作义说，“在召集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上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越谦逊越伟大，越伟大越谦逊。”
对于这些话，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解释，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这)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当时毛主席的谦逊、质朴让人民更加敬爱他，毛主席当时还要求宪法要简明、通俗易懂，要老百姓都能看得懂。
在宪法草案两个多月的讨论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曾请求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都被毛泽东拒绝了。
这次宪法讨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一次，在世界宪法制定过程中也是罕见的。在全民大讨论中，全国各界就有1.5亿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而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也就是说4个人中就有1个人参与了宪法的讨论。毛泽东说，“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他还说，“今后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取这个方法。”
坚持“纲领性”内容写入宪法
在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草稿就修改了七、八次，其中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是，宪法要不要写纲领性的内容。所谓纲领性的内容，就是将来要完成的任务，具体而言，就是是否要将当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大改造写入宪法。毛泽东赞成将纲领性内容写入宪法，而胡乔木不赞成。
1936年，斯大林曾说过，宪法只能承认事实，不能搞纲领。毛泽东则认为应该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任务写入宪法，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胡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赞成列宁。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纲领性内容)，比如三大改造。”这是为了使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完成获得法律上的保证。
1954年3月初，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起草小组的指导思想，指出，“我国还处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一定的合法性。宪法草案不限于描写已经完成的东西，也描写了没有完成但已开始实施的东西。”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此时已经完成审定，并开始实施，起草小组认为“它仍然是宪法，而不是理想的描述”。将纲领性内容写入宪法，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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