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活着怎样”的真伪问题在十几年前曾掀起不小的争论，最后争论双方均宣布自己获得了胜利。支持者的主要论据是几位联合起来的所谓“亲聆者”的证言（证言的背后是作为常识的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受迫害”的遭遇），反对者则顺势从“亲聆者”的叙述出发发掘史料，寻找其中的矛盾点。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命题的背后实则是对反右及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境遇的认识。前三十年一体化、政治伦理化的消极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今天很多义正言辞的控诉又何尝不是一种伦理化批判呢？“那些义正言辞的道德捍卫者和指控者，他们使用的也可能是不那么‘诚实’，甚至可以说也是类乎‘两面派’的手法。”（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第2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对这一段历史控诉者居多，考据者甚少，面对史料必须要有再往前走一步的勇气，史料前面还有没有相反的材料，再往前走是否还走得通？止步于起点到底是在捍卫真理，还是在与某个东西合谋？
本次转载的是秋石《黄宗英“亲聆”“毛罗对话”历史真相调查》一文，“毛罗对话”更多的材料可以很容易从知网找到。
2002年12月上旬，继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在其南海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文尾，特设的仅有 800 字的《再说几句》一章，将其听说来的所谓在 1957年毛泽东“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的场合下，对所谓的“也是湖南老友”的罗稷南先生说过会将“假如活着的鲁迅”关入新中国牢房的“秘密对话”之后，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以其历史现场者的身份，于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和广州的《南方周末》上，同步高调推出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亲聆”文章，由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荡，迄今余波不断。
其实七年都不到
历史上究竟存不存在“毛罗对话”?如若存在，毛泽东又是如何表达的呢?
黄宗英撰写并发表此文时，还有没有其他历史现场亲历者健在于世?
黄宗英为什么不愿意与健在于世，包括当年一手扶掖她走红大上海十里洋场影坛的导师、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于爱徒抛出“毛罗对话”11 年后的2013 年去世，享年 103岁)、一度被她亲昵地呼之为大姐的著名影剧编剧王元美(于小妹抛出“毛罗对话”10年后的 2012 年去世，享年 98 岁)在内的其他九位历史现场亲历者，作一丝半点的互动与印证，而非要将他们纳入“不在人世”行列，同时又授权让并非在场的不相干人士为自已的“亲聆”行“放手删改、调整”?
黄宗英的这个“亲聆”内容，究竟有多少是符合真实历史现场内容与气氛的?
她“亲聆”的那个令人莫名惊恐的“使得肚里的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毛罗对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言之凿凿指认的那个“右下角一”, 真的是罗稷南吗?她所坐的位置，真的能够听到毛泽东与罗稷南之间的对话吗?
当毛泽东主席来到黄宗英赵丹夫妇所坐的那个小团桌时，真的如黄宗英所说的那样：“我们让开了毛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吗?
黄宗英为什么要向广大读者刻意隐瞒毛泽东和她们之间“非常关心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谈话内容?
在毛泽东接见后次日的家庭私密环境中，黄宗英又是怎样和她的丈夫阿丹回味毛泽东与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及相互勉励的?
当年，究竟存在不存在：因为听了令她惊恐交加的“毛罗对话”，她去“请了三四天保胎假”的这个事?真的如同黄宗英文中所说的那样：1957 年的赵丹始终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右派边缘的处境中?可又为什么赵丹能够在反右斗争甫一结束，便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呢?
……
自黄宗英“亲聆”的这个“毛罗对话”问世十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媒体发表了数以十万计的呼应与言说不一的争鸣文章，另有近百部拿着各级各类课题经费作支撑的论述“毛罗对话”的专著或结集文本问世。多年来，人们一直期待着：有哪一位作者能够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迈开双腿走到历史现场中去，去作一些必要的调查考证，向实践讨要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距黄宗英女士于京、沪、穗三地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个半月后，笔者自2003年1月22日乘坐1461次普速列车，从邻近江苏小城昆山进入“毛罗对话”源发地上海，寻找出席 1957 年 7月 7日夜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毛泽东主席唱主角的团桌座谈会仍健在于世的其他历史现场亲历者。依照 1957 年 7 月 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的与会 36 位各界人士名单，先后 78 次，进行了长达 14年之久持续不懈的源头寻踪调查考证，获得了大量有益的史料史实，从而为这个众说纷纭引发社会震荡的“毛罗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还了历史本原。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 1957 年 7 月 7 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
△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 1957 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里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四十五年之后，是 7月 4 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以上文字引自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见 2002 年 12 月 6 日《文汇读书周报》。其文字与刊登于 2002 年 12 月 5 日《南方周末》上的基本一致;其中第二段文字则较后者约多出一倍。
在她的笔下，在 1957 年 7 月 7 日晚上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那个团桌座谈会上所弥漫的，竟然是如此恐怖而且是要逼出人命的紧张氛围：似乎整个座谈会(主题)都被沉甸甸地压在令人们惊恐万分的毛泽东要将鲁迅抛将进监牢的那个“毛罗对话”上，似乎除去“反右”，毛泽东再也没有什么要同与会者们说了，连简单的互致问候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无论黄宗英女士怎么架构她所需要的带有轰动性的文字，不容置喙的历史，却向我们展开了其真实的一面。
历史定格在了 1957 年 7 月 10 日的这一天下午，时年 32 岁的黄宗英女士，因被毛泽东一番话“惊吓”而请的那个所谓三四天“保胎假”中间的一天下午，也就是所谓“毛罗对话”结束后的第三天下午，文汇报社邀请部分参加 7 月 7 日晚上与毛泽东团桌座谈的人士进行了座谈。又过去了两天，1957 年 7 月 12 日出版的《文汇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展示了出席 7月 7 日晚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座谈会 13 位人士的内心感受，其中就有 45 年后撰写《亲聆》一文的作者黄宗英。
对此，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听黄宗英女士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黄宗英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对毛主席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毛主席非常关心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有的以前见过的，他一看见就叫得出名字，知道在搞什么工作；有的初见，但在临别一一握手时，主席都叫得出姓名了。
毛主席和我们坐在一起，问起每个人的情况，有时说一些自己的意见。他的谈话是这样亲切简单而有力。在谈到反右派斗争问题时，他说右派给我们上了一课。毛主席并说，自己也受到了教育。又说，右派把整风搞乱了。把反右派斗争搞彻底以后，回头还要搞反官僚主义……
发言结束时，深受毛主席接见谈话鼓舞的黄宗英，既兴高采烈，又踌躇满怀，她说：
毛主席这次到上海来，对上海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很多人知道我们见到毛主席，纷纷问起毛主席的健康，毛主席谈了些什么？
……他们也希望多从报上知道毛主席的消息。我和赵丹在七·七晚上见过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孩子也高兴极了，问我们：“毛主席为什么找你们谈话啊，你们是劳动模范吗？”我们听了很惭愧，我们对孩子说：“我们不是，是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工作，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毛主席的召见，对我们将永远是最有力的鼓舞，最严格的督促。
上述，见 1957 年 7 月 12 日《文汇报》所刊：《和毛主席一次亲切会见——上海市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界人士应本报邀请座谈感想》。黄宗英发言的题目为：《反右派斗争给我们上了一课希望文汇报真正成为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读了黄宗英的上述内心感受，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当年的“第二天一清早”，也就是 1957 年 7月 8 日的清晨时分，她和赵丹是把同毛泽东的这次会面谈话当作一件“大喜事”，向包括“我们的孩子”在内的世人郑重宣告的，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和“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的表述来看，那么，又何来时隔 45 年后那个“几乎晕厥”、“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的事情呢?如果黄宗英女士真的“请假休息了三四天”。那么，她又是如何能够应约去赴第三天在文汇报社举行的座谈会，又如何畅谈出这一番惊喜交加的内心感受的呢?难道，“毛主席的召见，对我们将永远是最有力的鼓舞，最严格的督促”的结果，却是“惊动了胎气”“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从而，不得已“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另外，据上影厂的一些老人回忆证实，就在与毛泽东团桌座谈的第二天，黄宗英女士早早地赶到了单位 (“距上班估摸还有半个小时的光景”，一位知情者如是回忆道 )，满脸喜气洋溢地向遇到的每一位同事，通报她和她的阿丹昨晚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以及和毛主席一道观看越剧《追鱼》时万分激动的心情。从而，也就印证了黄宗英女士在文汇报座谈会上作的发言中，所谈的“毛主席这次到上海来，对上海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很多人知道我们见到毛主席，纷纷问起毛主席的健康，毛主席谈了些什么?”的这个发自内心肺腑的感受与事实。
黄宗英关干“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件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以及她与丈夫赵丹同“我们的孩子”之间的兴高采烈的对话，不但从根本上，而且还直接地攻破了相隔 45年后，她在北京寓所同前来取稿的两位《南方周末》记者关于“50 年代的演艺界，对领袖接见并不感觉十分突然，知道毛主席要来，也不会挤到门口去夹道欢迎。尊敬(毛主席)是肯定的，但还没有出现 1966 年那样的崇拜，得知毛主席要来看望大家，大家在高兴的同时，又觉得这是一件平常事”的虚假表述。
既然，令她“肚子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诱因没有产生，有的只是次日一早主动地“就把这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那么，如此说来，自然也不存在她笔下刻意杜撰的所谓“亲聆”的“毛罗对话”的那个内容了。
对于这个被黄宗英女士翻来覆去令读者们读后也能引发一惊一乍的话题，历史上，更有一个属于“铁证”的瞬间，比什么都更具有说服力。
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历史瞬间的留影。
于毛泽东同 36 位各界人士团桌座谈结束之后，是日晚 10 时许，毛泽东主席与刚刚结束对话的 36 位各界人士，以及陪同对话的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一起步出咖啡厅，走在前往大厦小剧场观看经典越剧《追鱼》的宽敞甬道上。
这是一张由新四军老战士、后来一度担任过毛泽东随身摄影师的上海首席红色摄影师徐大刚同志亲手拍摄的珍贵照片，其场景颇为恢宏，且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照片中，走在头排的共五个人，紧随在他们后面的，是刚才参加团桌座谈的其他党政领导同志和33位男性各界人士组成的大队人马。
头排从左至右依次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居中者为怡然自得头微抬手执黑柄折扇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右侧(中隔一人距离)，是与会36位各界人士中仅有的三位女性，而且为清一色的演艺界人士：依次是43岁面容端庄且微笑，目光平视前方，不卑不亢，双手握着花布拎包的著名影剧编剧王元美;紧挨着王元美的，是与她同庚的郑君里夫人、著名电影演员黄晨;与黄晨紧挨在一起且三位女性中唯一戴著手表的，是32岁的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黄晨、黄宗英双双侧转身子，犹如旭日东升时分的葵花那样，脸微微抬起，仰望着王元美另一侧的毛泽东主席。黄宗英笑得尤为光辉灿烂，以致露出了一口白牙……这足以说明一切了!如果真的如同相隔45年后黄宗英本人在其《亲聆》一文中描绘的那样：于此前一刻的咖啡厅团桌座谈会上，被毛泽东一句“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令“亲聆者” 黄宗英惊“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她极为显赫极为幸福地与毛泽东主席一起走在最前列，而且脸上露出的如同葵花向阳一般的极其灿烂的清纯笑容，试想，将会给我们这些不曾亲历过历史现场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还能分辨得出由她亲笔撰写的这篇3400字的“亲聆”文章，哪一句是真的值得读者可信的，哪一句是假的不可信的?
再出类拔萃的演员，何况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女演员，也难于在经受了“巨雷就在眼前炸裂”的满身颤栗、满肚惊恐中，装扮出一副葵花向阳般的无比清纯的笑容来!……
印证黄宗英1957年7月10日下午在文汇报社召集的座谈会上所作的那个发言内容的，莫过于与黄宗英有过多次深入长谈的记者型作家，向我们提供了由当事人黄宗英在 1980年代初向他亲口讲述的那一段真实历史。
这位记者型作家名叫倪振良，早在1985年，倪振良先生就依据多年来同黄宗英一次又一次面对面的访谈所获得的一手资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赵丹传》。2008年1月，作者又在团结出版社出版了将1985年初版本中“删去的章节、内容一一增补了进来，还了《赵丹传》的本来面目”的32万字修订本《赵丹传》。其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在蛇口荔园，在京中宾馆、在我家斗室，宗英先后与我倾谈了5次，向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素材。”
倪振良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始萌生并着手收集资料撰写这部传记作品的，其时，赵丹先生已于一年前逝世。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下引用的文字，特别是有关1957年7月7日夜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在家中，黄宗英同赵丹之间就如何落实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勉励，促进自己更大进步的对话，更有那些亲热嬉戏的话语与相关动作，均出自于黄宗英本人的亲口讲述，当然，也是出自于她内心肺腑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实表述。
在2008年团结版《赵丹传》第45章中，记有如
下栩栩如生的描述：
赵丹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就在《海魂》摄制期间，毛泽东主席来到了上海。
赵丹与黄宗英应邀前往中苏友好大厦，和上海科教、文艺、工商界知名人士一起，接受毛主席的接见。那是 1957 年 7 月 7 日，正值全党“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际。
毛主席来到了电影工作者代表中间，紧挨赵丹、黄宗英坐了下来，旁边有沈浮、黄晨、郑君里、应云卫等。毛主席和大家亲切交谈。他说：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好民族。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畏，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子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
说得大家都笑了。
毛主席又说，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愿同志们都加入这个队伍！……
听了毛主席的这一番话，赵丹的心情难于平静。近期来，赵丹一直在摄影棚里奔忙，很少关心政治斗争。他只知道继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后，上海的不少知名人士也被点名批判，成了“向党进攻”的右派，连与赵丹合作过的，担任上海剧影协会妇委会主任的吴茵，也成了“反党干将”，后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有与内兄黄宗江合写《海魂》的沈默君，也是如此……赵丹是党外人士，对党的整风等事，本来就不闻不问，现在更噤若寒蝉了。不想，毛主席接见了他们，请大家提批评意见，还说是言者无罪，不给穿小鞋。足见毛主席对赵丹及周围的同志们还是信任的。
自从 1945 年在重庆，赵丹第一次与毛主席相见相识至今已过去 12 年了。10 余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当年的同仁已做了行政领导，赵丹却还是一个演员，执著地在艺海中沉浮、探求。他不会当官，也不愿当官，只想做一个正直的，有所建树的艺术家。可是，人民还是给了他不少荣誉。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对这一切，赵丹却并不在意，他孜孜以求的是尽可能多创造一些典型的银幕形象，流传于世。
……
时值盛夏，天气异常闷热，黄昏时分，树上的蝉仍然热得知知直叫。赵丹刚洗过浴，身上又汗沁沁的了。他摇着扇子，走到阳台上，见院子里、马路上，到处是赤身露臂的纳凉的男女。他家的书房里却还亮着灯，宗英正孤灯独掌，伏案走笔呢。
赵丹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这些年来，宗英进步还真快。1950 年她去波兰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后，又参加了第二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随后，连续出版了《和平列车向前进》、《爱的故事》、《一个女孩子》等三本散文集。1953 年年底至 1954 年年初，她的第一个产假期间，还创作了个电影剧本《在平凡的岗位上》（拍摄时定名为《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紧接着，她参加了中央电影创作讲习班，同学有李准、白桦等。宗英已在文学家的行列中奋进了。与此同时，她还主演了故事片《为孩子们祝福》、《家》等。去年（此处指 1956 年——秋石注），宗英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妻子宗英，堪称是女中的强者，这全仗着她的聪明与勤奋。不过，赵丹实在怕她累着了，宗英怀的第二个孩子分娩在即，一旦累出什么个毛病来，可怎么得了。
赵丹摇着扇子，从阳台走到屋里进了书房，说：“宗英，这么热的天，你还闷在房里写什么呢？”
即将分娩的宗英一面直着身子在那里写，一面说：“今儿毛主席说，日后要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呢，我写点断想。”
赵丹一听，想到自己还不是个党员，心里不是滋味，就说：“宗英，你可算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队伍了，可我呢，还是个李鼎铭（党外人士）先生。”
“那也一样可以做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鲁迅先生不就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吗？”
“我也一直这样想来着，不过，大伙都入了党，就我在党外，总不是个事吧。”
“那你就努力呗！”
赵丹笑道：“请夫人多多关照。”
宗英抽手打了他一下。正在这当儿，一个身材丰腴的女子悄然从敞开着的房门走了进来，恰见阿丹与宗英打打闹闹，扑哧一声笑道：“唷，还真热乎！”赵丹与宗英被这冷不防的来人吓了一跳，定神瞧，她穿深色绣花旗袍，一头乌发披散在脑后，正冲着他俩在甜甜地笑，“周璇，璇子！”赵丹与宗英喜出望外，一齐喊出来。
读着《赵丹传》中上述传神的描写，比对笔者十多年来进行的大量细致考证的结果，笔者以为，上述描写基本上是可信的。其中，有两处显得弥足珍贵。而正是这两处弥足珍贵的叙述，从根本上帮助我们澄清了时隔45年后由同一当事人黄宗英所撰写的《亲聆》一文中刻意回避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当毛泽东莅临赵丹黄宗英夫妇这一桌时，所进行的语重心长的谈话内容，但这个谈话内容，在其《亲聆》一文中无一字提及;另一个，则是赵丹黄宗英夫妇俩在家中体味毛泽东谈话后感恩戴德相互勉励的对话与场景。从中，读者看到的是宛如新婚燕尔般年轻夫妻之间的亲昵举止，轻松、欢快、和谐，沉浸在莫大鼓舞的幸福之中。此外，
还有“金嗓子”周璇“扑哧一声笑道”的加盟：“唷，还真热乎!”同他们逗趣的传神描写哩!若非黄宗英亲口向传记作家倪振良先生讲述，后者是无法，也不可能写出在私密环境中这一生动场景的。更何况，倪振亮先生从来不曾见过金嗓子周璇，更枉论与周璇有过片言只字的攀谈，自然也无从知晓周璇与赵丹黄宗英夫妇居住在同一幢楼房里，而且还是相邻而居这一历史事实。在这里，我们丝毫也看不出女主人有什么惊恐，以及有可能导致“肚里的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极端异常焦虑惊恐心境。那么，又何以有其《亲聆》一文中因听了毛泽东将鲁迅“关在牢里”的话“惊动了胎气”而请了“三四天”保胎假这一说呢?又何来作为妻子的她“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稷南)老的提问吗?’”以及“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的粗暴训斥呢?!
自古以来，人们无不这样认为：一般来说，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相隔越近的描述，越与事件真相相吻合，“毛罗对话”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在 1957年 7 月的反右斗争高压态势下，难免有人会迫于压力说些违心的话，表唯心的态。但在私密又私密的环境氛围中，例如夫妻在一起的狭小居室里，应当说，她与她的丈夫阿丹发自内心肺腑的想法、相互之间一对一夹杂亲昵举止的对话等，是真实可信的。
黄宗英在其《亲聆》一文中，还提出了令人莫名惊诧的“让座”说。黄宗英如此写道——
……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可历史的真实，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现场拍摄的上海首席红色摄影师徐大刚同志，又一次为我们留存下了极为珍贵的一个历史瞬间。在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解读出与黄宗英上述说法大相径庭的完整历史瞬间：但见满脸受宠若惊的黄宗英女士，与毛泽东肩挨肩地坐着!而在其左侧紧挨着她坐着的，正是她的丈夫阿丹。“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纹丝不差地赐予了这对幸运夫妻!在这里，演技精湛的黄宗英女士，为见不到真实历史现场图像资料的人们，设置了又一个与真实场景相悖的迷局。
再有，在《亲聆》一文中，黄宗英用相当一部分语气严重的文字，描写了在 1957年，她的阿丹始终处于被挨整、批判的右派边缘境地中。但真实的历史又是如何一个境况呢?其一，1957年，毛泽东先后两次与赵丹小范围近距离地互动。一次是在1957年的3月，党中央点将安排赵丹来到北京，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月8日在同文艺界代表的小范围谈话中，毛泽东同赵丹作了较长时间的互动式对话。而且，还是毛泽东先行主动、亲切问候赵丹，并勉励他不要为六年前因饰演《武训传》的主角背上思想包袱。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用同样关切温和的口吻，向赵丹询问了《武训传》编导孙瑜先生的近况(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P257 页，又见《毛泽东文艺论集》P175 页)。
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1957.3.8《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另一次，则是在四个月后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的团桌座谈会上。其间，毛泽东还联手周恩来为他们“打抱不平”，亲自否决了新中国首届优秀电影评选的评委们对电影《乌鸦与麻雀》的奖级评定，并将其擢升为最高等级的一等奖。作为主演的赵丹与饰演配角的黄宗英，双双荣获一等奖。其二，论及黄宗英在《亲聆》中罗列的赵丹多篇文章挨批一事，笔者历时多年查询的结果是：一次也不存在!而且，据多位上影厂老人回忆证实：1957年7月以后，在上影厂召开的每一次斗争新揪出来的右派的批判大会时，赵丹几乎总是第一个开炮痛斥猛批，有时，甚至是文武双行……有关这一切，有1957年12月19日、20日两天的《文汇报》，分上下两篇刊登赵丹署名的长达5500多字，以批判“话剧皇帝”石挥为惟一内容的《石挥的“滚”的哲学和他的才能》的文章作证。更能证明1957年的赵丹不是右派，而是铁心跟党走的左派的有力证据是：反右斗争刚一结束的1958 年1月，赵丹被批准加入了其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
在1957年6月以后风狂雨骤的反右斗争浪潮中，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同时也是笔者在长达14年的寻踪调查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即所有出席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团桌座谈会的人士，无有一人沦为右派，或陷于那种推一推成为敌我矛盾，其命运掌握在当权者手中的“中右”性质的边缘分子。没有一个人沦为右派，不等于说这些人全都夹着尾巴，游离于反右斗争之外。其实，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提过在当权者眼中看似过激的意见的。如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教授，在反右前期，乃至在人民日报发表含有整肃、反击转向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后几天，因积极“帮助党整风”，将矛头直指新中国成立七八年以来教育上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对无法开设遗传学课程和正常开展遗传学研究，以及强行推行违背自然辩证法规律的苏联李森科学派，展开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以致于被手中握有右派定性的关键人物内定为了右派，只待择日宣布。但因相隔不几天，谈家桢教授被钦点出席了与“老朋友”毛泽东亲切对话的这个45年后被人杜撰为风声鹤唳的团桌座谈会，最终得以幸免于难。
据了解，在1957年7月以后划分右派的过程中，上海市里曾经下达过一个划分右派标准的内部规定，即凡是在这一年受到毛泽东接见或参加过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的人士，原则上一概不划为右派。类似上述谈家桢先生由于参加了同毛泽东的互动，而从敌我矛盾的泥沼回到人民革命队伍的命运大逆转的例子，在上海大有人在。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2009年11月在上影厂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与张瑞芳、秦怡、王丹凤、仲星火、徐桑楚、黄准、吕其明等7人一同被授予“杰出电影艺术家”的耄耋老人沈寂先生(沈寂先生已于2016年 5月去世)，在其《沈寂口述历史》一书(2015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P186 页，向我们回顾了当年上海市电影局划分右派的荒唐一幕。沈寂先生这样写道：
……不久，局里召开民主党派大会，我也参加的。局领导说，民盟成员打成右派的，有九个人。刚开会时，名单还未宣布，坐在我旁边的林彬问我右派是哪几个人？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你我的。”因为不久前我还参加《大风浪小故事》的创作。可是名单送到市电影局后，局领导说，不对，应云卫和上官云珠(秋石注：经查证，上官云珠是在黄宗英无此幸福地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比肩而坐亲切交谈六天后的 1957年 7 月 13 日，毛泽东会见上海的专家、教授、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医生、演员、编辑等各界代表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与合影的)不能划成右派。因为，几天前毛主席在上海刚接见过他俩。那么还少两个人怎么办呢？于是就加到杨华和我头上。他们先翻阅了五次座谈会的记录，看到杨华发言说，因为自己不能参加中国共产党，就以加入民盟来代替了，被人说成“以盟代党”。我没有参加座谈会，但他们知道我是“五花社”成员，该社被划为“反党小组”，当然可以定罪。就这样，我顶替上官云珠，杨华顶替应云卫当了右派。
由于是莫名其妙的“顶替右派”，“罪行”比较轻，“民愤”又不大，故而，其待遇尤其是政治待遇，与真右派大不相同。于是，便有了晚年沈寂以下实话实说的回顾：
这件事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是代替别人当了右派，莫名其妙当上“替罪羊”，可是有的领导知道内情，所以并不把我当成右派看待。反右运动结束了，我编写的反右影片《此路不通》还公开放映，影片上还署我的名字。还让我参加民兵组织，参加大炼钢铁，参加人民公社，另外还派我到各区去指挥群众创作。当时，长宁区负责宣传工作的是赵丹的前太太，后来为杜宣太太的叶露茜。我去长宁区指导群众创作时，介绍信上写我的名字是“沈寂同志”。反右结束时，局里一位姓迟的干部通知我和杨华，说反右时你们有错误言论，情节很轻，不作处理，照常工作。这正说明我们只是在反右前后犯有右派言行的错误。
不久，支内开始，三个电影厂抽出许多人，到新成立的外地电影厂。杨华到江西，如果真是右派是不会调过去的。此时，江南电影制片厂撤销了，厂长应云卫调到天马厂当了导演。反右之后厂里还组织导演、演员到宝山农村去劳动锻炼一个月，有王丹凤、蒋君超、上官云珠、贺路（上官云珠的丈夫），还有我等一批人。结束时，上面表扬我劳动积极。
不仅如此，相隔七年之后，沈寂先生还是上影厂首批派往郊区崇明县搞“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员呢!这，可谓是当年全中国闻所未闻的当权派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与党唱反调，重用右派坏分子的特大恶性事例呢!
退一万步讲，即使在风狂雨骤令人们心有余悸的1957 年里，鼎鼎大名的左派加反右英雄的赵丹同志，真的由于一时出言不慎，冒出了须许“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的话，按照当时上海市里那个划分右派的内部规定，可也断断不会被划入右派行列的。而且，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 1957 年，我们的赵丹同志极其荣幸地在相隔四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两次出席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并唱主角的小范围座谈会(前一次为这次团桌座谈会四个月前，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在 3 月 8 日晚上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时，还专门亲切地同赵丹作了抚慰勉励式的互动呢)。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例如，他与钟惦棐联合发表了《电影的锣鼓》的时评文章，不多日，钟惦棐便遭遇到了公开的上纲上线火力极为猛烈的攻击，可他赵丹却纹丝没有挨批;又如他与吴茵、石挥、吴永刚等三人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评上影厂领导不重视内行耍官僚主义的《我们建议……》的文章，不久，吴茵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紧接着，石挥也被打入了右派行列，吴永刚随后也捎带着给抵达了右派的危险边缘而受到严厉批评，可我们的赵丹同志依然岿然不动;再如，在话剧皇帝石挥含冤投海自尽三个月后，，其肿胀腐烂的尸体刚被确认，赵丹又与瞿白音一起赶写了一篇火力威猛用词尖刻揭发石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行、长达5500字题为《石挥的“滚”的哲学和他的“才能”》的大批判文章，连续两天刊登在改过自新的《文汇报》上。但文章刊出后不久瞿白音也成了右派，而我们的赵丹同志不但没有受到株连，反倒被光荣地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这个中的缘由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了。
在1957年12月19日、20日两天的《文汇报》2版上，分上、下两篇，刊登了赵丹和另一位上影厂人士瞿白音合作撰写的揭发、批判有“话剧皇帝”之誉的著名演员、导演石挥“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右派”的文章，全文5500余字，立题为《石挥的“滚”的哲学和他的“才能”》。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反右文章中，是一篇火力威猛用词尖刻的批判文章。上篇，将石挥归之于反动社会“滚”出来而与新社会又格格不入的名演员。文章指出：
……那样的社会，确是给予了石挥以成名的条件的，他是有所谓“创作自由”的，是有剥削人和发财的“自由”的，是有随便玩弄女性、侮辱女性的自由的，是有任意的骑在劳苦大众的头上任意的打骂人的自由的。他当然是感恩反动统治阶级的。可是正在他的个人主义的美梦要达到饱和点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于是他带着他的未竟完成的欲望和他自以为的资本——“才能”，滚到我们的新社会里来了。解放后，党耐心的教育他，争取他，给他重要的创作任务，如《鸡毛信》、《天仙配》等等影片的导演，对他给予应有的信任。可是他的欲壑难填，大声的叫嚣“党埋没人才”，“不尊重传统”，“扼杀创作意志，没有自由”，“新社会只叫人说假话”，“青年人不能言志”，“谁有才能谁就是领导”，他到处放火，到处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向我们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为了将石挥打入永不翻身的泥沼，该文还揭发石挥“嘲笑我们劳动人民，挖苦我们的党和干部，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并将石挥就有关“双百方针”、整风反右、及如何发扬民主的一些看法，其中就包括石挥同赵丹之间的交谈内容，演绎成石挥“甚至胆敢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的罪行。
在下篇中，以“石挥的道路是堕落的道路”为中心进行综合批判，从上篇个人道德的所谓“堕落”到“舞台道德的败坏”，全面剖析，批判、斥责“石挥表演的特点：1. 卖弄低级趣味;2. 充满没落阶级感情;3. 歪曲人物形象。”从而给了石挥以最后的致命的一击：将其艺术道路和表演技巧全盘否定。对于一个从影从剧整整二十年且已为广大观众知晓、热爱的艺术家来讲，剥夺其在影坛剧坛生存和展现才华的权利，意味着什么?即使不是外力将其杀害，他自己也会走向绝路的。
对于赵丹在 1957 年的真实处境，是不是如同黄宗英渲染的处在那种边缘境地，笔者套用黄宗英在其《亲聆》一文中的上海话用词，顶“结棍”顶“结棍”的证明是：1957年，在声浪日日高的反右斗争中，赵丹同志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亲笔赶写声讨右派的大字报，在上影厂举行的批判右派大会上，当场面对面地揭发已经揪出或正待揪出的右派“罪行”，在上海市委主管的一流大报上发表点名批判右派的长篇文章……正是经受了党所领导的反右斗争严峻考验的赵丹同志，光荣地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
综上所述，比对1957年的赵丹同志一系列的“左”的出色表现，难道我们还能愣说赵丹是右派或者是一个濒临右派边缘的危险分子吗?
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即，与会的其他35位各界人士，包括作为赵丹的妻子、2002年12月发表《亲聆》一文的黄宗英女士在内，没有一个人拥有如同赵丹同志那样的杰出表现：由于旗帜鲜明地揭发、批判昔日无话不谈好友石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罪行”，成为本系统及上海文化艺术界，乃至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左派领军人物(有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沪上三大媒体公开发表的报道，或署名赵丹同志的大批判文章为证)。
笔者至今仍然搞不清楚，黄宗英女士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与动机，非要把一个1957年全上海人人所知晓、敬祟的反右英雄、并以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自己左派丈夫，给打入右派边缘分子的行列?难不成右派就这么时髦、吃香?
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根本在于：纵观 1957 年赵丹同志从头至尾的全部言行，他从来不曾右过一丝半分!
1957 年 7 月 7 日夜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毛泽东主席与 36 位上海各界人士团桌座谈会之一，正面左起依次为：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毛泽东主席，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国际著名桥梁学专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同济大学副校长李国豪，国际著名医学专家、中国流行病学及预防医学奠基人、血吸虫病首席防治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苏德隆;与李国豪相对的“右下角一”背影(花白头发者)，据考证，非系被“亲聆者”黄宗英所指的罗稷南先生，而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漆琪生教授。图中，毛泽东与应云卫之间探头倾听者为著名电影演员赵丹，赵丹里侧端坐者为 45年后撰写《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的作者黄宗英。
既然这个“右下角一”并非是罗稷南先生，况且教经济学的教授也很难提此类不相干的话题，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亲聆者”口中言之凿凿的那个“毛罗对话”的内容了。
原文刊载于《粤海风》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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