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四十 |自己教育自己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40
三天之后，1971年11月20日，T市支左指挥部接到命令，就地解散，支左干部全部撤离归队。自姜政委带队“介入”始，T市支左共历四年五个月零六天。
刘查理事件之后，有色公司已经暗流涌动了。“双三万”之后，T市的狂热已经迅速降温了。“9·13”林彪事件以后，部队已经人心浮动了。如果没有这一系列事变，肖明的公开信也许没这么大的力量，也许不过是又一场斗争的开始。但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迅速，使我们这些天天想归队的人都觉得恍如隔世。多米诺骨牌是近年才听到的新名词，肖明也许并不是第一个推倒骨牌的人。
事实上，姜政委并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形势，别看他把别人玩得团团转，很时尚很理论。不过他内心也许一直在挣扎，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苦苦地撑住那个局面。
承认不承认，结果都一样。
事实上，连军管会主任都没免，就通知他离开了。归队隔离审查，脸色一个灰。
事实上，就算我良心好一点，还去看他。
我说出去走走?他点点头，不知多听话。
出来碰上熟人他连眼皮都不敢抬。穿过市中队的菜地，我们直插江边，江边好骂娘。
这片菜地有十来亩，原是一片滩涂，市中队能够蔬菜自给有余，确实是姜政委的功劳。很远就听见二排长领着几个兵在说荤故事，谁谁玩老二叫人逮住了。正快活着，二排长啪地立正敬礼。
谈什么呐?姜政委硬挤笑脸。
报告政委，正说着：一个人无产阶级政治不挂帅，就短不了犯错误!
狗日的二排长。这个兵是姜政委亲自提拔起来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有点文化，又善于应变，我相信他就是未来的指导员、政委。我也相信，姜政委提拔的，也只能是这种货色。
想到这个，我不能不为叶三虎悲哀。假如县中队有一个叶三虎这样出色的兵，他也绝无出头之日。
好好，接着批接着批。姜政委脸一惨，忙不迭地走开。
我对这些兵们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跟着。好戏不能叫他们搅黄了，我还没登场呢。
我知道你有点看法。他说。
看法嘛是有几毛钱看法，我很优雅地吹吹烟头。不过眼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看法。谈谈吧，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呀。
曹干事……
行啦，我不是干事，你也不是首长。现在平等啦，都是夹尾巴狼。不对，你连平等也够不上。历史反革命，隐藏得这么深，你给我提鞋都不够!
他明白躲开已经不能，他完全暴露在我的有效射程之内，哆嗦求饶也无济于事。我要亲眼看着他散了，化了，变成一摊脓水。为自己，为叶参谋，为所有憋着一口气的人。我这人，顶他妈的善良。
他偷窥我，和我脚下的礁石，他想坐下，可他已不敢，他叫我一榔头铆下地啦。真是老天有眼，下午一听到消息，我就莫名其妙地亢奋。两年多了，我一直在为莫名其妙的生活作风问题抬不起头来，我早就想发作了，我不像那些人一个个灰头土脸，没脸见人似的。我不，我认为看清底牌总比输得糊里糊涂好。从那一刻起，我就琢磨怎么充分享受这最后一顿晚宴。没想到，没想到啊，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过杠啦?过杠就好，我还以为你是个打不死的吴清华。
谈谈吧，不谈可不行。我抽出一颗烟，学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的姿势，舌尖横着一舔，慢慢擦着火柴。
我是入过三青团，那时三青团也讲抗日，也讲救中国。
你放毒!讲啊，往深处讲，别怕疼。
他冷笑说，你根本不了解历史，那时所谓的区分部就在学校里，书记就是学校的老师，后来老师撤走了，就让我代理，前后一共四个月。
就这些?你太谦虚了。
这段历史我早就向组织上交待过，我参军时还不到十七岁，这些都可以查到的嘛。当然我是有不少错误不少问题，我接受组织审查。
你太客气了吧?你对别人好像没这么客气嘛。
我相信组织……
我不相信你!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我们不相信你!我们无产阶级不相信你!你的组织是三青团，三青团才相信你!你表演得够充分了，你终于现出原形，现在你该站到你应该站的位置上去了!
他被我奇袭珍珠港般的轰炸弄得目瞪口呆。一张脸赛过黄梅天里的腌猪肉，白喳喳的毛孔上缀满了浓度极高的水珠珠，动也不动。这不过是早操，凭我这些年学来的本领我可以把他操练成傻子。我能让他一层层地蜕皮，一根根地炸筋，然后自己把灵魂血淋淋地捧出来，搁在我的餐桌上。我可以让他记住这一回，恶心一辈子。
他怔着，两眼陡然撑了根棍子似的一弹，呵呵地傻笑起来，笑得两头勾到一头去，卷成一团，肥肉直颤。这家伙还真经打。
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哈哈，自作自受。他笑着，我没话说，无话可说啊。
你当然没有话说!玩火者必自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是啊是啊，砸自己的脚。
认罪速度过快，反倒乱了节奏，我大喝，你住口!
他不住口，他坐下来了：跟你说实话，你怎么折腾我我都无所谓，你不就那点小事吗?
放屁。我说，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彻底革命……
叫我难过的是我自己。
当然是你自己，这是一切反革命的共同逻辑。
本来我早该撒手的，可就是鬼迷心窍，死活不撒手，上瘾了!此地话怎么讲?蹚了鬼?对，硬是蹚了鬼。
你跟我演戏?
他古怪地瞥我，两片厚嘴唇错开，眉眼鼻嘴可笑地挤作一团，像只干透的老葫芦。这一瞬间，我泄气了，突然觉着腻歪。我能把他怎么样?把他怎么样我又能怎么样?没意思透了。
江水开始混浊，一团团地扑上岸来。
他说，其实你也该早撒手的。女学生，在哪没有?那个丫头是个疯子啊，你搂着一个炸弹睡觉，你不害怕?
叫当官的说人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打倒，我发现。
肖明那封公开信确实让我害怕。她的疯狂劲头比她的陶醉劲头更加迅猛强烈。可是这么多天我哪一刻不想撒手啊，我做不到。不离开这鬼地方我就无法做到。可你们不放我走。现在哪儿哪儿茅坑都占满了，你又让我上哪儿去?我噢地大叫一声，把带着体温的卵石片抛了出去，那东西在暮霭低垂的江面上划出一条漂亮的黑弧，又跳了几下才沉下去。我躺下，嘴角里渐渐感到苦涩。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
笑了。他爬上来和我并排。起风了，江风湿湿的腥腥的，并不觉着冷。我们这样躺了很久。
说实话，这地方是个好地方。他说，有山有水，沿江靠公路，是个好地方啊。就是人阴得很，太阴。
我反驳道，其实这儿老百姓都老实得可怜。
他噎住了。是啊，要是不搞派性就好了。
什么派性?不都是人造出来的吗?你完了。
他怔着：谁造的呢?
我发现他这几年绞尽了脑汁，熬白了胡子，也怪可怜。他得到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得不到。还把老婆搞丢了。隔离审查，恐怕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他说，其实我早就想回老家看看了，那儿的山才叫个山。
云贵高原嘛，是有点味道。
他说，你知道我们家乡逮猴子怎么逮吗?钉个木头柜，柜上掏几个洞，墨水瓶那么大的洞。柜子里放几根木棒，撒上熟芝麻，爆米花，弄得香香的。猴儿来了，伸手就掏，抓住木棒就不撒手，死也不撒手。人来了，轻巧巧就捉了去，很少能逃脱的。
为什么它不抓爆米花专抓木棒?
说不上啊。他呐呐着，不再回答。过一会儿又支起身子问：听说毛主席原来只想搞三个月的，至多半年，有这话吧?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儿，总以为后边还有什么。后边有什么?毛主席都不知道，我们就能知道了?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他的话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
他把眼睛瞪圆，不要瞎说!是我们理解有问题，执行有问题。
我说，这些日子我天天把最高指示翻来覆去地看，我发现毛主席谈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反驳。不信你自己试试。
你怎么敢这样想?
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我觉得这还真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叶三虎发现了毛主席画像的奥秘，我发现的是毛主席语录的奥秘。
他想了一下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我说，左派不是自封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我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说，可是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说，但毛主席还说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他说，毛主席又说，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是不清楚的。
我说，所以毛主席才讲，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他说，毛主席强调，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要在斗争中求团结!
我说，斗争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
他说，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混进了一大批!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我说，说来说去，你没学懂，断章取义。
他说，你才断章取义!
毛主席说!毛主席说!毛主席还说!我们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方，都觉着自己掌握了真理。然后突然地，都闭了嘴不再吭声。
几十年以后，当我再次记忆起这段插曲，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那个真诚的年代里，我们有过多少这样的辩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目的的合理，过程的艰难，道路的逼窄，情感的沉重，还有种种的不得已，都是不必要的吗?不，也许这恰恰是一堂民主课，黑板上写着：自己教育自己。
我们静静地躺了很久。这个游戏使我们贴近了不少。当我们重新平静下来，心里舒畅了很多。一枚朗月，几颗疏星，也变得妩媚起来。
他说，到此为止，绝对不能扩大了。
我瞧他一头雪白的疏毛，一脸大寨田似的沟坎，两只风铃般的眼瘤，忽然明白这才是他收获的全部。他的学问他的智慧他的魄力他的苦斗，连同他的阴暗他的脆弱他的好大喜功在今天上午都已经化作笑料。过若干年以后，人们只会说，当年这儿出过一个能干的小丑……
肖明的公开信里说他一直想在省军区挂个职，哪怕挂个副职，似乎已经有了一点眉目。现在，这个副军级也变成猴子的木棒了。珍宝岛的孙玉国只打了一仗，我们可倒好，比美国兵陷在越南沼泽地还狼狈十分。现在，这个气贯长虹目光如电的人物终于倒下。对于将来，他会比普通老百姓抱有更多的宿命念头，他见得太多。现在，让他重新站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爆发战争。他是个军人，知道该怎么做。
回来时，夜已深了，深秋的月色真是不错，清澈而且纯净。
他说，喜欢女学生，就再找一个。
那当然。我说，你也多保重。我们拍了手，没有说再见。
穿过菜地时他大声嚷：唱个歌吧，当兵的别蔫了巴叽的。
于是我就起个头，两人一起唱——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儿需要哪儿安家!
后来很长一个时期，每当忧郁烦躁，我心底就会吹口哨似的响起这支歌。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可那透着西域葡萄酒香裹挟着大漠风雪的旋律却始终萦绕于内，不曾忘怀。
拉多少米拉多少米啦啦啦少拉稀啦!
1995年夏天，姜政委的小三子自己开了家公司，不知在哪儿打听到我，让我给他找点洋捞。我照办了。
问到他爸爸，这神气活现的小子立马蔫了。现在的姜政委孤身一人在干休所里整天唱戏，而且只会唱一句：
我坐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城外确实乱纷纷，城外确实说不清。可这一切，跟他们这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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