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日,教员在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潮之际,一些地方在推进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比如一味强调自给自足,忽视商品交换的作用,甚至模糊了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阶段的界限。教员敏锐地捕捉到这些问题,他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省市委书记,连续几天讨论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特别是公私关系的辩证统一。会议的核心不是简单纠偏,而是要解决思想和行动的问题,让同志们明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公有制作为革命的经济基石,必然存在与私的因素并存的阶段,只有将这种私的因素利用、限制和逐步消灭,才能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深入。这次会议的讨论,直接体现了公私关系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性和阶段性要求。
要理解这次会议的内容,首先得从当时的背景说起。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公社作为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迅速推广开来。它旨在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动员群众力量改造社会,这是公有制在实践中的体现。实行全民公有制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能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推翻旧剥削阶级统治的物质力量。教员在会议上反复强调,公社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共产主义,当前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因此它就必须立足于这个阶段的实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革命的推进,需要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逐步调整生产关系。如果急于跨越阶段,就容易脱离群众,陷入空想。比如,一些地方提出“一县一社”,统一调配劳力和财政,这表面上看是加强集中,但如果忽略了社与社之间、社与市场的交换,需要货物没办法调配和生产,那这就等于把经济封闭起来,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教员在会上直言,这种倾向会削弱公社的活力,因为公有制不是静态的,它首先要经过扩大商品生产来促进全社会的统一协作的阶段。
公私关系的存在与并存,根植于马列毛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先进生产力,尤其是革命的社会生产力——劳动者,是革命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关系必须与之相适应。公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形式,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设计的。它要求打破私人占有,动员集体力量去改造自然和旧社会结构。但在当时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生产力还远未达到高度社会化的水平,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必然以私的形态存在。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教员在郑州会议上,正是从这个原理出发,批评了那种企图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想法。他指出,商品交换是连接公私的桥梁,如果一刀切地否定它,就等于否定了群众的现实利益,革命就失去了群众基础。会议讨论中,教员领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用它来阐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这本书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是剥削工具,而是调节生产和分配的手段。教员结合实际,说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它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扩大社会交换,另一方面是加强内部协作。这里的“交换”,本质上就是公私关系的体现,公有集体通过市场形式,承认小生产者和个体劳动者的私利诉求,从而凝聚更广泛的力量。
为什么公有制是革命的经济基石,而私有制不能取代它?首先,公有制以集体利益为核心,能动员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广泛合力。革命要推翻旧的剥削阶级,就必须形成统一的物质力量,而私有制以私人利益为导向,其狭隘性决定了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私有制下,各人各行其是,生产经营分散,行动逻辑自由散漫,这与革命需要的集中统一领导相悖。在郑州会议上,教员举例说明,如果公社内部完全平均主义,不考虑社员的个体贡献,就容易打击积极性,导致生产力停滞。这就是公有制必须正确处理内部差异,避免极端化的道理。其次,私有制无法突破旧生产关系的框架。它的发展受限于既有的物质基础和剥削逻辑,只能固化阶级对立,而不是解放生产力。教员在会上谈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正是为了超越这种局限,通过全民所有制的逐步过渡,来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他强调,这个过渡不能急躁,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保留私的因素作为过渡环节。第三,私有制内在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对立——虽会推动其自我瓦解,但它不存在突破自身的条件。只有依托公有制,才能完成从旧到新的历史使命。会议中,教员批评了那种“共产风”的做法,比如强行合并私营工商业,这表面上扩大了公有,但忽略了私的积极性,反而会激化矛盾,阻碍革命的深入。
既然公有制如此重要,为什么私的利益还需要存在?这是郑州会议讨论的一个关键点。教员在会上指出,革命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动员,必须立足于群众的现实私利,这是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如果脱离了同志们的私人利益诉求,就无法建立革命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一开始就切断了根基。在当时,广大劳动者还保留着小生产者的习性,他们的私利是生存的现实需要。教员说,要扩大商品生产,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让社员通过交换获得激励,从而投身集体劳动。这体现了公私并存的阶段性,公有是方向,私是手段。私有制的存在,不是为了永存,而是为了在革命进程中逐步改造。考察私的存在意义,从四个方面可以把握。
首先,在公有利益尚未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之前,革命必须承认群众的私人利益诉求。郑州会议上,教员谈到徐水县的经验,那里公社化推进快,但也出现了浮夸风。如果不尊重社员的实际负担,就无法持久。他强调,公社的民主管理,要从社员的私利出发,逐步引导他们认识到集体利益的优越性。这就是群众路线的体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私利不是敌人,而是教育和改造的对象。通过承认私,革命才能在基层扎根,避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其次,在旧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分散行动无法抵御压迫,他们会自发形成互助联合。这种联合带有私有制下个体利益至上的属性,因此必须在其中兼顾不同私利的诉求。这就衍生出民主形式,而这种民主服务于互助的集中统一,形成“民主与集中”的一体两面。教员在会议上,批驳了那种一味强调集中的倾向,他说公社要实行“一大二公”,但“大”不是无限扩大,而是通过民主来实现。这里的民主,正是公私关系的桥梁,私的多样性通过民主表达,转化为公的统一行动。推动这种民主集中制向更高阶段发展,不能简单取缔私有制,而是要通过完善机制,逐步改造私利的落后性。郑州会议讨论了如何在公社中保留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正是这种改造的体现,私的因素在公的框架内存在,接受引导,从而服务于整体。
第三,私有制虽受限于旧框架,但其自我繁殖会不断产生反映本质的产物。随着这些产物的增多,私有制与扩张需求的矛盾会激化,最终导致崩溃。私有制虽受限于自身物质基础,无法打破这个旧的范围,但其在现有框架内的自我繁殖,如资本的积累、小生产者的分化等,会不断产生反映其本质属性的产物,而随着这类产物的增多,私有制有限的框架与无限扩张的剥削需求之间的矛盾会愈发尖锐,当私有制框架无法容纳其自身衍生的矛盾与危机时,必然走向崩溃。这个崩溃是重组新生产关系的前提,革命必须在这一过程中积蓄力量。这也决定了革命必须在私有制矛盾不断激化、自我繁殖的过程中积蓄力量,使得私利既是革命无法暂时脱离的现实基础,又是必须优先改造的对象。在会议中,教员谈到商品生产的扩大,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利用私有制的矛盾来推动公有制的完善。比如,通过市场交换,公社可以吸纳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同时暴露私有制的局限,让群众在实践中认识到公有制的优越。
最后,从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看,私有制的自我瓦解会催生社会革命。它在创造剥削者的同时,也造就掘墓人——无产阶级。这种对立是私有制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也是革命的物质基础。郑州会议上,教员指出,公社的建立,正是为了加速这种对立的激化,但不能人为制造,而要顺应规律。在社会主义阶段,私的残余会以各种形式存在,比如社员的自留地,它既满足了私利,又为公社提供了劳动力缓冲。这体现了公私并存的历史必然性,革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矛盾运动逐步前进。有限私的存在,确保了阶级斗争的连续性,避免了停滞。
这次郑州会议的讨论,不是孤立的,它与马列毛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一脉相承。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在这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依然存在,正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列宁在强调,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是公私混合的,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逐步消灭私的残余。教员继承了这些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加以发展。他在会上说,十五年规划不是空谈,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处理公私关系。这次会议纠正了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错误,明确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前者允许有限的私的因素作为补充,后者则实现彻底公有。但界限不是僵死的,而是通过实践来划清。公私并存,正是这个划界的过程,它根植于生产力的现实水平。
公私关系的处理,在中国革命中一以贯之。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建立集体所有,但保留了农民的个体经营,这让农民从私的枷锁中解放,又不脱离他们的生产习惯。解放战争中,土改后的小私营经济,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提供了动力。进入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中,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每一步都体现了公私的渐进统一。郑州会议,正是这一历史的延续。历史与理论的结合,在郑州会议中达到了高度统一。教员不是空谈原理,而是结合徐水、修武等地的实际,分析公私失衡的危害。比如,徐水公社的“一县一社”,虽加强了公,但忽略了私的激励,导致劳力调配僵化。教员指出,要在公的基础上,允许社间交换,这恢复了私的市场活力。这样的调整,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提供公私辩证统一,在发展公有制的基础上逐步消除私的因素,这样才能推动生产力的释放。在社会主义,公社就是这种调节器,通过公私的辩证化解矛盾。
总之,1958年11月2日的郑州会议,是公私关系理论的生动实践。教员通过它,强调了全民公有制的核心地位,同时肯定了私的阶段性作用。如今的我们,只有正确把握这一辩证关系,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彻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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