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枝摇彩叶，樵乐一笛风。
席地作诗吟，四时寄隐翁。
其实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只要拥有了这两样特质：韧性和超越性，都终将成为这个世界的最终的胜利者，笑到最后的人。注意，是这两者结合。如果只有韧性，没有超越性，那末只能活到最后，却处于底层。如果只有超越性，没有韧性，则很可能漂浮表面，无疾而终。
只有同时具备韧性和超越性，因为韧性而扛下任意磨难，坚持下去，因为超越性而超脱自身局限，超越所有创伤与黑暗，完成自我升华，一个伟大的民族，或者一个内圣外王的贤人，便这样生长而成。
长征，对于我军，就是这样一场极致的人性与意志的修炼场。无论是谁，是大将是小兵，是有名还是无名，都是战胜了人类体能、意志与智性的极限而完成的超我修行。特别是，就像伟人所说，长征，也是播种机。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淬炼场中，每个将士的身心都受到全面洗礼。他们的人格与品性，也完成了人类最高的蜕变。
比如下面这段记载：夹金山下的扎角坝，有十几户人家，由于受到反动谣言的迷惑，男女老少都逃到了山上。红四团主力来到这里宿营，听到有人在山上喊：“兵来了”!
藏民们在暗地里看红军，不见一个进他们的房子，都沿着路边露营，从附近拾来柴草，烧起一堆堆篝火，也没有去拿他们放在房前屋后的柴火。红军对藏民秋毫无犯的军纪，深深地感动了藏民。第二天(6月12日)，大部队接连不断地通过这里，藏民们不仅纷纷回到家里，而且有些藏民甚至给红军送来柴火、蔬菜。
红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这种精神，让最普通的藏民也深受感染。他们摒除先入为主的误会，反转为支持红军。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我们从这些极端的求生及战争事例可见，人的力量是无限的。其前提是，我们要发自内心地愿意为之奉献，甚至为之牺牲。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发自内心地清楚、接纳，乃至向往这一信念，之后才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一，遵义会议是恢复伟人的军事指挥权，但是众人集体决策的做法并未改变。只有到了苟坝会议，才真正形成了毛周王的新三人团，确立高度集中的军事领导与军事决策权。这中间差点又发生了错误的决策，攻打新场会。
第二，四渡赤水被伟人视作最为骄傲的军事案例。其中，前两次是被动式的，也就是我们原本另有战斗目标，却因进展不顺，才被迫强渡赤水，试图摆脱敌军的包围圈。后两次才是伟人真正用计通过调动敌人，空出目标位置的军事力量，以便快速占据目标地，取得战争主动权。
第三，长征大转移的胜利，主要依赖三点：一是，蒋介石集团正规军与地方军的利益矛盾存在分歧，难以形成真正的利益统一体，一致对外。二是，蒋介石与伟人的计谋较量完全不在同一层次，他比伟人低了几个等级，总是在事发后好几步才后知后觉。三是，我党在军事领导与决策上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上到思想路线、战争战略，下到战术行动。
第四，得益于我国境内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广博性，这才给了我党许多机动的运动生机。如果只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或者温和的丘陵等，是难以在极限的挑战中，通过人自身的意志和极度韧性战胜对手的。
也就是说，只有在极端恶劣的生存包括地理气候环境中，才使人的极致人性有了差异，才有了赢的可能。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历史便会深感，“天佑中华”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华文明。如果不是这样的地形地貌，多层级多结构多样性的地大物博，不是匹配这样的文明传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无数灾难，濒临绝境，未必全能挺得过来。
我们再看，由伟人发出的红军行军指示。他不仅简洁明了地部署行军计划，做好各部行动分工，还说明形势变化，让大家知道为何如此，让全军知其所以然，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应该怎么做。同时，还做精神的鼓励和动员，让全军将士激发自身的主体性和内在自觉性，进而迸发更大的精神力量。下面引用一则行军指示：
中革军委于4月29日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该指示还规定：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其中一个师为先头部队)，一齐向金沙江进发;红九军团则占领东川后相机渡江。
关于渡江转入川西的政治意义，应向干部及战士解释(内容另告)，使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应克服疲劳与不正确情绪，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携带充足粮食，注意卫生及收容掉队。
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一则军事指示：
5月20日，中革军委就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
为实现这一基本方针，中革军委令“各兵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工事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之，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
以上，既有直截了当的军事部署，又有总体指导思路，让将士以之为目标或者准则，随时根据战况或者敌军动态随机应变，灵活作战应对。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演出来，为何我党在革命时期，能迅速成长一大批将才，很大程度上跟伟人这种在打仗中的军事指示指导教育出来的。
我们反观三国，为何诸葛亮曹操后来可用将才越来越少，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没有通过大量的战争实践，在做中“教育”之，锻炼之，培养之，只是其一人的指挥。
由此可见，伟人，人们称之为“教员”，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教员。不仅我国的革命将领，绝大多数由他带出来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教育了全国人民，让他们觉醒，让他们解放，让他们成长。让他们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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