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8下乡一
下乡与“扩大化”(一)[本章共22小节，分七次连载]
(1968年—1971年)
1.下乡插队的曲折
1968年8月初，正好是刚立秋忙着打柴的季节，我在家打了二十来天柴。在这期间，我抽空去公社革委会报到。但总是答复没有专人管下乡安置这件事，叫我在家等着。
一个月过去了，柴已经打够了，也拉进家里了。我第九次去公社问把我安置在哪个队，可还是没有消息。
我急了，对公社领导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上山下乡的，都拖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合计好怎么安置我?”[ 这其实是用大帽子在压人，爸爸承认他更急的是不应该呆家中吃闲饭。家中九口人就靠爷爷一人工资养家糊口，既然不能升学了，就该立刻找个生产队挣工分来分担家庭的负担。]
几个公社领导碰了一下头又和我讲，他们一直没有接到旗里关于如何安置的消息，说：“你要着急就派你到蒙古艾勒[ 辽河从科尔沁沙地穿过，河两岸形成了黑土地，但更远处仍是沙地，河南边的沙地叫南坨子，河北边的沙地叫北坨子。蒙古艾勒是北坨子里的一个蒙古族聚落村。]当会计吧。”
我一口否决了。我说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能去当干部?蒙古艾勒缺会计是个老大难，那几年，每到年终，公社都要派几名各村较好的会计去集中整理几天账才能分红。我又不懂蒙古语，刚毕业就一个人当会计到那里，我不想这样“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非要当个名副其实的农民不可![ 主要原因是不愿离家太远好方便照顾家里。我问过爸爸，他承认了。]
之后，我几乎天天去公社追问。一直到我第十三次找公社，革委会主任才问我：“你个人意见打算落哪个队?”我回答：“当然离家就近安排好，西巴、南巴都可以。”领导们这才说：“那就西巴村吧，你照顾家也方便些。”我说：“行!晚上到大队部开会，学习离家近，我也方便。”
就这样，我跑了公社十三趟，直到9月20日，才解决了我在西巴村落户的问题。
发生这样的曲折，其实也不怪公社领导。在我刚刚毕业离校时，旗里还没组织集体户下乡，我安置后才有的保康镇先下乡。公社干部当时没有得到上边的通知，根本没有人负责“安置办”这件事。要不是我追得紧，我在家中再待上半年也不会有人过问我。我们是匆忙被“发配”毕业离校的，怎么“安置”是以后的事。那个年代，这种事不奇怪。
2.初试锋芒
从公社回来，我去了西巴大队[ 生产队解散后，原来的大队变更为村，公社变更为镇，西巴大队更名为西巴村。巴彦塔拉镇由四个村组成，分别是东巴村、西巴村、南巴村和北巴村。]二小队两个队长家，告诉他们我来插队落户的事。他们二人都很高兴我来他们队。这并不是因为我是高中生有文化，更主要的是，咱家就住在本队，全队的社员家都知道父亲的严厉是有名的，我平时在群众中的口碑就不错。
队里还没动镰，谢队长正在领一伙人帮盖房子的人家拓坯[ 坯是北方盖土房时用的原料，用和好的泥压在模具中制成约六块砖并排大小的矩形泥块，在太阳下晒干后使用。砖需要烧制但坯不用，它是用掺在其中的草来保证其坚固的。这活很累人，有俗话说：拓(读拖)坯打墙，累死阎王。]做帮工。他叫我等开镰秋收再正式上工。
我家也住在本队，和大家处好关系，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我说明天我也来帮工。
第二天三十来人在一块拓坯，我拿起二齿钩就和泥，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谢队长高兴极了，他说：“光听说你在家能干，想不到拓坯这农村的重活你也拿得起，一点看不出个学生样来!”
生产队第一天割地是9月25号，老队长邰文儒领男社员去割高粱。排垅时，邰队长慢慢地打了个高粱捆叫我看是怎么捆的，然后又割了一捆叫我试着打了个捆。我打过以后，他说：“行，就这样!”这是我接受“再教育”学农活的第一次割高粱，以前支农净割玉米、黄豆了，高粱谷子还没割过，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于是，二三十号人开始动了镰，队长打头是第一刀，我站在了第七位。虽然是刚学割高粱，可社员们谁也没有把我落下，都以为我干过这活儿呢。
割到了一百一二十捆，邰队长喊：“住刀啦!”我以为是半天活儿中的休息磨刀，可队长接着喊：“今天是头一天，先到这儿吧。有家什儿[ 东北方言，意指工具。]不应当的，回去好好收拾一下，下午接着干!”
下午割了二百多捆，中间歇了会儿大家磨了磨刀。
从第一天上趟子[ 上趟子就是许多人每人一条垅排成一条横队干活。由于人是有竞争意识的，每个人都不愿意被落下，所以上趟子是很累的。]干活儿，我就没挨拉[ 东北方言，落后的意思。]过，这要感谢我从小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从小磨练了自己的结果。而后来插队的知青，有的在队里干了一年，上趟子的活儿还跟不上社员，通过拓坯、割高粱的这几天小试锋芒，我心中有底了。这个当社员的活儿，我能干好!
后来三年的实践证明，队里的重活我挑得起，放得下，上手就行;许多农村的技术活儿，我学得也快。木匠干活，乐意找我打下手;跟车扶犁，老板子[ 东北方言，畜力车的车夫。]也愿意带着我。有些只有个别社员会干的农活儿，比如打海柙拍子[ 一种用柳条编成了席状器物，可以用于做房屋的顶棚或其它类似用途。]、打门帘、编筐织篓，我不但会干，而且干得比很多人都强。因此到了后来，反而是有些社员求我帮忙给他们干这些活了。这也是三年后选队长我得票最多，差点儿当上队长的原因之一。
尽管，对高中生下乡务农我是有想法的，总认为国家白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了，书本知识好像白学了。但是，当一天农民，我就要像模像样地做个农民，苦点累点对我不算啥。
3.我骂人了
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多被批成了“大毒草”，不能上映了。况且，镇里能来电影队也是偶尔的事。收音机，小舞台上也多是几部样板戏。实话说，虽然唱调不错，是江青亲自抓的文艺节目，如果她是在文艺界一直搞业务，不插手政治，名声也不一定会臭，也许会有个好下场，但总听就腻了，也不感到新鲜了。
生产队唯一的乐趣是干活时大家讲讲笑话，说说屁嗑儿，越是下流的越引人爱听，令人发笑，这成了农村活跃空气的一种独特的“文艺生活”。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也从不会口出脏话骂人。那个时代的学生生活使我养成了这种习惯，骂人也骂不出口。
可是，因为一件事，使我骂人了。
插队那年冬天，旗里公社下发了知识青年待遇：每人五十元钱，叫置办农具、家具的，还有十八尺布票、六斤棉票，还有二分木材证，共有五十个人的。
自从插队我整日同社员在一起劳动，而别人，持城镇户口的毕业生直到这时，多数人还在家中待着。别人知道消息得早，都领到了这份待遇。而我，几天后在场院打场时才听到了这个消息。
我到公社去领知青待遇，公社唐主任竟说发没了，没有我的份儿。我问他为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你是先下乡的。”其实，是他把我忘了。我说：“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最先下的乡，公社最清楚。难道先下乡反而错了?”他回答说：“那名单上没有你。”
原来在我下乡一两个月后，后来初中的本镇毕业生陆续要求安排，公社才有了个大致的下乡名单，是发待遇前临时想的。
我说：“你公社的名单是怎么想出的?初中毕业生、农中学生，甚至小学毕业还有得到这份儿待遇的，他们都成了知识青年，我这个高三毕业的反而不是了?你讲讲，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知识青年?”
如果我问到此，他若能承认是公社因为我下乡最早，把我忘登记了，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可是，他以为他是公社主任，不想承认是自己的错，反而气急败坏地“解释”说：“别管你是什么毕业生，只要是全家吃红本的，年满十六岁的，小学没毕业也算知识青年[ 因为确实有小学没毕业领取的。]，是文盲的也可以。”
听到这种混账话，我的肺几乎要气炸了，它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高中生下乡的心。我真想上去好好揍他一顿!可看他年纪比我父亲才小两岁，我忍住了。我骂他：“从我父亲和咱们多年相识的份上，我经常叫你大叔。可今天，凭你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真他妈的是个王八蛋!”
我接着大喊了起来：“我今天把话说到这儿：全公社如果只有一个指标，你都不能发给第二个人!我，不管你已经发完了还是没发完，你必须给我发!如果你不想重新发放，我揪着你明天就上旗里，叫旗里给我发!你有这个兔子胆儿去吗?!”
公社的其他领导，还有军宣队的队长，大家听到喊声，纷纷跑过来，询问为什么喊，老唐反而不吱声了。当他们知道了原由，劝解我先回去。我说：“唐主任没答应我，明天是不是旗里见，我不走。”军宣队长说了话：“小王，还是先回去。这事一定给你解决，你在家听信儿吧!”
第二天，通讯员就让我到公社领待遇。路上我问他是怎么解决的，他偷偷告诉我，唐主任不知从哪个发下的学生手中又抽回了一份，叫我去领的。
我并不是太看重了这点儿待遇，而是这件事太刺激我的心了。属实，公社只有一个指标，没有第二个人敢领，就应该是我的。就是旗里发放，我也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吃红本的，真正的老高三毕业生，更何况我又是全旗下乡最早的。如果只有一个指标，恐怕也应先给我发放。
知识青年待遇这事还使我联想到十八年以后的另一件事，那次还直接惊动了旗劳动局和教育局。
事情也和这次发待遇有关。1985年，工资调改，顺便有老知青补一事，并且，老知青的家属可以优先考虑农转非(变城镇户口)。可是，偏偏又没有我。
原来，1977年公社召开了一次全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大会，在会后给每人发了一份纪念品，有胶鞋、茶缸什么的几样东西，主要目的是慰问老知青。那时，我在校已经是教导主任了，工作正忙没有参加。事后同志们说你应该叫人去把东西领回来，我说算啦，我已经参加工作七八年了，有的至今还没有工作，旗里给的这点东西我不领了[ 为什么不领?应该得的要让，整理人是不理解的。]，公社想给谁就给谁吧。
可就是这次到会的，公社列了张知青表送到了旗里备了案。当然，此时公社主任不是老唐了，统计的人根本也不会想到我还曾是知青。1985年的知青待遇恰恰就是以这张表为依据统计的。
涉及了知补，更涉及了家属和子女的农转非，使我不能不问一问，为什么又把我落下了。公社说明了情况，我没有怪公社，直接来到了旗劳动局。我讲了那年公社开会我没有去的原因，又讲了1968年发知青款的那一幕。我说：“名单上没有我不要紧，我毕业时的老师还都在，他们能证实我的情况。”
其实，劳动局也挺难的——调资办都撤了，如果改我的工资，全旗教育系统的工资统计表都要全改数字。
我说：“那你们看怎么办吧，要么找六八年的原始底案，要么我听听旗长们怎么处理。”
劳动局最后还是派人翻了翻档案，翻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那两页发黄了的纸张，字迹都不太清了的1968年知青待遇发放表。于是，他们又找了调资办的原班人马改工资表，之后单独为我列了一张调资表，叫我送到教育局备案，然后再改总数。费了好大周折，才解决了我的知补工资。
事情也怪，那年还有大学本科生家属及子女解决农转非一事，我的家属四口人农转非解决了。可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又来了一份同样是批准我家四口人的户口农转非，是照顾老知青的。这回我是老知青了!可这份户口我已经没有用了，只好作废留在了我家。一个月有两次农转非，也属于奇谈怪事了。
这件事使我想到，个人利益到底是争对还是让对?1968年我争知青待遇，争对了。1977年我让知青待遇，反而给后来的农转非、调资办、劳动局、教育局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1980年民主评议我让了一次给我涨工资的机会，又一次发扬了风格。同志们，特别是涨了工资的同志和领导对我很敬重，而我付出的代价是至今工资少了一级。当然，国家并没有亏待了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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