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县革命委员会始末(3)
（接上）十五
“亲不亲，路线分”——1980年前后的民谣
在残酷处理文革势力的同时，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在一小部分人的强烈要求下，自己开始“梁山泊好汉排座次”，大称分金银。先后成立“五人平凡昭雪领导小组”、“落实政策办公室” 、“摘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和“平反冤假错案领导小组”。处理大案十七期，涉及五十七人。并广泛宣传造势，历时四年，复查历史老案一百零四期，平反纠正八百五十五人，恢复党籍、撤销刑事处分、被划为右派失去工作的人员，几乎全部安置工作，并补发十几年的工资。死亡的补办丧葬抚恤，遗属给予照顾安排，子女定补。下放农村的，恢复市民户口。“四类分子”也全部“摘帽”。
这里面有的受过处理，有的自动离职，有的人品低下，有的没有工作能力。一律不分人品，不辨是非，忽略事实，只要说是文革中“受迫害”，基本上都能“平反昭雪”。中间不乏弄虚作假、营营苟苟之事。他们后来说起来，自己也觉得这是意外之喜、意外之财，但并无愧意。
更为荒唐的是，何村张堂娃，曾是嵩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警卫员，只干了三个月，以后在社会上浪荡了三十多年。趁这机会，几个和他有私交的老干部就窜脱他上北京找找刘书记，写信证明有过此事。县里大慷国家之慨，给其办了离休手续，拿高薪，娶娇妻，仰头过街，风光无限。成为百姓饭后的谈资。“平凡昭雪，落实政策”的混乱和荒谬可见一斑。
有两位县领导wXX和tXX身患癌症，长年的治疗费用用去大量财政资金。“两个人拖垮了县财政”，成了那几年人们的口头禅。
这时，按上级新政策，干部到年龄退下来，分退休和离休两种待遇。老干部都发放了高额离休金。并在县城统一征地，给外籍老干部安家，本地部分老干部也搭了顺风车。部分外籍老干部自愿回原籍，两地签订协议，由安置地代管。
原计委副主任jXX回河北农村老家安置，群众有意见，计委主任与老干部局局长范豹子专程协商。后因晒粮又与邻居争晒场，自夸功劳，邻居怼道，你有功，到嵩县去夸!后来自己说起来很都伤心，后悔当时没有留在嵩县。wXX按县处级离休，想在原籍县城安置，当地老部下嫌他缴的安置费少，不通融。两地协商没结果，就回嵩对县委书记苏书卷大发脾气。最终，前几年还为几分钱一斤的红薯干发愁的他，如今高价在老家县城买地盖房(而视金钱如粪土、刚正不阿，曾被他们罗列了八十三条“罪状”的闫侠东，2015年冬去世。灵柩归里那天，乡亲们凌晨一点就借齐锣鼓器乐。寒风中，在村头笼起大火迎候。早上七点，四五十辆的送灵车队——一半是闻讯赶来——到达时，全村出动，哀乐奏起，鞭炮齐鸣，锣鼓震天。县里的生前好友和乡里高邻都撰文致祭：在“烟雨凄迷 漫天雪花凝血泪;音容犹在 清溪流水是哀声”中，历述了他“光明磊落，爱岗敬业，团结同志，为嵩县的工业、农业、交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一生。最后，都望他“一路走好”)!
反文革势力复出后，基本是大的大贪，小的小贪。他们公权私授，互相利用，中饱私囊。
这期间，文化单位进了很多闲杂人。其中，一个单位的副馆长患羊癫疯，曾公开说：(县委)m书记就是叫我来养老的。主管会计有病请假，工资晚发两天，他竟然说：她死了咱都不发工资了?到领工资时，会计有事，让他稍等，他就说：等啥，你就是干这的!会计怒回道：你就知道领工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才上几天班?单位上下都很有意见。多年后人们闲谈时，朱辛卯评价说：他(们)如果得势，就会路断人稀，让人无路可走。
针对他们掌权一年多就出现的这些混乱现象，范X以茅溪为笔名，在1979年7月16日的《河南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文化单位不是养老院》一文，也只是揭开了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国内八家报纸转载。河南省文化厅发文，要求下级单位组织学习，对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顿。由于正在风头上，县委副书记mXX奈何不了范X，就在县里的大会小会上多次点名：“范X陷害人”。这个副馆长也要会计停发范X的工资，会计说：那你先给我写个(不让发工资的)条子!
说他们让人无路可走的实例还有很多：
1984年，计划生育工作口号很多，其中有“不怕房倒屋塌，不怕妻离子散，不怕，不怕家破人亡”。mXX到饭坡督查计划生育进度，要求刚提拔的乡副书记张合去扒对象家的房子，张合不去，mXX就要开除张合的公职。张合当即表示， 开除公职也不去，就去住室卷被子走人， 被公社书记杨全成拦了下来(杨全成也是“文革余孽”，1977年下半年，因工作方法不同，与王元立、朱义方等七人贴姬庆厚的大字报。反文革势力在处理他们时网开一面，有条件任用。比如朱义方任田湖公社党委秘书，却不能进党委)。
1960年代初，毛主席就说过：“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1980年后，嵩县的各大队、生产队大换血，接着分田到户。张天住被任命为饭坡公社青山大队支书。1982年，十九岁的张进营大学毕业分批饭坡，派驻青山大队，了解到群众对张天住意见很大。首先是违反民主原则， 强行发展自己的亲信入党，拉拢和壮大自己的权利帮派，搞一言堂;接着损公肥私，低价强买大队的耕牛，全家在大队医务室和代销点赊欠几百元钱，多次讨要不还。偷走大队的一副铁笼和四条被子;第三贪污，几个社员申办二胎准生证的钱，他不入账，占为己有;更为恶劣的是， 媳妇必须让他睡一晚， 而且还是在女方家里。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杨全成听到回报后，通过组织程序，把他撤免。
文革时期，九店公社石黄大队的支部书记叫王栓，品行端正，能力很强 ，因为是所谓的四人帮路线，被免职后，新支书经常跟他过不去，把他家房前屋后的树木砍光，承包田收回，甚至还把他家的院墙推倒。张进营利用工作便利，在九店乡计划生育缺人之际，给书记介绍他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劝请书记招用。
1980年代初，RJL任饭坡公社书记，因对干部群众过于苛刻，被群众在老家大门上泼大粪。这样的人，后来还调县政府做了办公室主任。
………
可见，百姓不是“苦秦久矣”，而是“苦改深矣”!
十六
在这些人弄虚作假，向党伸手捞取私利的同时，老红军党开年则不改本色。组织上统计老红军时，他说，当那(老红军)又咋样，不当那又咋样，不还都是老百姓?!晚年回一趟延安老家，二百元的路费都凑不齐(后来，政府知道后给予报销)。他去世前住院期间，不识字的妻子一趟趟跑民政局借钱，受不了繁琐的手续，气愤地说：我不再去了，年(你们)叫住(院)就住，不叫住就拉回去。这事惊动了县委书记，才对药费报销一路绿灯。党开年在医院去世后，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也算是生前清贫，死后哀荣吧。
他生前说：在嵩县，我没有恼过一个人，就恼dXX(联委人员)，恼他十辈子!起因是，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1978年，洛阳地委通知各县老红军在洛阳集合，统一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不知道组织部的dXX对他们有多大的怨气，接电话后竟压下不报，使党开年失去了重见毛主席的最后机会。
文革中，主动站联委的，是反文革的，对文革势力充满敌意。走访时，有人说，他是无意间加入联委的。这些人也有不失情操，秉公办事的典范。田书典离休后，医保待遇不让家属分享，说，这是国家给我的待遇，你们不能享受。
当时，县里把造司人员下放时，有的公社新领导不想接受，或给予歧视，有的连续四次不让普调工资。纸房乡(公社)书记范豹子则认为，这些人都是干事的人，老百姓很欢迎，就主动接收安排，并一视同仁。后来，县计委原副主任宋廷贵，因心脏病晕倒在建设工地上，他用架子车接回公社卫生院后，转县医院。田湖公社原革委会主任张斌肝炎请病假，超期报到时，他也因“张斌工作期间，下乡，走到哪里，群众都舍不得他走”，而特殊照顾，并好言抚慰。1984年初，县里成立老干部局，因其温馨的工作风格，调任局长。
但对于政治形势的急转弯，大多数人不适应。1980年实行的人大选举，新上任的干部不重视。为此，在干部会议上，县委副书记苏书卷(改开后第一任县长)、白河公社书记田书典，受到县委书记zXX的严厉训斥。1981年初，嵩县革命委员会又恢复为县政府。同时，嵩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挂牌办公。1984年又成立县级政治协商会议，健全了县四大班子(当时包括武装部，称五大班子，后武装部移出)，干部队伍也不断膨大。
随后，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也经过“管理委员会”三年的短暂过度，还原为乡政府。大队革命委员会更名村民委员会。生产队分解为村民小组。
建国后，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可能考虑到弊大于利，地、县以下，一直没有人大、政协的长设机构，人民委员会是人大的执行机关。文革期间，更是精兵简政，党政合一，革命委员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成为精干、廉洁、高效率的领导班子典范。
1969年兴起的可以媲美工业“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地级由地区、县、公社干部组成。县级由县、公社、大队干部组成。还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这些都是从下往上，真正由群众选举、上级任命的公心在前、经验丰富，熟悉本队、本社、本单位情况的干部)，在1970年代前期形成、系统、成熟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巨大作用已经显现，弥补了地市一下政治形态的不足。1977年的嵩县三级干部会议有五千多人参加，会期五天，从北街小学到北店街学校，凡是机关的空房都住满了人，参会人员都自带铺盖，也带着改造嵩县的蓝图规划，满怀激情而来。却遇到了1980年前后的各级干部大换班，新上任的一批人，大部分人品坏、能力差。加上分田单干放飞了人们的私有意识，三级干部会议一届比一届“变味”。
改开后，二代可能认为利大于弊，宪法规定，县级以上，设人大常务委员会。自从嵩县政协随着人大的顺风车，双双挂牌后，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与“三级干部会议”基本同时进行。前者属于一类会议，代表委员们的伙食安排，都是“桌上桌下”(1984年，何村乡一老兄种包地了三十亩烟叶，也跻身县政协委员)。后者是二类会议，三级干部和劳动模范都吃大锅饭。
有人推究，县人大大都是退下来的一些小官僚，政协也是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聚集的地方。所以，有人戏称两会是官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盛宴。在群众诉求，社会需要，工作安排上，三级干部、劳动模范应该比两会代表、委员更有发言权。但此时的基层组织，很大一部分已演变成黑社会。“变味”的三级干部会议由于不能履行应有的职能已日渐消亡。而两会仍在觥筹交错中，指点着江山。
1990年，基于河南的汹汹民意，中央派原陕西省委书记侯宗斌到河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
然而嵩县已物是人非，具有活力的文革势力已经云飘星散。1992年，始建于六七十年代的嵩县革命委员会的大门院舍建筑全部拆除，在旧址上建起了靓丽的县政府办公大楼。1994年，身患多种疾病的姬庆厚，刑满前夜在狱中去世。嵩县革命委员会经过短暂的辉煌，像一颗耀眼的星辰划破天空，悲壮地走进历史……
只有闫侠东、张文斌两人，以下乡十年以上的理由，通过私人渠道调回县城。
十七
与传统文化的劳心劳力、三等九级不同，毛主席认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而且是中间大，两头小。左派(新势力)大都专心“谋国”，疏于“谋身”，大都站在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考虑国家社会多于考虑个人家庭;而右派(旧势力)在“谋国”之前，先要“谋身”，先站在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考虑个人家庭多于考虑国家社会。如此一念之差，魔道两分，也造成了不同的社会效果。
前者坦荡无私，不结私仇，如毛主席搞五湖四海，人尽其才，一生没有一个私敌。七大时，他做代表们的工作，让一直打压自己，并且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王明进中央。九大时，他要全党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他明明知道“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永不翻案靠不住”。却在去世前说：“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主张保留了小平的党籍，仍希望他能为人民服务。
后者由于忧患丢失权力和利益，对前者有着切齿的仇恨，就公器私用，不容他人染指，搞小圈子抱团取暖。如十一大后，小平对毛主席，“错误也要讲清楚”，“对毛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对于江*则说：江*零分以下，杀她一千遍都不解恨!我们要整顿好内部，不能让坏人钻进来。还默认子女搞裙带认姑姑(邓颖超)，幸好在中南海没兴起来。
看看毛家后人和邓氏子孙的言行作为，看看毛岸英牺牲前，替父亲给舅舅的回信，“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自然可以理解，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也不同于小平的子女妻舅了。
现在近半个世纪了，北京纪念堂和韶山上屋场，朝圣、悼念的人流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人们都在反思……
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也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新旧势力，一个重在“谋国”，一个重在“谋身”。在新旧势的较量时，旧势力的反扑一次比一次残酷，新势力的个人结局大都很悲壮惨烈，令人扼腕。可是，到了封建王朝的末期，特别是明朝末年，王公大臣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搞的民怨四起。危急时刻，贪官们又不愿拔一毛而利国家。最后，面对农民起义军的血腥屠戮，他们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建国初期，党内就开始出现“谋身”多于“谋国”的右派势力，到1964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与工人农民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在修正主义集团的操控下腐败蜕变(见以陋县小民网名在乌有之乡网站贴出的、根据网络文章整理录入的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用大量人民群众苦不堪言的事实，见证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过程)。
毛主席就是基于这样的国内外形势，和对历史的洞悉，不允许共产党腐败变质，不忍心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些官僚主义者阶级自然成了反对、破坏文革的右派势力。文革期间，毛主席与“左派”势力，引领浩大的中间力量，“东风压倒西风”，营造了一个全新的、良好的社会形态。但这对几千年形成的私有意识的猛烈冲击，又使人们一时间难以适应，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虽然后来都明白了毛主席的苦心，但也只能是“悔之晚矣”。
十八
事实确实如此。2011年，一闯荡江湖的朋友在街上闲聊，叙述自己在文革时期，在生产队如何受拘束不自由，在改革时期又如何自由、如何受屈辱……我在他后面接道：你是说现在真美，不好。他扭头一愣，握着我的手说：哎呀老弟，你说的真对!
“美”“好”像是孪生姐妹，是人们的祝愿和期盼。但细思，“美”有放纵的意思，“好”又有约束、规矩味道。由此有了《论“美”“好”》的构思，想议论一下在人们心中“最美好”的这两个汉字的差异，一直不能成文。
自古有言：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因为有位无德，将遗害后世;有德无位，怕格局太小，也会误导后人。所以，都不敢“作礼乐”。中共九大、十大，四届人大前后，人民在位(毛主席、周总理、朱德、董必武等老一批革命家都自认是人民的一员)，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也算约束吧)下，各级宣传部门“有德、有才、在位之人”集体改编创作的文学、文艺作品如民歌《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文革版《歌唱祖国》……这些黄钟大吕般的革命歌曲，特别是《样板戏》的诞生，营造出1970年代良好的社会风气，成为“最好”的历史时期。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说过，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老人家去世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创作的《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曲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深情凝重的主旋律中融入热情流畅的节奏，追思中不失明快，愉悦中饱含怀念。口语般的歌词，更是简洁精炼地道出了毛主席的功绩和思想以及营造出来的美好社会氛围，使人们在怀念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展望。然而，由于风向的逆转，很快淹没(墙里开花墙外香，几十年后，世界音乐大师据此改编的钢琴曲成为了永久的经典)。代之风行的是“多才、多艺、缺德”的小资产阶级文人狂欢的《祝酒歌》(四十多年后，网友这样评价：一首美好的歌曲，送走了一个美好时代!我当时也很喜欢这首歌，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从那时起，所有的高兴，所有欢喜，都永远画上了句号。事实证明，《祝酒歌》是“喝下了一杯苦酒”，“迷惑了两代半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未来如此黑暗”，“时过境迁，越来越多的人清醒了”，“觉醒的民众，终于知道了自己喝的是杯毒酒”，”醒后追忆着那个火红年代”……这都是网友在网上的留言)。随后，军旅歌曲也开始深情委婉。文革前的《我是一个兵》、《我擦好了三八枪》、《打靶归来》，虽然没有文革作品慷慨豪迈、威武雄壮，但与改开后取而代之的《军港之夜》、《泉水叮咚》、《小白杨》相比，前者明快活泼、提升士气，后者柔情蜜意、舒畅陶醉。二者优劣，不言自明。并在台湾校园歌曲的轻歌曼舞中，香港黑社会、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通过影视作品也进入大陆。社会主流也诱导人们一切向钱看，开始尽情地放纵私欲。
《祝酒歌》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前曾引起争论，最后，由于反文革势力的强大，半年后出笼。1983年的“靡靡之音”《乡恋》，1979年，在争论中、在首届春晚、由李谷一一闪而过后，《难忘今宵》在春晚一唱就是四十年，一直唱到变味，唱到观众吐糟。
但由于此前“最好”的社会风气的顺延，大恶不成气候，小私尽情舒展，成就了1980年代“最美”的历史时期。可在后来这些东西(伤痕类文艺文化作品)的熏染下，加之此前文革势力遭受到致命打击，社会环境迅速恶化，催生了1983年的“严打”，对恶势力的滋生蔓延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在恶势力的反弹下，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
随后，很快就出现了对历史、对文化的虚无。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少，就是儿童歌曲也少有“净土”。继1980年代末《铁窗泪》之后，封资修的东西大行其道，三观不正，逻辑混乱，黑白颠倒，不是阴柔萎靡，就是歇斯底里。既不“美”，更不“好”!就是后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封建文人)创作的所谓“红歌”、“爱国歌曲”，也是每况愈下，词不严正曲不畅，言不及社会主义之义，曲不入人民群众之俗，很快便淹没在“百花齐放”的噪音里。
在这些东西的浸淫侵蚀之下，那些几百上千年形成的、被压抑了十几年、重新放出的私欲魔鬼，在无厌地享受“美”的同时，疯狂地破坏刚刚形成的“最好”的社会风气。再后来，随着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丢失，民族文化阵地也相继陷落，西方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泥沙俱下，涌入急速洞开的国门。社会上奸邪之气抬头，日渐做大。社会风气日渐颓靡，工农业生产也日渐凋敝。初步形成的政治(道德)的“好”和艺术的“美”已荡然无存。毛主席几十年打造的公信力也慢慢地被消耗殆尽，1970年代的“好”和1980年代的“美”慢慢淡出了大多数人的记忆。人们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丑恶现象开始口吐怨言。
再后来的文艺(应该叫艺术)作品、自媒体更是毒草遍地，香花难觅。粗听各有道理，细品自私到极致，大部分惨不忍睹。它们配合精英狂欢的金钱社会，把曾经凝聚亿万民心的阶级情、民族情，散化为以金钱为纽带的同学情、战友情、地缘情，以及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结拜(兄弟)情，宗族情，会、馆情……再后来，大家互相欺骗、倾轧，越来越薄情，一步步抛弃传统社会伦理，在资本的压榨：引导下，形成无情无义、断子绝孙的新新社会理念。又一次导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致使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成为中国梦的一大主题。
但在有些人的心里，这些“好”和“美”却不绝如缕，时常在心底涌起，开始回忆国营工厂、人民公社、生产队大集体秩序井然、平等互助的温情生活。继任的当事者的心声也在回响，时时捶打着历史和自己的良知。但发出的只能是历史的喟叹!
多年后，zXX无厘头地说：我原本是来嵩县整治gXX(嵩造司)的人，谁知道又用上lXX(嵩联委)的人啦!
wXX感慨道：以前整的都是好人啊 !
tXX病重不治时，乔良宏、朱勋臣、闫侠东等人前去看望，从不服软的他当面说道：那时有点过分。或多或少地都有懊悔之意。
后任的dXX和部分干部说，我们都没有老姬做事多。为姬庆厚说了句公道话。相对于少数“平凡昭雪”的老干部，多数老干部更是说：姬庆厚没迫害过我们!他们中间倒是有不少人因支持文革，改革开放后，被反文革势力长期迫害，有的发配边远山区，与家人长期分居，十几年后离休时才返回县城。
1976年从部队退伍回来的赵XX“旁观了”两派的所作所为，对“联委”的一个旧人评论说：按说我两派都不是。人家“造司”的人是干事的，我说你们“联委”的人真瞎，运动来了，把人往死里整。运动过去了，没捞到官，他就有病了，开始住院了。并举出了案例。平时也经常拿“联委”的糗事调侃。联委也有明白人，认可他说的都是事实。说，这事你都知道?你回来时间不长，咋真清楚来。赵XX说，不是我清楚，他们办的事在那搁住来。还有人开玩笑说，你成立一个揭老底战斗队吧，你当队长。
十九
我曾经问过一个老兄：如果毛主席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人会不会、敢不敢发动，即使发动，又能不能稳妥收官。他慎重考虑了一分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时至今日，就是一些极不赞同文革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嵩县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总体上，造司(文革势力)的人公心大于私心，他们立党为公，积极支持文革。斗人，出于公心;被斗，坦坦荡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大都对于自己在文革中和改革后的经历无怨无悔，得失不萦于心，不会像祥林嫂一样唠叨不休。联委(反文革势力)的人私心大于公心(不排除双方都有另类)，他们结党营私，明里暗里破坏文革，他们斗人，裹挟私怨;被斗，心藏怨愤。文革时唯恐失去权力。改革后一旦攫取权力，又无底线地公报私仇，携怨报复，无厌地捞取私利，惑乱社会道德。造成了后来他们自己也不满意的丑恶社会现象。
古人说，由诚明，由明诚。就是说有的人因为真诚而明白了道理，有的人因为明白了道理而变得真诚。又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对文革也是一样。文革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文化与传统的私文化之间的斗争。理解、支持文革的人，最高境界是甘作人民的公仆、勤务员、老黄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修养好的可以更好，修养差的也差不到哪里，差一点也会慢慢变得好起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社会风气想不变好都不行。
十几年来，我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和再认识了文革时期革委会的那批人，或是他们的家人、友人。他们中间，有支持文革的，有反对文革的，也有的两者之间的。
理解文革，支持文革的人，如党开年，闫振东，王安定，姬庆厚，乔良宏，朱勋臣，付定华，闫侠东，杜红，吴树屏，余留记，王歌曲，何爱香，刘聚安，张双印，邢孟周……他们虽然不能全部做到大公无私，起码大都做到了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固守清贫。他们很少谈金钱，有的甚至视金钱如粪土，拒收非分之财。有时我故意把话题扯到工资待遇，他们大都是“够花了”一句带过。但他们对自己的名誉和政治生命却倍感珍惜。闫侠东去世前也不忘交代孩子，有机会到组织部门查一下，最后给自己下的是什么结论。他们回顾历史，细节严谨，评说公允，不见臆测哀怨之词。可惜，时至今天仍然沉冤不白。
一个文革后被劝退出党的共产党人的心声告诉历史，一些人“文革中的落难经历，成了他们纸醉金迷甚至无恶不作的借口，成了他们从事官倒、受贿、贪污、腐化的理由和他们执政并且上爬的资本。他们身上没有原则性、道德性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喜爱，反而养就了更多的贪婪和野心”。
并在文革前后遭受曲折，历经沧桑后告诫后人，“回忆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是一种无以伦比的享受。风采在怀旧中升华”。“要学会从容。从容即舒缓、平和、泰然、大度、恬淡之总和”。在一张老友合影下面留言：“觉得跟你们在一起，心里踏实平和，稳健熨贴。更多地觉得这帮人脑子里充满了共产主义信念”。
而反对、破坏文革的人，就始终摆不脱一个私字，“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不知道“针鼻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根本不考虑这种行为对公有意识和社会风气会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这种人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如果个人修养本来就差，会越来越差。就是个人修养不错的，也会因为私心作祟，而最终私欲战胜公心，做出对社会影响不好的事情。
1978年开始掌权后，他们大多看中的是名利，蝇营追求私利和官位。他们当年干扰文革，破坏文革，事后却又反过来抹黑文革，控诉文革。退(离)休后闲聊，工资金钱是一大话题。拿着高额的工资和护理费，还埋怨自己工资的上涨幅度没有低工资的人高。他们制定的政策、规矩，不但损害国家利益，照顾私人利益，而且明里暗里向组织伸手，损公肥己(他们中间，有些是我曾经很尊敬的人)。他们炫耀起自己的“资产家业”，不仅面无愧色，言语之间还洋洋自得。甚至说：(文革时)我当了十几年反革命，(改革后)又当了二十三年共产党员。退休后，他思想上也退党，不认为自己是党员。退休工资五千多，二百多元的党费却不愿缴。
1985年前后，我在县志办与魏林青住一室。他说1950年代，人们相互之间是不问工资的，认为互问这些是丢人的事。到农村有人问起，也是一句“够花了”。文革期间批判“金钱挂帅”、“物资刺激”，就更没人提了。“时间就是金钱”、“一切向钱看”这种价值观起始于改开后的1980年代，对社会的蜕变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姓L的人大主任仪表堂堂，仪容整洁，办事稳重，我非常敬重他。1983年，我因受株连，几经坎坷，刚参加工作，就给县志办主任李春喜写了一封短信，“卖弄”字体和文字。他们和马国敏副县长碰头后，同意我借调县志办。如果他不同意，我是去不了的(他孩子也没有因他而“加官晋爵”)。后来听说，文革中，他是“王新路线的死党”，群众给他送大字报，我还不太理解。再后来，一从医的朋友说，他刚参加工作，应他妹妹之托，义务给他的妻子打针，一个月内一天一次，偶然会听到一句冷冰冰的“你来了?”，算是最好的“礼遇”，好像理应如此。离休后，县里面在县城征地，给外籍离休老干部建房，他就带人出面找县委书记，要求搭顺风车，违规把他们几个本地老干部的住房问题也解决了。而在“联委”一批人中间，他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叙说这两个事例，我心里是非常矛盾的，最终认为，这个现象不能归为个人人品问题，只能说在陈旧的私有意识和全新的社会主义公有意识面前，他还是倒在了私有意识的一边。
人生也就几十年，
劳劳碌碌只为钱。
人人都做利己事，
社会主义怎发展?
不过，也有不贪私利的。那时有个组织部长nXX很清廉，口碑不错。但原宣传部副部长cXX是这样评价的：他做为家长，没有安排一个子女参加工作，值得肯定。但做为组织部长，在干部任用上，他不辨是非，任人唯亲，是不称职的。他带出了一批什么样的干部?一个不如一个。可以这样理解，做为家长，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做为共产党的县组织部长，他又是一个封建家长。这应该就是党内的封建势力，是毛主席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吧?一旦固化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危害会更大。
二十
以上种种和后来的实践，都印证了毛主席在文革前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正在变成或者已经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1967年1月9日，在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中又强调：”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这一套”。
告诫同志们“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应该造反。可见他把上面的修正主义对党和国家的危害看的多么严重。
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网上，在民间，对于文革时期那代人在嵩县付出的心血和做出的贡献，人们也开始做出理性的评价，试图对他们不能昭雪的冤屈，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了解这段公案。
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1924年)。四十二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鞭子，终于从党内打了出来。虽然在强大的反对势力的反击下，遭受重创，但毕竟播下了星星之火，动摇了旧势力的根基。
列宁说：革命愈深入，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刨得愈深，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毛主席文革十年，斗私批修，更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已经把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深植中国大地。毛主席纪念堂和韶山农家小屋前那不息的人流，必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在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新的共产党中央也必将带领中国人民，浴火重生，再铸辉煌。
谨以此文铭志，以昭后人。
嵩县革命委员会永垂不朽!
为嵩县各级革委会蒙冤罹难者志哀!
整理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感悟很多，如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纪登奎，赵俊峰，闫振东，王安定，姬庆厚，乔良宏，朱勋臣，付定华，闫侠东……不仅平易近人，而且“粪土当年万户侯”;而小平，陈云，王X(出身农民家庭，“为了祖国的新生，改名王新”，被补授少将军衔，曾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2年巡嵩)，王XX，李XX……他们不但官仪十足，更是重官位，重金钱，重(偷)功劳，重(偷)名誉。或许他们根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改革前后，闫振东(见《闫振东传》)，王安定(见《王安定传》)，姬庆厚(散见于本文)三任党政主管，先后在嵩县殉职。父亲一生耿直，生前说过：闫书记是被他们整死的。王县长是被他们气死的。了解了这段历史，才真正理解了这两句话的意义和份量。事后，又荒唐地由“他们”为“他们”“平凡昭雪”，简直是对“他们”、对历史的亵渎。对姬主任，父亲倒没评论，可能是他们“同案”的缘故吧。他们绝不是有人说的什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是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殉道者。古人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谨在此一并致敬、致祭：
成也嵩县，败也嵩县，一生不白留清誉;
功也文革，过也文革，万古青史曜日月。
诗曰：
回望历史风云腾，
是非善恶斗不停。
寒来暑往寻常事，
要留正气天地中。
以上权做引玉之石，深恐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希望饱学博览之士能在1978年接掌嵩县的各级领导中，找出比原县革命委员会这个群体更加文采飞扬，廉洁高效，情播嵩县，功满嵩县的贤达闻人。也一改文中一些不成熟的议论，斥恶扬善。纵然背负妄议之名，我也会非常高兴的!
征求意见稿
2023年9月1日
2024年02月14日正月初五
2024年07月17日
2025年清明
附图：
附图1：1970年代嵩县新城示意图
附图2：1971年嵩县革命委员会平面图
附图3：1973年嵩县革命委员会平面图
附图4：1981年初，撤销嵩县革命委员会，恢复县政府。图为原县委、县革委大门，开始悬挂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标识牌
附图5：1990年代初，县政府办公楼落成时，县革命委员会残存的几间办公室
附图6：1970年代嵩县汽车站
附图7：1970年代嵩县百货大楼，路左为邮电局
附图8：嵩县老城航拍图，志书记载城墙周长五里十三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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