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展红旗娆如画，马蹄声咽前月挂。
巾帼壮士行未归，回首勋章百年话。
人性确实是有弱点的。善，并非人的本性。否则，我们解释不了这个大千世界复杂的人性。只有承认人的弱点，然后想办法去改造，也许才能让人性向善，变为善。如此，这看似悲观，实则乐观。因为我们不仅看到了非善的一面，还看到了改变非善的可能，这更给人以希望。
此外，还因为心理有这样的准备了，就能相对容易接受或者理解一切非善的行为与现象。否则，很容易盲目乐观，一旦受挫，善受到攻击或者欺骗或者伤害，就很容易反向导致悲观。
伟人对人性的弱点是把握得非常深刻的。他引鲁迅先生为知己，无不是与鲁迅刻画我国民族性和国民性入木三分有关。而他之所以能“以星星之火”之绝对弱势，打败当时占尽了优势的蒋某人，无不是因为认清了人性的弱点，一方面竭尽全力去改造之，包括改造军队的人性，战友的人性，乃至人民的人性。另一方面明察秋毫地揭示敌人的真实面目与目的，才能以更加正确的策略应对之。
我们且看当年国共之争中后期，蒋介石提出的和谈。其在1949年1月1日发表了《元旦文告》，提出所谓“和谈”的前提，强调所谓不能损害“国家独立完整”、不能违反“宪法”、确保“国体”与“法统”(即国民党政权的正统性)等。为了揭穿他们的虚假面目，教育人民大众认清形势，1月14日伟人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有力批驳了蒋介石的和谈五条件，提出中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我们即使站在今天的立场，以最为公正的立场，都认为八项条件，才是真正利于人民，利于这个国家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尤其是第六、第七条。
这便是洞察人性的核心。精准把握问题的最本质。那么，如何辨别人性之真善呢。往往要从是否“利他”来判断。善，如果从行为的本质上看，是一种仁爱、利他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利他才是善，或者说是善的人性。在实际应用上，我们看或者判断一样事物之真伪，不要看其言辞有多动听，而是要看其利益立场，究竟站在哪里，是否是利他的一边。
伟人当年正是这样洞识人性，改造人性。我们再看早在1934年以前，长征之前的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闽赣地区的牺牲是非常巨大的。基本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 特别是作为苏区的首脑所在地赣南及赣南的瑞金。也就是说，事实上，受到伟人改造程度越高的地区，牺牲越大。因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和无我的决心越大。一旦组织要他们牺牲，就越义无反顾。他们真正演绎了人性如何之善及其改造：是为“利他”为“无我”，为那个共同的信仰信念做奉献。
我们看以下这些数据：“苏区人民为准备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央苏区的主体赣南，当时总人口为240万人，就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也就是说，几乎全部青壮年劳动力都参加了保卫苏区的作战、支前的军事斗争。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占中央红军总数的65%。瑞金作红色首都，在长征前的多次扩红运动中，每次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长征前，全县参军参战的有4.9万余人，其中参加长征的有3.1万余人，参加游击战争的有1.8万余人，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有1万余人。”
我们再看在革命胜利之后，伟人又是如何面对人性，如何对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避免呢。1949年，在革命即将胜利前夕，如何实现人民军队职能转变，如何安顿由“枪杆子”起家的军队?如何顺利解决和平年代下军队的去从?如何化解军民均需供养的冲突，平衡国家建设与国防的关系等等，成了亟需回答的重大问题。
伟人以他深刻超然的唯物史观，洞察了人性，洞察了那些人类“贪欲”、“权欲”等欲望，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危机，又怎样警示着未来。于是他如此高明而富有远见地加以解决。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说：
“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这个决定表面看顺理成章，实际上影响深远。既是作战军队又为工作队，这既为新中国成立后，填补了各领域各地方的人才骨干的空缺，又让人民解放军转变职能，弃武从文，解决了军队臃肿，甚至避免拥权自重再度军阀割据的问题。真正实现了依靠人民军队打下江山，又依靠人民军队建设江山的亦武亦文的和平转化。
最后，讲一讲伟人又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人性及其革命可能性。他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重要问题是人的改造。……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这句话真是惊为天人，直至今天听起来，都如同如雷贯耳。
这位伟大的老人继续说到：“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即不平等的阶级利益)，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提到：“1959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
“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不正是在说美以吗?)
最后，这位老人家提出自己的心愿：“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10年、20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这些都是伟人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的深刻把握，才能做出的判断与预言。我们后人如何不学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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