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一段话：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44：878)
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正是要说明这种关系如何形成：劳动者为什么会失去土地、工具和生存保障?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又是怎样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并转化为资本?
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则从反面补充这一点。在殖民地，如果劳动者仍然能够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资本家即使拥有货币、机器和生活资料，也未必能够找到雇佣工人。也就是说，只有物还不够;没有被剥夺的劳动者，没有劳动力商品，没有资本支配劳动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就不会自动成为资本。
因此，纺纱机何以成为资本?答案不在纺纱机本身，而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之中。所谓原始积累，就是创造这种资本关系的过程。
一、原始积累的秘密：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
第24章共有七节。从结构上看，第一节和第七节是理论部分，分别讨论“原始积累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第二至第六节是历史部分，具体考察劳动者如何被剥夺、雇佣工人如何形成、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如何产生。
马克思首先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起源的田园诗式叙事。在这种叙事中，资本的起源似乎来自一部分人的勤劳、节俭和聪明，贫困则来自另一部分人的懒惰、浪费和无能。这样，资本家和工人的分化就被讲成独立个人之间自然差别的结果。
马克思要揭示的是这一叙事背后被掩盖的历史过程。资本关系的形成，首先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马克思写道：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44：822)
这句话可以看作第24章第一节的核心。所谓原始积累，指的是创造资本关系的历史过程。只有当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而另一部分人失去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时，货币和生产资料才真正能够转化为资本，劳动者也才从独立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积累一旦开始，就可以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不断扩大自身;在这个过程开始以前，必须先形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个阶级。原始积累要说明的，正是这个历史前提怎样被创造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直接生产者从农奴地位、行会束缚和封建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形式上自由的人，能够作为劳动力所有者进入市场。另一方面，这种“解放”同时也是剥夺。劳动者失去土地、工具和旧制度提供的生存保障之后，才不得不出卖劳动力。马克思说：
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44：822)
因此，雇佣工人的“自由”具有双重含义：他们摆脱了旧的人身依附和身份限制，同时也失去了独立维持生计的条件。正是在这种双重自由中，现代无产者才形成出来。
由此可见，原始积累意味着剥削形式的历史转换。劳动者原有奴役状态的瓦解，并没有直接带来劳动者的自主和独立，而是把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从旧的人身依附中释放出来，又在失去生产资料和生存保障以后，作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农业生产者土地的剥夺具有基础性意义。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在16世纪才真正展开，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曾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中零星出现，但资本关系的大规模形成，首先依赖大量农村居民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接下来把英国作为典型案例，具体考察农村居民如何被剥夺土地、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并由此形成雇佣工人和资本家阶级。
二、劳动者和资本家如何产生?
第24章第二至第六节具体展开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概括地说，第二、三节主要说明雇佣工人如何产生，第四至第六节则说明资本家如何产生。二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过程，而是同一历史运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直接生产者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被抛向劳动市场;另一方面，土地、生活资料、劳动材料和货币财富集中起来，逐渐转化为资本。
第二节讨论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马克思以英国为典型案例，说明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前提，是大量农民被赶出土地。圈地运动、教会地产的没收、氏族土地的掠夺、国有土地的私有化、公共土地的侵占等过程，使原本拥有一定生存条件的农村居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产者。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不是先验存在的，工人阶级也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在土地剥夺、制度重组和暴力强制中被创造出来的。
第三节进一步讨论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和压低工资的法律。失去土地的农民并不会立即自愿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工人。许多人流浪、乞讨，或者试图以其他方式维持生存。国家通过流浪法、惩罚性法律和工资管制，把这些被剥夺者强制纳入雇佣劳动体系，塑造成服从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工人。
这里可以联系《资本论》第一卷前面几处关于立法的讨论。第8章讲工作日时，马克思指出早期国家立法曾经强制延长工作日;第13章讲机器大工业时，又讨论工厂立法中的教育、卫生条款及其向其他产业部门的扩展。到第24章，立法作为原始积累的工具再次出现：它既确认和保护剥夺的结果，也通过强制手段把失地农民塑造成雇佣工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离不开国家权力、法律制度和直接暴力的参与。
第四至第六节转向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土地剥夺不仅创造了无产者，也创造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条件。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从旧制度中的管事、佃农、经营者等形式中逐渐发展出来，开始向土地所有者租地，雇佣农业工人生产，并以市场销售和利润为目的组织农业经营。这样，农业内部形成了土地所有者、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和农业雇佣工人之间的新阶级结构。
农业革命又进一步为工业资本创造条件。农村居民被剥夺土地以后，一方面成为可供工业资本雇佣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原有的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也脱离农民家庭，进入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原来许多由农民家庭自己生产和消费的生活资料、工具和日用品，逐渐转化为商品，需要通过市场购买。这样，农业革命既创造了工人，也扩大了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
工业资本家的形成，则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保护关税制度、商业垄断和国家权力密切相关。殖民掠夺、奴隶贸易、海外贸易、国家债务和财政制度，都成为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指出：
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4：861)
这句话集中说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解。资本主义市场不是自然秩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是和平交换和个人勤劳的自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历史起点上，土地剥夺、殖民掠夺、国家暴力、法律强制和阶级塑造共同发挥作用。暴力不是经济过程之外的偶然干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的经济力。
三、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两种私有制
第24章第七节重新回到理论层面，讨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节篇幅不长，但在全章结构中很重要。马克思在这里把原始积累理解为一种私有制对另一种私有制的取代，并进一步追问：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是否也会被自己的发展趋势所否定?
原始积累的直接结果，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这里的关键不只是奴隶或农奴转化为雇佣工人，也不只是剥削形式发生变化，而是直接生产者被剥夺，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马克思首先区分了两种私有制。第一种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在这种形式中，劳动者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农民拥有土地，手工业者拥有工具，生产者同自己的劳动条件结合在一起，依靠自己的劳动进行生产，并占有自己的产品。
马克思认为，这种小生产形式曾经具有积极意义。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持有，是小生产的基础;小生产又曾经是社会生产和劳动者自由个性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只有在劳动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条件时，他们才可能作为独立生产者发展自己的能力。
但是，这种生产方式也有自身的局限。它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难以充分发展协作、分工、科学技术应用和社会化生产力。随着生产力发展，分散的小生产形式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限制。于是，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逐渐转化为社会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劳动者被剥夺土地、工具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获得前提。
马克思概括道：
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44：873)
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历史结果：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前者以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为基础，后者以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基础。前者的所有者同时是劳动者，后者的所有者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支配和剥削他人的劳动。
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历史的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就会通过自身的内在规律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资本竞争导致资本集中，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个资本家;机器大工业、科学技术应用、协作劳动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使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化性质。
由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内部出现了新的矛盾：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占有却仍然保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形式。生产资料已经越来越只能作为共同使用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来发挥作用，但它们仍然被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曾经打破小生产的分散性，推动生产社会化;但当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本身又成为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马克思在这里有一段著名表述：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44：874)
这段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首先否定了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把独立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又不断发展生产资料集中和劳动社会化，从而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生产出否定自身的历史趋势。
这里的“否定的否定”不能理解为重新回到原来的小私有制。马克思明确说，这种否定并不是重新建立分散的私人小生产，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形成的协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化劳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换言之，未来社会的方向不是回到小生产者独立占有生产资料的状态，而是在社会化生产力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个人发展、共同占有和社会协作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这里还对两次“否定”的历史过程作了比较。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个长期、艰难、痛苦的过程，因为它要把大量分散的生产者从土地、工具和生存条件中剥离出来。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集中、劳动社会化和工人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发生的变化。前一个过程是少数剥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一个过程则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剥夺者。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第二次否定不需要从头创造社会化生产的物质条件，而是在资本主义自身已经准备好的社会化生产基础上改变占有形式。
这体现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乐观判断。他看到资本集中、劳动社会化、世界市场扩展和工人阶级组织化的发展趋势，并由此判断资本主义私有制会越来越与社会化生产发生冲突。资本主义越发展，越会把超越自身的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生产出来。因此，这里既是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分析，也是对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形式转化可能性的理论判断。
从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看，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社会化趋势确实不断展开，但这一过程也比他在这里设想的更加复杂。股份公司、现代大企业和经理阶层的发展，使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职能发生分离，生产过程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组织化和计划化特征。这同马克思关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但是，这种社会化并没有自动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没有直接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相反，现实资本主义中出现了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之间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Duménil 和 Lévy 关于管理主义与管理资本主义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复杂性：现代大企业和经理阶层的发展，既延续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趋势，又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可能采取更曲折的形式，表现为资本所有者、经理阶层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而不是直接通向社会所有制。
Duménil, Gérard, and Dominique Lévy. 2018.Managerial Capitalism: Ownership, Management and the Coming New Mode of Production. Pluto Press.
四、现代殖民理论：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
第25章标题是“现代殖民理论”，但这一章并不是一般地讨论殖民地状况，也不是系统展开殖民理论。它的作用更像是第24章的补充和反证。马克思在本章结尾说：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44：887)
这一章开头承接第24章最后关于两种私有制的讨论，指出政治经济学把两种完全不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在西欧，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社会生产，因此资本阶级政治经济学可以把资本主义以前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套用到已经形成的资本世界之上，好像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一般私有制的自然延续。
殖民地的情况却打破了这种幻象。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碰到一种阻碍：劳动者仍然可能成为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正是在殖民地，两种私有制之间的对立以实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因此说，威克菲尔德的“功绩”并不在于发现了殖民地的新东西，而在于他通过殖民地经验发现了旧大陆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即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4：877—878)
马克思举了皮尔先生的例子。皮尔带着价值五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到澳洲斯旺河，还带去了三千名工人，但到了殖民地以后，却“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他预见到了货币、机器、生活资料和工人，却没有预见到英国的生产关系无法自动移植到殖民地。只要劳动者能够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他们就可能离开雇佣劳动市场，成为独立生产者。
这也说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并不是资本。马克思接着指出：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44：878)
资本当然会表现为货币、机器、原料、厂房、生活资料等物的形式，但这些物之所以成为资本，不在于它们的自然属性，而在于它们在特定社会关系中执行的功能。机器只是机器，土地只是土地，货币也只是货币;只有当它们同被剥夺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相对立，并成为支配和剥削劳动的手段时，它们才成为资本。
殖民地存在大量可占有的土地，而只要土地仍然容易获得，劳动者就不会稳定地停留在雇佣劳动市场上。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可能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绝对从属关系”就难以形成，雇佣劳动供给也会显得“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
这正是威克菲尔德“系统的殖民”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既然自由土地会使劳动者过快转化为独立生产者，就必须人为抬高土地价格，使移民在能够购买土地以前长期从事雇佣劳动;同时，再用出售土地所得的基金从欧洲输入新的贫困劳动者，为资本家补充雇佣劳动市场。也就是说，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并不是单纯的移民政策，而是一种人为制造雇佣工人的方案。它从反面承认了马克思在第24章中揭示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劳动者被剥夺为前提。
因此，第25章从殖民地经验反证了第24章的核心命题。第24章说明，在欧洲，劳动者如何通过土地剥夺、法律强制和国家暴力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第25章则说明，在殖民地，只要劳动者仍然能够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资本关系就难以稳定形成。没有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生产资料就不能作为资本来发挥作用。纺纱机只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五、延伸讨论：从原始积累到剥夺性积累
第24、25章不仅说明资本主义最初如何产生，也提出了一个可以继续展开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积累是否只依靠已经形成的雇佣劳动关系内部的剩余价值生产?国家、法律、暴力和剥夺是否只是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发挥作用?当资本主义在后来的扩张、危机调整和制度重组中不断把新的土地、资源、公共品、知识、金融资产和生活领域纳入资本逻辑时，是否也在以新的形式重演原始积累的逻辑?
这一问题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多种发展。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就已经提出，资本主义积累不能只在纯粹资本主义关系内部理解。资本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就会不断同非资本主义地区、共同体和生活领域发生关系，把它们卷入商品交换、殖民扩张、债务关系和资本积累体系。她的分析重点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第24章的原始积累，但二者在问题意识上相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封闭在自身内部的平滑增长，而是不断向外部空间和非资本主义关系扩张。
大卫·哈维则用“剥夺性积累”概括资本主义在当代仍然持续发生的强制性占有过程。在《新帝国主义》中，哈维明确把“剥夺性积累”同马克思的原始积累问题联系起来，强调资本主义并不只是通过雇佣劳动内部的剩余价值生产来积累，也会通过私有化、商品化、金融化、债务机制、土地征收、公共资源转让和知识产权扩张，把原本不直接服从资本增殖的对象转化为资本积累的条件。这里的“剥夺”不一定总是表现为早期圈地运动那样直接的暴力形式，也可能表现为法律、金融、产权和制度重组。
哈维的“空间修复”概念进一步说明，当资本在既有空间中遭遇积累困难时，往往会通过地理扩张、资本输出、基础设施投资、产业转移和全球市场重组来缓解矛盾。资本进入新的地区和领域，常常伴随着旧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共同体关系的破坏，土地、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被重新组织进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积累的逻辑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资本主义起源时期，而是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以新的形式反复出现。
近年来的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也从历史材料层面重新打开了这些问题。关于奴隶制、殖民扩张、棉花帝国、种植园经济、金融制度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重新揭示了暴力、奴役、殖民、土地掠夺和全球贸易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作用。例如，贝克特《棉花帝国》强调，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能脱离全球棉花体系、殖民扩张、奴隶劳动和国家暴力来理解;巴普蒂斯特关于美国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研究，也试图说明奴隶制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之外的前现代残余，而是美国资本主义扩张和金融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未必都自称马克思主义，但它们与第24章的问题意识相通：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能只被理解为市场扩展、技术进步或企业家精神的结果，还必须放在强制、剥夺、国家权力和全球不平等结构中加以理解。
法律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也值得特别注意。第24章已经说明，法律并不是中立地确认既有事实，而是直接参与创造资本关系。现代资本主义中，知识产权法、公司法、金融法、破产法、税法、国际投资规则和数据产权安排，也常常通过界定产权、保护收益权、强化排他性占有、扩大可资本化资产范围，成为财富积累和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制度基础。皮斯托《资本的代码》从法律的角度说明，资产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具有物质属性或市场价格，还因为法律赋予其优先权、耐久性、可转换性和保护机制。这个思路同第24章关于法律、国家和暴力的分析可以形成呼应。
Pistor, Katharina. 2019.The Code of Capital: How the Law Creates Wealth and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由此可见，第24、25章提供了一种理解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方法：资本主义一方面在既有生产关系内部通过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积累，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剥夺、圈占、私有化、金融化和法律重构来扩展积累条件。把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和当代变形。原始积累在这里不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成为分析资本主义持续扩张和制度重组的重要入口;而“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这一判断，则提醒我们始终要追问：这些货币、机器、土地、知识、数据和金融资产，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成为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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