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时代，无产阶级是眼里有光，自信满满的;如今却是自嘲为“牛马”，在996中带着骨子里的天然自卑彷徨地活着!
教员的“自信人生二百年”是一种豪迈的人生境界，是他给予无产阶级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然而，在当代社会结构中，对于广大无产阶级而言，这种发自内心的、稳固的自信却常常成为一种奢侈品。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人能力或心态问题，但深究其里，无产阶级的“天然自卑”，绝非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而是一套精密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系统性生产和维护的结构性压迫在心理层面的投射。其深层根源，在于物质基础、文化霸权与自我认同的三个核心层面。
任何稳固的心理状态都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的根本特征，在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其生存与发展完全依赖于出卖自身的劳动力。
靠出卖劳动力就对资本产生了经济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也带来了永恒的经济不安全感。失业、疾病、经济危机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使其生活陷入困境。
当一个人连基本生活的确定性都无法掌握时，一种深层次的焦虑与自我怀疑便会油然而生。这种生存焦虑是滋生自卑最肥沃的土壤，它让人感到自身命运的脆弱与无法自主。
在资本化的社会中，人的价值被高度物化，简化为其消费能力。广告、媒体与社会舆论无时无刻不在宣扬一种以财富多寡、品牌高低为标尺的成功学。
当无产阶级无法通过消费来满足这些被刻意制造出的欲望、无法企及那种被包装成“标准”的生活方式时，一种“我不配”、“我不行”的失败者情绪便悄然内化。
他们的劳动创造了商品，却无力拥有它们，这种异化使其在消费的狂欢中感到格格不入，从而确认自身的“卑微”。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统治阶级不仅控制经济基础，更通过文化、教育和媒体等手段，塑造一套有利于自身的社会共识，让被统治者“自愿”认同其从属地位。
主流叙事将社会成功归结为个人努力、才华和冒险精神，而将失败归咎于懒惰、愚蠢或缺乏远见。这套话语体系巧妙地将结构性困境转化为个人责任。
一个无力改变处境的无产者，在这种叙事长期熏陶下，会不自觉地开始检讨自身：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能力太差?这种向内攻击，正是自卑感的核心表现。系统性的矛盾，最终由个人来承受心理代价。
同时，社会文化赋予资本占有者、管理阶层以“智慧”、“远见”、“开拓者”的光环，而将体力劳动者、普通职员等描绘为“可替代的”、“缺乏思想的”、甚至是“落后的”。
这种无处不在的文化符号，形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暴力，不断贬低无产阶级劳动的价值与尊严，使其在精神层面也难以挺直腰杆。
在上述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夹击下，无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异化，其主体性在持续的社会比较中被消解。
人们习惯于向上比较，即与那些比自己更富有、地位更高的人进行比较。在一个贫富分化显著的社会里，这种比较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
他们用自己的短处(财富、地位)去比对资产阶级的长处，其结果必然是自尊心的持续受损和自卑感的固化。他们看不到自己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只看到自己是物质财富的“匮乏者”。
在工作场所，雇佣关系本身内含着命令与服从。无产阶级的时间、身体和智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资本的需要，其创造性和自主性常常受到压制。
这种被支配的地位，直接挑战着一个人的基本尊严感。当一个人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无法得到舒展和确认时，他又如何能建立起坚实的自我价值感?
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自卑感并非“天然”，而是 “人为” 和 “被结构” 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人的心灵上刻下的伤痕，是经济上的依附性、文化上的贬抑性以及心理上的异化性共同作用的产物。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指责无产阶级为何缺乏自信，而在于识破这套生产自卑的系统性机制。无产阶级真正的自信，绝非来自于在既有的游戏规则内拼命证明自己，试图成为一个“成功的”无产者(即小资产阶级)。
恰恰相反，它来源于阶级意识的觉醒：即认识到自身被压迫的根源，认识到自身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真正价值，并通过集体的力量去改变那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只有当无产阶级从“我”的孤立视角，转向“我们”的集体视角时，当他们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时，那种源自历史主体地位的、磅礴的“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豪情，才能真正被找回，并最终摧毁那强加于他们灵魂深处的自卑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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