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第二章 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上）连载6
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澜壮阔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渐行渐远，但是希腊等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等财政危机、印度等新兴市场滞涨危机显示，金融海啸冲击余波未平，震撼弹的威力仍然在发酵，及时深刻总结危机教训，防止类似危机重演意义重大。
一、危机是经济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在经济自由主义倒下以后，世人发现，世界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
美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为美国的金融危机编织了一堆理由，包括东亚的重商主义，廉价货币政策导致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等。这些理由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实，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举起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时候，她断然强调世界“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只有经济自由主义。罗纳德•里根政府在美国呼应了英国的政策主张。如此，自由经济理论纵横世界：自由不受干预的市场是有效的；市场会自动迅速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管制只会阻碍创新；央行应该独立，只专注于控制通货膨胀。
新自由主义强调竞争，最大效率创造财富，把促进经济增长、创造物质财富当做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目的，而且任何人能够使用任何手段致富。这种极端的经济思想不断激发“经济人”（集中为金融家）的无限贪婪，将欺诈当做创新。自由竞争带来的是两极分化，社会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财富愈发以虚拟形式，追逐更大的虚拟财富，导致危机不断发生。
长期以来，经济自由主义近乎垄断了国际经济思想，压制人们的思维，遮蔽了决策者的视线。如今，金融危机终结了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倒下以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世界非但“别无选择”，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问题是，对于毕生学习、运用并获得切实利益的诸多经济学者而言，承认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放弃新自由主义理论与信仰，是十分痛苦的，是极不情愿的。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抱残守缺以及寻机实施理论复辟，是人类思想解放、国家政策进步的主要障碍。
二、金融危机是对金融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危机发生后人们发觉，信任、道德比专业技术、法律规则更加重要。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众议院议长Pelosi Nancy严厉指责政府推波助澜，为公司的贪婪创造了机会；痛斥金融资本主义泛滥的美国社会“没有规制，没有监管，没有原则”。的确，在经济自由主义泛滥的美国，商家尤其是金融家没有自律，没有制衡，在利润驱动下，无法无天，冒天下之大不韪。市场经济的基础（道德与信用）与前提（规制与监管）都不存在，或至少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
现代经济的本质就是信用经济，金融发展的本质更是信用的发展。中国孔夫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现代经济，无信不立。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导致“经济人”迅速成长，“社会人”不断萎缩，人们可以不择手段致富。所以，就有了华尔街金融家、金融机构为谋取自身最大化利益，而以金融创新之名行金融欺诈之实，不断利用甚至创造信息不对称来实施金融欺诈，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将消费者与投资者对自己、对行业的信任，当做实施欺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支点。
金融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强调，金融领域只有规则，没有道德。信用与道德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是现代社会构建的基础。市场经济如果没有道德，缺乏信任，一切听由规则安排，一切诉诸法律手段，那么经济活动则会因高昂的成本而渐趋失去活力、效率而衰竭、枯竭，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社会也将失去公正、公平而陷入无止境的冲突。我们需要一个有秩序、有法制的社会，但是更需要信任与道德的社会。理想的世界、和谐的世界，不仅是真的世界，更是善的世界，是美的世界，是道德高尚的世界。
三、全球化需要治理，国际社会应增进合作，加强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监管。
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集中体现的是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横行全球，令相关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制造一个又一个金融动荡，从中牟利。全球化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化，美国向世界输出经济自由主义，充当金融资本的保护人，竭力维护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主流意见都要求加强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有效治理。欧盟在全球治理与金融监管方面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做了很好的示范，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强化全球治理，在信用评级、对冲基金、场外市场交易等“影子银行”以及相关金融活动（如“裸卖空”）方面进行监管。这些要求以及相关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针对美国的金融机构与相关活动，因此受到美国的硬性或软性抵制。
金融机构因为太大而难以管理。因此，对“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正逐渐成为金融监管的共识。如果银行大到不能倒闭，那么它们已经大到不适宜存在了。其实，应对办法很简单：把它们拆分掉。但是，由于金融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拆分大银行说易行难。
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有资料显示，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暴增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约为340万亿美元，即2/3产生于美国。金融衍生商品存在于正常的规范的证券交易之外，缺乏监管，容易泛滥成灾。
对金融家、银行家的监管与强力约束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这个分歧期望能够缩小，因为相关国家国内纳税人、舆论呼声很大，政治家们要在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一元一票）与纳税人的意志（一人一票）中作出选择。
四、抑制金融利益集团的扩张，控制虚拟经济的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
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长起一个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如伦敦城与华尔街），深刻影响乃至直接操纵政权，推动英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不断向金融化方向发展，由此导致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实体经济持续萎缩。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是世界财富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虚拟经济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依附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日益远离实体经济，逐渐异化为资本价值形态的独立运动。简而言之，虚拟经济不是靠生产和服务去挣钱，而是“用钱挣钱”，甚至“玩钱挣钱”，最终脱离实体经济，成了“影子世界”或“镜像世界”。据统计，世界每天数十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总额中，与实物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1-2%，众多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整个世界经济呈现“倒金字塔”状况，鉴此世界经济已经失去稳定的基础。
美英是虚拟经济膨胀的典型。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62%，下降到2007年的34%。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1950年创造的GDP占总GDP的27%，到2007年则只占12%；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21%。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早已失去往日的辉煌，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保险与房地产服务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金融业的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1/3，大约是20年前的两倍。
金融业有一个由依附实体经济发展渐进到独立发展的过程。在美国，到1990年广义金融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制造业。全世界庞大的金融系统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传统的融资功能，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食利性的金融利益集团，该集团一旦确立即不再满足为实体经济服务而赚取的平均利润，而是用陆续创造出来的各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对社会进行巧取豪夺，以获取垄断利润。这绝对不是社会福利增加的延续，而是灾害的开始。
危机过后，新任民主党奥巴马政府似乎要痛改美国的前非，抑制华尔街的贪婪，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抑制金融无度扩张，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提升出口。这给那些积极效法美国模式、积极致力于金融业发展的经济体（如中国）无疑敲响了警钟。
五、贫富分化不仅是社会危机的根源，也是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根源，危机揭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必须缩小两极分化，缩小社会发展差距。
次贷及相关金融衍生品于美国膨胀，有着深刻经济乃至社会原因，这就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为了彰显社会公平公正，减少社会犯罪，让穷人、根本买不起房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美国政府支持房利美与房地美的发展，给大肆发放次贷的金融机构融资，对华尔街无限制扩张次贷衍生产品睁一眼闭一眼。政府为解决社会矛盾，而人为增加社会需求，如此埋下了严重金融隐患。
30多年来，除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外，美国平均实际工资一直落后于生产力增长，而收入被更多地分配给那些最富有的人。本世纪之初，美国10%的人占有70%的财产，而处于社会底层的50%的人，占有的财产不到3%。不仅整个社会收入差距悬殊，而且在同一个企业与机构内部收入不平等趋势也在迅速扩大，有资料显示，1971年美国企业高管人员与一般人员的收入差距是40：1，而到了200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57：1；另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08年世界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美国最大15家企业的CEO们收入所得比普通工人多520倍，远超过2003年的360倍。
全球化持续扩散并放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一国内部的穷人与富人之间，而且还表现在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由此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理，金融危机的成本（体现为失业与物价上涨）最终集中由穷人与弱势群体、尤其是穷国中的穷人与弱势群体承担。如此，愈发边缘化的穷国更加成为犯罪、海盗乃至恐怖组织滋生的温床。如若不切实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问题，国际恐怖主义会更加严重，国际社会的冲突将更加严重。
六、危机重创了那些对外部（市场、资本、规则等）高度依赖的经济体，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福音，也有灾难和危机。只要有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
金融海啸生成后，东亚、拉美、中东欧国家纷纷被卷入危机漩涡。分析研究显示，凡是对外部（市场、资本、规则等）依赖越严重的国家或经济体受到的打击越严重，冰岛、阿联酋迪拜、爱尔兰等对外高度依赖的经济体，由于资金撤离、市场萎缩等原因迅即发生危机。
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痛定思痛，表示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抑制过度的虚拟经济，积极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逐渐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必然而且正在带来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贸易战、投资战、货币战更加激烈。
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导向的比重越高，其宏观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大。由此，一度具有无穷魅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风险越来越大，近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高于经济增长的思路愈发凸显。
冰岛等国的危机显示，经济小国承受不了大金融机构垮塌之重，经济小国必须检讨经济发展模式，依附国际经济（市场与资本）、依赖虚拟经济（金融业）的巨大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被全球化近乎遗忘的国家，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有的还显示出很好的生机与活力。参与全球化程度不同而带来的祸福差别，以及发达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市场保护主义或许揭示，全球化很可能由此进入低谷或调整阶段。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危机史。1970年至2007年间，人们有据可查的银行危机不少于124次、汇率危机达208次、主权债务危机达63次。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的危机明显多于中心国家，但是中心国家的危机正呈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的态势。危机的爆发越来越频繁、损失越来越大，防范也越来越难。还是那句老话，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疾病——“痼疾”，只要有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危机就会周期性爆发。
金融异化与国家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的大势下，金融的两面性日益突出，一方面以传统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为代表的，作为劫掠财富的主要工具，损害大众福祉，威胁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的大势下，金融正由原来的服务实体经济异化为主导乃至控制实体经济，由原来的服务各类市场主体异化为服务少数政治强权，由原来的经济润滑剂异化为经济乱象之源。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的大势下，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风险防范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薄弱环节。
国家安全的演变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传统的国家安全主要集中于军事与国防安全，如今的国家安全，除了国防安全，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文化安全等。
梳理、回顾战争的历史，有利于深刻、全面理解国家安全内涵的演变。历史上，使用军事、动用武力的目的不外乎“抢女人、抢地盘、抢财富”，相对应的就是防止自己的“女人、地盘、财富”被异族、异国、异己的势力所抢。此外，欧洲、伊斯兰世界都发生过宗教战争，如“十字军东征”与“圣战”，但是这些都是一种披着“抢人心”的外衣，主要目的不外围绕“抢地盘、抢财富”打转转。
战争的原本目的首先是“抢女人”。看过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节目的人，很容易明白这一点。西方有名言，“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再高一点，世界将是另一幅模样”。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抢夺女人的战争已不多见，基督教“一夫一妻”制或许对此有杰出贡献。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一个成年男子可以同时拥有四个妻子，但是这个规章只适用于身强力壮的富裕男人，很多穷人连一个老婆也难养活。
战争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抢地盘”，抢夺阳光下的地盘，拓展势力范围。这一目的驱动战争的历史沿革很长，直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抢地盘”依然是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风起云涌，跨国贸易与跨国投资日益兴盛，殖民地、阳光下的地盘的意义明显下降。当今世界除了少数地区存在零星冲突外，为地盘打仗的国家越来越少。
战争第三个主要目的是“抢财富”。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抢女人、抢地盘”越来越罕见，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不需要开疆拓土，开拓殖民地。核武出现、经济全球化兴盛、冷战结束使得大国之间直接的兵戎相见、政治对抗渐行渐远，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国家之间的军事战争越来越多地被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所替代，兵不血刃，同样可以达到“增加财富”的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抢市场”、“抢竞争制高点”实质就是“抢财富”。
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使得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东南亚金融危机清楚显示，金融危机不仅导致经济危机，还引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国家危机。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几十年辛苦劳作而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就被国际金融大鳄席卷一空。印尼盾的货币危机，在内外游资的冲击下，很快演化为金融危机，恶化为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交织着种族矛盾，使危机不断沿烧与恶化，最终出现政治危机——政权更迭，统治印尼30多年的苏哈托政府倒台，更有国家危机——东帝汶正式独立，亚齐等省独立倾向明显增加。很显然，金融危机不同于战争，但是金融危机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结果十分近似。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于1996年在其专栏发表评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从泰国、韩国、墨西哥、阿根廷直至冰岛、希腊等国，无不是在以穆迪为代表的美国评级机构的“暴风雨就要来啦”的呼喊中，以及在以高盛为代表美国金融机构的市场操纵中，而纷纷陷入危机。美国金融机构超强，不仅掌握企业的生死予夺，而且具备灭国的能力；美国的军事力量独步天下，政治强权无可比拟，当然更具有灭国的能力。如若将军事、政治与金融力量相联合，近乎是无坚不摧。匠心独运的索罗斯基金会在前苏东地区策动、支持颜色革命，颠覆一个又一个国家政权。因此，金融力量与导弹、核弹力量同样具有强大的灭国能力。
现阶段，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日趋开放的新兴市场而言，金融风险防范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而金融安全直接影响经济安全，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与国防安全。因此，国家安全越来越集中于经济安全，集中于金融安全。
金融功能的异化
所谓金融，简言之，就是资金的融通。自金融活动出现那天起，“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是该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职能。从古老的西方金匠铺、中国票号，直到现在分业经营下的商业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一以贯之。但是，随着股票的出现、投资银行的兴起、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的职能在悄然演变，由原来主要服务实体经济异化为主导、控制实体经济，从国民经济的配角异化为国际经济的主导。当今的美国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就将这种异化演绎到极致。
金融机构的诞生与金融行业的出现，主要是解决投资者与借贷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风险与成本，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增进经济效率，间接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但是，金融从业者（集中为金融家）在利用借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发现人为制造、放大信息不对称，可以带来更大、更快的利润。由于受到金融监管当局与社会舆论的制约，这种不道德行为没有肆虐与泛滥。但是，金融家为获得垄断利润，可以不择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5版，第827页。]中国古语“盗亦有道”，但是对于当今的金融家而言，赚钱手段没有底线，任何妨碍其利润获取的障碍，都可以被逾越、穿越或规避。
正因如此，金融家巧立各种名目——主要是金融创新，规避金融监管与舆论监督，人为制造、放大信息不对称，通过操纵金融资产价格、吹大经济泡沫、转移风险、关联交易等途径进行敛财，如此金融就由原来一种配置资源的工具，异化为劫掠财富的手段。所以，现代金融具有两面性，即配置资源与劫掠财富。传统金融业务如商业银行业务，更多的是配置资源，积极面更大；现代金融业务如资本市场、影子银行，更多的是越来越倾向劫掠财富，消极因素更多；在国际，德日金融模式积极意义更大，英美金融模式消极面突出。看看华尔街投资银行、影子金融机构，高官年均报酬数以亿计，中层经理有千万年薪，普通员工年终平均花红亦能数以百万计，这些钱财那里来的？依照“资本利润平均化”的经济法则，华尔街不可能长期取得如此高额回报。高额回报是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巧取豪夺来的，是用金融游戏骗来的，是劫掠来的。
与传统金融显著不同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现代金融，本质上就是一种欺诈，一种现代版的“庞氏骗局”。由于财富的货币化、数字化与虚拟化，使得金融本来作为一种融资服务工具，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工具，越来越异化成为一种获取、乃至掠夺财富的最隐蔽、最便捷、最经济的手段。在金融资本的长期不懈努力下，金融利益集团控制英美国家政权，然后英美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在“金融深化”可以促进增长、带来繁荣的理论蛊惑下，用国家的力量、国际组织（世界银行、IMF）将金融资本向世界扩张。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核心是金融自由化）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置于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那些信以为真的国家，在实行金融自由化而经历短暂的经济繁荣（经济泡沫）过后，纷纷步入危机。
因此，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风险防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是把典型的双刃剑，合适运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应用不当，会增加经济风险、激化社会矛盾。所以，世人在关注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在经济金融化下，一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受冲击的不仅是虚拟经济，还有实体经济，而且金融危机往往会恶化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往往会波及其他尤其是邻近国家，演绎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经济金融化与经济全球化正使国际金融动荡成为常态，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劫后余生的亚洲国家正是从东亚金融危机中，才认识到金融的强大破坏力，才认识到仅凭借导弹与强大的军队未必能有效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才认识到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也是国家安全的薄弱环节。
中国金融战略缺失，金融风险凸显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遭遇热钱肆虐、通胀上升、泡沫膨胀、市场震荡等系列乱象。由于资产证券化、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不断推进，因此透过各类经济乱象的表征都可以看到金融因素的影子，由乱象与影子的关联不难推理出，中国金融发展模式不当，金融战略模糊，是中国经济与社会乱象的根源。
当今中国诸多经济与社会乱相，与中国金融以美为师紧密相关。近些年来，中国金融发展以华尔街为样板，有模学模，有样学样。看看中国的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等影子银行，近乎都在重复华尔街机构的功能与角色。中国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影子银行的老总，坐拥数以千万计的年薪，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些机构、这些金融家对社会经济、对国家财富创造真的有什么贡献。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对社会和谐、对国民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危害越来越大。影子银行巨额收益多半是他们采用华尔街的手法敛来的，是对实体经济、社会大众巧取（如吹大资产泡沫）豪夺（如自营业务）而来的。
当今中国诸多经济与社会乱相，与中国金融不当改革与不当开放紧密相关，与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扩张、肆虐、剪羊毛紧密相关，与相关金融利益集团枉顾民生、国家利益、社会和谐紧密相关。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处于鼎盛的发展阶段，金融的扩张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在华扩张，导致中国经济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日益严重，由于金融等虚拟经济回报（可达百分之几百的利润率）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回报（利润率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即所谓“刺绣纹不如依市门”，于是很多实业家、企业家纷纷变卖企业，从事虚拟活动，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如此，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冷，虚拟经济越来越热。实冷虚热，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当今中国诸多经济与社会乱相，与中国相关的财经人士对金融本质的理解紧密相关。多年来，中国财经人士只关注或更多地关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而有意或无意忽视、不愿直视金融正在成为一种劫掠财富的手段，没有深刻认识金融的两面性，华尔街的金融人士、金融机构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如果刻画得更深刻一点，就是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中国很多财经人士喜欢“金融天使”的正面，看不到或不愿意直面“金融魔鬼”的背面。也许是文化差异，魔鬼的形象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也不是太差，《聊斋志异》里面描述的狐仙鬼怪不仅不可憎，而且还挺可爱，因此中国财经界人士并不忌惮“与魔鬼打交道”，与魔鬼们称兄道弟，甚或拿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私相授受。
当前，金融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金融体系尤其是货币体系能否正常运行；二是金融是否被异己或垄断力量所控制。中国主流金融界普遍认为，中国金融不安全，主要来自金融体系尤其是货币体系能否正常运行，中国并不存在金融被异己或垄断力量所控制而带来的安全问题。因此，在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那里，金融市场稳定就是金融安全，金融体系正常运行就是金融安全，如此金融战略的核心、重点都是围绕金融稳定与正常运行而设计、规划与建立相应机制。
发明“政治经济”一词的法国经济学家蒙克莱斯蒂安（1575-1621）早在17世纪初就认为，“若将经济与政治分离开来，必会使主要部分与整体剥离”。[ 转引自【法】阿兰佩雷菲特著《信任社会》，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6页。]实际上，长期以来，饱受自由主义侵蚀的中国财经界有意将政治与经济分开，战略与战术模糊。国际经济博弈、金融竞争，离开政治不可能有战略。老谋深算的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当今美国既想控制石油，又想控制粮食，还想控制货币，借以控制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的战略。基辛格的战略刻画也被另一位大战略家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所推崇，他认为，后冷战时代西方要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条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第五条是“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5页。]
其实，金融异化的核心就是控制，金融控制决定资产定价权、金融话语权，最终决定利润、利益分配与支配权，决定博弈双方，谁是刀俎，谁又是鱼肉。金融大鳄于斗室谋划，国际战略家运筹帷幄，主要就是“控制”；后进国家、弱小国家的金融安全的核心就是免遭“控制”。透视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环视当今各类金融险象，那些遭遇金融危机、深陷金融险境的经济主体，无不是在“金融深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旗帜下，逐渐失去对本国金融的控制。因此，金融安全防范与维护越来越集中到“控制”层面，金融理论思想的控制、金融决策与政策的控制、金融人才队伍的控制、金融市场交易的控制、金融资产价格的控制等直接关系到金融主权与金融治权、关系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若想有效应对广泛而深入的国际金融控制，必须凝聚国家智慧与力量，在战略层面进行谋划与布局。
迄今，中国金融安全战略一直由相关金融部门制定，而相关金融部门制定的金融安全战略，实质不过是以金融市场风险防范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操作，远远不是什么战略。否则，中国就不会眼睁睁掉入“美元陷阱”；不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遭受美国周期性敲打；更不会被华尔街金融机构卖了，还乐颠颠替人家数钱；……。总而言之，中国如果有一个清晰的金融安全战略，那么中国就不会对美金融博弈（美国将其上升为货币战争），且战且退，屡战屡败。中国主流财经人士应当谦虚谨慎，学哲学，懂政治，讲战略，切实维护好国家金融安全，不辜负党与人民的重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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