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第一章 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上）
关于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曾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咒骂为“金融大鳄”，而却被国际经济界称为“金融哲学家”的乔治·索罗斯有句名言：“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为何一个经济学概念让这个“什么也不害怕”的著名金融家感到害怕呢？
“不确定性”的实质和引发原因
生活中常人总是喜欢一帆风顺而惧怕遭遇风险，经济管理者总是为层出不穷的风险而头痛。“不确定性”的实质就是风险，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演化为危机，因此“不确定性”、风险与危机三者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经济学提示，风险不仅与收益相伴，而且与发展共生。世界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面临着各种风险，而且不时为危机所纠缠。风险为常态，危机则是偶发，这一区别在经济理论与管理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的成本有着显著差异，手段也大不相同。
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既存风险”，如银行坏账、通货紧缩、不适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地缘政治恶化、外交关系紧张等。二是“突发危机”，如地震、洪灾、疫病、暴乱、恐怖袭击、重大政治与经济事件、不宣而战等。三是“既存”与“突发”互变，“既存风险”由量变到质变，演化为“突发危机”；对“突发危机”认识不全面、解决不及时或不彻底，往往会留下“后遗症”，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即“风险痼化”。
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危机的爆发也越来越频繁，究其原因，主要问题在于：一是社会快速发展引发的“前进中的问题”。二战后，国际环境持久和平，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体制不断优化，使世界经济获得高速增长；与此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尤其是民族国家诞生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引发了诸如两极分化、贫困失业、生态环境恶化、疾病灾害等“前进中的问题”，给一国、一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二是全球化导致的“转嫁来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发展，经贸交往密切，各国各地区之间相互依赖加深，全球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全球化有利也有弊，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受制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体现在世界任何角落酝酿的风险，都有可能演化为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危机。１９９７年泰国爆发货币风潮、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０年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前后出现埃博拉病毒等，造成全球范围的恐慌，影响了世界经济。而有组织跨国犯罪，如走私、偷渡、洗钱，更是借全球化的便利在世界急速扩展，影响着国际经济中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正常运行。三是由于应对能力不足而产生的“棘手问题”。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受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的约束，发展中国家对“既存风险”防范与“突发危机”应对能力明显不足；即便是发达国家，其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也存在诸多漏洞，如“９·１１”事件就令美国上下措手不及，给美国及世界经济造成强烈震荡。而且，一种风险（危机）的出现往往会引爆其他风险（危机），形成“复合型风险（危机）”，加大了控制难度，增加了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四是和平时期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明显降低带来的“心理问题”。长期的和平环境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习惯于安逸生活，风险意识普遍淡薄，缺乏应对危机的心理准备。
“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方式
“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消费与投资者的信心来影响世界经济，体现之一就是“恐慌”。经济学中的恐慌是指在部分消费者或投资者中出现的、无法由现实来调节的非理性的反映，其情形大致有二：一是毫无根据的“非理性恐慌”。１９８１年，一精神病患者刺杀美国时任总统里根，总统没死，美元却应声跌落。依照美国国情，即使总统真的遇刺身亡，也不足以动摇国家行政的稳定和经济政策的延续，事实上美元币值很快回归，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非理性恐慌”。二是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恐慌或称“自我实现恐慌”。比如，当风传某银行即将倒闭，恐慌者就会络绎不绝前往挤兑。由于银行本身完全依靠负债运行，即使经营最稳健者也经受不起所有存款人同时提款的冲击。这样，以讹传讹，恐慌蔓延，“羊群效应”使遭挤兑银行注定倒闭，金融危机也在这种恐慌下急速生成。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印尼等国发生挤兑银行事件就属于这一性质。
“不确定性”对消费与投资者信心的影响体现之二就是“谨慎”。经济上的“谨慎”情形也有二：一是消费者减少或抑制消费。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地价和股价持续下跌导致家庭资产缩水，由此产生所谓“负财富效应”，可支配收入减少，个人消费随之减少，内需因此萎缩，通货紧缩由此形成。在通货紧缩状态下，人们往往倾向于“持币待购”，即等物价进一步下跌后再去购买。加之失业增加、社会保障改革下国民负担加重等因素，都对民众的消费心理产生很大负面影响。这样，通货紧缩、经济低迷与个人消费疲软三者之间就形成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二是投资者推迟或转移投资。美国攻打伊拉克前，媒体大肆渲染对伊动武，引发多种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减缓了本已低迷的世界经济。战争重创伊拉克及周边国家的经济，美欧之间因伊战不和引发更多的经贸摩擦，围绕伊战后重建问题所产生的分歧妨碍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伊斯兰仇美反西方情绪的扩散以及恐怖主义的嚣张给世界经济投下了极大的变数。凡此种种，加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严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在一般意义上，“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大国的消费与投资者信心来影响世界经济。从多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看，世界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增长（美欧日三大经济体ＧＤＰ占世界总量超过２/３，而美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独占世界经济增长总量近２/３）。经济学界基本认同，每一个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都有可能构成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但是，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发动机”的美国经济如今积重难返：９０年代高速成长的“新经济”造成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股市泡沫尚未完全消化，“９·１１”阴霾难散，外加公司财务丑闻、伊拉克战争、巨额财政与外贸赤字的重压等，对消费和投资者信心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其他两大经济体情况更糟：欧盟经济在企业负担沉重、劳动力市场僵化、德国经济萎靡不振的拖累下艰难跋涉；日本经济长期陷于通货紧缩困境难以自拔，消费与投资者的信心更加低迷。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在经济衰退时日益强化的贸易壁垒及国际商品价格的普遍下跌等一系列问题，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蒙上阴影。当然，这并不表示美欧日就此无所作为，布什政府为大选连任而“拼经济”的劲头十足，欧洲央行半年内两降主导利率，小泉内阁也信誓旦旦表示要力挽日本经济狂澜。尽管难现立竿见影之成效，但三大经济体的不懈努力，使犹疑彷徨的民众多少感受到世界经济行将摆脱困境的希望。
世界经济因“不确定性”形式不同而受其影响的结果不同。通常“既存风险”主要影响世界经济长期的持续发展，如当今世界遭遇的通货紧缩；而“突发危机”集中冲击世界经济近期的平稳运行，像之前爆发的非典疫情。由于“既存”与“突发”的相对性，一些因认知不足或处理不当引发的“不确定性”，往往不仅冲击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而且还会影响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及其应对措施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一是由伊拉克战事引发的美国与以德法为代表的“老欧洲”的分歧。这种政治分歧是滞涩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摩擦力，而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二是恐怖主义、疫病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凸显。“９·１１”惊醒了人们“太平盛世”的迷梦，非典疫情肆虐搅乱了人们安宁祥和的生活，对“非传统安全”的担忧提高了贸易成本，影响了商业信心，降低了经济效率，减缓了全球化进程。三是通货紧缩危险增大。科技的迅速发展导致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在“新经济”鼓舞下资源大量投入，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世界经济低迷导致消费需求的普遍疲软等等，使得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且似乎挥之不去。而习惯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经济大国政府，已是晕头转向，至今还无法开出治理通货紧缩的有效药方。四是西方社会固有的劳资矛盾，以及民众对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不满引发的罢工等突发事件。比如，去年美国西海岸因劳资纠纷发生持续数月的港口工人大罢工；前不久，法国民航总局空中管制部门员工因反对退休制度改革而举行罢工，并波及整个交通运输行业。五是地区性局势动荡，包括宗教冲突、民族分裂、政治乱相以及金融危机等。中东的巴以冲突、南亚印巴对峙、拉美金融危机以及朝鲜半岛核安全问题等，不仅直接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影响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正常进行，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经济。
正确认识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控制、降低直至消除各类风险，建立完善的危机应对机制，应当是维护与促进世界经济平稳运行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其中最迫切的是需要经济大国竭尽努力与国际社会展开广泛合作。
经济大国对于确保世界经济的增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当竭尽努力。综观当前经济大国应对措施，概括起来不外是两大思路：一是强调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国民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经济的车轮运转放慢时，相关问题便“水落石出”（如失业、贫困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社会问题），解决的有效手段是使放慢的车轮重新加速；另一方面，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积累强大的物质基础，采取更有效的科学手段，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经济手段通常集中于货币与财政政策。当前，由于美日央行利率降到历史低点，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而欧元区货币与财政政策受《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制约，经济手段施展的空间非常有限。二是建立与完善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机制。在微观经济领域，企业管理者一般都能深刻领会“风险与收益相伴”，通过投保、期货、期权等一系列市场机制来规避“企业风险”；在宏观经济领域，政府管理者的“国家风险”意识相对薄弱，难以在“风险与发展共生”中找到平衡点。“９·１１”后，美国意识到“国家风险”将更多来自“非传统安全”，因此通过建立一系列危机应对管理机制，来控制、减少直至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但是，危机应对与风险防范是两个相辅相成而又相异相别的概念，由于风险的常态性，国民经济面临“不确定性”更多来自“既存风险”，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偶发性的危机则威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应当双管齐下，以确保国民经济既可持续发展又能平稳运行。
国际间的广泛合作对于确保世界经济的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全球化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问题，对单个主权国家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这一不利影响往往是单个国家难以甚至根本就无法应对的。由此，在《朗布依埃宣言》指导下，“西方七国”（Ｇ７，即美、英、法、德、日、意、加；１９９７年俄罗斯正式加入后变为“西方八国”，即Ｇ８）展开了大国经济协调。但是，长期以来，“八国峰会”给国际社会的深刻印象更多是一种“政治秀”，开会时轰轰烈烈，闭幕后悄然无息。同时，鉴于“八国峰会”暗箱操作，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依附程度日益增加，近年来后者经济的疲软导致世界经济步履维艰，发展中国家要求经济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采取得力措施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在反全球化团体的激烈反弹下，同时也由于面对日趋庞杂的全球性议题时力不从心，“西方八国”开始寻求改革，渐趋务实，开始关注全球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发展中国家。２００３年６月，法国埃维昂“八国峰会”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１２个新兴经济体领导人参加会前的南北首脑非正式会议，主要议题便是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合作以恢复世界经济。事实上，世界经济复苏之路绝不会因为此次峰会而即刻趋于宽阔平坦。但是，南北首脑非正式会议安排显示，只有更多的国家协同努力，才能减少或抑制“不确定性”，使世界经济走上快速复苏之路。
美式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
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应和着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由一国内动荡逐步扩散到区域乃至国际动荡。规模大小、形态不同的动荡相互激荡，令日趋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的世界愈发失去重心，国际金融动荡势必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势必长期化。世人原本期待，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动荡世界的中流砥柱，但现如今却也陷入动荡漩涡，非但没有成为动荡世界的定海神针，反而以不同方式加剧着世界动荡。2008年次贷危机，如今的债务危机，未来的美元危机，都使美国成为国际金融动荡的源头。资本主义的基础——契约精神——已经动摇，资本主义的前提——信任与信用——正在丧失，凯恩斯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都走到了尽头，美式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无穷的坏消息主要来源于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美元危机、美债危机不可避免。如此竟有人高分贝叫嚷“中美同舟共济”，实乃时空错乱。中国决不可立于美国的危墙之下。
一、自由经济的神话已经破灭
资本主义自诞生后，在各国具体国情的作用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流派，演绎出两大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森模式，或曰自由市场经济，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或曰社会市场经济。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没有“帝国”冠名的帝国，美式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不受约束地扩张，形成了蔚为大观的金融全球化潮流。
资本主义基础动摇，前提丧失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表面看，这是一次国际性金融海啸，但是实质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一次“内破裂”。美国华尔街将品质低劣的次级甚或垃圾债券，与优质资产混装打包，贴上“AAA”信用等级，兜售给世界投资者。这种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实际是对“契约精神”公然、大规模践踏。
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直接导致投资者与机构之间、大众与经济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误导下，政府承揽机构债务，让脑满肠肥的欺诈者逍遥法外，让大众承担危机损失与救援成本，如此导致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大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它经济大国利用自身优势，努力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小国、弱国，给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机，如此导致国家之间互不信任。
“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信任与信用则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运行的前提，基础被动摇，前提已丧失，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行？
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以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积极干预，增加政府需求，弥补私人消费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熨平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罗斯福新政”以及此后30年的经济繁荣证明为有效的经济理论，被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经济理论，如今遭遇空前危机。
根据美国金融专家的研究，战后，美国政府在应对前10次经济衰退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平均仅为GDP的2.9%，而当前的力度，超过以前10倍以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美国GDP下降了27%，当时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为GDP的8.3%。如今，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远远超过危机本身造成的损失。
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仅剂量越来越大，而且疗效越来越差。越来越大的剂量，导致债务的悬河越来越高，蓄积的洪水越来越多。如今，美国国债约占GDP的100%，日本高达220%。越来越高的债务使发达国家每年要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还本付息。有机构计算，在未来30年内，主要发达国家要将财政收入的30-50%用于还本付息。如此，政府必将陷入瘫痪。凯恩斯关切的是当下经济政策，因为在“长期里，我们都死了”。但是，现在的问题，短期内，金融动荡与债务危机行将爆发，“我们”都极有可能被决堤的大洪水淹死。
经济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
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该理论主张，“经济人”的理性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种“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在客观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情形，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在产业资本占主导的经济形态下，的确实现过，这就是“福特主义”。
福特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用提高的工资改善生活，购买福特汽车，提高劳动积极性，如此实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共赢与和谐。但是，当金融资本复辟，“摩根主义”替代“福特主义”后，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将道德、法制、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一股脑地抛到脑后，将金融职能从配置资源转化为转移财富、从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转化为主导国民经济的工具，将低劣的垃圾债券包装成为优质资产，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给自己带来一时的暴利，却给美国乃至世界引致无穷的灾难。
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国际环流，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撒旦磨坊”，毫不留情地碾个粉碎。金融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头无法驾驭的“怪兽”，它肆意践踏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今，市场越来越喜怒无常，财富越来越没有保障。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后，著名金融家乔治·绍罗什肯定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走到了尽头。
二、民主政治成为问题的本身
当今社会力量的重心与中心集中于资本，资本利用钱力，俘虏、操纵权力，驱使、盘剥民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的社会中，社会主要矛盾是劳资矛盾抑或投资者与金融家的矛盾，但是由资本操纵的舆论、豢养的学者，积极宣传大众与政府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念。当今美国，政府被资本俘虏，权力与钱力联姻，必然导致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使民主政治岌岌可危。
民主与大众渐行渐远
亚里士多德强调“只有当穷人而不是有产者成为统治者时，才有民主可言”。犹如妇女解放程度是社会解放的尺度，穷人——不仅仅是中产阶层，更不是富人——参与政治的程度，才是民主成长的尺度。
全球化、自由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穷人不仅远离财富，远离了自由，同样也远离了民主。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肆虐，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发，民主政府公然包庇、纵容危机的肇始者，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纵火犯，如此现象严重刺痛、激怒了“主权在民”的大众，不仅在网络上充满了对政客们的尖刻讽刺、谩骂，而且实际中民众也发动对华尔街肥猫的住所和人身的攻击。
政府在应对私人债务危机时，用社会主义手段对待富人，承揽私人机构债务，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而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却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削减社会基本保障支出，而不是对富人征税。如此，正是政府的严重错位，劫贫济富，损不足以补有余，方才有费城、旧金山、雅典、伦敦、巴黎等地骚乱的暴发。
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愈发尖锐
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资本主张一元一票（如股东），而不是一人一票（如工会），而民主的本质是伸张大众的权力，要求就是一人一票。
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越来越不可得兼，要真正给予大众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利益集团的经济自由。正因如此，资本扩张、经济全球化显然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如此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分配比例不断降低，生活日趋窘迫，在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地位不断下降。
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与矛盾，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政治，只有热闹的形式，而实质都集中到自由经济，各类大资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正是大众不满徒有虚表的民主形式，如此对投票选举的热情不断递减，对政党、政客的不满与日俱增，不仅有激烈言辞，而且更有激烈的行动，因此西方政权的合法性正面临危机。在美国，社会的左倾化与政治、经济精英的右倾化形成鲜明对照，民粹主义已经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跑了出来，如茶党的活跃，政治极端化倾向愈发严重。
民主在一国内正成为问题
说假话是政客的天职，民主政治也使政治假话、大话满天飞。政治家们为了选票，竭力讨好选民，如此牺牲后人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来满足、迎和大众，获取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大众花钱喜笑颜开，征税则愁眉苦脸。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结合，构筑起资本天堂。资本在国内操纵政权，在国际赚取财富。然而，私人财富的增加，越来越难以促成国家税收的增加。因为自由化、全球化使企业避税易如反掌。政府收入有限而支出无度，如此导致债务悬河越来越高，“拖”字诀下只有坐等决堤洪水淹没。
权钱勾结是市场经济条件抑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永恒主题。民主政治愈发代表集团利益，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在大众选举中，一张选票对某个选民来说，边际收益近乎于零，但是对于资本来说，积累单张选票可以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因此选票永远敌不过钞票，“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一元一票”，金主容易通过大众选举掌控被选举人，如此广泛形成了“为大众说话，为金主办事”的怪相与乱象。
民主政治使利益集团左右政府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如此政府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应对危机、突发事件的能力，越来越低。政治民主原本是穆迪、标普与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赋予AAA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标普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了美国国债的偿还风险。由此也显示，全球化下，危机关头，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而越来越成为制造或恶化问题的源头，成为问题的本身。
民主在世界正成为问题
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无一例外地将社会的力量、大众的力量、普通纳税人与投资者的力量，蔑视、挤压到极致，社会矛盾由此尖锐起来。当人民对政治的热情不断减退，对政党斗争日益厌恶，对选举政治日趋冷漠时，民主政治的光环便迅速退却。多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将民主政治当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一度要求跨国公司于海外投资时，承担推广自由、民主的责任。民主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霸权的工具。然而，几十年来，经由美国民主化改造的国家，绝大多数陷入一盘散沙抑或原子化的困境，民主化成为祸乱世界、制造社会分裂与国家动荡的根源。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任何人都不能把民主伪装成为完美、智慧的。实际上，民主可以说是最坏的政治形式，但是除了以前尝试过的其他政治形式。”
三、美式资本主义正走到了尽头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兴奋地断言：“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年轻的福山高兴得太早了，20年过去了，自由民主与（美式）资本主义的旗帜无可避免地滑落了。如今，我们不可以贻笑大方地预言 “这是历史的终结”，但是还是可以谨慎地说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社会基础出现结构性裂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增长成果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人的荷包。富者更富，穷者愈穷，中产阶层在停滞中不断萎缩。最富有的1‰（约30万）的收入与最贫穷的50%（约1.5亿）的总收入相当。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内的收入差距。
经济自由主义于全球扩张，使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愈发严重。有报告显示，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处于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近90%的世界财富。可以说，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东、北非动荡的重要原因。
两极分化加剧，中产阶层萎缩，使社会愈发对立。次贷危机爆发后，政府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拯救危机制造者——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但是另一方面不断削减直接关乎大众福利的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服务支出。这种情况显著地加剧了社会对立。美国国会两党围绕“提限、减赤”的激烈纷争，实际是美国社会在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愈发对立的一个折射与体现。
国民经济发生基础性失衡
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虚热实冷情形严重。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贡献却在40%以上。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这种头重脚轻的怪状必然不利于经济稳定。
国家债务超过资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富人倾向奢侈消费，总体边际消费递减，而穷人只能限额消费、借债消费。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年度支出普遍高于年度收入，习惯借债度日，寅吃卯粮。美国的债务累计55-75万亿美元，人均债务达到18-25万美元。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些发达债务国看不到能根本解决债务困境的希望。
在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中，“有毒资产”占比居高不下，甚或超过正常资产。作为“有毒资产”的制造者，美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国际货币基金前总裁卡恩认为，根据以前发生的120次银行危机的经验，不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经济复苏。
美元经济内外失衡。美国国债60%由美国人持有，40%由外国人持有。但是，美联储供给的美元只有30%在国内流通，而70%在国外流通。所以，美国的量化宽松，尽管实际效果（对美国实体经济）小，负面影响（美元贬值）大，但是负面影响大部分溢出到国际。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本质上要求动荡，只有动荡，才有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
美国霸权无可避免地衰败
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宗教国家”，“上帝赋予使命的国家”。建国伊始，美国精英们就在编制“美国梦”，标榜“奉上帝使命”，以建立“山上之城”，以便将上帝之光撒播世界。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是美国精英编制“美国梦”的主色调，赫然地写在美国高举的霸权旗帜上。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梦”是一个温馨、甜蜜、令人产生无限遐想或心驰神往的字眼。但现如今，无论是在自由经济还是民主政治方面，美国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那些追梦人还在梦境中陶醉时，不经意间，“美国梦”忽然破灭了，纯真被邪恶所取代，朴实被贪婪所取代。
霸权主义近乎将一切资源与资源流动附加上政治内涵，美国依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市场的流通内容，界定国际市场的范围，例如，对战略资源与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由此严重地扭曲了世界市场，使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秩序越来越缺乏效率。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借由霸权，实行不等价交换，甚至直接印刷美元纸张或发行美元电子符号，即可与其他国家的优质商品、服务进行交换。这种巧取豪夺，不劳而获，不仅使美国产业空洞化，而且令美国的先进性严重退化，积累起数以千万计的“废物公民”，完全依赖政府救济、保障为生。深入了解美国的人，一方面总会为其少数“上智”的精明而触动，另一方面无不为其庞大“下愚”的浑噩而震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几千年东方哲学睿智，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如何深切体会。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一度是美国确立起不同于传统荷兰、英国霸权道路的关键，为美利坚帝国赢得勃勃生机。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产业中心由底特律等中西部的制造业转移到东海岸的金融业和西海岸的信息业。在金融资本主导、华尔街全力操纵下，美国依旧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寻求一条金融扩张的道路。但是，金融扩张之路，是一条疯狂之路，也是一条死亡之路，历史上先后走上这条道路的荷兰和英国，最终都丧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今天美国华尔街的疯狂远非昔日的荷兰与英国可以比拟，这也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无法像荷兰与英国那么持久。现代金融本身就是一个泡沫制造剂，建立在泡沫基础上的美利坚帝国大厦，实质就是一个海市蜃楼而已。日出云开雾散，海市蜃楼注定要消失。因此，在历史长河中，美利坚帝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美国正面作用不断减少，负面效应不断增加
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又没有勇气搞社会主义，因此美国主导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无主义”也就是没有发展方向的危险境地。金融危机使投资者、机构、纳税人、政府乃至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无信任”令商品服务无法正常交易、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国家之间也难以有效合作。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G7（西方七国集团）心力交瘁，G20（20国集团）力量涣散，“金砖国家”有力无处使，世界正处于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时代。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世界经济的巨轮业已进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因此，国际金融长期持续动荡，世界经济长期持续低迷，资本主义长期持续衰退，美国霸权长期持续没落。
美国在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旗帜下，将国家债务、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搞到了不可持续的高度。2008年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逐渐平息了危机。但是，危机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而且在政治家们的裱糊下，焖烧得越来越旺。2011年7月底8月初，以美国两党“提限”、“减赤”政治纠纷以及标普降低美国主权评级为诱因，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的“上半场”进入“国家债务国际化”的“下半场”。美国定然会利用各种优势工具，将风险转移给世界，将危机转嫁给世界，将沉重债务负担抛给世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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