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第一章 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中)
西方制度困境与资本主义未来
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适应了一切形势的变化，包括科技巨变、经济危机、社会革命和世界大战的爆发，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神奇的适应力。资本主义生命力与适应力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好的自组织机制，使其具有丰富的弹性、极大的易变性，成功应对内在矛盾与外在挑战。盛极而衰是自然也是社会历史的规律。资本主义已经跨越了历史发展的巅峰，其灵活的微观经济基础与宏观政治架构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适应由它自己开启与推进的金融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发展，资本主义自组织机制日趋僵化、老化，面临着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困境。尽管资本主义气数未尽，但是好日子已经过去，迎接它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
多元社会制度困境——社会动荡或将长期持续
人、物颠倒
人是自然灵长、社会核心。人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健康的社会应是人贵物贱，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人理性、工业文明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尤其是将人的物欲极大化，最终导致人物异化，人贱物贵。因此，在现代西方社会，把物质需求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追求物质享受替代了营建人际和谐，成了人的本质特征。如此导致人与物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
物质至上必然带来拜金主义，强化个人主义，导致社会原子化、碎片化。“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和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马尔库塞语)。一个颠倒的社会、一个失去了灵魂的社会将难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投机、腐败、贩毒、黑手党等无良或犯罪活动日益猖撅。人、物颠倒应是西方社会制度陷入困境、也是西方系列制度困境的本源。
阶级对立
阶级是私有制社会的天然形态，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下，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被不断扩大。在20世纪最后30年，多达七成的美国人纯小时工资不是停滞就是不断下降;在20世纪最后20年，美国劳动者的平均生产率提高了22%，而他们的实际工资降低了8%。在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经济实现繁荣，但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却比1989年的水平降低了3%。
经济增长成果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人的荷包。最富有的1‰(约30万)的收入与最穷的50%(约1.5亿)的总收入相当。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内的收入差距。在社会两极分化过程中，中产阶级中在文化和经济上比较弱势的群体一直面临着被挤出的威胁，上流通道狭窄，下流情形严重，中产阶层因此坍塌，原有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打破，“M型”结构呈现，阶级对立日趋严重。“占领华尔街”是99%对1%的行动，被舆论渲染为“阶级战争”。
种族分化
种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竭力回避的敏感问题，但是也是一直存在而且日趋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西方悠长的殖民过程中，外来尤其是来自殖民地的移民不断增加，由此使母国社会结构悄然而最终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外来移民通常是携带本民族文化、宗教、语言、习俗集体迁移，结临而居，如纽约的哈莱姆、巴黎的拉库尔纳夫，这些地区远离“硅谷”、“金融城”那样先进、富裕、阳光，几乎成为肮脏、贫穷、阴暗的代名词。这样在诸多欧美城市，各种族、各阶层逐渐地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具体地说，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这些城市“马赛克”或曰“拼图”，不只是“城市伤疤”——贫民窟，更是犯罪的渊薮、动荡的温床。近年来，欧美不时暴发的城市骚乱，多半出自这些“马赛克”或“拼图”。
2008年金融大危机后，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实施“私人债务国家化”，如此使那些纵火的大机构、富人脱离险境，而令广大民众陷入水火。在日益严峻的主权债务重压下，美欧政府不是通过增加富人、企业税收，而是采用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的方式度过难关。如此，使得那些慵懒成性的群体、那些正不断被边缘的群体、那些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与低层的群体的日子愈发难过。这样，西班牙与葡萄牙国内的持续抗议、希腊与英国大规模骚乱、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现象陆续出现。社会动荡根植西方深层与广泛的社会矛盾，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寒，矛盾的解决理当旷日持久，如此西方社会动荡或将长期持续。里夫金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加剧与贫富之间分化的增大，正在为社会动荡和近代所未见的大规模的阶级战争制造前提条件，犯罪、暴力与小规模冲突正在扩大，并且发出了清楚的信号显示，在未来的年代它们将会日益加剧的趋势，一种新形式的野蛮在现代世界的墙垒外面等待着我们”。
通过修复，脱离困境——浴火重生的资本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起始，有很多表述，一说始于英国“圈地运动”;一说始于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一说始于美国独立战争与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不管哪种表述，反正到18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在美欧于政治经济方面奠定了广泛而稳固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三原色”即私有产权、谋利动机与自由企业[1]被普遍建立，同时也被社会普遍接受。
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大修[2]
以1815年英国威灵顿将军大败法皇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为转捩点，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快速向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散播。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与1854年废除《航海条例》、1848年欧洲革命为标志，盎格鲁的自由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主流被牢固确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大修，即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占据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统一的世界市场代替分割的国家与地区市场。在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居于统治地位，政府只有在维持公正、制定法律和保卫国家时才具有合法效力。
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空前繁荣，资本主义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直到1931年英国放弃黄金本位)，主导货币是以黄金为本位的英镑。世界经济史将这段时期的资本主义繁荣、金本位两者联系起来，普遍称这一时期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次大修
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对国内与国际社会的不公与分化产生影响，社会矛盾尖锐不可调和，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惨痛催生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929年资本主义体系内爆发空前经济危机，1931年英国放弃黄金本位，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实施新政，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新一轮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开始。这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次大修。
一战与大萧条相继而至，黄金本位废弃，全球贸易与工业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充斥的是因大规模失业而怒不可遏的民众，社会主义革命如火如荼，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资本主义风雨飘摇：要么变革，要么灭亡。以力挽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为使命的罗斯福，利用民主党在国会的压倒多数，赋予总统特殊乃致无上的权力——“软独裁”，大力推行“罗斯福新政”。
民主一度被资本主义吹捧得至高无上。但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存在必然矛盾。尤其是应对危机时刻，民主本身就是问题，是累赘。因此，易变灵活的资本主义往往与时俱进，必要时、非常时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民主。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获得了凌驾于议会与宪法之上的权力，当时全美富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正告读者，“一种温和的独裁将帮助我们渡过前面崎岖不平的道路”。《纽约先驱论坛报》直接呼吁“如有必要，我们支持独裁”。如此，便有了“将宪法用纸包裹起来”的说法而将民主束之高阁。
“新政”在罗斯福就职100天内推出，而绝大多数措施基本在3年时间内完成。多数措施，依照新古典经济学教条，完全是离经叛道，有的属于社会主义，如用霹雳手段推进社会财富与收入的二次分配，间接实施“均贫富”，节制资本;有的属于法西斯主义，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征召失业人员参军入伍;有的则归结于凯恩斯主义，举办公共工程，复兴产业。透视“罗斯福新政”，根本无意识形态壁垒，只有实用主义通衢。
“罗斯福新政”不仅挽救了美国资本主义，还通过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世界从德国法西斯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的威胁下抢救过来，挽救了世界资本主义。如此，有强力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代替了古典自由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盛行。
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次大修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挽救并振兴了资本主义。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地带，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经济停滞，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有强力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危机。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二人联手复辟了经济自由主义，以理性预期、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替代了凯恩斯主义。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保罗·沃尔克成为新一轮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思想理论家与政策实践者。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干预。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导致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常态，因此主张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自行稳定，积极干预经济是有害的，强调市场机制，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经济，主张“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里根政府甚至叫卖“将政府裁小到可以装在口袋里”。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在访问利用军事独裁推行自由主义的智利皮诺切特政府后，这样回答记者，“从个人主义出发，我喜欢自由的独裁政府，甚于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民主政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美英政府、其它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强力镇压工人活动，用“铁扫帚”清除左派运动。
美国以所谓“华盛顿共识”，凭借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国家强权，在世界推行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信息化于世界蔚为大观，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自由资本主义在世界推行提供新的便利。由此，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可谓一统天下，实现了弗朗西斯·福山所称的“历史终结”。
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次大修，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可以颠覆不破的真理和原则，也没有什么自由、民主所谓“普世价值”，它的灵活性与易变性的核心就是实用主义，就是借机行事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四次大修
2008年秋，雷曼兄弟破产，炸飞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繁荣幻象，金融海啸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肆虐。危机爆发后，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英美政府，再次抛弃意识形态的纠缠，不惜动用包括国有化(如对北岩银行、通用汽车公司等收归国有)等“极端的”社会主义措施，将私人机构债务国家化，由此逐渐平息了信贷危机。但是，由于引发危机的危险要素一个都没有解决，政客们的裱糊令危机持续闷烧与延烧，如此在疾风暴雨的金融大危机之后，是主权债务、银行、大宗商品价格、货币等近乎排队等候爆发的系列危机，国际金融加剧动荡，世界经济乱相纷呈。
国际金融大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不过是庞氏骗局，危机前几十年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不过是狂热的幻象。危机揭示，市场调节最大化、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模式宣告失败，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大失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但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正竭尽全力，拯救资本主义。拯救的基本哲学，依旧是实用主义。基本方向是，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气数已尽，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下一阶段趋于左转，由此要创造新的激励机制，把资本主义推向前进。基本做法是，吸取资本主义危机教训，过多依靠市场与过多政府干预都归于失败，因此政策选择必然是平衡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
资本主义的好日子已经过去，正进入跌跌撞撞的未来
西方俚语说：猫有九条命，资本主义这只已有250岁高龄的老猫气数未尽，垂而不死，还有活头。
资本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神奇的超强适应能力，就目前为止，适应了一切形势的变化，科技巨变、经济危机、社会革命和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是通过弯曲而不是断裂得以继续生存。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神奇的适应力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好的自组织机制，把市场调节机制、经济激励机制、企业竞争机制有效结合起来，使个体主动性、创造性与社会整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融合到一起，使资本主义具有丰富的弹性、极大的易变性，成功应对内在矛盾与外在挑战，使资本主义能够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政府权力与市场之间、一人一票与一元一票之间保持平衡，进而实现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
资本主义的自组织机制有着一个灵活的微观经济基础，包括可以不断更新的应用技术、劳动者的技能以及管理者的管理实践。如此，使资本主义保持很好的财富创造效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资本主义的自组织机制有着一个灵活的宏观政治架构，资本主义在每次遭遇重大变革时，总是经由政治变革——换人、换党、换政，作出新的政治决策，建立新的社会机构，进而构建新的激励机制，以应对变革。因此，民主政治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喘息空间，因此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好运总会到来”的秘诀。
例如：两级分化曾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可能引起阶级革命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资本主义自组织机制催生出“累进所得税”，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两极分化问题一度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社会矛盾由此得到很好的缓和。然而，征收所得税的政策，曾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遭到普遍反对，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征收所得税违反宪法。1909年英国首次施行所得税时，只有11.25%。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次修正案才正式批准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当时对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最高税率只有7%。但是，到“罗斯福新政”实施后，最高所得税率高达91%。“累进所得税”有效抑制两极分化、缓解社会矛盾，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充满活力与旺盛生命力，资本主义的自组织机制具有丰富弹性。如此，即便遭遇危机，生产力遭遇重大挫伤，在一定的周期内也能有效恢复。因此，乐观主义者据此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处于自我破坏的过程中，总是对自身进行再创造。这就是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现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生机勃勃的成长期，越过了上升阶段，如此资本主义的弹性、易变性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人才不愿从事自然科学，而是趋向金融与法律的学习、就业，科技创新的基础持续削弱，动力日益不足;劳动者与管理者因收入差距的拉大而矛盾日益激化。如此，资本主义自组织机制的灵活微观经济基础日趋薄弱、脆弱。而民主业已成为问题的本身，资本主义的自组织机制的灵活宏观政治架构，正趋于解构。
资本主义因为自组织机制日趋僵化、老化，已经失去敢于自我破坏的勇气，“太大而不能倒”集中反映出系统性风险使资本主义越来越输不起，“创造性破坏”不复存在。这样，在西方国家诞生了一种管理哲学——“一个被拖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了的问题”，如此经济、社会、政治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载体——主权国家政府越来越不堪重负，实用主义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例如：以艾伦·格林斯潘为代表最高管理者，为推迟“清算日”的到来，而不断制造泡沫，让那些半死不活的“僵尸”银行得以存续，危险因素越积越多，最终引爆了美国金融危机。
如今，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在于自组织机制的僵化、老化，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正失去方向。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又没有勇气搞社会主义，因此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个“无主义”也就是没有发展方向的危险境地。金融危机使投资者、机构、纳税人、政府乃至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无信任”令商品服务无法正常交易、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国家之间也难以有效合作。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G7心力交瘁，G20力量涣散，“金砖国家”有力无处使，世界正处于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时代。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世界经济的巨轮业已进入一个陌生水域，即无动力，无舵手，也无航海图。因此，国际金融持续动荡，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资本主义活力持续衰退，大众就业率及企业赢利水平持续低迷，势必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常态”，如此将会维持多年，甚至几十年。
资本主义危机有周期性因素，也有趋势性因素。周期性因素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尚可自我调节与自我完善，但是一些趋势性因素尤其是一些革命性、重大趋势性因素表明，资本主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革命性、重大趋势性因素主要包括：全球化、金融化与信息化所带来的深远变革、新兴市场群体性崛起带来国际格局的裂变、自由与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严重失灵、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不断失效。这些趋势性因素给资本主义提出深刻和全面挑战。
早在1974年的能源危机中，当时的沙特石油部长谢赫·扎基·亚马尼就提醒石油输出国组织不要太贪婪，“请记住，石器时代并不是因为石头不够用而宣告结束的。”笔者也来提示，资本主义时代也不是因为资本不够用而宣告结束的。
从金融危机看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
当今世界，高举自由资本主义大旗的自然是美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被学界称为“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与莱茵式资本主义(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称为当代世界两大资本主义模式。
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它崇尚极端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行最保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极力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多市场调节少政府干预，高效率少赋税，企业融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唯股东是从，唯赢利是图……这些概括虽难以穷尽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可勾勒其基本轮廓。
对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如今看来，这一“腐蚀性”力量，不仅腐蚀了华尔街，腐蚀了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更腐蚀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
次贷危机发生之初，美国官方固守自由主义信条，任由市场调节以解决资本主义失衡问题。在危机不断蔓延期间，政府犹抱琵琶半遮面，对是否介入市场举棋不定，对贝尔斯登与雷曼兄弟的“顾此失彼”就反映出当局投鼠忌器的复杂心态。但是，当危机随着市场信心的不断重挫而愈演愈烈时，美国政府在强大压力下大手笔介入市场，直至效法英国的国有化“极端”举措。由此，有不少经济学家大胆断言，美国政府大范围、大力度介入市场标志着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
人们不禁要问：长期以来美国鼓吹“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何眨眼间就轰然坍塌了呢?笔者认为，这与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紧密相关，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密切相关。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一大弊端是：群体的非理性。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在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的理性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他强调，“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是有原则的，是受到诚实信用、公正、公平等市场规则(法律、制度、规范)所制约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是古典自由主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跨越真理，哪怕只有半步，也会使真理变成谬误。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不只是“半步”，而是“一大步”。新自由主义不断乃至无限夸大个人理性，主张极小化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极大化个人经济利益，认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社会现实反复表明，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带来群体的非理性。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缺少警察与缺乏适当监管的十字路口，拥堵往往容易出现。道理很简单，每位驾驶者都按照自身的逻辑争取在最佳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在这里，个人理性的集合，完全有可能形成整体非理性的无政府状态。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不断强调个人理性(为了个人、眼前的经济利益)，才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金融灾难。在美国引领下，各个国家的个体理性导致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困难，多边体制式微，“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如今，金融危机呼啸而至，各国都在力求自保，各扫门前雪，这应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结出的国际苦果。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二大弊端是：自由的不对称性。近读报纸，有一题为《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的文章颇有味道：美国式自由，已经慢慢沦为乏医的自由(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接近第三世界水平;婴儿死亡率世界倒数第29名)、饥饿的自由(救济粮券长期存在，2007年增至2600多万人)、流浪的自由(无家可归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万，最近因危机激增)、赤贫的自由(有近3成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线的8成以下)、暴力的自由(2006年底美国有720万人坐牢或获假释，即31个成年人便有1个在服刑，居世界之最)。
在美式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是富人的自由。资本与富人的完美结合就是银行家，因此美式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银行家的自由，是华尔街的自由。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与力量制衡，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成功冒险，获取巨大收益。作为职业经理，作为美国政治的后台老板，他们无论在机构还是国家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解释者，他们为自己安排了“黄金降落伞”，即使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失而使自己所服务机构出现严重亏损，他们也可以在离职时拿到丰厚的“补偿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所折射出的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反衬出美式自由的不对称性与虚伪性。
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三大弊端是：“无形之手”的危险性。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能够进行自我纠偏，认定市场的“无形之手”要远好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极力主张社会经济任由市场进行调节，反对政府干预。但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市场垄断出现，经济自然呈现两极分化，经济分化带来社会分裂与政治对立，危及经济与社会繁荣。而这恰恰是与自由资本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相反的结果。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提高，市场自我纠偏的代价越来越大，这种依靠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乃至出现经济金融严重危机来进行纠偏的剧烈调节方式，已经成为一国社会、政治难以承受之重。而且“无形之手”作用下的“市场失灵”越来越频繁，投资者与消费者在持续打击下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弱，金融市场震荡越来越剧烈。
自由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一直反对政府的“有形之手”替代市场的“无形之手”，但是有趣的是，它却热烈欢迎政府以“有形之手”来维护“无形之手”，包括削减社会保障与福利、削弱工会与减少对劳工市场的保护等等，以维护资本、富人的利益。代表金融寡头的美国政府，在里根当政时期就曾对工会罢工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博得资本与富人的支持与喝彩。
如今，金融危机不仅重伤美国，而且波及全球，“隐形之手”失败了，华尔街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美国吞下了自己生产的苦果。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意味着美国民主价值的终结，那么，此次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国有化”救市举措则清楚显示，美国自由价值的大旗已经从旗杆上滑落。多年来美国不惜侵犯别国主权、违背别国意愿而大力推行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问题多矣!
(待续)
注释
[1]西方诸多经济学教科书如是说，其实，自由企业制度其实到19世纪后半期才逐渐确立。
[2]有关资本主义的前三次大修复请参见【英】阿纳托莱·卡列茨基著《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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