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第二章 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中）连载7
防止企业利益膨胀
现代国家通常存在或潜在三大力量：政治力量(或曰权力)、社会力量(或曰民力)与市场力量(或曰钱力)。从世界经验来看，那些治理比较成功的国家——兼顾经济效率、社会正义、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状态。但是，在三大力量中，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或资本的力量，始终有超越政治与社会力量制约、成为垄断或独占一切的力量的强烈倾向，收买政府与媒体，腐蚀权力与奴役民力，成为不仅控制市场、控制经济，还要控制社会、控制政府乃至控制国家的“公司帝国”。
“公司帝国”崛起
企业核心是资本，多年来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渲染下，人们往往只关注资本作为“好东西”的一面，而忽略作为“坏东西”的另一面。资本有一个与生俱来、永不改变的习性，用经济学语言表达即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此，在马克思这一伟大理论家那里，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不只是一般的坏东西，简直就是一种罪恶。作为资本的载体，企业当然难有什么好名声。
资本的贪婪与无畏，使企业具有超越一切约束、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强烈动机。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不同阶段的企业所代表或凝聚的力量是不同的。在中国古代与欧洲近代，企业都是官办或政府特许，代表政府利益或直接为政府谋利。在古代中国，官营盐铁机构持续2000多年。在近代欧美，英国皇家的东印度公司、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公司、美国的国民银行等都是这类企业代表。这时的企业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性或公众机构。由于社会力量不断发育成长，民间要求分享企业经营权利的呼声不断高涨。如此，官督民办的企业越来越多，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就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企业。
在美国，随着“强盗贵族”(商业巨子的别号)的出现，资本对权力尤其是治权的腐蚀越来越大。“强盗贵族”利用联邦体制的漏洞，以及州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展开了向政府夺权的运动，通过在各州大耍“抢凳子”游戏，争取并巩固对企业越来越多的利益，最终让国家法律甚至是宪法赋予企业和自然人一样的权益——“企业法人”。从此，资本就完全“站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被私有化，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出现。因此，现代企业是一种法律产物，一种政治产物，根本不存在与自然界的某种必然联系。“强盗贵族”与其给养的学者及其所操控的舆论，编织与宣传的“自由企业制度”，即一种可以自由经营而且是与生俱来的私人产业，完全是一种谎言。
随着资本力量不断成长，企业在积累与兼并中不断壮大，逐渐异化成为与社会、政府抗衡的力量，甚至成为一个个富可敌国、强可役国、关键时刻还可以灭国的经济尤物，成为没有边界的“公司帝国”。“公司帝国”不仅有强大的组织力，强大的竞争力，还有强大的渗透力与强大的战斗力，对内实行集权统治，对外实行经济扩张。这就是普通民众可以随意批评、咒骂甚至控告他们的政府，但是企业员工绝对不可以非议他们的老板的原因。对主权国家的扩张，整个世界普遍心存芥蒂、严加防范;对“公司帝国”的扩张，越来越多的政府却给予红地毯、镁光灯以热烈欢迎。
当今世界资源主要以主权国家划界，政府代表国家掌握最多资源，而不受监管或监管不严的“权力最易于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因此，钱力扩张，第一个要征服的就是政府。现代西方民主设计的实质就是“钱袋子”的较量，大企业、大资本通过股权交叉或经理人相互委派等，形成资本联姻或企业联盟，如此强强联合，使“公司帝国”势力无所不在，行动无所不能，攻坚无所不克，经由代理人与旋转门体制，最终俘虏了政府。
上世纪30年代，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的贪婪直接导致了世纪“大萧条”。罗斯福总统以此为契机，向以大企业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宣战，开启了影响久远的“罗斯福新政”，如此给美国带来了持续30年的繁荣。但是，资本突破权力的束缚一刻都没有停止。在“公司帝国”与“强盗贵族”的持续努力下，政府不断变小，企业则持续坐大。权钱同流，政商合污。在美国有一个说法，“你不可能知道政府的界线在哪里结束，洛克希德的势力从哪里开始。”小政府在大企业与大资本面前，越来越没有脾气，被公众高度期待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之类的法律往往无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早已成为“银样镴枪头”。
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大、最标榜民主的国家，早就实行着大企业的绝对统治，政府成为大资本的玩偶。而那些热烈拥抱全球化、膜拜资本的国家，无一不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公司帝国”的附庸。由跨国企业积极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明显伴生物，即腐败全球化。在自由竞争时代，“无形的手”背后是质优价廉的商品供求。而“公司帝国”推进的全球化时代，所谓“无形的手”后面则是污浊的钱权交易。“公司帝国”钱力无边，用钱开道，一个个糖衣裹着的炮弹，不是核弹，胜似核弹——回扣、奖金、版税、出国旅游、色情服务等等——将东道国相关高官、高管炸个人仰马翻，一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涉外经济部门，成建制地被跨国企业的钱力俘虏。如此，整个世界掀起了对外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热潮。
1876年美国总统海斯曾这样批评道：“这是一个企业有、企业治、企业享的政府”。在全球化盛行的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块净土能够逃脱“公司帝国”的染指。大企业业已成为封地遍及全球的领主，21世纪的全球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有、跨国公司治、跨国公司享的世界。一切政治家、社会精英、优秀学者纷纷屈从企业，向金钱磕头鞠躬，时时处处留心生怕没有跟随“公司帝国”这一吹笛者的节奏起舞。
企业在为善，也在作恶
现代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当今中国财富创造、就业增加、经济增长、社会繁荣都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活跃于中国市场舞台的主要有三类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分天下。中国在关注企业积极面的同时，也应关注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消极面，更应区分三类企业各自的消极面，如此更能准确地了解企业，使企业更好地为消费者、社会与国家服务。
损害消费者利益。作为生产者、经营者的企业，其产品与服务最终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能成为消费品，才能实现盈利，获得利润。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消费者一度被尊崇为上帝。但是，随着市场条件的改变，随着钱力取得对权力、民力的相对优势，消费者利益不断受到企业的侵害，消费者协会诞生与愈发忙碌，恰恰表明消费者在与企业的漫长博弈中愈发处于不利地位。
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类企业作为以赢利为目标的市场主体，都在不同程度地侵害着消费者的利益。长期以来，中国消费者饱受“假冒伪劣”之苦，这些产品与服务绝大多数是由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而大企业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极大地约束了中小企业创新，使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减少。大企业通过技术、产品差异化、市场份额的垄断，操纵产品与服务价格，劫掠消费者的钱包。近些年来，毒奶粉、毒牙膏、毒食品等各类“毒品”层出不穷，“迷你债券”等金融欺诈屡屡发生，保险公司笑脸收钱与绷脸赔付久治不愈，与国际接轨的油价只涨不跌、境外国际话费比国内话费还要便宜之怪相长期存在，……，企业无良行为持续甚至变本加厉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
损害劳工利益。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企业通过将劳动者、资本、技术、设备有机结合，有效整合，更有效率地生产财富。在原来的国有企业中，厂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国企改革后，高级经理与一般员工的地位迄今没有发生质变。国有企业吸纳社会就业有限，但是一旦进入，基本又是“铁饭碗”。非公有制企业的组织结构，决定了资本的代理或代表者往往处于强势，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更多的利益，分享更多的利润。劳动者的境况不仅难以改观，而且每况愈下，被“经济人”的资方长期当做“经济动物”对待，成为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属于过去或未来的人”。
在众多外资与民营企业，资方可以像对待一次性筷子那样随意处置劳工，明明是出于增加利润、减少社会责任的私利，却打出要应对日益激烈竞争的幌子。在美国，1980年里根发动自由主义革命时，企业总裁的收入是一般劳工的43倍，到2005年则提高到411倍，与此同时，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却不断降低，由原来的91%降至35%。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使众多企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对劳工的盘剥比美国更加严重，长期将劳工强压在最低基本保障线。报道显示，珠江三角洲在经济繁荣20多年间，打工仔的工资基本未变。劳资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矛盾)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富士康事件”就是这一矛盾最清晰的折射。
损害社会利益。国有企业原本就是企业与社会一体化，在政府直接领导下，实现企业办社会，企业不仅关注经济效益，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建立新型共同体。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引进西方会计准则，抛弃社会效益，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且更关注眼前的会计利润，将国企推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同时也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离”的手术台。如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于“利润第一”的目的，与外资和民营企业短兵相接，甚至参与地产炒作与热衷房产开发，损害社会利益。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企业成本外部化，经济成本社会化，想方设法逃避或减轻社会责任，甚至抛弃道德底线，保持无度贪婪。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商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自身利润水平，早就给了“私有产权”企业的责任以最清晰的注解。
如此，企业生产排放“三废”污染四周，假冒伪劣经营危害邻里，而且无良企业产品与服务所及，都会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优良社区不只是工作者的栖息地，经济人的心灵港湾，更是平等人际交往的场所。在发达国家，企业要为社区建设发展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家乐福、沃尔玛等巨型超市设点经营都必须远离社区，以保护随叫随到的便利店，保护社区文化。但是，在中国，政府往往将商业黄金地段让与家乐福、沃尔玛等巨型超市。研究显示，这些巨型超市每开设一个分店，其周围很快出现“三公里死亡地带”，而每增加1人就业会导致3人失业，给社区健康发展以毁灭打击。正是在大企业的冲击下，城市社区逐一解体，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持续缩小，但是心理距离不断扩大，社会风气日益沉沦。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GDP与企业利润不断刷新的同时，资源遭遇破坏，环境不断恶化，“绿水青山”转换成为企业的“金山银山”。现代企业所及，大众所能见的到是作为饭店的“香格里拉”，罕见可以激荡心灵的真正的“香格里拉”。
损害政府利益。不同类型的企业所集中的动能不同，但是能够损害政府利益(关键是税收和形象)的主要是大企业。过去企业有很多很多借以炫耀的业绩，如今对很多大企业而言，税收是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可以炫耀的贡献。在中国，由于政府为GDP政绩而持续不断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献媚，长期用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甚至是“廉价主权”(超国民待遇)来讨好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持续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法转移利润，对政府税收的贡献增速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政府因企业破坏环境、损害劳动者生命健康等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收支相抵，政府正在得不偿失。
更为严重的是，大企业借用钱力，收买官员，俘虏政府，从而使政府的权力与职能发生异化，从监督制约资本，蜕变成为资本鞍前马后。政府的权力基础是大众，是本国人民，当政府与资本越来越近时，自然与社会越来越远;与企业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民众越来越远;与跨国公司越来越近时，自然与民族资本越来越远。如此，从长期来看，必然侵蚀政府的权力基础，加剧政权安全风险。
损害国家利益。企业俘虏了政府，政府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献媚，损害的不仅是政府治权，更有国家主权。长期以来，在华外资企业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要扩大开放很快就有“进一步提高中国开放水平”。外资企业利用垄断利润，或建立“胡士泰般”利益共同体，搜集中国商业机密，深挖中国经济墙角;或发展“郭京毅们”作为代理，直接影响政府政策乃至国家立法的制定，使外资企业利益政策化、法律化。《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直销管理条例》、“在华注册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等相关形形色色的法律政策，映射的不只是一般经济利益的流失，政府信誉的丧失，更有国家主权被侵蚀。
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垄断企业从来不会忘记，一手硬，一手软;一手大棒，一手美钞。在中美洲、非洲等一些中小国家，跨国垄断企业在操纵舆论、行使贿赂等手段失效或低效时，往往不假思索地使用军事手段，如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策动的系列“香蕉战争”。在美国同中美洲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中，跨国公司的管理者被视为“高等质量的人”，不仅拥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而且在人员与商品自由流动、资本和利润自由流转等方面拥有特权。中美洲国家不得向跨国公司提出任何要求，政府不能惩罚其行贿受贿行为，不能提出跨国公司不喜欢的公共政策，审计部门不能涉及跨国公司的合同，还要保护它们所享有的特权远远超过本国居民。如果中国在“该亮都亮了，不该亮的也亮了”的情形下，还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任由跨国公司在华肆意扩张，谁能保证，中美洲国家的今天不是中国的明天?
明确企业“三军”的地位与作用
“大政府”的权力设计本来是用来制衡资本的，以免大企业欺压小百姓，但是政府越来越多地被大企业俘虏，不仅未能制衡资本，反而成为资本的随扈乃至帮凶。作为重要监督力量的媒体，越来越多地被大企业渗透与操纵，非政府组织或大众基本权益被亲善资本的政府压制，这样社会力量无力也无心制衡资本，反而越发积聚对政府的不满，形成与政府的对立。如此，在当今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力量来制衡资本的力量，大企业在迅速走向“公司帝国”。
有学者坦言：“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受到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得到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政府与企业的联姻铸就的是虚假的繁荣，政府与跨国公司的联姻更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暂错觉与幻觉。在中国，正是这种联姻，前者导致权贵资本的猖獗，后者导致买办势力的肆虐。大众利益被不断侵蚀，政府的权力基础被不断侵蚀。而且钱力与权力交织，企业可以轻松寻租，获取高额利润，如此不思进取，疏于创新，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政府公关上，用于构建钱权共同体上，长此以往，必然会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
不同性质类别的企业所包含的势能不同。跨国公司以强大的钱力、完美的贿赂技巧、软硬兼施的公关策略，使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难以招架，并由此编织了一个广泛、深厚、密致的人脉。多年来，跨国公司表象一贯光鲜靓丽，但是暗中不断逃避社会责任，蔑视中国法律，肆意派送糖衣炮弹，俘虏一个又一个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政府的权威正在不断被腐蚀，公共职能在迅速萎缩，甚至严重错位，终日为跨国公司尽心竭力，殚精竭虑。国内有那么一个城市，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搞一个莫名其妙的“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名义上是利用外资、外脑，实际近年来越来越明显地为外资、外脑所用，一直兢兢业业为跨国公司服务，并对此津津乐道。
与跨国公司相比较，民族资本的那些危害与风险不足一提。在华外资企业尤其是巨型跨国公司，一般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技术专利、优良的经营管理、系统的营销网络、长期坐拥“超国民待遇”以及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等诸多优势资源，使诸多民营企业难以望其项背，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一环，获取比例最小的利润，但是承担最大风险和压力。跨国公司不仅俘虏了一个又一个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还通过持股直接控制或以广告间接诱导一个又一个境内媒体，如著名的XX报系以及一些门户网站，36小时即可炒热某一似是而非的话题(如“国进民退”、“宝马撞人”、“普世价值”等等)，由此操纵国内社会舆论，诱导大众思维，损害政党形象，影响政府决策。
正是在跨国公司的持续强大攻势下，有关政府与媒体向国际资本投降，向跨国公司膜拜。让国有企业为外资企业腾出阳光下地盘，强行实施定向破产，如此不仅导致国有资本江河日下，也使民族资本的依附性越来越大，发展空间日益狭窄。正因如此，近年来，特别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国内有关节制资本的呼声越来越高。
所谓“节制资本”是指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节制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节制资本与权力联姻。“节制资本”是个老话题，但是常说常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也是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先生一方面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又主张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先生认为，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民生主义之要义，即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样既能“防资本家垄断之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
在全球化起伏跌宕、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似乎越来越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努力“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为此，必须要节制跨国垄断资本，使外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雇佣军”而不是“侵略军”;要痛下决心摘除“权贵资本”这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毒瘤，维护与强大国家垄断资本，使国有企业长期保持中国经济的“主力军”地位，成为正面狙击跨国垄断资本“侵略军”的“主力军”;要千方百计遏制“买办资本”，努力帮扶民族资本，在“主力军”的掩护与呵护下，尽快摆脱跨国垄断资本的附庸，尽快独立、成长、壮大，成为中国经济中守法律、讲道德、有社会责任的“生力军”。
“资本天堂”应该终结
资本是个复杂的东西。就一般经济视角看，是一类资源、生产要素，应当是个好东西;从人文视角看，绝对是个坏东西，著名作家狄更斯笔下那个“悲惨世界”就是资本肆虐的世界;从政治视角，可能是个好东西，也可能是个坏东西，权钱历来都是“孪生兄弟”，人民政府可以用钱给大众办好事，腐败政府则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资本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原始资本来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岂止是一般的坏东西，实质就是一种罪恶。垄断资本恰如洪水猛兽，但是若有效掌握在政府与国家手中，也可以“取那善果，避那恶果”，造福国家与大众;倘若掌握在私人手中，任由驰骋，则会奴役大众，危害国家，祸患无穷。
垄断资本——钱力无边
现代国家通常存在或潜在三大力量：政治力量(或曰权力)、社会力量(或曰民力)与市场力量(或曰钱力)。从世界经验来看，那些治理比较成功的国家——兼顾经济效率、社会正义、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种力量相对处于均衡状态。但是，但是，在三大力量中，最不老实的就是资本力量。资本有一个与生俱来、永不改变的动机，用经济学语言表达即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应是资本可爱也是可憎之处。就本质而言，资本是自私的、贪婪的、缺乏人性的。“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正是贪婪使得资本始终有超越政治与社会力量制约、成为独占或垄断一切力量的强烈冲动。
俘虏了政府。资本操纵政府由来已久，20世纪20年代美国前总统柯立芝的名言——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30年代，垄断资本的贪婪直接导致世纪“大萧条”。罗斯福总统以此为契机，向垄断资本宣战，让“太大而不能倒闭”成为“太大而不能存在”，开启了影响久远的“罗斯福新政”。但是，资本突破权力的束缚一刻都没有停止。资本通过向政客捐赠“软钱”，逐一俘虏了政客，量变引发质变，最后俘虏了政府。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大、“最民主”的国家，实行着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的绝对统治，政府成为资本的玩偶。由垄断资本积极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明显伴生物，即腐败全球化。垄断资本用钱力开道，一个个糖衣裹着的炮弹，不是核弹，胜似核弹，将东道国相关高官、高管炸个人仰马翻，一些国家一些政府尤其是涉外经济部门，成建制地被跨国垄断资本俘虏。因此，那些热烈拥抱全球化、膜拜资本的国家，无一不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跨国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的附庸。
征服了劳工。在私有制下，资本与劳工可谓“天敌”。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资本首先要驾驭、征服劳工，才有可能获得财富。资本征服劳工用心良苦，一是用“失业常态化”使劳工之间为有限的岗位而相互竞争;二是用所谓“滴漏效应”蛊惑人心，即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渗漏”方式，最终令大多数人实现富裕。很显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问题是在长期内“我们都死了”;三是操纵舆论，鼓吹“政府是问题的源泉”，民众自由与政府威权始终对立，而自然人的命运与企业法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将劳资矛盾转移为大众与政府的对立;四是必要时直接操纵政府压制劳工，上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政府通过对飞航管制人员工会的镇压，使劳工无法联合向资本挑战;五是鼓吹、推进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工资套利，通过生产转移、业务外包等，近乎一劳永逸地击垮工会，征服了劳工。
控制了媒体。媒体是社会舆论的一个重要载体，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大众思维，影响政府决策，在西方常被誉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但是，媒体原本就没有真正“独立”的，总是隶属于某类利益集团，或直接成为政府的喉舌。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利用其强大钱力，竭尽全力向媒体渗透，越来越多的媒体由此被直接控制或被间接影响，如此完全屏蔽了大众尤其是草根的声音。例如，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曾拥有英国报纸30%以上的发行量，旗下的报纸包括《太阳报》和《泰晤士报》，其读者群跨越各个阶层，保守党与工党甚至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都要向他示好，默多克由此被称为“幕后首相”。
垄断资本富可敌国，钱力无边。垄断资本及其给养的学者对外宣扬经济自由，但是在企业、公司内实现集权统治。所以，普通民众可以随意批评、咒骂甚至控告他们的政府，但是企业员工绝对不可以非议他们的老板。垄断资本不仅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强大的竞争力，还有强大的渗透力与强大的战斗力，对外实行扩张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公司帝国”，其势力无所不在，行动无所不能，攻坚无所不克。一切政治家、社会精英、优秀学者纷纷屈从资本，向金钱磕头鞠躬，时时处处留心生怕没有跟随“公司帝国”这一吹笛者的节奏起舞。
资本的扩张与嚣张
自古以来，中国商人都懂得，权钱结合之间必是奇货可居之处，权钱交易是实现发财致富的终南捷径。改革开放令中国逐渐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繁荣昌盛的时代，“一切向钱看，挣钱是一切”，如此也是一个“资本猖獗的时代”，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国家政治活动中越来越占据主动、有时甚至是主导地位。权钱联姻导致腐败猖獗。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精英们一次又一次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来剥夺无权状态的社会大多数，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这就是发展越快，收入差异越大的根本原因。
中国民族资本同样甚至更加贪婪。改革开放，在内外压力下，中国强行实行经济转型，很多资本通过深挖社会主义墙角而发家致富，或通过极大压低劳动者的报酬而实现积累，或通过钱权交易而实现壮大，因此中国的资本“原罪”色彩浓重，迄今蚕食国有资产、压低工人工资、权钱交易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近年来不断曝光的“黑砖窑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等，显示中国民族资本在原始积累阶段非常甚至更加贪婪。
中国民族资本同样甚至更加残酷。按照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工人的工资由维持劳动者自身生活所需、养儿育女所需与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所需三部分构成。但是，在中国资本长期雇用廉价的农民工，其工资并不包括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所需(子女生长、教育在农村)，以及受教育及训练的费用，将工资报酬长期重压在最低水平线。在繁荣的珠江三角，农民工的工资曾几十年没有什么变化。
中国民族资本不道德而且愈发嚣张。2010年，腾讯和360之争，表面看来是两家科技公司为市场而争夺，其实质就是资本间为利润而争夺，在这一争夺过程中，丝毫没有顾及消费者的利益。中央政府实施经济宏观调控，指令刚刚颁布，房地产商立即纠集专家、学家、媒体与官员，丝毫不用隐藏“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向中央政府叫板，蔑视政府权威，蔑视大众权益。
即便如此，与跨国垄断资本相比，中国民族资本的贪婪与嚣张其实是“小巫见大巫”。不同的资本所包含的势能是不同的，跨国垄断资本因为在资金实力、专利技术、经营管理、政府公关、政治渗透、贿赂腐败等诸多方面占据优势，其嚣张度与扩张力更是难以言表与形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跨国垄断资本对中国政府的腐蚀愈发严重，不仅长期雇佣诸如“郭京毅”这样官员，而且相关官员背后的部门，往往也成建制地被拖下水。中国企业发债需要外资补充审计(见《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2001年);专门为外资企业而开放中国直销市场(见《直销管理条例》，2005年);中国境内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见《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06年);等等政策法规，充满对本土资本与机构的歧视，谁也不会想到，颁布这些政策法规的竟然是中国的政府部门。
Google公司2005年进入中国，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纳税证明，没有银行账户，就开始在中国收钱，逃了四五年的税。此外，有关该公司的色情门、地图门、版权门、辱华门等等臭不可闻，对抗中国政府、无视中国法律、蔑视中国大众等等劣迹斑斑，一个典型的“西方恶霸”。最终因业绩不好而退出中国，却借机狠狠咬了中国一口。近来，Google似乎信心满满，搞定中国相关部门，杀回中国市场。
汇丰银行，一个以殖民地香港、半殖民地中国起家的英国银行，配合英帝国侵略扩张，对中国做了无数坏事和丑事。新中国诞生之际，汇丰把在大陆全部业务移到香港;在香港收回主权之前，又将总部搬到英国。多年来，汇丰与高盛等金融大鳄一样，成为中国一些高官与高管的“座上客”，并在幕后操纵某“爱港爱国”人士，在中国大肆进行地产开发，赚取无数钱财。更为“离奇”的是，汇丰不动声色，略施巧计，就将一个多年来得到政府全力支持的“中国平安集团”收入囊中，并且依旧打着“中国”的旗帜，向13亿中国人竖下中指。荒唐可笑的是，我们一些可爱的财经官员，至今还将这个“平安集团”当成中国的，而且还以国有企业“礼遇”。
中国：跨国垄断资本的天堂
多年来，中国为了经济建设、GDP增长，长期用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甚至是“廉价主权”(超国民待遇)换取资本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的青睐，在珠江三角的东莞市某镇，甚至特许开辟红灯区，将中国最年轻美貌的姑娘，供国际资本享用。在华资本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要深入经济腹地很快就有“进一步提高中国开放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乐土，跨国垄断资本的人间天堂。
全球化经营。多年来，中国以“在华外资企业即是中国企业”的实际操作手法、给予“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主动将自己绑缚到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产业链。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独立而完善的工业体系迅速解体，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国际分工的一个环节，成为世界的贴牌加工厂。
全环节利润。依照国际经验，在完善的“产品——商品——消费品”流程，各环节实现利润基本一致。中国偏执“大制造”、“小流通”与“低消费”，而将丰厚流通、零售利润奉送给跨国垄断资本，任由联合包裹、三井商社等外资物流企业在华驰骋，放任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零售巨头在华跑马圈地。然而，中国的“大制造”获取的是“低利润”，“中国制造”出口平均利润率仅为5%。在华跨国垄断资本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了从研发、投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产业链条，因此可以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法，轻易获取垄断利润。
全市场覆盖。“苍蝇不叮无缝蛋”，但是跨国垄断资本有着“水银泻地”般的渗透力。当今中国，只要是引进市场化的行业，都能隐约见到跨国垄断资本的魅影。在“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领域，跨国粮商的经营面面俱到，不仅研发、种子，还有农药、化肥，以及各类农产品与食品成品销售;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相关工业品，做金融投资，做地产投资。这种多样化经营，既可降低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相互呼应，操纵市场，如利用期货市场打击现货市场，或利用现货市场影响期货市场。
全方位控制。跨国垄断资本的本质特征就是要垄断，要独占，要控制，而且是全方位控制。跨国垄断资本通过资金、技术专利、经营管理、系统营销、“超国民待遇”等诸多优势，使诸多民营资本成为自己的附庸，成为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一环。在华跨国垄断资本不仅俘虏了一个又一个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还通过持股直接控制或以广告间接诱导一个又一个境内媒体，如著名的XX报系以及一些门户网站，36小时即可炒热某一话题，由此操纵国内社会舆论，影响大众思维与政府决策。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垄断资本长期以来，不断通过舆论、学术、高等教育等渠道，用自由主义来刷新中国人的思想，帮助中国培育出大批信奉“华盛顿共识”的人才，以此来引导、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影响、甚至要控制政府决策乃至立法，制定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与法律。
因此，必须节制资本，尤其是要节制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化起伏跌宕、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似乎越来越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驾驭而不是放任垄断资本，努力“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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