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论》解说-第一章解说第一节)
第一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首先指出他自己执笔写《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的时期和费尔巴哈本人进行理论活动的时期，在时间上虽然距离不算太远，但是这两个时期的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的。
为什么说这两个时期在时间上距离不算太远呢?因为费尔巴哈进行理论活动的时期主要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上半期，他的一些主要著作都是在1840年前后写作的。例如，他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是在1839年写的，《基督教的本质》是在1841年写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是在1842年写的，《未来哲学原理》是在1843年写的，《宗教的本质》是在1845年写的。而恩格斯执笔写《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时期，却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下半期，即1886年。这两个时期相隔不过四十多年，所以不能说在时间上是距离很久了。
为什么说这两个时期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呢?我们知道，1848年的时候，欧洲各国普遍爆发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国都纷纷掀起了革命的浪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亲身参加了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共产党宣言》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就是在这次革命爆发的前夜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就是在这次革命失败以后，作为从理论上总结这次革命斗争经验而写出的。费尔巴哈所处的时期是1848年，即1848年革命以前为革命作准备的时期，这个时候革命还没有爆发，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产生。而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则是1886年革命以后，革命遭到失败的时期，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革命还在继续。由此看来，这两个时期的情况的确是大不相同的。
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指恩格斯在这里准备评论的著作，即丹麦哲学家、社会学家施达克博士在1885年所写的《费尔巴哈》这本小册子。“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时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施达克所写的这本《费尔巴哈》把我们带回到了费尔巴哈本人生活和理论活动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说距我们不过一代之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费尔巴哈本人生活和理论活动的时期，距离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当时，不过四十多年的光景，即不过一代人之久。“但它对于德国现在的一代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费尔巴哈生活、进行理论活动的时期和恩格斯当时写这部著作的时期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革命前的时期，一个是革命后的时期。在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里，人们回头去看革命前德国的情况，自然要觉得十分陌生了。
那末，1848年革命前德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章和这本书的内容，我们把德国革命前的历史条件，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比起欧洲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还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国家。英国早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时候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成为当时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法国在十八世纪末的时候，也发生了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经过这次革命，封建制度遭到了彻底的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德国的政权还是掌握在封建贵族的手里，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国内仍然占居着统治地位。封建的地主所有制、农奴制的残余，城市中的行会制仍大量存在。这个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之中。1815年以前德国境内大约有三百六十个左右由贵族统治的独立王国，1815年以后，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把原来三百六十个左右的独立王国改为由三十八个大大小小封建王国组成的“德意志联邦”。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税卡、货币和度量衡制度。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严重的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在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已经象雨后春笋一样地蓬勃发展起来了，那末德国当时的工业还是非常落后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在德国手工业的生产还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大工业的生产还处于萌芽的状态之中，而且这个大工业的萌芽，由于受到国内封建生产关系和外国资本竞争的影响，它的发展还是极其缓慢的。
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当时的情况时指出：“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雕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就提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封建割据，实现德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那末，这时候德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怎样呢?德国的农民阶级虽然身受封建制度的压迫，但是由于农民本身阶级的局限性，它不可能独立地完成消灭封建、统一德国的这项历史任务。德国的工人阶级又刚刚诞生不久，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这次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至于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仅经济上还不成熟，而且政治上也不坚强。它们并没有把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因此，德国资产阶级也没能成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力量。
在这次(1848年革命)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有一部分有远见的封建统治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德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就企图试行一些不彻底的改革。例如，1807年大臣斯太因曾经在形式上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他同时还规定：在农民赎身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以前的一切义务仍要负担)。1811年普鲁士也颁布了一条敕令，允许农民赎地和赎免其他封建劳役等。但是，就是这些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改革，以后由于统治阶级中反动势力的抗拒，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尽管如此，那些已经被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吓软了腿的德国资产阶级，这时就离开了人民，离开了革命，并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些封建“改革者”的身上，而与封建贵族结成了联盟。
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就使德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循着改良主义的道路来完成的，即通过农民的破产和贫困的道路，通过地主经济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通过农民身受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两重压迫的道路来完成的。列宁根据德国的这种情况，就把这种改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叫作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以上就是1848年革命前德国的简况。
第二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通过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和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对比，说明了黑格尔哲学的反动本质。
恩格斯指出，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虽然也和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哲学一样，都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哲学，却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是唯心主义的;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反动的。
我们知道，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是一个彻底革命的阶级，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对一切特权和骄横，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领导着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向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决定了法国资产阶级哲学的革命性。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革命者和无神论者，他们进行了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宗教教会和一切反动封建思想的斗争。正因为如此，他们都遭到了政府和教会方面的重重迫害。例如，为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的哲学家伏尔泰，就因为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教会和封建制度而遭到了统治者的种种迫害。伏尔泰在很年青的时候就因为他早期的诗篇，曾经被监禁在法国最大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监狱中。以后法国统治者还烧毁了他的著作，并禁止他住在法国，这使他在一生中不得不数次逃亡到英国等其他国家去。伏尔泰死后教会和贵族还不允许把他的尸体埋葬在巴黎。革命后，他的骨灰被搬到了“伟人合祀祠”中，但1814年反动派在法国暂时取得胜利的时候，又把他的骨灰抛到垃圾坑中去了。
不仅伏尔泰的遭遇如此，就是其他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遭遇也是如此。例如，拉美特利的著作《人是机器》就是用匿名发表的。以后他的著作不仅被统治者焚毁了，就是他本人也因遭到迫害而逃亡到荷兰去了。狄得罗、霍尔巴哈等“百科全书派”也同样遭到了法国统治者的迫害和监禁。1759年政府禁止了《百科全书》;烧尽了狄得罗和霍尔巴哈的文集。
因此，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哲学家的遭遇时才指出：“法国人和一切官方学术，和教会，常常也和国家公开作战;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时常被送进巴士底监狱里去。”
至于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德国资产阶级按其阶级本性来说是要求推翻封建统治和废除农奴制度的，是希望制定宪法和建立统一国家的。这种希望和要求在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学说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很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都称赞了法国的革命，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在德国发展的必然性。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把当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康德哲学，评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由此可见，德国的资产阶级在最初的时候还是有其革命的、进步的一面。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也还有它软弱的、保守的一面。
我们知道，德国当时的政权和土地仍然掌握在封建贵族的手里，德国资产阶级既不掌握经济命脉，又没有政治权力。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是根本没有力量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此外，我们还应当知道，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是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也爆发了，德国国内的工农革命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因此，这些最初还是同情法国大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当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剧烈，尤其是发展到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实行雅克宾专政，开始革命恐怖的时候，它们就由法国革命的同情者变为法国革命的反对者了。这些原来还是要求革命、希望统一的德国资产阶级，当国内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以后，它们就被革命的风暴吓破了肝胆，害怕工人阶级会在革命运动中壮大起来，掉转枪头向资产阶级开火。因此，它们就变成完全反动的阶级了。它们向封建势力妥协与贵族王公结成联盟，反对人民、反对革命，放弃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一句话，当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以后，德国资产阶级就变得越来越反动了。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揭露德国资产阶级这种反革命的实质时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软弱、畏缩、缓慢，以致当它敌对着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它已经是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对峙了。它不仅看见了自己后边有一个阶级是对它持敌视态度的，而且看见了自己面前有整个欧洲都是对它持敌视态度的。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不曾是一个代表着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是旧国家的一个底层，这个底层并没有为自己打通道路，而是被地震力量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咕噜，在下层面前战栗，对前后两者都持着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这种利己主义态度;对于保守派说来是革命的，而对于革命派说来则是保守的;……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主动性，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朝夕遭受咒诅的老头子，……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完全衰颓不堪，——这便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容。”马克思还指出：这个令人痛恨的老头子却要为自己晚年的利益着想，而领导年轻力壮的群众的初次发动。所以这些眼界狭小、胆小如鼠的德国资产阶级，根本不想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用革命的方法去消灭封建制度，相反，他们却企图和封建贵族勾结起来，去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动性。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不但不是革命者，而且还用自己的哲学为德国当时的现存制度作辩护，为威廉第三的普鲁士王国作论证。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不仅没有遭到任何迫害，反而得到了德国反动政府的支持。例如，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卢格、鲍威尔等都被普鲁士王国委派为大学的教授、讲师来教育青年。黑格尔由于歌颂普鲁士王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在文化大臣阿尔腾斯坦和枢密官叔尔茨的支持下，他的哲学被抬高到了普鲁士王国国家哲学的地位，他的著作也成为当时高等学校中的法定教科书了。
在这一段的最后，恩格斯指出：这个被抬高到普鲁士王国国家哲学地位的黑格尔哲学，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它里面却包含着革命的因素。这一点不论赞赏黑格尔哲学的德国政府以及那些被当时人们认为是革命的代表的、曾经激烈反对过黑格尔哲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没有看出。只有当时德国的进步作家海涅(1797—1856)才察觉到了黑格尔的哲学中包含有革命的因素。海涅在他关于德国宗教和哲学的论文中，即在后来收集为《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虽然嘲笑了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讽刺了费希特的“自我”创造世界的学说，但是他也指出了，德国的哲学在实际上是给下一代的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海涅在自己《教义》这首诗中把德国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比作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战鼓，他写道：
把人们从昏睡中敲起，
敲着起身鼓，用青春的力气，
敲着鼓永远向前迈进，
这就是全部的学问。
这是黑格尔的哲学，
这是书里最深的意义：
我聪明，又是一个好鼓手，
所以我懂得这个道理。
普列汉诺夫在给《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作的注释中，曾经引过海涅在一封信中所讲的一段话：“有一次，当我(海涅自己——本书著者)发现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困惑不解时，‘哲学之王’(指黑格尔——本书著者)颇有点奇怪地发笑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之后他惊惶地环顾左右，而又平静下来，并相信只有享利希·比埃尔听见了他的话。”从海涅的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海涅的确是察觉到了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革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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