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常见一些先生陈词痛斥：“庸众之罪恶!”，认为无知且盲目的“庸众”们：“他们的力量是需相信并警惕的，但他们的智慧你便无需高估了。”
实然在这许多先生眼里，“庸众”们却似是极易被人操纵或蛊惑的，即没有先生们那么理性且知利害。以至于当“庸众”们不肯为先生卖命时，或先生也无需让他们卖命时，甚而已被别人先操纵了时，先生们便需担心他们的暴力与影响了。为了使“庸众”把握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不使其冲动、狂热、轻信、偏执、专横……以免冲撞了先生，便需要些“教化”的法子了。这古今都如此，故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等，便是先贤们极具智慧的洞见了。
论最初的智识，庸众应是不比先生少的。因是倘不是先生们比常人多出一个大脑，在先天方面庸众便与先生是一样的了。至于后天条件的差异，便难以言说了。但也不能排除，真有些高等人种先生，确乎比低等的庸众们的大脑高能些，这是不能排去的。
可无知的“庸众”之所以是愚昧的，只怕也脱不开先生们长久以来的“教化”。因是“教化”有利也有弊，见圣言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可见确是如此。但利还是较多的，弊不过在于民之“心智”，不足道也!且若先生使民饱实了腹肚，又强健了根骨，“心智”便更不足道也了。倘于秩序稳定系，民之“心智”还是少点好。
但既是“庸”带来的恶，先生再去教化下，不就更庸了吗?岂不是更恶?非也非也!圣人之教化，是教导庸众之向善的，而非向恶的。“庸”是无用之意，于先生们之秩序稳定无用，故“因庸而恶”而非“因愚而恶”。假若能“教而向善”，于先生秩序稳定有用，便“虽愚而善”了。此无关“心智”，故使“庸众”们教化一下向善，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怕是泰西的古斯塔夫·勒庞先生写《乌合之众》时，未能想到的方法。但除此之外，勒庞先生在此书中别的洞见与精义，实也不比我们千年的圣贤文述来的少与差。当今亦可供先生们多参考借鉴一番，以增补前述的法子了(如：勒庞先生说“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领袖是群体灵魂的塑造者”，此便很符“为尊者讳”而“尊卑有序”的道理)。
故而庸众们还是罪恶的，因是无知少教;而先生们便是高等的了，因是文明有知。且先生与庸众之别，恰如小人与君子之别，是分明的。但圣贤有言曰：“非小人无养君子。”可见为了秩序，小人还是需要的，不然便无以养君子了。而庸众与先生的关系自然也趋同：无庸众之恶，无以衬托先生之善;无庸众之愚，无以彰显先生之智;无庸众之庸，无以成就先生之教。最终小人与庸众得以长存而未被高等的先生消灭，便应是此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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