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种观点与评析
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
必须以全球的角度考察人类的需求。
————《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联合公报》
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关注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从西方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理论界都在思索和探讨这个问题。对战后西方发展的普遍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对于世界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今天人类的生活。那么明天又将怎样呢?人们希望得到回答。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必须从认识战后西方发展的历史原因入手。实际上随着战后西方国家政治稳定的恢复和经济的复苏，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便日益受到重视并不断地发展起来。经过几十年的探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主流派理论家、学者们虽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概括与描述各有千秋，但在解释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的这个基本问题上，大致具有共识。我们不妨称其为西方的主流观点;在主流派观点之外，在同一问题上又形成了另一派观点，这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激进的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我们不妨称其为第三世界的激进观点。总之，在如何认识战后西方发展的问题上形成了立场不同、方法不同、内容也不尽相同的各具特色的两派观点。这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首先应该了解和借鉴的。
一、西方的主流观点
发展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都相当深入地探索了社会经济进步的原因和后果。然而进入本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却不断地受到危机、衰退、混乱和战争的困扰，传统的理论也陷入困境。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曾作出的悲观预言————发展最终会以停顿而告终，似乎要被证实了。正当西方的理论家们穷于应付各种危机和挑战的时候，转机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停止了混乱、下降的势头，重新崛起了。于是许多西方理论家们变得振作、乐观起来，他们从方方面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原因、结果以及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和预测，提出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新理论。
主流派代表人物及学说
从50年代起，西方的一些理论家便开始依据战后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一些新的研究概括，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当数罗斯托及其经济成长阶段论和加尔布雷思及其“新工业图”理论。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是美国经济学家，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得克萨斯大学任教。60年代先后在美国两届政府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成为政府的“智囊团”中核心人物之一。罗斯托在60年代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经济成长的阶段》，此后又经补充完善，形成了他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系统思想。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1)传统社会;(2)
“起飞”创造前提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最有关键意义的是“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据他说，“起飞”是相当于工业化开始的阶段，“追求生活质量”则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突变”①。人类社会都将按照这6个阶段依次前进，这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罗斯托认为，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并且逐渐由美国带领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过渡。贯穿于罗斯托的经济成长各阶段的一条主线便是科学技术的成长，把社会发展归结为技术进步是他的基本思想之一。比如说，罗斯托认为的在经济成长各阶段中具有关键意义的“起飞”的“决定性因素是在一个发生扩散性效果的环境中引进新的技术”②，他还指出：“什么是经济成长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一点：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③。包涵在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的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原因的解释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新技术革命的因素。此外，罗斯托的理论还高度概括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促进消费，罗斯托视其为经济发展第五阶段的基本特征。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也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他与罗斯托有着类似的经历与背景，他既是学术界的活跃人物，又有参政经历，具有实际经验。加尔布雷思研究的重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所谓“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60年代发表的《新工业国》和70年代发表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是主要的代表作，加尔布雷思继承并发展了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进而提出了“技术结构阶层”的创新概念。他还进一步从总体上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概括为二元体系，对“二元体系”的改革成为他的理论的最终归宿。加尔布雷思的理论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因此它必然包涵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与解释。同罗斯托一样，加尔布雷思也将技术进步因素看作是维系和促进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但与罗斯托相比，加尔布雷思更注重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影响。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结构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出现了所谓“技术结构阶层”，这与新生产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阶层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新主体。④由于这一新主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冲突，为现实社会向未来的理想社会过渡奠定了基础。
在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概括和描述;对战后西方发展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西方理论界转而热衷于预测未来，并且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70年代未来学在西方急速升温，涌出不少名躁一时的人物及学说，贝尔·托夫勒和奈斯比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美国社会学家，他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完整地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贝尔将社会历史发展设定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由于科技的发展和推动，西方社会目前正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化。贝尔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的五大特征：(1)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2)社会领导阶层由企业主转变为科研人员;(3)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决策的根据;(4)未来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技术评价占有重要地位;(5)制定各项社会政策需要通过“智能技术”。贝尔断定：在后工业社会中，由于科技进步，异化现象和非人格化倾向将被克服，各种社会矛盾将趋于自行消除。
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理论与贝尔的理论类似，只是学术色彩更淡一些。托夫勒用所谓的“三次浪潮”来假设历史发展的阶段;奈斯比特则预测了未来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十种趋势。
贝尔·托夫勒和奈斯比特观察与研究社会的方法是一致的，虽然使用的概念、术语，得出的结论各具特色，但也没有什么实
质性的差别。“技术决定论”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共同基础，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将在新技术的不断推动下，改变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以及改变意识形态，从而进入自由、和谐的未来。重要的是这种前景首先而且已经孕育于西方现实社会的进步之中了，世界的未来将是西方的现实的逻辑发展。这种未来学从另一个角度看，恰好是用未来解释和论证现实。其实包括那些未来学大师本人也并不否认他们学说中的这种明显的价值取向，托夫勒本人就很坦率地承认他的《第三次浪潮》就没有避免主观的价值判断，它也不是一本客观预测的书，并不自命为科学的著作。⑤
西方思想界的主流派学者以及他们的理论虽然各具特色，但是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相通的，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第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
新技术革命的推动
战后，一次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在西方兴起。这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标志是原子能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广泛发展和应用。相对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和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以电力和内燃机技术的普遍应用为主要标志科技革命，有人也把这一次科技革命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来势迅猛，无论在科技发展的规模，还是产生的社会冲击和影响上，都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无法比拟的。新的科技革命是在自然科学理论迅速发展、在重要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的背景下发生，因而它具有深厚的基础。进入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界在生物遗传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基础领域内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沃森和克里克创立的分子遗传学等等就是最杰出的成果。在自然科学前沿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的带动下，人类知识的总量急剧增长，有人统计近30年来人类增加的新知识大概等于过去2000年的总和，出现了所谓“知识爆炸”的现象。在理论大发展、知识大增长的推动下，新技术革命几乎遍布所有的生产领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并且促进了一大批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兴产业群，如微电子工业、新材料工业、宇航工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海洋工业等等。这次新科技革命不仅应用新的科学成果的范围上十分广泛，而且大大加快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缩短了知识变为物质财富的过程。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从蒸汽机发明到广泛应用于生产和运输，前后大约花了100多年的时间，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内燃机从发明到广泛应用也用了80年;而原子能从发现到实用仅用了40年，电子计算机在短短十几年内竟更新了四代之多。有人做过研究发现，新技术成果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平均周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3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2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14年。⑧
新科技革命的主战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经济发展的确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推动。新科技革命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还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在新科技革命推进下，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转化，同时引起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互之间比例的改变，总的趋势是整体经济结构逐渐软化，社会生产重心从物质生产部门向非物质生产部门转移，非物质生产部门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物质生产的比重相对下降，逐步发展演变为知识趋向性的经济。据国际金融组织的统计，西方发达国家在1963——1981年间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 1963——1967年为5.3%,1968——1977年为4.3%,1978——1981年为3.7%。与此同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在下降: 1963—1967年为 40.9%, 1968—1972年为39.6%, 1973——1977 年为 38.6%,到 1978——1981 年则降为37.5%。⑦在西方国家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发达的经济强国里，这种产业结构重点依次沿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顺序转移的现象就更为明显与突出。比如日本，1985年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9%，第二产业为34.3%，第三产业则达到 62.7%，结果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的 1/12，为第三产业的1/22。⑧战后西方国家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不仅在普遍的相对下降，其中有些传统的重要产业，如采矿、钢铁、造船、纺织等行业出现了日益萎缩、绝对下降的情况。在西方国家人们把这些传统工业称为“夕阳工业”。
经济结构的变动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这里讲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阶级结构。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原有阶级结构的两大对立面都有所体现。
首先，传统的中、小资产阶级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新科技革命中大量涌现的新兴产业的挤压、竞争，一大批传统的小型工艺技术及生产走向了历史性衰落;同时与之相连的大批小生产者、小业主及部分中、小资本家纷纷破产，被抛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靠雇佣劳动为生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据统计，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雇佣劳动者人数为16300万，占自立人口的66%，到1978年增至26500万，占自立人口的81%。雇佣劳动者人数增加，表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人数减少，变得更加集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队伍的相应扩大，恰好相反，传统的无产阶级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传统的无产阶级的结构状况是比较单纯的，一般说来，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但是，战后新科技革命创造了许多新兴产业，旧的产业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而新兴产业或生产岗位，要求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甚至主要是脑力劳动。因此，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到70年代中期以后，在美国已经有50%以上的工人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而这个比例在英国和法国也达到了40%。这部分工人一般受过较好的教育和培训，文化素质较高，职业也相对稳定。这部分人也被称为“白领工人”以区别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传统无产阶级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事非物质资料生产的部门中的雇佣劳动者人数大大增多。这是科技革命推动产业部门的调整直接相关的。有统计表现到70年代下半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数。见表4
表4 西欧三国两大生产部门就业人数变化(单位：万人)
总之，在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白领工人”、“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这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如果拘泥于传统的方法作机械地分析，它似乎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实中它是存在的。从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的角度看，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也是受雇佣的劳动者，但他们在经济收入、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意识上，确实与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动，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西方一些激进的思想家甚至认为，这一部分人已经被现代资本主义“同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了。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马尔库塞就曾指出：在西方现代物质生活方式的奴役下，一部分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阶级意识。他甚至认为：“在工人阶级大多数中，非革命的——毋宁说是反革命意识的优势是受人注目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隶化的再生产，高度商业化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消蚀了工人阶级的反抗精神，使之同样地成为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单面人’”。“如果工人阶级不再是现存社会的‘绝对的否定’，如果它变成这个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分享着它的需要和渴望，那么，单是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并不保证过渡到作为一种在质上不同的社会的社会主义。”⑨
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
战后西方国家对基本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进行了不少重要调整，现代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形式、经济运行机制和分配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理论上，这些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战后西方思想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继承原有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在实践中，这些新的理论、学说为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和指导，发挥了一些实际的作用和影响。西方的主流派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是战后西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对实施自我调节的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及社会形态进行多种新的概括。除去已经提到的罗斯托、加尔布雷思、贝尔等人的概括外，还有人把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概括为：新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等等。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手段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调节，在客观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作出的反应。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促进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因为，一方面建立新兴工业部门生产高精尖的现代技术产品，使社会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要求加强和扩大企业间的协作与联系的范围;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新兴工业需要更大规模的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以及一国乃至国际更强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进一步提高了不同企业、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依赖的程度，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切在客观上迫切要求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进行有计划的客观与微观的管理与调节。这种生产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也要强制地贯彻下去，为自己开辟道路，引起资本生产关系的变动。
从主观方面看，经过一次又一次危机的磨难，尤其是接连两次世界性帝国主义战争的打击，西方资产阶级开始更加自觉地总结经验教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改良和调整，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从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节，一是继续加强和改善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二是加强和完善了社会福利政策。
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是战后初期大多数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50年代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对西方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此后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了”，西方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了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主义理论又逐渐流行起来。此外，关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问题各个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做了不少专门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的理论。总之，都是为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寻找可行的对策。根据有关理论并结合实际的政策实施的情况，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主要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控制国有经济成分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根据经济发展进程和垄断资本的需要，时而实行国有化，时而又实行非国有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战后西欧国家就是通过交替实行国有化和非国有化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干预的。”⑩第二，财政调节。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财政政策一般是指政府开支和税收的增减变动的规定。财政调节的主张开始主要是由凯恩斯经济学说提出，一定意义上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物。财政调节包括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在财政支出中，政府可以用国家投资、政府消费(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采购)、转移支付(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具体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或专门支持和扶助某些经济部门的发展。由于国家财政调节的日益加强，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60年代末的30%左右上升到80年代末的40%左右。⑪在财政收入方面，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来支持或者限制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贯彻落实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地区政策，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政府还可以用增减税收、调整税收来消除由于财政支出调节带来的问题。⑫第三，金融调节。金融调节可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政策，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所采取的影响信贷费用、信贷供给和货币供应等措施来调控社会总需求(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政府支出)的政策。战后西方国家的金融调节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的调整(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应按其存款额的最低限度的比率保留一定的准备金无息存入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活动，即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调整贴现率，即中央银行改变向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率。
现代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关系进行改良和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是调节经济分配关系，即实行所谓的“福利政策”，建设“福利国家”。实行福利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与前面的对经济运行机制和过程进行国家干预和宏观调节既有所区别，但一些具体措施上也有联系，如国家对税收政策的调控，这一方面可以影响经济运行，同时也是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
西方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受到福利经济学说的很大影响。2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此后又经过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卡尔多、萨缪尔森等人的发展演变为新福利经济学，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尽管福利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实际政策也受到了西方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的攻击和反对，但在西方国家中，尤其是战后形成了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设施体系，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如：西欧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等等。
“福利国家”是西方资产阶级在调节收入再分配方面提出的目标模式。虽然这个术语(Welfare State)很早就出现了⑬，但实际上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制度是战后的事情。战后西方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主要方面有：
第一，“混合经济”政策。所谓“混合经济”就是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存在着一些“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因而成了公私“混合经济”。这部分公共经济中除了国有企业，还包括公共卫生设施和低租住宅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公共经济构成了福利政策的一部分物质基础。第二，“充分就业”政策，“充分就业”是庸俗经济学说的一项基本主张，降低失业率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的既定方针，虽然在维持总需求增长速度和国民经济生产能力扩张速度的均衡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是战后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总的说是业绩不佳。第三，“公平合理分配”。这主要是指通过累进税制来调节不同收入水平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引起很多争议的政策，一方面，如萨缪尔森所说“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具有把收入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的倾向。”⑭违反了资产者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受到了保守主义者的批评;另一方面，因西方社会差距始终在不断扩大，这便成了西方社会政策虚伪性的一个例证。第四，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名目繁多，各不一样，但大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免费教育等项。
西方国家实行的“自我调节”，无论是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还是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其根本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的吸收问题，各种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他们的杰出的著作《垄断资本》中对经济剩余的吸收作出专门和权威性的论述。⑮有人认为关于经济剩余的思想背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巴兰和斯威齐恰恰是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探讨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通过“自我调节”来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冲突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种种调节手段促进经济剩余的吸收，从而改善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加速了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得以维持。值得注意与思考的问题倒是————战后西方国家所推行的“自我调节，在战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多已有之。但是那时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未能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尖锐的社会矛盾，未能避免矛盾激化引起的战争;然而战后的“自我调节”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二、第三世界的激进观点
60年代一批年轻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理论家登上了世界论坛。他们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批驳西方主流派的思想观念，形成了自己的对发展问题的见解与理论。这批年轻的理论家的出现，像一阵清风吹进了沉闷的思想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发了人们的思想。
激进学派形成
发展问题到60年代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人们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也从政治的、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它;研究的对象也不仅局限于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而是更多地转向第三世界，注重对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经济发展的研究。或者说，把发展问题放到世界经济的全局中加以考察和认识。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任何一种观点、理论或学说都会从某种社会群体的立场出发，包含着某种价值取向，发展研究当然不会例外。西方主流派早就对于发展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念，对于这套观念，西方主流派中的各家学者的表述尽管各具特色，多有不同，但其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认为发展是有方向性的，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正是代表了这种方向，西方的社会模式是所有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榜样。对于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来讲，发展就意味着以西方为目标的发展，即所谓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西方主流派的思想家、预言家们用了许多非常富有魅力的词汇，如“起飞”、“浪潮”、“大趋势”等等来形容和概括这种发展。西方的这种主流派观念在发展领域里也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包含的理论前提是西方主流派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与解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合理制度。这个前提的逻辑结论是：资本主义是消除各种不发达现象、解决各种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资本主义将成为发展的归宿、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是永恒的。
尽管西方主流派的理论似乎解释了战后西方的发展，似乎显得很雄辩，但它并没有能推销到全世界去，更没有获得世界的齐声喝彩。在西方社会结构内部被论证得很严密、周延的理论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考察，就漏洞百出、面目全非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全局、特别是其中第三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证实西方主流派理论的真理性，相反以大量的事实反驳了西方的理论，而在理论上反映和概括这种现实的便是第三世界发展理论中的激进学派。
同许多思想流派的产生相似，激进学派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西方主流派理论观点的批判者、否定者出现的，他们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揭露和批判西方主流派观点的过程中提出和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流派。这些激进的思想家、理论家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所在的国家大都处于战后工业化的初期，这时一方面旧殖民主义的黑暗统治结束了，新生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自由和解放，开始走上了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在国家努力实现工业化、努力发展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却没有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仍然带着沉重的经济枷锁。这种复杂而奇特的经历和状态，使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矛盾日益显现出来;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有多种选择，在不同条件下也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总之，第三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观察发展问题的窗口。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这些国家思想家一度较为活跃的气氛，它促使着人们去思考、去探索;又为思想穿透现象去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一批年轻的进步学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和启发之下，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的某些方法，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结合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际遇，开始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途。他们的特点是非常注重从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中来观察发展问题，注重研究并揭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在发展中相互关系的实质，寻求摆脱西方国家的经济枷锁，独立自主地发展本民族经济的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相继涌现出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和卓越见识的理论家，如普拉维什、伊曼纽尔、多斯桑托斯、阿明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依据各自的研究与观察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汇入了激进学派的发展学说，并为丰富和发展这一学说作出了贡献。第三世界激进学派的发展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与认识现代资本主义以至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问题非常具有启发，尤其是激进学派注重从世界总体中研究发展问题，这更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是激进学派的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他是拉丁美洲当代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他一生活动几
乎都与拉美国家的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享有世界声誉，他曾负责筹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并出任这一组织的秘书长，同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普雷维什从40年代开始思考和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注重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去分析、认识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国际贸易条件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日益不利的“普雷维什命题”，并进一步提出建立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体系的中心;没有实现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则处于体系的外围，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中心的发展损害外围的发展;而外围的不发达是中心发展的必要条件。普雷维什在《走向发展的新贸易政策》(1964年)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中心——外围”日后成为了发展经济学激进学派理论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普雷维什的学说在早期的激进学派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理论称为发展主义理论。
60年代末、70年代初，激进学派的理论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并成熟起来。这主要表现为萨米尔、阿明、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和阿杰里·伊曼纽尔等一批激进学派新生力量的涌现，他们的理论发展，丰富和完善了激进学派的思想体系，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之上，并使之更具有激进、革命的色彩。他们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明确论证了世界体系的思想，强调必须把当代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无论发达国家(中心)还是发展中国家(外围)的经济活动和发展都是整体中一个部分，离开了整体就无法说明局部。发展研究既要研究世界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及其它部分发展的影响;又要研究世界体系的整体变化对其各组成部分造成的影响。在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上，他们进一步论证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手段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结果造成了西方的富裕与第三世界的贫困同时发展的趋势，造成了外围对中心的依附。阿明、伊曼纽尔和多斯桑托斯等人认为，要改变第三世界的处境，获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摆脱依附关系，打破中心一外围的格局，而要做到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这一时期系，因此这一时期激进学派理论的理论家研究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激进学派理论通常被称为：依附理论。
激进学派的基本理论
中心—外围论、不平等交换论、依附论和脱钩论是激进学派理论体系的四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构成了激进发展理论的主体。⑯
第一，中心—外围说。“中心—外围”是现行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虽然对“中心—外围”的具体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普雷维什提出的基本概念是为整个激进学派所共同接受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曾概括指出：“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使不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他们坚持认为，这是系统的性质有损于穷国的利益。”⑰中心—外围经济格局的形成的基础是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旧的国际分工与经济秩序，当不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不断地用它们的初级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及生产技术，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单一化和不平衡畸形发展，而发达国家则从中受益。战后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科技革命，日益强化了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加固了中心—外围的经济格局。普雷维什就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中心—外围格局的强化作用。他指出：“技术在其中起重要作用。随着技术在中心的发展，中心的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动。这种情形在外围国家也同样出现。”⑲但是，技术进步在中心和外围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它的意义是全然相反的。普雷维什指出，科技进步与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科技进步成果的占有方式决定着它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由于科技进步的成果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占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条件下，科技进步不仅不会普遍地造福于人类，消除贫困与落后;反而会使贫富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发达与不发达、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进一步得到强化。他说：“剩余现象以其和新古典理论所设想的大不相同的形式推进了资本主义。我敢断定，资本主义在中心就从来没有按这种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运转。因为它逃不脱一个历史常规，即以各种不同形式占有技术进步成果;这是由于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而牺牲集体的其余部分造成的。产业革命以前，剩余局限于占有土地，不管是通过经济权力，军事权力还是神权政治权力去占有。从产业革命起，由于技术飞速进步的结果，由于这个占有机制，剩余主要是被生产资料所有者获得。使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技术革新体现在生产资料之中。⑲
第二，不平等交换论。激进学派认为，不平等交换是联接中心与外围的主要经济机制，同时也构成了中心对外围进行国际剥削的基本手段。因此，这是他们特别关注和重点研究的问题。伊曼纽尔提出的国际贸易中的“价值转移”说是不平等交换研究中有代表的观点之一。伊曼纽尔试图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马克思的生产价值理论扩大到国际范围来论证在国际交换中从外围向中心的价值转移，说明国际交换中富国对穷国剥削的存在及其方式。他认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同，即存在着劳动力价格差异，与此相关的剩余价值率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交换中一部分财富通过利润的国际平均化，从剩余价值率更高的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去了。伊曼纽尔指出：“在所有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⑳他还把不平等交换定义为：“不平等交换是由于各地区剩余价值率‘制度性的’差别，通过利润平均化而建立的各均衡价格的差额比率”。㉑阿明也基本赞同伊曼纽尔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生产率相同的劳动在外围国家得到较低的报酬，那么交换就是不平等的。”㉒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由外围国家的劳动报酬要比生产率与中心国家的差别在比例上更大，所以，仍然存在着不平等交换与剥削。㉓阿明给“不平等交换”下的定义是：“在报酬差距大于生产率差距时，就有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交换。”
在肯定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交换的前提下，如何论证和阐述不平等交换的问题上有着不少争议，从而也形成了对不平等交换的不同的理论概括。有人批评伊曼纽尔的“价值转移”说，认为这种论证方法存在着逻辑矛盾，因为如果国际交换中的“世界价值”能够成立，那么就不存在什么不等价交换的问题，“价值转移”之说也因此不能成立。贝特尔海姆就批评伊曼纽尔说：“如果承认由各个不同国度所提供的产品是按照世界价值交换的，那么就应该废弃“不平等交换”这个概念，因为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各个国家为获得等量产品必须投入的劳动是不等量的。基于这样的争议，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提出：实际上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交换就是由不等量劳动交换而产生的，而“国际不等量劳动交换就是国际剥削。”㉔
另外一些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激进派学者则认为，外围国家在与中心国家的国际交换中处于被动地位，财富不断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而贸易条件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变化趋势，意味着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对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剥削日益增长。这可以被认为是对不平等交换的另一种理解和揭示。
第三，依附论。外围对中心的依附，是世界范围内中心——外围经济格局运行的必然结果;是不发达国家的现实状态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激进学派的重要理论家都对不发达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现实状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描述，控诉由于帝国主义存在，由于中心——外围格局的运行，给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恶劣的后果。比较起来，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状况的分析和概括更为集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多斯桑托斯的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关于依附概念和依附形式的卓然见解，成为他对激进学派的重要理论贡献。书中他给依附下了一个定义被广泛地引用，他指出：“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的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性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㉕
多斯桑托斯概括了依附的形式及特征。他指出，历史上依次出现过三种形式的依附，即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商业——出口依附的特点是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殖民地政府结成联盟，通过在殖民地占有土地、矿山和劳动力来主宰欧洲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工业——金融依附，这种形式在19世纪末得以巩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占统治地位。它的特点是垄断资本向外扩展，向原料和农产品生产部门投资，以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需要。这种依附在附属国中造成了一些所谓“外向型”经济；技术——工业依附，是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现实形态的依附。它的基本特点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转向以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为目标的工业部门的投资，形成跨国公司的技术————工业统治。㉖依附形式不仅制约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也制约着其内部结构：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经济的再生产和社会政治结构。
普雷维什对依附形态的见解也颇有特色，他指出外围对中心的依附不仅是经济形态的，还有文化依附和意识形态的依附。㉗普雷维什的这个观点值得认真思考，它扩大了人们对依附现象认识的视野。
第四，脱钩论。对发展作的理论研究最终都是要回到现实中来的，那就是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怎样改变中心——外围的格局，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西方主流派认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现象是任何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是暂时的，随着发展将被克服。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观点。激进学派的观点完全与之相反。激进学派认为，不发达绝不只是一种落后现象，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模式，是资本主义世界规模资本积累在外围的表现。中心与外围是存在于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两极：中心的发达与外围的贫困是一个事物两个不同的方面。不是西方发现了不发达，而是西方制造了不发达。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就曾说过：“有这样一个极为清楚的辩证的关系：帝国主义存在，因为不发展存在;而不发展存在，因为有帝国主义”㉘。总之，中心的发展依赖于对外围的剥削实现的，而外围“不发达的发展”恰恰是中心发展的代价与结果。
对于摆脱依附的途径问题，激进学派具有分歧。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在西方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外围国家虽然深受剥削，但是用完全断绝与中心经济关系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普雷维什认为：反而应该“更好地利用这种联系，并作出努力以逐步克服依附关系。”㉙
激进学派中更具有革命色彩的理论家们则不同意普雷维什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对外围国家来说，它们的抉择事实上是这样的：或者是依附性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这在形式上必定是创新的，有别于当前的发达国家。在这里，文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再次出现：外围国家不能仅仅赶上资本主义模式;它必须超过它。”㊶也就是说必须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脱钩”，摆脱不平等交换，改变依附状态，才能使外围国家逐渐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并且最终在经济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讲，“脱钩”的另一方面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选择，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替代“不发达的发展”的唯一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阿明指出：“外围国家使自己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都导向种种冲突而令人考虑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这并非偶然。”㉛
第三世界激进的发展理论虽不是专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但却以更为广阔的视角观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更为深刻的层次上揭示了战后西方发展的原因，其基本的思路就是：西方的发展是剥削和掠夺，控制和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的结果;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发展是西方现代化的原因。
一个新的视角
激进学派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局来观察与思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
选择这一新的视角来研究资本主义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后，历史逐渐变成了世界的历史。从早期的重商主义者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都开始注意到了这种新的历史发展现象。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从世界体系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提出“世界经济”的概念，但他已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将其经济活动扩大到了世界范围，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㉜马克思特别重视殖民地制度在资本原始积累中的重要作用，他断言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全世界的生产力，从而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性的经济进程。
列宁和列宁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列宁将马克思主要基于欧洲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理论加以引伸，对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现象及影响进行解释。列宁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最终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并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发祥地社会内部生产关系的演变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与非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状态有关。战后发展列宁有关思想的理论家主要有：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和沃勒斯坦等人。沃勒斯坦在1974年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正式提出并阐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概念。他由此论证，资本主义只有在世界规模和范围之中才能够分析和认识;对世界发展的任何一个方面或局部的研究与判断，也都必须将其置于世界体系的整体中才能把握。
从世界体系的全局视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这一为激进学派所采用的新视角，正是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其它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启发才获得的。从现实上看，采取这一新的视角也反映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演变。对于变化了的对象，需要更新研究的方式和角度，这也是符合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的。
但是，激进学派并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的。他们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有些则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外，他们在研究的角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也有所不同。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向外扩张的倾向、过程及对世界的统治;激进学派的理论则重点研究这种扩张的后果，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外围国家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积累的总进程的影响。这是激进学派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的区别。由于这个总体上的区别，也导致一系列具体的观点、研究结论以及视察角度的变化和差异。一些重要的差别包括：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同化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明制度”，“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中，马克思提出，英国要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另一个是重建———消灭旧亚细亚社会，在亚洲打下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激进学派认为，历史发展的事实并没有证实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结果恰恰相反，“在中心国家，增长意味着发展，使经济更加完整一体，可是在外围国家，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因为增长使经济脱节——增长只是‘不发达的发展’。”㉝在更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发展，甚至摧毁了外围国家的经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政治控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激进学派认为，时代发生了变化，直接的政治控制已不是主要手段，代之以经济帝国主义——在不进行直接政治干预(或少干预)的情况下，对外围国家经济进行控制和剥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方式是新殖民主义。
尽管激进学派在理论上同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从总体上看激进学派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尤其是其中执“新依附理论”的，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一部分理论家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观点、方法为指导，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新的历史课题，并且是卓有成果的。可以成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而有价值的参考。
三、方法论评析
西方的主流派和第三世界的激进学派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战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得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理论家及学派所持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理论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分析和评论的。研究问题的方法有其客观性，对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影响到研究的结论。因此，当我们研究某一问题的时候，对已有的相关理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比较，是必要而有益的。它将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更为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主流观点的缺陷
在发展研究中，西方主流派的观点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从方法论方面看，主流派的理论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用单纯技术观点解释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二是用非世界的观点解释西方社会战后的稳定和发展的“自我循环论”。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因素，是为西方主流派理论家倍加看重的，他们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以技术的发展为线索解释社会的变迁，强调新科技革命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作用。承认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如果以单纯的技术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脱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谈论科学技术的作用，则是十分片面的，也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作出符合事实的、合乎逻辑的科学解释。
“技术决定论”首先在事实上就是讲不通的，单纯技术观点并不符合战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技术决定论”的逻辑是新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这种逻辑并不与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吻合，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吻合的。从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的进程看，70、80年代是科技革命的高峰期，表现为一系列领域内取得更大突破;一大批新技术成熟起来，更新换代速度加快;新技术广泛进入生产实用领域。比如从60年代末开始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学、空间技术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重大进展。从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代表性的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看，从1969年开始的22年间更新了7代，平均每3年更新一代。这一时期中，新技术、高技术产品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每一项新技术应用于生产当然会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用个案例举的方法说明技术发明与生产的关系，当然也会给人造成因技术发展生产日新月异的印象。名躁一时的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但是，如果对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经济的实际进程进行分析和统计，对全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对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提高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印象，进而会得出另外的结论。事实上，在战后科技革命的高峰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提高却呈下降趋势。以70年代与60年代作对比，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加速度减慢了。1968—1973年间生产率增长要比60年代初期慢大约0.5%(见表Ⅱ-1)。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以美国、日本最为明显，在其它发达国家中也都同样发生了。
表Ⅱ-1 1960—1973年西方国家生产率增长率(平均年增长率，%)
1973年以后发展速度减慢的现象就变得更加明显了(见表Ⅱ-2)。如果将商业部门作为整体看，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只有前10年的一半。在美国，虽然有许多新技术投入应用，许多部门的生产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也是最高的，但事实上从1973年以后的近10年间生产效率几乎没有提高。
表Ⅱ-2 1960-1981年生产率增长下降情况(平均年增长率，%)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战后西方国家生产效率提高较快的时期往往处于经济景气的阶段上。以美国为例，60年代初期是美国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的时期，而这时恰好伴随着经济繁荣期。从制造业的情况看，设备利用率从60年代初的80%左右上升到1966年的91%，生产率也随之提高了。这显然是经济繁荣造成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根据以上事实，新科技革命对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似乎成为一个问题。其实这确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范畴，生产力则是人们对社会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抽象的概念把握，而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力”从来不可能孤立而抽象的存在。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里的人当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生产力必然带有某种社会的属性，总要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才能构成某个社会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具体讲，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的生产发展、经济增长，也必然是在某种生产关系之中进行的;生产关系必然要对科技进步以及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方式产生影响。进一步讲，在不同的生产关系条件下，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科技进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方式：一是降低资本成本，加大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二是制造新的市场需求，扩大原有市场、开拓新的市场。这两者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技进步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又为容纳科技进步的成果提供了可能。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就不会有科技革命和科技进步。而这两方面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因此，用单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包括解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无法说清问题的，“技术决定论”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
“自我循环论”是西方主流派学者们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时，在方法论上另一个，甚至是更严重的失误。所谓“自我循环论”就是不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来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限制在一国经济或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体系的狭小范围内加以考察。认为资本的运动，即资本的生产和循环与周转;或按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概念，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吸收，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内部完成的。虽然主流派的观点并不否认现代经济生活已经高度国际化，也有的把它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但是，在主流派理论家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结构中却实际上没有将其作为分析与综合的一个基本因素。他们认为：科技进步为经济剩余的生产扩大提供了动力，使财富大量增加;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措施，尤其是社会福利政策使经济剩余能够被充分吸收，从而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内循环系统。由于客观上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一点也不为主流派所否认)因而不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分析与综合，仅从发达国家内部去解释，必然缺乏概括性和产生片面性。
对于“自我循环论”本应进行深入的分析，但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不能详细展开。故仅对“自我循环论”的论证逻辑提出一个反例，加以质疑。前面已经提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但与此同时产品工资，即雇佣劳动力的真实成本，却不断上升而且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从1965年到1973年的8年中，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工资每年上升4.1%，而同期生产率提高仅每年3.5%(见表Ⅱ-3,图Ⅱ-1)。
表Ⅱ-3 1965—1981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和工资(平均年增长率，%)
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意味着必要劳动增加，剩余劳动相对减少，进而导致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总的趋势是不断上升。以美国为例，1950年美国剩余价值率为236.7%，1970年上升为289%，到1977年进一步上升为325.3%。另外，从反映社会财富最终实现和占有情况的社会成员收入分配比例来看，有产者组成的高收入阶层和劳动者组成的低收入阶层在收入分配比例上的差距也是不断扩大的(见表Ⅱ-4)。在发达国家中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情况下，有产阶级获得财富的继续增长、比例进一步扩大，只能说明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循环与周转过程中有其它来源的剩余劳动的加入。而这只能用
图Ⅱ-1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率与产品工资*
*以特定年份为中心的五年移动平均的增长率百分比。
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来解释，用国际经济剥削来解释。
表Ⅱ-4税前美国居民总收入分配百分比
有关激进观点的争论
激进学派的观点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些是涉及根本问题的，关系到发展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在这方面争议的主要问题有：外因论、经济主义和非历史性等。
外因论是激进学派理论提出后便随之而来的一种批评意见，它指责激进观点过份强调外部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种批评意见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有着复杂的理论渊源。关于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首先马克思本人在解释资本主义产生问题时就强调过不同的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倾向于将长途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动因;㉞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讨论历史上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地方，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则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归结为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运动。自马克思之后，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一直存在。众所周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强调了外部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理论体系则强调每个社会都要经历内在的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的更替。战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发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莫里斯·多勃(Manrice Dobb)和保罗·斯威齐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争论，争论中多勃强调内部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斯威齐则注重长途贸易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将激进学派观点指责为外因论，便是上述那场长期争论在发展研究中的反映。
但是，这场长期争论包括“外因论”的责难，随着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提出和深入阐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了，至少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解决了所谓的内、外因问题。“世界体系论”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世界体系，资本的运动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中心与外围并不是什么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整体。根据这种观点和方法，目前一些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争论是由于机械地和错误地区分了所谓内部和外部因素而造成的。
经济主义倾向是对激进学派理论的又一个主要批评意见。其实，这个意见不仅来自外部，激进学派的重要理论家们自己也早已感觉到了这个问题。普雷维什就曾严肃而明确地指出：“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坚持避开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超出经济理论的范围。这种学说上的洁身自好使得他们抛开其他一些对理解发展的动力来说是实质性的因素。可是，发展现象不可能仅仅用一种经济理论来解释;必须有一种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全部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总体理论。”㉟经济主义确实是激进学派的一种理论倾向，也是它的缺陷之一。大多数激进学派理论家都倾向于仅从经济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发展问题，过份地关注商品流通、财政金融政策、生产活动等问题，而忽视了为这些经济活动提供背景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这样大大地影响了激进学派的思想深度，使它在很多地方显得琐碎、肤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关系说到底在现实社会中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阶级利益的矛盾冲突经常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经济问题、经济矛盾的根本解决往往不在经济领域、用经济手段解决;而是往往上升到政治领域、用政治手段解决。由于经济、政治的这种相互转换的关系，对经济问题还应从政治上把握和认识，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既全面又深刻。但是，激进学派理论中大量的对经济运行中的因果关系的分析、论证确实常常淡化、淹没了经济运行背景后阶级实质。
当然，有些激进学派的理论家，如阿明、多斯桑托斯等人还是十分注意从政治上去看待经济问题的。另外，也不应苛求激进学派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政治方面的研究、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来的一个薄弱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列宁等都计划专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对其进行全面的理论概括。但是他们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的认识与对其政治方面的认识是极不平衡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大力发展的方面。
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与概括中，激进学派时常表现的非历史的倾向、缺乏历史感的判断，是其招致批评的又一焦点。所谓非历史性或称非历史倾向，是指激进学派过份地关注对经济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描述和概括，而很少研究和说明导致哪些经济关系和结构形成和改变的具体的历史情况。这一问题的确存在。作为读者，打开激进学派理论家的著作，常常会感觉到这些理论家们不成熟地过份急切地建立理论体系的强烈愿望。在这方面的努力固然有成功的一面，但同时过早建立体系、逻辑框架反而束缚自己，降低了理论的分析能力和适应性。
总体地把握发展问题
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选择和掌握更为科学的方法，而科学的方法对于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至为重要。研究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是总体的方法，应当从总体上把握发展问题。
在发展研究中首先提出并运用总体研究方法的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是战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部杰作就是他们初次应用总体研究法所取得的成果。巴兰和斯威齐用黑格尔的名言——“真理就是整体”来概括他们的总体研究法，他们认为：“由于全体总是多于部分的总和，所以，关于社会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的许多小真理的堆积，决不能提供关于社会秩序本身的大真理——这种社会秩序怎么变成它今天这个样子的，它对于在它底下生存的人们有什么作用，它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些大真理有权要求必须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去加以追求。”㊱客观世界的整体性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总体方法的根据和来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获得了一种成熟的总体性，形成为一个较为稳定和平衡的社会系统。因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认识与把握必然是需要用总体的方法。
总体研究方法就是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发现并认识其本质的方法。它包括两个具体方面：系统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系统的方法体现了运用于认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方法。运用系统的方法，首先是将对象的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并加以研究，然后通过对各个部分相关性的分析最终识别与归纳出整体的本质特征。系统方法为研究社会发展截取了一个横断面，并为人们在这个横断面上的视察与认识开辟了广阔的视野。但是，仅有这一方面还是不够的。总体的方法还要求把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横断面放回到历史的进程中去，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视察与认识。这便是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就是要寻找研究对象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关联，了解与认识对象与其相关事物的互相影响，并评价这种互相影响的作用程度。具体地讲，我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应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不是孤立地从某一个侧面或局部去认识，并停留在那个水平上;而是通过对于主要的部分的分析与研究，去认识其整体存在和运动的方式。同时，我们还要特别关注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展的历史环境，着重寻找与认识战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新因素与战后资本主义新发展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些，就能够比较准确和科学地认识与解释战后西方的发展。
注释：
①罗斯托：《政治和成长阶段》197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53页。
②③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二版，第223页，第179页。
④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 1972年第二版,第70——71页。
⑤参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⑥参见约瑟夫·努伊拉斯：《世界经济现行结构变化的理论问题》1984年版，第153——154页。
⑦参见《国际金融统计：产出统计增刊》1984年第4期，转引《世界经济》1988年第5期，第25页。
⑧佐贯利雄：《面向2000年日本的产业改革》；摘自《国外经济文献摘要》1989年，第5期。
⑨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波士顿1972年版，第38页。
⑩引自杜厚文：《对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的理论思考》，载《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有关论点可详见该文。
⑪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90年6月。
⑫ 如近年来美国的供应学派为消除长期赤字财政造成的“滞胀”而积极主张的减税政策。
⑬关于“福利国家”的提出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由 1909年英国政府的“福利预算”演化而来的；有人甚至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就使用了这个概念。
⑭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3页。
⑮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指出，他们研究垄断资本的主题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并且用该书的近一半的篇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剩余的吸收问题。
⑯有关这种对激进学派理论的概括方式可参阅：彭刚：《处于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载《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5期。
⑰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⑱、⑲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1页，第106页。
⑳、㉑阿杰里·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㉒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3页。
㉓参阅上书第三章第二节“不平等交换的理论”。
㉔有关内容详见中川信义：《“不等价交换”与国际价值论》；载《世界经济译丛》1984年第2期。
㉕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㉖参阅上书第十六章“依附的结构”。
㉗参阅《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四部分第二章第二节“不发达和依附”。
㉘阿连德1972年12月4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㉙、㉟《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36页，第28页。
㉚/㉛、㉝、《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第329页，第247页。
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9页。
㉞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二部分第一节“交往和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69页。
㊱《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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