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大会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分子之间的斗争，而是使斗争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海牙大会刚闭幕，1872年9月15日，巴枯宁的追随者就在瑞士的圣伊米耶召开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汝拉联合会，西班牙联合会和所谓意大利联合会，以及个别法国支部和美国支部的代表。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否决了海牙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的总委员会;同时，实行了公开的分裂，建立了由分裂出去的联合会组成的“反权威主义”的“国际”，并且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代表”。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以后，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马上又在该国的哥多瓦城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拒绝海牙大会的各项决议，并且批准西班牙的各“国际”支部加入新成立的“反权威主义”国际。接着，比利时联合会也公开分裂出去，并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拒绝承认海牙大会的决议和总委员会。最后，1873年1月，不列颠联合会中的一部分人与巴枯宁分子达成协议，也在伦敦召开所谓代表大会，对海牙代表大会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与此同时，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书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最下流、最恶毒的人身诽谤，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恣意歪曲和粗暴攻击。
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巴枯宁主义者的垂死挣扎而已。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跟着巴枯宁走的只是极少数，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却得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坚决拥护。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波兰、葡萄牙和北美的国际组织在海牙大会以后都坚决站在马克思、恩格斯一边，就连荷兰联合会(它的代表在海牙大会上曾支持巴枯宁分子)也表示仍旧忠于总委员会。为了坚决打击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彻底粉碎他们利用国际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的企图，总委员会在1873年1月26日通过决议，声明“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同年5月30日，总委员会又重申了这个声明，并且决定将参加了上述巴枯宁分子召开的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代表大会和会议或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都开除出第一国际。
1873年初，西班牙爆发争取共和制的资产阶级革命，2月1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亚马多国王退位，政府决定实行制宪议会的选举。革命爆发，工人阶级积极投身革命。这使得当时控制国际西班牙支部的巴枯宁主义者陷于十分尴尬的地步。他们多少年来一直宣传工人阶级不应该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并且在刚刚开过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还宣布：“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现在“一当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这种逼人的革命形势使巴枯宁分子的头目们狼狈万分，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最后，他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自圆其说，说什么“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会员可以由他们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他们让工人参加议会选举，并且组织工人无目的地参加各个城市的反政府起义。在起义中他们不是努力使工人取得政权，相反地却帮助一个由骗子手和野心家组成的、自称为“不妥协派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集团取得了政权。而巴枯宁主义的大小头目们，也争先恐后地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到各起义城市的政府委员会中去。最后，当政府对起义城市发动军事进攻时，由于各起义城市都实行臭名昭著的“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原则，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互相协作，政府只用了极少量部队就把这些城市占领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1873年的西班牙事件在欧洲工人阶级面前彻底暴露了巴枯宁主义对工人事业的严重危害作用。恩格斯为此写了有名的论文《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无情地揭露和嘲笑了巴枯宁分子关于工人阶级不应参加政治活动的口号的荒唐和反动，并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1873年的西班牙事件是巴枯宁分子的一次重大失败，它导致了巴枯宁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进一步急剧破产。
与西班牙事件同时，1873年6月1—2日，在瑞士的俄尔顿城召开了瑞士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彻底击败了巴枯宁分子关于联邦和自治的叫嚣，决定建立统一领导的瑞士工人联合会。这样，在瑞士这个巴枯宁分子的巢穴，巴枯宁主义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
为了彻底清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海牙大会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从理论上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的反动学说，特别是对巴枯宁的国家学说予以致命的打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巴枯宁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他的理论纲领不过是早期工人运动历史上那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1)，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放弃政治运动的谬论时指出，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就是从事政治运动;问题不在于是否从事政治，问题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我们应当从事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巴枯宁的国家学说更是荒谬绝伦的。他认为国家就意味着统治，而任何统治都表现为剥削，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国家。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不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是国家本身。巴枯宁不知道什么是国家，也不知道国家是怎样消灭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他的错误观点，指出，巴枯宁把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恩格斯指出：“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资产阶级国家被消灭后，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因此，巴枯宁的“废除一切国家”，只不过是一些超革命的空话，如果付诸实践，就会将革命的胜利果实拱手送给自己的敌人。里昂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更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他宣传什么：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之后，不管建立临时的，还是革命的政权，都是对工人的新的欺骗。针对巴枯宁的反动谬论，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巴枯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巴枯宁还主张消灭一切“权威”，要求“绝对自由”，主张每一个乡镇，每一个人都是自治的。他还要求国际也照这个样子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是自治的，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恩格斯在嘲笑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就根本无法开动机器，管理铁路，驾驶轮船。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它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因此，恩格斯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那种散布反对权威思想的人若不是糊涂虫，就必然是故意制造混乱，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但无论那种情况，都只能是为反动派效劳的。
1873年8月，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法格协助下写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巴枯宁主义的长期斗争的总结。这本书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彻底揭露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在革命伪装掩盖下混入第一国际，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彻底揭露了巴枯宁分子盗用国际名义，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俄国等地进行造谣、诬蔑、诈骗、谋杀的大量罪行;也揭发了巴枯宁历史上宣扬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与沙皇官吏勾结迫害革命流亡者，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摇尾乞怜的种种丑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公开出版，是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它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彻底撕下了巴枯宁的假革命的画皮，使巴枯宁分子声名狼藉，受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唾弃。
海牙代表大会开除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决议，大会以后巴枯宁分子在西班牙、瑞士等地接连遭到的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对巴枯宁主义所作的彻底批判，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出版，接二连三地给巴枯宁以沉重的打击，使他在工人运动中彻底孤立，再也没有活动的余地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出版不久，巴枯宁在《日内瓦报》上登出了一个声明，声言自己已经六十岁了，而且心脏病使他难以继续参加公共事业，因此他决定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了：“让另一些更年青的人去干吧;我自己已经没有必要的力量、或许也没有必要的信心来为反对到处高奏凯歌的反动势力而继续滚动息息法斯的石头了。因此我要退出斗争舞台，并且只向我的亲爱的同时代人请求一件事——忘却。”
巴枯宁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就这样被工人运动的革命洪流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变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1876年7月，巴枯宁病死于日内瓦，终结了他可耻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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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巴枯宁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一生的罪恶活动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反映。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巴枯宁以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越来越多地采取从工人运动内部破坏革命的手法，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于是，从内脏腐烂了的自由派一直到资产阶级的有学位的奴仆们，就都纷纷钻到工人运动中来。他们一个个披起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赌咒发誓要做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实际上却肆意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从极“左”的或右的方面干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妄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上邪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阶级敌人的活动更是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阴险。因此，反对反革命阴谋家的斗争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革命人民的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不善于和反革命阴谋家进行斗争，就要吃大亏、上大当。毛主席说过：“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阴谋家巴枯宁的原则斗争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范例。一百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如同春潮澎湃，滚滚向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1972年《巴枯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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