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民族主义作为社会的发展重要影响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们把它们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法西斯主义阶段，他们为了使这种理论解决他们自身的需求，在内容和宣传方式上他们总是用民粹派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自己的策略。为此，他们将民族作了大量的包装，将其作为独一无二且不容置疑的现实权威。今天，我们穿过历史的迷雾，回到那个充满谎言的年代，揭开法西斯民族主义的画皮，看清它如何在不同时代改头换面，继续毒害着追求光明的人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凡尔赛条约的锁链勒紧了德意志民族的脖颈，经济危机的瘟疫吞噬着马克的价值。工厂的烟囱停止呼吸，六百万工人流浪街头，小资产阶级的储蓄化作废纸，农民的土地抵押给银行。在这片文明的废墟上，一种毒草开始疯狂生长。它承诺恢复民族荣光，许诺面包与工作，它挥舞着旗帜，高喊着让国家再次伟大。而这一切美好承诺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垄断资本最狰狞的面孔。
当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时，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再也不能维持其统治时，统治阶级便会撕下虚伪的面具，采用最野蛮、最恐怖的血腥镇压。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人民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也不是某个疯子的个人创作，它是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的必然产物。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这剂鸦片，麻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阶级斗争扭曲为民族斗争。
纳粹党精心编织的谎言网络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告诉失业工人，他们的苦难来自其他民族资本家的剥削；他们告诉破产手工业者，他们的困境源自其他民族的移民竞争；他们告诉迷茫的青年，德国的生存空间和自古以来的领土被周边国家无理剥夺和侵犯。这些谎言如同一面棱镜，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普遍苦难，折射成民族间的仇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被巧妙转移到了其他民族、其他种族身上。
就像历史所揭示的那样，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其政治生态内的路径依赖都会促使其走向自身的反面。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高举的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在危机来临时被自己践踏在脚下。他们曾经用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主义武器，现在调转枪口对准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选举的舞台上，纳粹党挥舞着民族复兴的旗帜，承诺着经济复苏的蓝图，赢得了垄断资本的巨额资助和媒体的疯狂鼓吹。于是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希特勒被包装成通过民主制度和德国人民的选择，来到总统府的侧门，合法地接受了总理的任命书。
这就是历史上最讽刺的悲剧之一，法西斯专政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程序上台的。它利用民选的外衣掩盖了专政的本质，利用民族主义的糖果包裹了阶级压迫的毒药。当纳粹冲锋队的皮靴踏碎国会大厦的地板时，当《授权法案》以民主表决的方式通过时，资产阶级民主终于显露出它最虚伪的一面，它宁愿选择法西斯主义，也不愿看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在纳粹德国这种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成为了阶级统治的完美遮羞布。垄断资本与法西斯党徒结成了神圣同盟，大工业家的利润在军事订单中暴涨，而工人阶级的组织却被彻底粉碎。克虏伯的钢铁洪流和法本公司的化学制剂，既武装了帝国的战争机器，也抬高了资产阶级的利润报表。在让国家和民族再次伟大、再次兴盛的口号下，是劳动时间延长、工资下降、工会取缔的血汗工厂。民族共同体神话的背后，是阶级压迫加倍残酷的现实。
历史的悲剧在于，它总会在不同的舞台上重复上演。今天，当我们环视这个世界，那些熟悉的幽灵正在借尸还魂。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再次举起了民族复兴的旗帜，承诺让国家再次伟大。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挥舞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对立。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的今天，法西斯民族主义的阴魂仍在世界各地游荡。
在西方，那些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如今又有人开始歌唱血与土的神话。他们告诉工人们，工作是被外国移民抢走的；他们告诉小资产阶级，福利是被其他民族分走的；他们告诉年轻人，国家的荣耀正在被外部势力侵蚀。这些声音如此耳熟，仿佛是从历史深渊中传来的回声。而在东方一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也在精心培育着民族主义的毒花，用它来转移民众对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破坏的不满。
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打着全民族旗号的诉求，都不可避免地打着特定阶级的烙印。当资产阶级高呼民族利益至上时，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阶级特权能否永续。当他们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发动战争时，争夺的不是民族的生存空间和复兴大业，而是资本势力的扩张。当他们在民族复兴口号下推行紧缩政策时，压缩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利润，而是无产阶级的面包。民族主义就像资本主义世界的止痛剂，它不能治愈疾病，只能暂时麻痹痛苦。它把癌症的症状当作病因，把阶级压迫的创伤伪装成民族间的摩擦。当无产阶级吞下这剂鸦片，就会忘记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就会把阶级兄弟当作民族仇敌，就会在资产阶级精心导演的戏剧中扮演自相残杀的悲剧角色。
要彻底铲除法西斯民族主义这颗毒草，仅仅修剪它的枝叶是徒劳的，必须连根拔起它生长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只要还存在阶级对立，只要资本还能通过制造民族仇恨来获利，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就会一直在历史的上空盘旋。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打破民族主义的迷障，用历史的目光超越眼前的民族关系，也就是用革命的国际主义去看待人类的解放事业。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终点，而是世界革命链条中的一环。资本早已实现了全球化，无产阶级的抵抗也必须得跨越国界。任何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斗争，最终都会被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所吞噬。
在当代世界中，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却纵容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已经证明了在商品货币关系仍然存在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必然会重新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会重新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始终存在。这些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宣传，往往是为了掩盖这一痛苦的事实，为了给新生的资产阶级专政披上合法外衣。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阵痛。在这个过渡期中，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旧势力垂死挣扎，新力量破土而出。法西斯民族主义的泛滥，恰恰是旧世界临终前的回光返照，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矛盾的表现。它表面上的强大，掩盖不了实质上的虚弱。当我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民族主义，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民族问题。我们能够看到，民族不是永恒存在的，它会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形成，也必将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无产阶级的使命不是保卫抽象的民族利益，而是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条件，包括民族本身存在的条件。
在苏联解体后，没有了眼前的冷战阴云，世界进入了资本狂欢的奶头乐时代，人们忘记了杀戮、饥饿，忘记了曾经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好像进入了最美好的阶段。而此刻，全球贫富分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生态危机逼近临界点，帝国主义战争阴云密布。这些矛盾的激化，过去埋葬在坟墓里的过往的潘多拉魔盒正在催生着新的法西斯运动，也在孕育着新的革命契机。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不是出于道德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反扑而改变，不会因为民族主义的喧嚣而失效。相反，这些反动思潮的猖獗，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再也无法用正常手段维持统治。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十字路口，人类面临着抉择，是允许法西斯主义带着民族主义的假面具将文明拖入新的黑暗，还是让无产阶级冲破民族牢笼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答案不在书本里，不在演讲中，而在亿万劳动者和革命者的实践中。当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开始崩塌时，无产阶级将不再满足于做民族主义的拉拉队，而是要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
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柏林，但教堂废墟前的长明火依然在燃烧。这火焰仿佛在提醒我们，历史的教训不容遗忘，阶级的使命不容推卸。法西斯民族主义不论如何改头换面，都改变不了其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只有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最终铲除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土壤。在这条道路上，妥协没有出路，改良只是幻想，唯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才能引领人类走出黑暗，迎接真正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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