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经济治理思想。总体原则是科学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既强调从政治高度把握经济治理，又注重随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适时转换经济治理职能。列宁经济治理思想是包含所有制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等要素，具有内在层次与逻辑关系的有机系统。其立场、观点与方法对于新时代我们掌握历史主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列宁;经济治理;历史主动;系统观念
经济治理即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从而使之达到稳定有序、良好发展的状态。列宁多次使用“治理”一词。例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注释提到，“事实上在治理俄罗斯国家的我国官僚是特别厉害的反动机构”;《告被俘同志书》提到，新政府“曾经在起义的工人和士兵的压力下答应召开立宪会议来解决怎样治理俄国的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出，“波拿巴主义是一种治理形式”。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经济治理思想。现有列宁经济思想研究主要聚焦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新经济政策某个具体方面，以及《论合作社》等列宁晚年著述的经济思想，而直接聚焦列宁经济治理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系统化并结合新时代我国经济治理实践阐释其启示意义。考察列宁经济治理思想，探讨其当代价值，对于新时代我国掌握历史主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列宁经济治理思想总体原则和内在逻辑
经济治理是经济内容与政治形式的有机整体。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经济治理的核心命题。贯穿列宁经济治理思想的总体原则是，科学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既强调从政治高度把握经济治理，又注重随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适时转换经济治理职能。
(一)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辨证关系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列宁始终注重辩证把握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系与有机统一。
第一，要从政治高度把握经济治理。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坚决反对主张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的经济主义思潮。早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列宁就多次批评俄国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一般原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列宁批驳了俄国经济派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的错误思想。他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重要原理，指出“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是历史经验确凿证明了的结论。列宁鲜明指出经济派纲领使工人阶级“局限于经济斗争”的危害，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如果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进一步指出经济主义思潮的实质，即“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
列宁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政治前提。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将“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党的主要目的。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中，列宁指出，如果撇开和取消党对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不是继续进行和改进苏维埃政权“创建新经济形式的实际工作”，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来破坏这一工作”，从而导致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胜利。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最深刻的区别，强调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与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建立新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列宁认为，经济治理要掌握好尺度，不能超过理论上和政治上必要的限度。他强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端激烈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按战争方式行动”的经济治理方式是唯一的办法。虽然经济遭到破坏的苏维埃政权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熬过了战争，“打退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但列宁在总结经验时认为，运用这种经济治理方式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他指出，可以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允许地方流转自由”，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把手中掌握的物资，通过地方经济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农的要求。随着战争结束，劳动群众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工农矛盾日益突出。列宁指出，1921年春开始实施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可见，在列宁看来，从政治高度把握经济治理，需要依据各阶段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确定经济治理的政治要求与必要限度，掌握好经济活动的治理尺度。
第二，要重视经济建设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性作用，注重防范和化解来自国内外的经济危险。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指出要警惕协约国通过粮食投机国际化来“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的图谋，提出把“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的口号用到劳动战线。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列宁总结经验、阐释新经济政策时指出，“由于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1921年经济战线上的失败比以往军事战线上的失败要危险得多，表现在于“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没有实现党纲规定的提高生产力的任务。他强调，从战略上看，根本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新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可见，列宁在这里指明了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的依靠，即“依靠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当时主要是通过“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巩固工农联盟)，及通过“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既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要点，也是解决当时经济领域危险形势的战略方向。
在直接生产层面，列宁强调，生产管理也要重视把握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列宁批评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经济与政治关系上错误、折中主义的观点，指出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鲁祖塔克的切实的提纲”提出的“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等具体任务，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抽象字眼重要百倍。在管理生产具体原则上，列宁强调，需要通过加强一长制而不是集体管理制，贯彻“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以防止国内外投机活动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他指出，管理工作需要由懂行、精通生产、“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的管理人员负责;“解决问题时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
总之，在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辨证关系上，列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强调要从政治上把握和看待经济问题，坚持基本政治前提，掌握好经济治理的政治要求与必要限度，又指明经济建设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性作用，注重防范和化解经济领域的风险。
(二)随国家中心任务转变适时转换经济治理职能
列宁经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强调经济治理的职能随苏维埃政权中心任务转变而做相应转换。
第一，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由于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稳固政权，经济治理要服务于这一政治任务，以便“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1918年至1920年，苏维埃俄国遭遇多方向、多轮次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叛乱。为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这一时期，列宁多次强调短期的一切工作要服务于在战争中战胜敌人、捍卫政权的中心任务。《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指出由于遭到内外敌人的进攻，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存亡问题“完全归结于战争问题”，“我们的全部活动应该完全服从于”当时的对敌军事任务。在《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列宁进一步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按战时要求，“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迅速击退邓尼金进犯的直接战争任务上，“减少和改变自己其余的一切活动，使之服从于这个任务”。在机制上，列宁指出“集体管理制”是处理工农国家事务必须实行的体制机制。
第二，在苏维埃政权相对稳固的和平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中心任务，经济治理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发挥服务经济建设的职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维持为取得胜利所必需严格纪律的三方面条件，即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对革命的忠诚、“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善于同最广大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以及政治战略和策略，从而得到最广大群众拥护。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后，既要组织和领导劳动群众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又要把劳动群众引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其新的劳动组织将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与自觉的劳动群众相结合。1920年初，由于出现暂时和平时期，经济恢复问题被摆到苏维埃政权工作首位。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宁指出，由武装捍卫政权转到和平经济建设后，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和“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入经济建设和恢复生产，而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建立铁的纪律和“铁一般的组织”。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苏维埃俄国取得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和粉碎国内反动叛乱的最终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新阶段。列宁鲜明指出，在新阶段，应将担负经济建设任务和“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放在首位。根据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露的弊端，列宁做出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为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
由此可见，列宁强调经济治理要与社会主义各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相适应，发挥其为中心任务服务的职能。
二、列宁经济治理思想核心要义和内容体系
列宁经济治理思想是由所有制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手段、治理机制等要素构成、具有内在层次与逻辑关系的有机系统。笔者认为，列宁经济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概括提炼。
(一)奠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治理效能的所有制基础
在所有制基础方面，列宁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既强调公有制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作用，又重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治理效能。
第一，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的根基。列宁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的根基性作用，尤其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对无产阶级实现阶级统治、进行经济治理的根本性意义。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的实质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了“资产阶级权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宁指出资本阶级宪法“自由、平等”口号的欺骗性，强调“只要有劳动者存在，私有者就会投机倒把”，而“饱食者和挨饿者”“投机倒把者和劳动者”都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在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并用宪法形式记载下来。在《论合作社》中，列宁进一步指出，“一切大的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合作社，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在此，列宁既强调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决定作用，也强调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作用。
二是要通过对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充实、完善公有制的实现机制。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对生存必需品的“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系统，强调建立苏维埃国家后的主要困难在于，对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进一步指出简单的国有化和没收与生产社会化不同之处：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而实行社会化还要具备“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因此，他强调俄国从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要经过“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这条道路。
第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列宁依据俄国主要经济成分及其状况，鲜明指出经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探索国家资本主义各种可能形式。
一是要从俄国社会经济成分的结构与矛盾把握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意义。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分析列举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国主要经济成分，即宗法式(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列宁指出，在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优势的经济结构中，主要斗争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在《论粮食税》中，列宁进一步强调必须善于考虑“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提出“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这样的中间环节，以提高生产力。
二是要把握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原则与机制。在总体原则上，列宁强调要使苏维埃俄国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就是投机倒把”，应该运用法律手段制裁盗窃公共财物和“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行为，“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中，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承认和容许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
在使用人才方面，列宁主张要善于使用资产阶级专家、培养无产阶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在《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只有使用一切具有“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的人，才能巩固革命胜利果实，指出要把每一个专家“看做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宁指出，管理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只有“从先前那个阶级中才能找到”，提出既要重新教育资产阶级专家，又征集和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管理人员。
在经验借鉴方面，列宁强调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大生产的管理经验。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大生产的本领和办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并同俄国先进工人劳动纪律工作一起进行。
三是要探索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实现形式。在《论粮食税》中，列宁列举了四种可能形式。首先是租让制，即苏维埃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租让合同。其中，资本家是承租人，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并获得利润;苏维埃政权则促进生产力发展。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列宁指明了租让制的两种具体情形，即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和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其次是合作社，即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列宁指出，合作社便于把广大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而且一旦成功，会使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再次是吸引商人资本家代销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最后是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资本家经营。
简言之，列宁既强调公有制经济对苏维埃政权性质的根本意义，又重视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经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发挥社会主义经济治理效能奠定坚实的所有制基础。
(二)经济治理要以科学统一的经济计划为纲
在经济治理的目标与手段方面，列宁指出，作为社会主义唯一物质基础的大工业的恢复和生产力的提高，都需要依靠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
第一，统一的经济计划(即国家电气化计划)对小农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列宁强调要善于将“预计要多年才能实现的大计划”和“现在要做的事情”结合起来，认为“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就不能恢复经济。他把国家电气化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指出这一计划是“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的、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提出党的纲领应该成为领导经济建设的纲领，而俄国电气化计划应成为党纲的补充。列宁强调，铲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把俄国经济从小农经济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只有电力才是这样的技术基础。因此，他鲜明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第二，要确保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中，列宁强调要“科学地制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高度评价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组织相关部门几百名优秀专家分工协作制定的《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称其为“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所写的唯一的一部严肃的著作”。列宁指出，这个预定大约在10年内完成的计划，虽然只是“大致的、初步的、粗略的甚至含有错误的计划”，但是“一个真正科学的计划”，因为它“对一切基本问题作了确切的计算”，而且已经有了包括一般计划和预计在内的初步年度规划。列宁强调，共产党员应学会尊重科学，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实践，系统从事工作，决不应当容许空泛议论和争论编制计划，而是应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补充、发展、修改、实施“现有的这个唯一科学的计划”。
第三，要注重经济计划的贯彻落实。在计划配套方面，列宁指出，统一的长期综合计划要有各项具体计划与之配套，尤其是要与各产业部门的单独计划相配套。在计划实施方面，要把科学的电气化计划与日常实际计划及其具体实施相结合。为此，要详细研究各种计划的执行情况、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以及改正错误的办法，避免盲目性，并注重总结实际经验。
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列宁提出要说服非党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只有提高占大多数、本身积极主动的非党农民对必须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才能避免社会主义计划“建立在沙滩上”，从而完成社会主义计划的目标任务。他强调，说服工作要通过做好开春时的全部播种工作，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而不只是发布命令。
在资金方面，列宁提出要用租让的办法解决电气化资金不足的问题。在人才方面，列宁强调，共产党员要尊重科学技术专家，善于统筹专家们的工作，依据事情的本质和详细的调研虚心指导。在实现计划的文化基础方面，列宁提出要努力扫除文盲，使劳动人民不但识字，而且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尤其是使大多数农民能够明确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电气化任务。
(三)要协调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经济比例关系
在经济治理机制方面，列宁强调，经济治理要注重协调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比例关系。
第一，要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一是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使用价值层面，通过产品生产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需要，从而克服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积累模式的弊端。列宁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处于无产阶级地位而无法利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技术成就，只能形成有限消费;相应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资料不是消费资料的增长，从而导致生产扩大没有带来相应消费增长，最终必然为个人消费所限制。他强调，社会主义要“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二是强调高积累、低消费对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但必须尽量以不降低群众生活水平为限。列宁指出，如果没有发展自立的重工业所需资金，苏维埃俄国“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他强调，利润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只是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利润以剩余产品形式“归全体劳动者”，并肯定“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不领报酬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出贡献的活动。但列宁提出，由于在新经济政策下改行赢利原则的经济核算制的国营企业，难免造成劳动者与企业经理或企业主管部门之间“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工会应义不容辞地“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
第二，要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协调一致。列宁十分重视“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并强调将其作为“广泛的经济计划”(即“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电气化计划)的重要目标来谋划。列宁认为只有协调好国民经济各部门才能活跃工农业流转，只有活跃工农业流转才能保证持续推进工业化。在工农业协调发展方面，列宁指出，大工业生产和小农业在巩固无产阶级地位方面相辅相成：大生产状况改善和大工厂开工，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而“产品数量增加”的小农业发展则“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一方面，列宁提出要“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通过实施实物税等鼓励措施“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另一方面，列宁强调要重视发展工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倡导制定与实施国家电气化计划，指出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等基础性大工业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质保障作用。在各产业之间协调方面，列宁既强调各产业共同发展，又明确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他指出，单靠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是不够的，苏维埃俄国“必须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俄国商业的发展为发展重工业做出了一定的资金贡献。
第三，要注重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在各地实施经济计划方面，列宁提出“电气化计划”中，将会有“为俄国的每个地区制定的专门计划”，以说明每个地区“如何实现电气化”以及如何恢复正常生活，而要实施的条例应“在当地加以比较、研究和检验”。在工业布局方面，列宁强调要注重国家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早在1918年4月，苏俄人民委员会在“关于科学院提出的勘察俄国自然资源的建议”的决议中就提到，科学院的“特别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国家工业的正确分布问题和最合理地使用国家的经济力量”。同期，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中，列宁提出要使俄国工业布局合理的着眼点是“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生产各阶段劳动消耗，而利用次等燃料发电要“以燃料开采和运送方面最少的耗费”来获取电力。
总之，列宁依据俄国现实经济成分与发展实际，强调经济治理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要以科学统一的经济计划为纲，注重协调社会主义工业化中重要的经济比例关系。
三、列宁经济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经济治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治理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上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当前，我国正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我国经济治理理论与实践，探讨和揭示列宁经济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把握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的所有制基础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治理活动借以展开、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要紧密结合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实际，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辩证把握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第一，要坚持与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经济治理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列宁经济治理思想启示人们，只有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进行较为高效的经济治理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做强做优做大。”
当前，要按照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筑牢新时代经济治理根基。要不断完善国有企业运营机制、创新机制，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创新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培育成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经营效率方面，要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严格系统地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在创新能力方面，要根据国有企业自身实际与所在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国有企业产品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地位，推动国有企业及时动态把握产业技术前沿。当今世界的经济竞争，主要是规模巨大的垄断企业或垄断同盟之间的竞争，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近年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与经济霸权，接连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对我国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要系统应对世界经济领域的风险挑战，“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第二，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列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需要受到社会主义国家调节、约束与引导。
我国经济治理要按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根据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际，努力营造与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法制环境，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税收、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我国经济治理要坚持法治思维，依法保障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在生产经营、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要依法加强对资本有效监管，以有效防止与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我国经济治理要有效运用法治手段，依法反对与打击操纵市场、攫取暴利、哄抬物价、恶意炒作等资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和维护资本有序发展。
由此可见，列宁辩证把握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思想，对当前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优势互补与共同发展，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注重经济治理系统性、计划性和协调性
经济治理是治理目标、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国家要注重经济治理的系统性、计划性、协调性，充分发挥经济规划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经济比例关系，以避免或矫正市场自发作用导致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第一，要充分发挥经济规划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列宁非常重视科学统一的经济计划对于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为指引。
当前，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经济的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使之与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有机结合，以系统提高经济治理有效性。一是要增强经济战略规划体系的科学性。科学性是经济战略规划体系生命力所在。列宁关于确保经济计划科学性的重要思想启示我们，科学的经济战略规划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相统一的原则，组织汇集相关领域的优秀专家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与经验智慧，进行分工协作加以制定。在方法上，科学的经济战略规划需要充分依靠系统的调查研究，使其能够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与客观规律，充分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从而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二是要形成充分贯彻落实经济战略规划体系的具体机制。列宁强调经济计划既要保持长期性和稳定性，又要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研究加以充实完善。列宁在谈新经济政策与国家经济计划关系时指出，新经济政策是要改变实现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的办法，而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也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和完善规划有效实施的机制，完善规划实施中的动态监测、中期评估、总结评估机制，提高规划执行力和落实力。”
第二，要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经济比例关系。列宁非常重视协调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经济比例关系，认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能够在生产的比例性、系统性和计划性方面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要促进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经济比例关系，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更好转变为经济治理优势。
当下，我国经济治理充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尤其是协调发展理念，推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一是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初次分配方面，公有制企业要发挥自身优势，完善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机制，合理确定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既保证劳动者报酬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同步增长，又能满足企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对积累资金的需要。在再分配层面，国家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通过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不断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二是要处理好各产业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要促进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功能。要推进实体经济内各产业之间相互支撑与协调发展，不断提升产业融合的层次，避免产业体系出现“空心化”和“去工业化”。三是促进生产力空间合理布局，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规划要与国家总体战略规划的战略方针和整体部署相衔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形成“全国一盘棋”。同时，各地区要利用自身优势，根据本区域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产业基础等实际状况规划布局本地区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
(三)统筹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经济治理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经济治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守住安全底线，系统防范和化解经济领域的危险。
第一，要维护和保持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列宁强调经济治理要注重防范和化解来自国内外经济风险。他鲜明指出，只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的关税壁垒、核心产品交易限制、投资限制等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一些产业发展形成巨大挑战。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为此，新时代我国经济治理要把握历史主动，主动布局、科学谋划，注重加强国民经济的自主性。要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来攻克科技难关，增强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着力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如何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成为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核心命题。我国实体产业发展要紧跟世界科学技术前沿，从基础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各环节，系统加强新技术研发力量，集中力量促进形成核心产业和关键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积极推进最新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与量产化，打破与摆脱外部势力对我国核心产业的打压与遏制。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对外经济开放的产业政策体系要紧密结合我国各产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具体性质，合理确定外国资本投资我国国民经济各产业领域的程度、速度与范围，以避免形成外国资本对核心产业和关键技术的实质性掌控，使我国本土产业失去通过自主发展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第二，要注重维护好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的安全。要立足国情，着力提升重要能源资源的生产能力和自给能力。通过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守住耕地红线，系统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确保能源安全。要加强国际市场监管合作，着力构建大宗商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开放、稳定、可持续的大宗商品市场，共同畅通供应链，稳定市场价格。
第三，要注重防范与化解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资本项目开放上，要紧密结合我国各主要资本市场及其监管体系的客观发展实际，尤其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合理确定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和速度。在国际竞争力方面，要不断提高金融体系自主创新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优化内债和外债的结构，确定和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稳步探索既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外汇需要又能有效应对外汇市场剧烈波动的汇率形成机制。在监管制度上，要推动与金融发展趋势相适应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以实现对金融市场活动全过程、全方位的动态监管，消除金融监管的制度盲区。在监管能力上，要适时动态更新监管技术，推动监管人员业务素质提升，不断完善风险评估手段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监管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形成及时高效的风险防范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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