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我们时常看到左派被诉诸不学无术的的弊病。这是很好理解的，不论是激进的抨击腐朽体制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改革，左派似乎都在作为那不墨守成规的部分存在。可宣扬自身合理性是否就意味着要背弃一切反对方的声音，保持独立思考是否就意味着应当反对一切敌人所拥护的，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大多数人所不能够抛开情绪进行严肃探讨的原因。
网络左派横行的同时，我们应当留一份清醒的认知，究竟可否在早期只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显然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基数的决定性作用，仅是对此抱有一般性的怀疑，当然这里指的质量不全然是他们所以为的那样。
本篇文章选自《马克思思想导论》中的辩证法一节，其中不乏有作者的论述与主观评价，并长篇幅的引用了马克思原文，正如书中开篇写道的：“献给我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学生。” 我们总以为一个出色的左翼人士应当同时具有两个身份：教员——传播引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个便是学生——严肃、客观看待问题，在实践中学习，“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01评论
对古希腊人——芝诺和苏格拉底—来说，辩证法是借助于提问和回答来讨论问题的艺术，是借助于此类讨论来发展一种平衡的观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以种种形式表达了经由否定的辩证的进步观念。这两类概念变成了黑格尔的历史观的核心，它们转而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自身的辩证概念。正如他谈到法国革命时所说的，黑格尔是从这一信念开始的：“人的存在在其头脑中，即在理性中有自己的中枢，在它的灵感下，人构筑了现实的大厦。”在他的最伟大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追踪了心灵或精神的发展，重新将历史运动引入哲学，并断言认得人的心灵可以达到绝对知识。他分析了人的意识的发展，从它对当下的直接感知到自我意识的阶段——一种允许人分析世界和因此确定自己行动的理解。接此而来的是理性的阶段本身——对现实的理解—在此之后，借助于宗教和艺术，精神达到了绝对知识，一种人在世界上认可其自身的理性阶段的水平。黑格尔把这些阶段称作“异化”，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心灵的创造品，却被认为独立于和高于人的心灵。这种绝对知识同时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扼要重述，因为，随着它超越这些阶段，每一个连接的阶段同时保留了先前阶段的因素。黑格尔把这种既超越又保存的运动称作“扬弃”(Aufhebung)，一个在德语中有着这种双重意思的词语。黑格尔还谈到“否定的力量”，认为在一切现存的事物状态和正在变易的东西之间，永远存在一种张力。因为一切现存的事物状态都处于被否定的过程中，并变成某种其他东西。这个过程就是黑格尔用辩证法所指的含义。
马克思后来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思想家。重要的是要明白，当马克思旨在让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以足立地时，通过按照后来由恩格斯开创的传统来设想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是做不到这点的。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唯物辩证法是基本的，能够以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渗透和量转化为质的“规律”来概括。似乎毋庸置疑，马克思也假定存在一种自然界的辩证法;而那恰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马克思很愿意提到这一事实，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货币中量的增长能够使它从质上转变为资本，就像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的例子那样。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他认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是对个人的、以所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开始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从属于精神的普遍中介的;而在马克思那里，任何对自然界的辩证知觉是服从于历史实践的辩证法，即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法的。
黑格尔当然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但劳动在黑格尔那里总是精神性的，它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物质的—被设计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交换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该生产方式本身又会生产出新的需要和满足它们的手段——甚至人的本性自身也从属于社会交换的辩证法。这转而产生出一种具有新的需要和相应增长的生产力的社会劳动组织。因此，人既不是他们的环境的消极产品，也不能随意地自由改变他们的环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般框架是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建立的，在那里，马克思花了很长一章的篇幅用于“对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的批判”。在那里，马克思宣布，黑格尔的《现象学》的伟大就在于“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诚然，黑格尔没有把劳动设想为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的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变成自身的媒介"。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就在于精神逐渐洞识外部世界并超越它。在黑格尔看来，从辩证法的两个同等现实的对立极去看，更成问题的是建立人和自然之间的适当关系。
这种适当关系——共产主义—借以实现的方式，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研究的对象。辩证法作为创造的否定性的意义，将《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资本论》联系起来：《资本论》第一卷论述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中诞生的一章，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因为，正像他于1872年所写的，辩证法
在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和肯定的认可中同时还包含对该状态的否定的认可，即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必然终结的认可;辩证法把每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都看作变动不居的运动，因而只是把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的暂时性解释为瞬间的存在;因为辩证法不让任何东西强加给自己，并且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但是，还有一种精致说法：在1844年的马克思看来，思维的抽象一直被视为某种要避免的东西，就像被视为不能把握现实世界的东西，或者至少是被视为只能以某种片面的方式把握现实世界的东西一样。但是，在马克思写作《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之前，马克思是相信，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只有用类似于价值、劳动等抽象概念，才能把握现实世界——由它的现象渗透到它的本质。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写的：“如果事物的外在表象和事物的本质直接一致，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本质与现象的这种区分，至少部分是来自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不是对《现象学》的更新了的兴趣。但是，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和《资本论》中对于他的描述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法并不只是诸种概念之一：由于历史的运动是辩证的，因而对这种运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本身也必须是辩证的。马克思所指的“科学辩证法的秘密”，是要把经济范畴当成“与物质生产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对应，对历史生产关系的理论表达”。这种辩证法之所以是科学的，是由于通过抽象的过程，它超越了市场关系的表面现象，并按照生产关系的“本质”来解释这些现象。所谓生产关系，也就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在马克思看来，它是辩证法的基本形式。
原文文本
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产物——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一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设想为一个过程，把对象化设想为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对这种外化的超越。因此，这意味着，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真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的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表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把自己的类的力量全部用于创造(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的合作和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人使自己同作为对象的类的力量保持关系，而这首先又是只有以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1844 Manuscripts,KMSW,p.10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3页)
既然我们在逻辑范畴中发现了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发现了绝对方法，它不仅解释一切事物，而且还包含一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在每一个对象中重新发现自身、认可自身的倾向。”(《逻辑学》第三卷)既然一切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每一种运动、每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由此自然得出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条件下的运动。抽象条件下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存在于何处?存在于它形成自身，把自身跟自身对峙，并且调解自身;存在于它把自身表述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进一步说，存在于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在特定的范畴中怎样进行自我肯定、形成自身?这已经是理性自身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但是理性一旦把自身作为正题形成，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跟自身对峙，分裂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一肯定和否定、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 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彼此之间互相平衡，互相中和，互相制约。这两个矛盾思想的融合，就构成一种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裂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转而又融合为新的合题。由这番艰辛诞生出一个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这个思想群遵循着同样的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作为反题。由这两个思想群中又诞生出一个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诞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诞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诞生出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从纯粹理性的精神中新形成的成果，好像这些范畴凭借辩证运动的活动才互相形成、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读者不应该对这种形而上学以及它的范畴、群、系列和体系的整个脚手架感到惊讶。尽管蒲鲁东经历各种麻烦想爬上这种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简单的正题和反题的头两级;甚至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解释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后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在将它归结为极低劣的均衡时是如何成功的。黑格尔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头脑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只不过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从来不存在“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存在“观念在理解中的顺序”。他认为他正在通过思想的运动构造世界，其实，他只是用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重构和分类而已。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KMSW,pp.200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42~143页)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考察一个特定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阶级划分、人口在城市、乡村和近海的分布以及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职业开始;因而我们研究该国的输出和输入、年度生产以及商品的消费价格等等。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从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创造者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这种阶级又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这些因素转而意味着交换、分工、价格，等等。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们从人口出发，我们用某种混乱的整体的概念才能做到这一点，并且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将逐渐达到更简单的观念;因而我们将从想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不复杂的抽象，直到我们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一旦这点达到，我们又要开始返回的路程，直到我们最终回到人口，但是这次，人口不是作为整体的一个混乱的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既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前一种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在一开始已经采纳的方法。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活生生的总体——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达到一些最主要的抽象原则，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用抽象的推理确定下来，就会产生出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简单概念出发并以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告终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结合，即各种不同要素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观察和观念的起点。通过前一种方法，完整的观念变成抽象的定义;通过后一种方法，抽象的定义在推理过程中导致具体主体的再现。因此，黑格尔陷入错误，把实在看作自我协调、自我吸收和自发运作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就意味着人口即在一定条件下参与生产的人口的存在;它也意味着一定类型的家庭、部落或国家等的存在。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既定总体的抽象的、片面的关系而存在。
然而，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这样一种意识，即认为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世界只有当被理解了时才是现实的(而哲学意识具有这种本质)，其实是误将范畴的运动当作现实的生产行为(不幸它只是从外部接受动力)，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是又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的具体主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在观察和想象之外活动或驾于其上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对观察和想象进行概念上加工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总体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只对它开放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和实践精神所使用的方式的。具体的主体在它被掌握之后仍然像它被掌握之前一样，继续有一种独立的存在，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思考着它。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理论方法时，必须始终牢记把主体、社会作为我们出发的前提。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就正确地从作为个人的最简单的法律关系的占有开始。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已经存在的关系之前，根本不存在占有这类东西。相反，如果说存在着只占有(possess)东西而不拥有(own)东西的家庭和部落，这倒是对的。所以，在所有权方面，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家庭和部落共同体的关系。它在社会中表现为一种发达的组织的简单关系，但却一直包含着占有的关系所借以产生的具体的土壤。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律关系。说家庭是占有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错误的。相反，占有从来意味着这种“比较具体的法律范畴”的存在。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实体可能已经实现，却并没有进入那种以具体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多重关系和方面;但是，当具体实体获得较全面的发展时，它将保留作为从属关系的同一个范畴。
——Grundrisse,introduction; KMSW, pp. 351f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7～20页)
圣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门讨论《资本论》的方法的一文中，发现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文章说：“如果从对主题的外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乍看起来，马克思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中最唯心的一个，而且一直是在德国的即该词最坏的意思上。但是，实际上，在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中，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我回答这位作者的最好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精彩的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兴趣。
这位作者在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那里我讨论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那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着一定形式和互相联系的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是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波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序列过渡到一种不同的联系序列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只为一件事情烦恼自己：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来揭示社会状况的连续的规定秩序的必然性，尽可能公正地确立那些他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揭示事物的现存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过波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瀝。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的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智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智力......既然意识要素在文明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明为主题的批判性研究，比热病和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任何形式或结果为基础。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性研究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物质现象。这种研究使自身限于将事实同另一种事实作对照和比较，而不是将观念同事实作对照和比较。对这种研究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可能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互相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对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展示自身的连续序列、顺序和相互联系进行严格分析。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社会形成了一定发展时期的轮廓，并且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阶段，它也就开始从属于另外的规律。总之，经济生活向我们提供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将经济规律比做物理学规律和化学规律，他们误解了经济规律的性质。而且，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单个器官有差别，以及这些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
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条件和支配它们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推论和解释资本的统治所建立的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揭示调节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起源、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珠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所描述的是他认为实际上是我的方法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在谈到我自己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又这样有雅量，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描述出来。这点一旦成功做到，主题的生命一旦像在镜子中一样观念地反映出来，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纯粹的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人脑的活动过程，即他以“理念”的名义而且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的外部的现象的形式。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人的头脑所反映的并变成思维形式的物质世界。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今天在德国文化界高谈阔论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菜辛时代勇敢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要想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重新把它倒过来。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美化和赞扬了事物的现存阶段。辩证法，在其合理形式上，对资产阶级及其教条主义的教授们来说是一种耻辱和厌恶，因为辩证法在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和肯定的认可中同时还包含对该状态的否定的认可，即对事物的现存状态的必然终结的认可;辩证法把每一种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都看作变动不居的运动，因而只是把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式的暂时性解释为瞬间的存在;因为辦证法不让任何东西强加给自己，并且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固有的各种矛盾给实际的资产阶级自身以深刻印象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性循环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种危机再一次在逼近，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行为的剧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Capital,vol. I;KMSW,Pp.418f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0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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