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当战争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日常语言，左翼究竟应当站在哪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答案却越来越容易被压缩成一种二元选择：面对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的战争、制裁与干涉，是不是就必须站到伊朗、俄罗斯以及一切与它们发生冲突的国家一边?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抵抗的正当性，是否意味着必须同时接受其现实领导力量的政治路线、军事策略和地区盟友?反过来，如果批评这些力量自身存在的压迫、保守主义或政治局限，又是否必然意味着滑向所谓“西方阵营”?本文所讨论的“阵营主义”，正发生在这种不断要求人们回答“你究竟站哪边”的政治环境之中。
这一困境并不能靠一句抽象的“反对一切国家”轻易解决。殖民统治、军事占领、战争与外部干涉并不是可以与一切内部矛盾等量齐观的问题。在力量高度不对称的条件下，被占领者有权抵抗占领，被侵略国家有权抵抗侵略，反殖民和反帝斗争也确实可能在战略上具有更高的紧迫性。要求一个正在遭受战争或殖民统治的社会首先满足一整套理想政治标准，仿佛只有完全符合左翼规范的主体才有资格抵抗，既忽略现实力量关系，也容易把所谓“纯粹立场”建立在他人的生存代价之上。
但战略上的优先，并不意味着规范上的豁免。一个政治主体完全可能在一种关系中处于被压迫位置，同时在另一种关系中成为压迫者;反抗外部支配，也不会自动使其内部权力关系、政治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获得正当性。问题因而不只是“谁反对美国”“谁支持巴勒斯坦”，而是左翼究竟把什么当作自身判断的最终尺度。如果反帝仅仅意味着在现有国家体系中寻找一个与霸权相对抗的国家力量，那么国际主义很容易退化为另一种地缘政治现实主义：世界被重新划成两个阵营，而“敌人的敌人”则被赋予一种几乎自动生成的进步性质。
本文的价值正在于，它没有把这一问题重新处理成另一个简单答案。作者既质疑把伊朗、俄罗斯等国家视为天然反帝主体的阵营主义，也对一种完全寄望于“自下而上社会运动”的国际主义保持怀疑。社会运动可以挑战战争的正当性，可以跨越国界建立团结，但在面对军事占领、轰炸与种族灭绝时，国家、武装力量和现实物质支持又不可能仅凭理论上的不适而从政治分析中消失。真正困难的地方，恰恰在于左翼必须同时承认这些力量的现实作用，又拒绝把这种现实作用转化为政治认同。
这也意味着，“避免选边站”不应被理解为站在所有冲突之外，更不是把交战双方简单地放在同一尺度上作抽象谴责。伊朗女性主义者所展示的立场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既反对国内压迫与不平等，也反对外部战争、制裁和政权更迭。这样的立场之所以困难，正因为它拒绝接受国际政治通常提供的整套打包选项——仿佛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就必须停止批评伊朗国家;或者反对伊朗国内压迫，就必须接受美国主导的制裁、军事威胁与政权更迭。左翼国际主义真正需要维护的，或许正是这种政治判断不被联盟关系完全吞没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临时盟友”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之间存在关键差别。联盟首先是一种针对具体目标形成的政治关系，它可以有明确的对象、期限与边界;认同则意味着把盟友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组织结构甚至意识形态一并纳入自身立场。现实政治当然不允许左翼只与完美的主体合作，但不完美的联盟也不应被进一步神圣化为不可批评的共同体。承认一支力量在抵抗殖民、战争或霸权中的现实作用，与放弃对其战术、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独立判断，并不是同一回事。
这里同样需要警惕另一种相反的简化。批评并不天然具有解放性，它也存在时机、对象、语境和力量关系的问题。当一种政治力量正面对远为强大的军事对手时，任何批评都会进入现实斗争，而不会停留在纯粹理论空间之中。因此，左翼不能只问“我有没有批评的权利”，还必须追问这种批评在什么条件下提出、会产生什么后果、又服务于什么政治目标。作者在文章最后把问题从“能不能批评”推进到“如何批评、何时批评、以什么把握和什么语气批评”，这一转折尤其重要。它使国际主义不再只是关于立场纯洁性的讨论，而重新成为一项有关联盟、责任与政治实践的具体判断。
因此，本文真正试图保留的，并不是一个超然于冲突之外的“第三位置”，而是一种不被阵营逻辑提前取消的政治自主性。左翼可以支持被占领者的抵抗，可以反对战争、制裁与政权更迭，也可以在必要时与自身并不认同的政治力量形成现实联盟;但这种团结若要仍然具有国际主义意义，就不能要求停止思考，更不能要求把临时的共同敌人转化为永久的朋友。国际主义最终所面对的，或许不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阵营”，而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在必须结盟、必须行动、也必须承认现实力量差异的世界里，左翼如何仍然保留批判支配关系本身的能力。
在非此即彼的国际政治中，左翼国际主义如何避免“选边站”？
作者：Ayça Çubukçu，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自2013年起主持LSE“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与团结政治”系列讲座。
译者：赵健舟
来源：本文是2025年11月9日，Ayça Çubukçu在伦敦历史唯物主义大会上的发言。发言属于“国际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小组讨论。原标题为《Notes on Campist Internationalism》。
译者按
近年来，随着巴以冲突、俄乌战争、美以伊战争带来的国际局势升温，“阵营主义”(Campism)重新成为全球左翼内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许多在力量对比中明显处在劣势地位的民族、国家和政治运动而言，反抗殖民统治，对抗军事占领，防范外部干涉往往关于生死存亡，具有极其紧迫的现实意义。由此，一种可以理解的政治顾虑蔓延开来：在斗争尚未取得胜利时，公开批评被压迫一方的领导力量、政治策略或意识形态，是否会削弱其抵抗能力，甚至客观上为更强大的对手提供便利？如果存在这种顾虑，是否任何对“抵抗者”有朝一日转为“压迫者”的警戒和审慎，都是对当前左翼运动的背叛？本文所讨论的“阵营主义”，正产生于这一现实困难之中。作者试图突破支持或谴责、朋友或敌人的二元选择，重新追问左翼国际主义：承认抵抗的意义，是否意味着承认抵抗的一切手段与最终目标？共同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是否要求左翼放弃对盟友自身的合理批判？
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放在反殖民运动的历史经验中理解。殖民统治、军事占领和外部霸权构成对殖民地社会或被占领国家的沉重压迫，同时这些社会与国家也广泛存在本土属性的各种不公正、不平等的压迫性制度。内外压迫的性质差异与力量对比意味着不同的紧迫程度，进而决定了在反殖民事业中，处理不同矛盾必须具备不同优先等级。要求一个正在遭受殖民统治或军事入侵的民族首先满足一整套理想化的政治标准，必须具备空中楼阁式的理想政制，才有资格反抗外来压迫，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此，反殖民和反帝斗争具有战略上的优先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双重标准，这一点已经充分被历史证明。
但是也应该认识到，战略上的优先并不意味着规范上的豁免。一个政治主体完全可能在一种关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同时在另一种关系中成为支配者。一个民族有权反抗殖民统治，并不能由此证明其内部所有政治力量，其依赖的社会传统和采用的行动方式都具有正当性;一个国家有权抵抗外部侵略，也不能因此使其国内权力关系，特别是左翼本身就反对的那种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免于批评。真正值得坚持的反殖民原则，应当指向支配关系本身，构成一种“反支配”或者“反压迫”的广泛理念。
法农对此早有深刻警觉。在他的反殖民思考中，外国统治者退出并不等于解放事业已经完成。民族解放运动在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纪律严明、追随克里斯马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具有与殖民者斗争的现实必要性。但这些权力结构不会在独立之后自动消失，很可能在外国殖民者撤出之后，成为本土政治精英接管殖民国家留下权力机器的新统治工具。如此一来，反殖民就只是停留在统治者身份的更替上。正因如此，对解放运动内部权力关系保持警觉，应被理解为反支配事业自身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本文最后提出的理论尤其值得重视。现实政治中，没有完美的理论，也没有完美的盟友。在斗争力量的悬殊对比之下，暂时性的共同利益完全可能成为路线与目标大相径庭的政治集团的粘合剂。问题在于，这种合作是否进一步被解释为不可批评的政治认同。“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临时盟友”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际主义。对反殖民运动而言，如何才能够在不削弱现实抵抗的同时，仍为运动内部的政治差异、反思和批判保留空间，既是左翼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其他参与反殖民事业的政治团体都必须直面的挑战。如作者所言，团结包含批判的应有之义，联盟也不必取消政治上的独立判断。反殖民事业最终追求的目标，应当超越支配者身份的更替，指向对支配关系本身的持续批判。
正文
2025年4月，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实施的种族灭绝仍在全面展开。迈克尔·哈特与桑德罗·梅扎德拉从国际主义视角共同撰文，分析我们所处的全球政治困境。他们的《即将到来的后霸权世界》，以及2024年5月发表的《全球战争体制》，都及时介入了当下围绕反帝、国际主义与解放的争论。
在这些文章中，哈特和梅扎德拉批评全球左翼内部以国家为中心、非此即彼且高度地缘政治化的国际主义倾向，认为这类国际主义很容易滑向“阵营主义”。他们把阵营主义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取向：它把复杂的政治场域简化为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并往往最终得出“敌人的敌人必然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结论。
在全球左翼中，阵营主义式的国际主义往往把伊朗、俄罗斯等国家视为反帝与解放的主要行动者。哈特和梅扎德拉则主张另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必须“自下而上”生长，让地方和区域性的解放事业找到彼此并肩斗争的方式。他们强调，我们不应期待特定国家承担解放运动的领导角色，也不应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代表“全球南方”的国家集团上。相反，他们认为，对当下全球统治形式的抵抗，以及真正有效的反叛，必须扎根于社会运动和具体斗争之中。同时，这些运动和斗争还应具有想象“超越资本统治的生活”的能力。
这种主张对现实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今天，究竟有哪些社会运动真正具备想象“超越资本统治的生活”的能力?如果现实中的社会斗争达不到这一标准，全球左翼又应当如何对待它们?这些社会运动或许已经能够削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治正当性，但如果没有国家或武装力量的支持，它们又如何真正制止这场种族灭绝?
哈特和梅扎德拉还强调：“国际主义不是世界主义。”换言之，国际主义必须有物质的、具体的、地方性的根基，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普遍主义宣言上。然而，他们同时倡导一种“非民族性的国际主义”，主张动员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问题就在这里——暂且不论具体政治语境，也不论民族主义动员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打开什么政治空间，如果真的号召人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这种不允许任何例外的号召，本身不就可能成为一种“抽象的普遍主义主张”吗?举例而言，全球左翼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反殖民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反殖民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传统而言，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但是与过去丰富的论争相比，今天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却显得异常贫乏。
以2024年9月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为例。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斯·阿吉尔在《巴勒斯坦与理论的终结》中提出了带有阵营主义色彩的论点。他批评许多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左翼活动家和理论家，认为他们对“民族问题感到不适”。阿吉尔似乎从原则上预先肯定了由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所采取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他谴责包括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在内的大量活动家和理论家，认为他们“抹除或谴责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该运动所选择的策略及其战略伙伴”，其中最重要的伙伴就是伊朗。阿吉尔把哈特、梅扎德拉和我本人都列入其中，并对这些人提出一长串严厉指控，从伊斯兰恐惧症，一直到拒绝、歪曲由哈马斯推进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
阿吉尔主张，今天任何严肃的巴勒斯坦分析都必须正面讨论具体的军事战略，尤其要理解哈马斯在加沙发动抵抗行动的逻辑，并把这些行动置于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背景中考察。他还批评说，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人们为哈马斯的武装行动辩护时，也常常只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没有把这些行动置于其地缘政治背景之中。在他看来，哈特和梅扎德拉正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认为，两人“自相矛盾地把捍卫伊朗主权称为‘阵营主义’”，尽管伊朗恰恰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物质支持者之一。阿吉尔的批评令人费解，事实上，哈特和梅扎德拉主张的是：阵营主义的二元地缘政治逻辑，最终会使人们认同那些本身具有压迫性、并会损害解放事业的力量。他们写道，一个国际主义方案不应转而支持伊朗或其盟友，而应把声援巴勒斯坦的斗争，同挑战伊斯兰共和国的“女人、生命、自由”运动连接起来。
如果如此，一种以解放为目标的国际主义政治，究竟怎样才能同时增强两方面的有效抵抗：既抵抗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实施的种族灭绝，也抵抗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侵略?哈特和梅扎德拉坚持认为，这种政治必须跨越国界，把自下而上的反体制斗争连接起来，而不能把政治力量耗费在“支持”这个或那个国家上。对此，阿吉尔指责他们的论述实际上在为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话语铺路，并把他们归入“西方意识形态阵营”。他断言，在公开战争的状态下，“加入两个交战阵营中的一方，是合乎逻辑的”。但事情果真如此吗?战争时期，摆在左翼国际主义者面前的真的只有两个阵营、两种立场吗?捍卫伊朗或者俄罗斯的主权，是否就必然意味着落入戴维·坎菲尔德所批评的那种阵营主义：即使面对充分证据，也不愿承认“敌人的敌人”做过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阵营主义的地缘政治反帝观，既以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为前提，也正是全球左翼当前政治困境中这种逻辑的表现。我曾在别处批评过围绕哈马斯形成的“支持或谴责”二选一逻辑。原则上，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伊朗。在支持与谴责之外，左翼国际主义者仍然可以采取多种立场。伊朗女性主义者西玛·沙赫萨里及其反帝盟友，就发展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女性主义国际主义：一方面公开反对伊朗国内的压迫性政策和经济不平等，另一方面也拒绝外部推动的政权更迭、战争与制裁。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全球左翼如何以批判的方式对待“我们敌人的敌人”——例如伊朗、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以及反殖民民族主义斗争，同时又不削弱这些反殖民斗争的实际力量？
国际主义者试图超越二元对立和国家中心主义逻辑，跨越国界，把各种解放性社会斗争彼此联结起来，让它们相互学习。在阵营主义者看来，这种左翼国际主义充其量不过是对地缘政治与军事现实极其无知的幼稚之举。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吉尔把我曾经讨论的这种左翼国际主义称为“无政府主义”，认为它不过是“借此掩饰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现任领导层政治性质的不适，甚至是对‘领导’本身的不适”。即便果真如此，问题仍然存在：在全球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为什么几乎没有表达对哈马斯或伊朗国家“不适”的空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传统中，这种“不适”并不罕见。如何理解反殖民民族主义及其领导力量，应当怎样建立战略联盟和国际团结，都曾是人们公开、勇敢而严肃争论的议题。今天，这类争论却几乎被堵死。试图重新开启讨论的人，往往会被贴上自由派、叛徒或“西方意识形态阵营”成员的标签，被指责是在给帝国主义为种族灭绝、战争和政权更迭辩护的话语铺路。为了避免所谓助长帝国主义论证的巨大风险，真的值得以污名化同志之间的讨论为代价吗？
当然，左翼国际主义者提出分歧和批评时，必须慎重考虑时机和方式。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从反帝立场承认某个组织或国家的政治作用和地缘政治意义，并不意味着必须搁置对其战术、战略和意识形态的批评。恰恰相反，真正的团结要求把这些批评开诚布公，在彼此正视和处理政治分歧的过程中，改革我们的运动并使之更加有力。然而，在阵营主义式的反帝与解放叙事中，这些政治差异往往被简化成地缘政治和军事问题。
面对一个民族正在遭受种族灭绝的处境，左翼国际主义者能否不再坚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是像塔拉勒·阿萨德所说的那样，承认“敌人的敌人有时可以成为我的临时盟友”?今天，国际主义的难题，是无法靠给所有国家，或者只给伊朗、俄罗斯等某些国家作出盖棺定论式的道德或政治评价来解决的。与此同时，为应对种族灭绝困境而结成的联盟，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认同盟友，更不意味着认可一种固定不变、不容批评的关系。如果国际主义并不要求停止对民族解放斗争及其盟友国家的战术、战略和意识形态进行批评，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了：这种批评应当如何提出、何时提出，应当有多大把握、采用什么语气——归根到底，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提出。令人庆幸的是，即使在今天这种同志之间的批评普遍受到污名化的政治环境中，仍然有许多理论家和活动家，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以阵营主义式的二元地缘政治逻辑之名，主动把政治争论变得贫乏。
作者：Ayça Çubukç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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