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一座宏伟的白色花岗岩圣殿静静矗立。它不属于华尔街的哪家投行，也不属于硅谷的哪家科技巨头——它属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这个教会在中文世界常被俗称为“摩门教”(Mormon)——尽管教会官方自2018年起已不再使用这一称呼——截至2024年底，其全球会员约1750万。
然而，这座圣殿背后隐匿的，是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宗教商业帝国。据独立研究机构The Widow's Mite估算，该教会2024年总资产已达约2930亿美元，仅其投资机构Ensign Peak Advisors管理的公开股票投资组合在2025年8月就已达584亿美元。
当一个宗教组织的财富堪比一个中等国家的GDP，当“什一奉献”被转化为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的巨额股份时，我们还能仅仅用“信仰”二字来理解它吗?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解剖刀，切开摩门教的神圣外衣，审视其作为“人的异化”产物，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中生长、变形，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在宗教领域的极致表达。
一、宗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手术刀”
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先亮出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宗教?
马克思有一句流传最广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这句话常被误解为简单的“麻醉剂”或“欺骗工具”。实际上，马克思在1843年写就、1844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给出了完整的论述：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在这段话的前面，马克思还写道：“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马克思的意思是：宗教本质上是“人的异化形式”——人创造了神，却把属于自己的力量和属性投射到神身上，反过来匍匐在自己创造的幻象面前。通俗地说，人之所以需要宗教，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受到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尤其是阶级压迫)的双重支配，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宗教正是这种无力感的“幻想的慰藉”。
那么这种“幻想”从何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给出了答案。宗教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并非独立自存，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有了这把“手术刀”，我们就可以切开摩门教的历史与现状了。
二、经济基础：摩门教诞生的资本主义土壤
摩门教创立于1830年的美国纽约州。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美国正处于“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狂热中，同时也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总统任内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传统的社会纽带正在瓦解，大量失去土地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涌入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资本的铁拳下无所适从。
摩门教正是在这种社会失序中应运而生的。创始人约瑟·斯密(Joseph Smith，1805—1844)自称受天使指引翻译出《摩尔门经》，建立了一个“锡安”圣城的乌托邦愿景。早期摩门教倡导一种“一切事物共通”的集体生活方式，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汪洋中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共同体。
1912年，两位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为方法论的研究者——鲁思·考夫曼(Ruth Kauffman，1883—1952)和雷金纳德·赖特·考夫曼(Reginald Wright Kauffman，1877—1959)夫妇——出版了《后期圣徒：经济条件下的摩门教研究》(The Latter Day Saints: A Study of the Mormons in the Light of Economic Conditions)。这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摩门教历史的著作之一。考夫曼夫妇的核心论点是：宗教形式是经济状况的产物，19世纪初的经济条件催生了摩门教。
然而，这个在资本主义挤压下诞生的“受害者”，很快就学会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而且玩得比谁都好。
三、从“被迫害者”到“资本家”：摩门教的财富变形记
摩门教早期历史是一部被迫迁徙的血泪史——从纽约到俄亥俄，从密苏里到伊利诺伊。1844年6月27日，创始人约瑟·斯密因下令捣毁一家反对他的报社而被拘禁于伊利诺伊州迦太基监狱，随后与他的哥哥海仑·斯密(Hyrum Smith，1800—1844)一同被暴徒枪杀，终年38岁。
1847年，杨百翰(Brigham Young，1801—1877)带领信徒西迁至犹他大盐湖谷地定居。在荒凉的西部，摩门教徒通过集体协作将沙漠变成了绿洲。但这种“集体经济”逐渐演变为一种神权政治与经济垄断的结合体。反对者将摩门教的“经济上的合作制度、政治上的专制统治以及一夫多妻制”称为该教的“三大支柱”。
更值得深思的是财富的积累方式。摩门教要求信徒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什一奉献”(tithing)上缴教会。这一制度早在1838年就已确立。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这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剩余价值提取机制——信徒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宗教义务的形式被集中到教会手中。
1997年，教会成立了投资机构Ensign Peak Advisors，初始管理约70亿美元资产。到了2025年8月，其公开股票投资组合已达584亿美元。加上房地产——教会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所有者之一，持有至少240万英亩土地——以及广泛的商业持仓，教会总财富在2024年底估计高达2930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量投向了英伟达、微软、亚马逊、苹果、Meta等科技巨头——仅英伟达一家的持仓就超过40亿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一个本应代表“天国”的组织，却成了“尘世”资本市场最大的玩家之一。信徒奉献的每一美元，一部分被转化为科技公司的股价增长——这些公司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核心的利润机器。
四、意识形态：当“持续启示”遇上资本逻辑
摩门教有一个独特的神学概念——“持续启示”(continuing revelation)：神至今仍在向教会的“先知”说话，教义可以随“启示”而调整。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一种极为灵活的意识形态自我更新机制。
让我们看看“启示”如何与外部压力共舞：
一夫多妻制曾是摩门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杨百翰于1852年正式公开宣布实施。然而，这一制度与联邦法律激烈冲突——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反重婚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打压该制度，导致教会财产被充公、犹他领地迟迟无法加入联邦。1890年，时任总会会长惠福·伍(Wilford Woodruff，1807—1898)发布“正式宣言”，宣布终止多重婚姻。这被教会官方称为来自“主的启示”。
种族歧视同样如此。从1852年到1978年，长达126年间，教会禁止非洲血统的黑人担任圣职、进入圣殿。1978年6月9日，在民权运动的巨大社会压力下，教会会长斯宾塞·金博尔(Spencer W. Kimball，1895—1985)宣布“接受启示”，撤销了这一禁令。2013年，教会在一篇官方文章中正式“disavowed”(明确否定)了该禁令，解释这是“种族分裂严重的时代”对早期摩门教教导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从来不是纯粹的精神现象，而是物质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当教义的坚持成本高于放弃成本时，“神”的旨意就会适时调整。正如考夫曼夫妇在一个多世纪前所洞察的：宗教形式是经济条件和现实压力的产物。
五、矛盾的宗教：慰藉与剥削的双重面孔
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宗教能提供慰藉。在资本逻辑无情碾压个体的社会中，教会社区提供了归属感，教义提供了意义感。摩门教强大的福利系统也确实帮助了大量信徒度过难关。
然而，慰藉的另一面是异化的加深。信徒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一个资产近3000亿美元的组织——这个组织不将这些财富主要用于慈善或救济，而是投入股市赚取更多利润。信徒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剥削，在宗教奉献中再次被“收割”。什一奉献的实质，是将信徒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资本家的口袋转移到了“神”的口袋——而“神”的口袋，由一小群“先知”掌控。
1912年，考夫曼夫妇曾预言：当资本主义最终在美国消亡时，摩门教也将随之消亡——因为在那之前，教会的等级制已经在剥削而非造福平信徒。一百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没有消亡，摩门教反而成了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结语
摩门教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异化的故事——人创造了宗教，却将自身的财富和权力让渡给了一个以神之名义运行的人间组织。它也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精神在宗教领域的极致表达的故事——将信仰本身资本化，将救赎股份化，将“天国”上市交易。
当一座教堂同时是一座投资银行，当一次祈祷伴随着一次股息分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摩门教的特殊案例，更是宗教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普遍趋势：神圣性的消解与资本逻辑的胜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神的国度”也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转时，我们或许可以补上一句：信仰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股息和红利的气息。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最深刻的当代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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