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历代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 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60回) 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笞，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39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19回)。这种夸张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反而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
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奉行法家思想，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把他作为破坏“正统”、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这反映了作者的儒家政治观点。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然而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曹操的人物形象却反映了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成为一个著名的典型形象。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別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10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在作者看来，即使是统治阶级中这样残暴阴险的“乱臣贼子”，也仍然是远远高出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是人民群众顶礼膜拜的对象。在曹操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 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第17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20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评价虽然很不相同，但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却同样宣扬了“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噓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1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 (第1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 “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78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国演义》中的这种“英雄”史观，又是跟神权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 ；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35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34、35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37、102回)。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毛主席指出，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整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上帝”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它完全是剥削阶级捏造出来的鬼话，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反动工具！！！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了上面提到的刘备曹操外，还有如诸葛亮（在社会动乱、政治黑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如诸葛亮之类，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当然，所谓“清明”政治，只不过是一层外衣而已， 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不可能通过这种政治求得自身的解放或改善自己的处境。）、关羽（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 “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狗咬狗的斗争。《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等人物。《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小说的其他方面
善于描写战争，提供研究封建社会战争的某些材料，是《三国演义》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三国演义》写战争运用的战略战术是丰富多样的，例如:从多种矛盾中找主要矛盾、战役的持久与速决、判断战况的假象与真象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战争，它不同于农民战争。战争从来就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有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规律；某些战争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不同阶级应用这些规律，却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三国演义》在描写战争方面是有成就的，但是应该看到作者的鲜明倾向是:“将帅”决定战争的一切，“兵土”几乎是虚设的，人民更是毫无地位。这种颠倒历史的现象，是“英雄” 史观的一种表现；有些情节，则反映出作者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观点。另外，《三国演义》虽然描写了某些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战争事例，但作者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规律，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觉的认识；只有用马列毛主义进行分析，这些事例内在的唯物辩证法原则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取材于历史，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是《三国演义》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小说取材的来源已经指出过，它包含两方面:一类是历史书，像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鲁迅曾经指出创作《三国演义》处理题材的问题:“据正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却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艺术创作的长期过程中，作者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没有全部摒弃它，而是依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创作成果，通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造，塑造出具有一定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人物。在艺术结构方面，《三国演义》叙述了上百年的历史，组织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无疑是值得借鉴，但是不能无批判地照搬。艺术方法、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等问题，同样也打上作家世界观的烙印。怎样选择题材、描写性格、表现主题，都一一联系着作家的阶级感情，联系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尤其像《三国演义》这样一部描写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小说，即使那些可以肯定的艺术经验，也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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