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许多年后，当我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看着那片红色翻涌如海的人潮，看着他们脸上那种我毕生追求的、如释重负的光芒时，我依旧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的根，在韶山冲那片湿润的、长着顽固青苔的土地里。
我叫毛泽东。但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意味着“石三伢子”。我的童年，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家孩子一样，是泥土、是汗水、是牛背上的牧歌，也是父亲严厉的算盘声。
父亲是精明的。他从一个贫农，靠着勤勉和节省，一步步积攒起田产。他信奉的是“人往高处走”，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光耀门楣”的人，至少，要能帮他把账本记得更清楚。
但我似乎天生就带着一股“拗劲”。
我同情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仁慈的、笃信佛教的女性。她总是悄悄地把米分给饥饿的邻人，这在父亲看来是“败家”。可在我看来，那才是“理所应当”。
我的“理所当然”，与父亲的“精打细算”，构成了我最初的世界观冲突。
我真正开始理解“人民”这两个字的重量，是在那片土地上。
我见过的苦难太多了。
我见过丰年时节，地主收租的威风；更见过灾荒年景，乡亲们易子而食的惨状。我见过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如何在短短几个月的饥饿中变得蜡黄、浮肿，最后悄无声息地倒在田埂上。
我记得那一年，长沙发生了饥民抢米的风潮。消息传到韶山，乡亲们议论纷纷，父亲则斥责他们为“乱民”。
我却在想，他们为什么要去抢米？
因为他们饿。
他们为什么会饿？
因为天灾吗？不全是。因为他们种出的粮食，不在他们自己手里。
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沉重。
我开始意识到，父亲的账本，算的是一个家庭的盈亏；而天下的账本，算的却是千百万人的生死。
我不想只做一个算盘珠子。
13岁那年，我与父亲大吵一架。他要我辍学回家，全心务农。我拒绝了。我渴望走出韶山，我渴望去寻找一个“为什么”。
父亲骂我不孝，我便顶撞他。在中国的传统里，这是大逆不道。但那一刻，我心中有一团火在烧。我知道，如果我留在这片土地上，我最终也会变成父亲那样的人，或者，变成那些在饥饿中沉默死去的乡亲。
我不要。
我决定离开。
临行前，我改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的账本里。我知道他会看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所求的“名”，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高官厚禄。
我要求一个“道”，一个能让天下苍生不再挨饿、不再受辱的“道”。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了韶山冲。那一年，我16岁。
我走过湘潭，到了长沙。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新的知识。我读《新民丛报》，读康有为、梁启超，我甚至一度崇拜华盛顿和拿破仑。我以为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能救中国。
我进了东山学堂，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在师范的那些年，是我思想的“大熔炉”。我和我的朋友们——那些后来和我一起走上风雨征途的挚友们——在橘子洲头，在岳麓山下，我们高声辩论，我们彻夜长谈。
我们问：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问：我们这代青年，该做什么？
我们“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我们用最严苛的方式磨砺自己：冬天洗冷水澡，暴雨中在山间奔跑，我们称之为“野蛮其体魄”。我们更要“文明其精神”。
我开始明白，靠几个英雄豪杰，靠“明君圣主”，是救不了中国的。华盛顿的民主，到了中国就变了味，成了军阀混战的遮羞布。
救中国的力量，不在庙堂之上，不在西洋书本里。
它就在我出发的地方——在韶山冲，在每一个田间地头，在那些沉默的、被压迫的、却蕴含着雷霆之力的“人民”之中。
后来我读到了《共产党宣言》。
那本薄薄的小册子，那些激昂的文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所有的迷茫。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我的“道”。
我不再是一个只为自己前程读书的“石三伢子”。
从走出韶山的那一刻起，我就把我的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交给了这片土地上受苦的人民。
我，毛泽东，将不再是我自己。
我将是那些在田埂上倒下的饥民的呐喊。我将是那些在纱厂里咳血的童工的怨愤。我将是那些被帝国铁蹄践踏的土地的怒吼。
我从人民中来。我，必将为了人民，开辟一个新世界。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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