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道而行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岳德常
遵道而行是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因而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忽略了问题的根本在于改变世界，所以也就不可能进一步思考究竟应当用哪一种价值体系来改变世界的问题。由于其哲学反思深度不够，至今仍然未能把大道与邪径区分开来，至今不知遵道而行，他们关于人类社会的设想——不管是理论家的系统论述，还是一般民众潜意识里的模糊印象——都与动物世界并无分别。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无论生产力与科技如何发展，西方人都无法进入人类文明新形态。没有人格的升维，就不可能有文明的升维，所以他们的文明就只能在自我毁灭的邪路上狂奔。
中华文明则与之不同。自轴心期起开始，中华民族就开始把大道与邪径区分开来，启动了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控制的漫长过程，自觉追求闻道和遵道而行，并致力于把对大道的体认落实于社会实践之中。正是由于中华文明的这一特质，打开了人性向上进化的大门，正是在中华民族坚持遵道而行的基础上，所以就能发展出一个区别于西方的知识体系，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道路。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用大道来提升改造现实生活的历史。
但要真正落实这一目标，也就意味着要对整个社会来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目标，中华民族在这条路上经历了漫长的跋涉，至今未能实现目标。
历代君子作为遵道而行理想的承载者，从孔夫子开始，前赴后继地探索大道的实现路径。但由于他们是在私有制政治经济制度的框架中进行探索，所以其目标的实现就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一样遥不可及。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历史局限才得以突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旧制度的绑架，建立起了与遵道而行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过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的历史积累，中华民族才能进一步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控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这一方略的提出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为把遵道而行从少数精英的理想普及到全体公民的日常生活打开了大门，从而也就为彻底消灭私有制、实现文明升维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的实现具有了可能。因而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遵道而行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遵道而行的政党。
没有中华君子两千多年来坚持不懈的遵道而行，中华民族就突不破私有制价值体系超循环的精神束缚，也就没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以我们说，遵道而行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华，同时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其他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抓住了遵道而行这个根本特征，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前人关于华夷之辨的说法。前人往往关注于种族、服饰、风俗之辨，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现在看来，华夷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遵道而行还是悖道而行区别。现在中美两国围绕着霸权和反霸权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是遵道而行与悖道而行的较量，这不仅是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文明与野蛮的大决战，同时也是决定人类能否真正走出动物界的最后决战。中华民族的胜利，不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为了开创人类遵道而行的新文明形态。有了这个文明形态，人类才能联合起来，应对共同命运挑战。
中华民族代表着人类的希望，所以就能“得道多助”，所以就能“吉人自有天相”，不管美西方如何拼命打压我们崛起的进程，但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意外事件出现，分散其精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宝贵的时间窗口。
没有个体的遵道而行，人类进化事业就缺少内在动力。对于共产主义事业来说，也是同样道理。因而不仅中国需要引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引入儒学的遵道而行。从这个视角看，整个历史也无非是大道的自我实现过程，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包括共产主义，都只有在人们坚持遵道而行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包括共产党人所要确立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只能产生于对大道的信仰，在坚持遵道而行的实践中培养起来。因而我们也可以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大道的自我实现过程，共产主义理想是这个自我实现过程最高阶段。于是我们也可以认为，共产党人就是遵道而行的君子，包括马克思、列宁，他们都是遵道而行的真君子，他们虽然没有受到儒学的训练，但在精神上与儒学是相通的。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个不知大道的人，就无法感知和顺应人民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所以也就无法把历史发展的潜在的发展性实现出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反面例子就是证明。没有闻道的人，如果当了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会成为修正主义。
上述观点，可以用毛主席的伟大一生来证明。毛主席是杨昌济的学生，杨昌济又是谭嗣同的学生，谭嗣同又是师承了湖湘学派、敢于舍身为国的真君子。所以我们认为毛主席是得了儒学真传的真君子。正由于他是真君子，所以就能看到民众的需要，顺应民众的需要，并能用自己榜样来引导人民群众遵道而行，所以在他缔造的人民军队中，就能上下一心，官兵一致，凝聚成为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开辟历史发展新境界。但如果领导人没有闻道，比如委座，纵然兵多将广、资源雄厚，也照样要失败。虽然委座也曾倡导尊孔读经，但这不能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闻道君子。领导者是不是真正闻道了，这对于任何社会集体和政党来说，都是关系其命运的重要问题，而这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
通过坚持遵道而行，儒家君子也就可以把个体生命投入到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之中，由于这个原因，历代中华君子可以心甘情愿地把生命奉献给一个在其有限的生命中根本看不到实现希望的事业，前赴后继，通过坚持遵道而行，儒家君子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实现了生命的最大价值。正是有了他们对遵道而行的顽强坚持，中华文明才能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发展道路，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遵道而行，既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解放事业的独特贡献。
发现了遵道而行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性，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生产力很发达却没有发生革命，那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遵道而行的文化传统，没有闻道君子，所以就没有革命的内在动力;这也可以解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为什么会崩溃，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是闻道君子，所以就支撑不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下中国有那么多人向往西方制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感张载的“为天地立心”，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闻道，没有完成人格的升维，在这种人格水平上，所能认同的只能是西方的那个丛林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如果得出一个结论说，遵道而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应当不算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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