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转基因推销机构ISAAA又发表了它的转基因大跃进的报告，之后两三天，加拿大“食品安全行动”、南非的“非洲食品安全”机构连续发声明，披露ISAAA报告数据造假。

加拿大机构的文章说：迄今，全球合法的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只有八种、加拿大只有四种，并非ISAAA报告所说的那么多种。ISAAA还用叠加手段把别国种植面积增加算到了加拿大头上，夸张了加拿大数据。南非机构的声明文章还说：ISAAA故意不报的事实是，2012年是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真相大白”的糟糕透顶的一年。ISAAA还把南非的转基因商业化种植面积扩大到400%。

ISAAA就是这样用伪造的“转基因全球大跃进”的数据，在那些中国代理人和东道官员的配合协助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搞欺骗活动。

此外还有相关媒体做其喉舌，今日，北京晚报为ISAAA负责人詹姆士的谎言鼓吹：在美国市场，转基因食品不仅包括了转基因植物，还有转基因动物。而事实是，至今为止，美国当局还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动物上市。

3月2日，人们发现，作为西藏代表一员的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代表胸前佩戴着毛泽东主席像章。

他说，毛主席带领缔造了新中国，也建立了新西藏，西藏人永远感激。他一直戴着像章。白玛赤林家里祖祖辈辈都是普通农民。父亲赶上了好时光，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原是农民的父亲有幸参加了工作，成为丁青县邮电局的职工，195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组织派到内地参观学习。（据人民网）

香港“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问题，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至今仍然无法全面回归。在一九八三年之后，国际金融资本逐渐接收了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这种情况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反而更加严重了。

香港政府的名义税赋非常之低，但香港居民类税性负担却极为沉重。香港存在令人震惊的隐形超级地租，远远超过正常税赋支出的超级地租严重恶化了香港居民的生活质量，扭曲了香港的经济结构，削弱了香港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竟争力。也正是这个超级地租成就了香港的超级地产商。

香港超级地租的本质，是香港土地资产价值高度垄断形成的超常规收益。超级地租往往并不以地租形式出现(一般隐含于房价和房租之中)，往往并非被地主征收和获得，而成为政府和地产发展商牟利的工具。

香港形成超级地租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土地使用权的超级垄断、持续的通货膨胀。要管理地租必须从结束联系汇率制度、地租本身、开辟新的税源等入手。

大陆以香港财政制度为师，竟然创造了土地财政模式，这是经典的机会主义选择。事实上，今天大陆的超级地租问题，比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城镇化”先后导致了神权、法权和兵权的三权分离和彼此独立，而中国至今还没有神权、法权和兵权的三权分离和彼此独立的迹象，相反，倒是屡屡强调三权集中、且集中者往往是具体的某个人。如此搞工业革命“城镇化”就是没有贵族头衔的权贵文化的发展，那种发展带来的是比西方工业革命“城镇化”带来的贫民人口膨胀和贫困人口膨胀更为严重的和社会规模冲突的大问题。因此，难怪，国内外不少研究者把中国当前实行的工业革命“城镇化”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即根本就不是“现代化”。

大搞“城镇化”的前提之本质是扩大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照搬西方的城镇化是灾难性破坏，而不是“现代化”。看看北京用“城镇化”搞的“现代化”的后果吧：北京的千万多人口中，获得“经济效益”的仅仅是工商金融和房地产业的极少数“权贵”；大约700万人口属于贫民人口或贫困人口、他们所来自的农村并没有因为北京的“城镇化”和什么都搞“产业化”而获得什么效益，相反，倒是出现了空心化和劳力老年化等危机现象。同时，北京的历史文化布局已经被彻底摧毁而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