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正处于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倘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同全球金融经济动荡形势发生共振，美国可能推波助澜发动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攻势，趁机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并诱发社会动荡和颜色革命。中国应借鉴新加坡住宅计划经验满足大多数居民住宅需要，住宅建设需要巨大投资并能带动建材、家电等相关行业。有计划启动巨大的住宅建设投资能有效弥补当前美欧经济不振造成的出口增速下降，防止宏观失衡引发金融危机并影响社会稳定。

反“滞胀”是个世界性难题，凯恩斯政策在治理“滞胀”时无效。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加大。为化解“滞胀”风险，一种新思路和可行对策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调节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建立“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建议中央政府及时采纳这一新的改革方案。

中国经济的“滞涨”已经十分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长期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和货币超发。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比如人民币的升值应当一步到位，这样一方面减少海外游资的进入，一方面减少贸易顺差，从而减少外汇储备占款。或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钱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以刺激内需。于此同时，实行相当规模的减税，让利于民，藏富于民。

温州老板跑路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大量的实体企业老板进入了投机市场投机，结果出现亏损；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导致企业库存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银行收紧贷款，让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利率太高，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预期。而一旦全民放贷过度到全民收账，将：老板跑路——放贷者恐慌——全民开始收账——贷款者投机者被迫抛售资产——资产价格下跌——更多的人因为资产价格下跌而破产——更多的老板跑路——放贷者更加恐慌——拼命收账——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泡沫全面崩溃。

我们以前的行为，已经严重的阻碍和透支了我们的内需。我们以前做的所谓的刺激内需，实际是杀鸡取卵。一切都太晚了。我们刺激内需走错了方向。我们今天面临出口下滑，甚至可能被贸易制裁，投资也难以持续。内需被严重透支或伤害。这一切都是我们政策的短视所造成的，也是利益分配失衡的结果。我们已经走到今天的地步，却没有看见真正的反省。房价调整了好几年，越调越涨。说提高劳动者收入很多年了，见效甚微。提出创新很多年了，实际却在打击创新。

楼市降价潮和温州老板“逃亡”的事件，是我国将爆发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危机的先兆。三十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而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急剧下降，由1978年的48.8%，降至2010年的33.8%，这是我国经济由公有制向雇佣劳动制度转变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或者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完全是依靠发展对外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造成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给我国造成了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无论是苏联的解体，还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之中的私有化，都是执政阶层的决策者，以种种他们杜撰的理论，用国家权力对公有财产实行私分的，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公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行为。所谓私企有效率和国企没有效率的种种歪理邪说，是一些掌握了权力而又想自己发财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违背现实，杜撰论据的胡说八道。历史开始表明，中国国企改革“私有化”的选择，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是一条错误的路线的选择。

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彻底市场化”、“与政府的政策博弈”。实质就是靠民间商人的逐利动机配置社会资源，以实现经济的发展。 “古典式市场经济”道路的本质，是依靠、鼓励每个人的发财欲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它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逐利资金的积累速度远高于消费资金的增长，导致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源日渐萎缩。利润极大化机制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国民的两极分化。“温州模式”最自豪的就是催生了一个“橄榄形”社会。

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的政策转向，不是什么将“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