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四川知青史》课题研究中，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思考，这里就几个问题谈一点认识。　　一、关于研究视角问题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是在共和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　　这一历史进程毫无疑义地表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中国知青上山

　　本文摘自奥内尔博士所著《清长之战》。　　兵进长津湖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公元1950年11月中美两支王牌军在这里展开的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战斗。当时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联合国军”虽遭志愿军迎头阻击，但仍然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并不是不可

　　俗语讲“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始涵义是指道路、坦途，但在哲学里指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术”是技巧、手段、本事、智慧等。“道”和“术”密不可分的，“道”要靠“术”来传播和发扬，“术”失去了道的支撑无以积大成。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

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大量鲜活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知识青年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知识青年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上山下乡期间是农村科技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上山下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上山下乡是对社会的一大推进，加快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上山下乡使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获得了锻炼，成长为各项工作的骨干。上山下乡使知青与农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上山下乡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上山下乡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被很多文章引用，然而却找不到出处，编造的可能性很高。　　这个讲话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选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找不到，几十年来官方媒体中没有。叶剑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一）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图为1954年使用的中学地理挂图。　　中国常以“地大物博”自居。然而自清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长期矛盾，便是人口爆发性增长，与生产力不足

　　一、苏军腐败动摇了军中信仰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基础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腐败者通过腐败拥有大量财产后，必然产生财产合法化要求，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当时苏军高层腐败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资料缺乏，但苏共腐败及苏联解体后，苏军各种混乱现象，尤其是大量武器贩卖，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苏军腐败早已有之，他们一心想让所得财产合法化。这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势力能满足这种要求

　　2014年5月6日，学院党总支通知党员下午集体观看影片《焦裕禄》。　　这部影片我大约10年前就看过。大致内容是讲述在风沙、水涝、盐碱等“三害”困扰兰考地区，1962年冬，焦裕禄受上级委派，来到这里担任县委书记。为了根治“三害”，尽快帮助群众脱贫，焦裕禄到兰考后马上深入调查，制订治理方案。但救灾物资运到兰考，焦裕禄主动率领县委干部去火车站卸货、发货，县委副

　　(这是中国社科院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特别是1989年至1990年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改革情况研究成果，发表于《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2期)——针对苏联的所有制状况，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所有制问题“已成为扣人心弦的举世瞩目的问题”，应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 “改变现有的看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使所有制“更接近人和劳动集体的利益”。&mda

总起来说，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是在阐明文革发展大势的情况下，指出了某些左派领导人的狂热举动，希望他们认清是非，改正错误，保持清醒头脑，以便于在左派内部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完成文革的任务。但是事与愿违，后来文革阵营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致使文革的发展遭遇巨大挫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文革失败后，中国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面对这种状况，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而不可能超越历史的条件去有所作为，我们从毛泽东晚年反复圈点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中可以透视当年他无奈而又悲凉的心境。

综上所述，即使我国从1957年就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1957年到1979年间我国人口增长3亿多的局面也很难避免，同时马寅初对计划生育的论证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因此，“错批马寅初”导致“多生三亿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主要是1958年，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有所批评甚至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他在计划生育决策上发生的动摇是由实践经验引发的，不是理论错误导致的，因此，用“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来指责他，是很牵强的。

朱仲丽 口述 杨玉珍 整理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毛泽东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