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慢慢的变老以后，大多数人都愿意回忆人生美好的东西。作为土生土长的兰考人，我也非常愿意和大家一样，把我的记忆中的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后人，但是我无法将美好和艰难割裂开，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注定就是一个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年代。如果说，我的无怨无悔，那就是能为改变兰考落后面貌做了一点工作，能成为焦裕禄、张钦礼的搭档和同事，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能把我的青春和热血献给党的事业，献给生我养我的兰考故乡，我感到无尚光荣。

毫无疑问，兰考是全国的名县。她的出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要饭，二是焦裕禄，三是冤案。

要饭，就是乞讨财物或食物。兰考的要饭和现在成为一种职业的要饭有天壤之别，在兰考人民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要饭成为一种活下去的基本手段。三年的自然灾害，让我铭心刻骨，因为我的老伴也是兰考要饭大军中的一员，正是有了她的外出要饭，才使我的孩子活了下来，才使我的家庭保全了下来。由于兰考外出要饭的人比较多，所以，兰考的要饭在全国是出了名的。

焦裕禄来兰考之前，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一直都在为改变兰考落后面貌而苦苦支撑。“四清”运动开始后，秦一飞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让张钦礼参加“四清”运动，而张钦礼又必须工作啊，在黄河滩区，有一个地方水排不出去、年年淹，经常颗粒无收，当地的百姓痛苦不堪。

一天，张钦礼通知我，让我去金庙南面的漫天野地开会，张士义、王启德也先后来到。张钦礼向我们布置任务，他说：“我观察很长时间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滩区的排水问题，就必须从金庙到谷营挖一条河，将水排到大堤边，然后让水沿大堤排出去。挖这条河的意义和作用大家都非常明白，我把这条河起名金营河，大家有没有意见？”张士义、王启德和我都表示没有意见，张钦礼然后说：“那好，明天上午十点咱们还在这里集合，我已经在固阳地界扎了小旗，谁的地界谁挖。”

第二天十点，张士义、王启德和我准时来到集合地点，我们三人一直等到中午也没有见到张钦礼，张士义发火了：“走，去找他，看看他张钦礼这个县长怎么解释。”

我们三个来到县委找到张钦礼，张士义气呼呼的问张钦礼：“你让我们等着，这都中午了你也不去，你说说吧。”张钦礼见到我们，无奈的说：“别急别急，我现在不当家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张钦礼已经停职反省了。

张钦礼重新工作后，金营河工程得以继续进行，事实证明，自从金营河投入使用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滩区的几万亩庄稼再也没有被雨水浸泡过。

兰考历史上，曾经有过连续下雨72天的记录，为了检验金营河工程的实际效果，张钦礼带着通讯员冒雨察看金营河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天，我正在公社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张钦礼打来电话，让我在公社等着他，中午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张钦礼和通讯员曹庆瑞才来到公社。当时，张钦礼戴了一个烂了一半的破草帽，一手拄着树枝，一手掂着一双鞋，浑身都是泥浆，样子极其狼狈。     我看到后说：“张县长，下这么大的雨，你还在到处看啥咧？”

张钦礼说：“不下雨，我们怎么知道金营河起没起作用？”

我急忙问：“怎么样？起作用没有？”

张钦礼笑着说：“起作用了，我们没有白费力气，水流的可顺畅了。”

我还是不放心：“现在一直下雨，你怎么知道顺畅不顺畅？”

“这还不简单？”他边说边比划道：“你把一根树棍放到水里，如果原地打转，说明水没有往下排，如果它顺水而下，说明河道畅通，这不一下就看出来了吗？”

我不禁心里暗暗佩服张县长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善于调查研究的工作态度，更为他的土办法叫好。

说完这些，我才突然想起：“张县长，还没有吃饭吧？”

张钦礼说：“饭还没有吃，就是渴，有没有水？”

我说：“有中午下捞面条的汤。”

张钦礼说：“那你就快点去，多弄点。”

我赶快去饭堂盛了满满一盆端过来，他一口气喝了6碗，通讯员喝了4碗。看到张钦礼同志为了兰考人民如此操劳，我从心里由衷的敬佩。喝完面汤水，已经疲惫到极点的张钦礼，带着满身泥浆倒头便睡，我只是可惜了我的床单，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啊。

天快黑的时候，张钦礼醒了，眼睛刚刚睁开，他就对我说：“我得走，你也得跟我走。”

我不解地问：“天马上就要黑了，你现在还去哪？”

他说：“去小宋，还有任务那。“

外面雨还在下着，到处都是烂泥，根本无法骑车，我和张钦礼来到宋营北地、刁楼左寨南地柿林河的桥上，张钦礼指着柿林河说：“你知道河水为什么一到这里就排不下去吗？你看，咱们每年都必须上几万劳力清淤，可是一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我反复看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打咱所站的桥的主意。每次水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到这个桥跟前遇到阻力，从而形成淤塞，造成排水不畅。什么原因呢？就是桥墩高出河底40公分，只要把桥降低40公分，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我看着水泥桥墩，发愁地问道：“这可是水泥桥墩啊，咋降低啊？”

“有办法。”张钦礼当即给我下达了任务：“你给我找四个锻磨的，每人每天补助二斤粮食，伍毛钱，外加一盒烟（七分钱的烟），一个礼拜就能解决问题。”

根据张钦礼的办法，四个锻磨的工匠用铁锤和钢钎，凭着自己的专业技能，沿着桥墩底部一点一点作业，硬是将桥墩落低40公分，将这个困扰几年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同志们知道这个情况后，纷纷称赞：“咱们的县长办法就是多。”

谁知，这个问题解决后，张钦礼的第二个计划又跃上心头。

扒除高路基，废除拱圈桥，是张钦礼的又一杰作。张钦礼经过仔细观察，造成兰考内涝的另一个排水不畅的原因，就是高路基和拱圈桥，拱圈桥的弊端就是孔小，遇到大的水患就会阻水不下，而且有拱圈桥，势必有高路基，比例是1﹕7，就是说，如果拱圈桥高出地面1米，就会有7米的坡道，从而形成高路基，一旦桥下排水不及，高路基又成了拦水坝，庄稼就会浸泡在水中，后果就是粮食减产甚至绝收。一旦扒除高路基，废除拱圈桥，小的雨水沿河道下排，大的雨水可以漫过公路下排，这样就不会让庄稼长时间浸泡在水中，从而减轻粮食损失。从那个时候起，兰考就再也不建拱圈桥了，新建的桥梁都是平的。

张钦礼在生产实践中，善于观察问题，更善于解决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都是最简便的，但又是最实用的，这与他长期深入生产一线，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是密不可分的，也是与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和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密不可分的。

兰封、考城合并的第二年，黄河发生凌汛，张钦礼带领县委、政府以及各局委科室的干部火速上堤，当他来到黄河大堤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白茫茫、明晃晃的冰凌将大批群众被围困，在西张集下堤后，张钦礼见金庙、碱庄的情况危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救人要紧”。他脱下裤子，在他跳入冰冷的河水的一刹那，他的一首“打油诗”至今仍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正月初三开凌汛，寒风刺骨不挡人，共产党员不怕死，誓与灾民共生存。”随后，他大喝一声“跳！”就第一个跳入刺骨的黄河凌汛中。看到张钦礼跳入水中，在场的所有干部群众纷纷跳入水中，奋力向被围困的村庄挺进，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帮助群众脱离险境。

在我也准备跳入水中的时候，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拦住了我：“张县长有安排，你和杨子扬马上回县里，多准备一些馍、酒，一会儿同志们上岸后，这些都是急需的。”当即，我和杨子扬火速回县里准备东西去了。

当被困群众大部分被转移出去的时候，县供销社主任李玉斋大声喊了起来：“我的腿呢？我的腿呢？我怎么没有腿了？”原来，由于河水太冷，他的双腿已经冻麻木了，没有了知觉。

说兰考，就不能不说到焦裕禄，焦裕禄来到兰考的时候，我当时是生产救灾办公室主任，对于兰考治理“三害”的具体规划，我也是一个参与者和执行者，甚至和焦裕禄有过争论。

焦裕禄在制定改变兰考落后面貌的规划时，曾经出台过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题目是《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的初步意见〈草稿〉》，焦裕禄、张钦礼、樊哲民、董智和我，我们一起研究这个文件。大家知道，兰考的根本问题是“沙、碱、水”，看准了就要干。张钦礼把这个文件给我们念过后，我听过以后表示不同意：“初步意见”并且还是“草稿”，又是“三、五年”，没有一点力度，既然我们都知道问题的根本所在，为什么县委不做出决定，政府立即实施呢？焦裕禄听过我的意见后，笑了笑：“你的心情我理解，光咱们几个就干了？根本问题是发动群众，讨论文件的过程，就是发动群众的过程，等到大家都没有意见了，就开大会，发号召，然后就轰轰烈烈干。”在修改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张钦礼执笔，焦裕禄和我们几个说着意见，最终形成了这个文件。后来，任彦芳不承认这个事，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对历史负责地说，对兰考人民负责地说，这就是当时的事实，现在樊哲民同志还健在，他可以作证。

还有一个我的亲眼所见：我晚上有一个看书的习惯，因为白天工作比较紧张，没有时间去看书。一天晚上，在看书的时候，至今，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看的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当我打开书准备边看书边吸烟时，才发现没有火柴了，我走出办公室去借火柴，发现张钦礼办公室有人说话，我知道张钦礼不吸烟，但那时经常停电，办公室都有煤油灯，我就推开了张钦礼办公室的门，看到焦裕禄也在，两个人正在热烈的讨论着什么问题，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我见他们的讨论正在兴头上，就借了火柴后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我的所见，是不是穆青、冯健、周原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记述的那一次，但焦裕禄深夜去找张钦礼谈心或谈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提起兰考的治理“三害”，说是在曲折中进行的一点都不为过，我在固阳公社工作时，在黄河淤灌的关键时期，白天去县里接受批斗，晚上再骑车回到公社领导全公社的淤灌工作，就是这样，固阳的4万亩沙荒、盐碱地，硬是根治了2万8千亩，成为世代可耕的良田。这里面，是焦裕禄、张钦礼带领全县的干部群众，顶着自然灾害的沉重包袱，顶着各种批斗、迫害，顶着关押、坐牢的摧残，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为兰考人民牺牲个人利益是值得的。

到了我们被作为“三种人”遭到清算时，我们已经淤灌了28万亩土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到有一些遗憾，如果再给我们两、三年时间，兰考所有的沙荒、盐碱地都将得到全部治理，不仅仅是井河配套，而且大部分会实现自流灌溉。

作为兰考改天换地的亲历者，作为兰考根治“三害”的参与者，作为兰考黑白颠倒的受害者，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那段历史记录下来，是非功过由历史评说。

其实，对于兰考，对于焦裕禄，对于张钦礼，对于千千万万的兰考人民，我有许多的话要说。现在想想对我们的清算，心中依然愤愤不平，兰考的“三害”是我们根治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树立、高举和捍卫的，为什么处处用运动阻碍我们根治“三害”？处处反对焦裕禄的人，在后来一个个升官加爵、飞黄腾达？

谨以此文，纪念焦裕禄逝世50周年，张钦礼逝世十周年。

为兰考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张钦礼同志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本文从延安文艺时期旧戏改革的一次成功实践，及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入手，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群众路线的多方面问题。文中谈及京剧《逼上梁山》的进步思想及毛泽东的历史观，进而延伸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等思想的具体问题，诸如群众立场在后期毛泽东思想及实践中的反映、群众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以及群众路线问题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辨析。

从根本上说，“改什么”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对它的不同回答，直接决定改革的性质、方向、道路，关系改革的得失成败。毛泽东指出，“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改革也同样如此。

一旦改革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凝聚党心民心的统一思想基础，一旦改革瓦解了共产党这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旦改革背弃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解体就是必然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会跟着陷入苦难深渊。在方向道路根本错误的前提下，寄希望改革取得成功，寄希望控制党政军大权推动改革成功，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张钦礼于2004年年5月7日逝世，兰考有十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葬。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六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有的碑上刻有几百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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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在自述中讲到，1986年邓小平找邓力群去谈谈对胡耀邦同志的看法。邓力群说：“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邓小平接着说：“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今年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不要忘记胡耀邦同志曾经做过对国家人民许多有益的事，同时对他的“老毛病”所带来的祸患也要永远吸取教训。希望大家今后再也不要犯他这种“老毛病”，那样的话社会主义中国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