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人民日报的《博鳌亚洲论坛：对话比尔•盖茨——为穷人投资》，文章报道了盖茨基金会为研制生物技术帮助穷人的“无偿慈善”事迹。然而事实可以说明，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搞项目资助有很重的自身商业利益背景成分，不但不是人民日报报道所说的“为穷人投资”，在很多部分或很大成分上、也说不上“无偿”。

盖茨微软公司的基金会所谓“为穷人投资”的“慈善事业”，其实是为其开拓市场机会，为其商业利益服务的。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官方机构人员以接受外国资金为荣、是“有钱即慈善”的，导致外国的资金已经严重地渗透了中国农业部科技部等要害部门，使那些部门及官员成为外国公司的代理人、不再是为中国服务的国家机构和公务官员。他们业已形成金钱关系和行贿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一些官方机构及其人员的言行都是有利于该基金会利益的，而不再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中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谈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他表示从2008年到现在一共就是4年左右的时间，中央政府的债务大体上就是7-8万亿，地方政府估计得高一点，本身就超过20万亿。这样，中国政府的债务总和将超过30万亿元。而根据本人08年的一篇文章预测，中国各级政府的30万亿投资但愿只是忽悠，否则中国势必将进入高通胀时代，只会带来国家与人民的破产，而丝毫不会拯救全人类。如今，通胀严重，人民困窘，欧美债务危机依然严峻，正是有力地证明了这一预测。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初，腐败这个词还有点说不出口，因为这是种新的社会现象，不久，就在八十年代，腐败与反腐败成为舆论热词、在媒体文件上频频出现，至今已近三十年，腐败愈演愈烈，百姓怨声载道。

3月4日“新华网”刊登的王歧山《反腐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这种说法，乍一看，面面俱到，仔细分析，不论从因果关系上、错误源头认定上，还是从工作方法、效果、效率上，都是错的，错误的要害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

实践证明，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政治工程。媒体、文件、政策中，到处都是这种言论，王歧山亦同样——反腐是长期的。

清明节是祭奠先烈先祖的日子。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视台不祭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而去祭奠中华民国开国领袖孙中山;与此同时，在霏霏细雨中排队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的却是数万普通老百姓。人民倾心纪念领袖毛泽东，是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历经三十多年的“特别是”私有化改革，越来越多的人们已逐渐从蛊惑与忽悠中纷纷警醒。而此，即是那些不遗余力的精蝇们决不愿也无法面对的无情现实，更是他们心头余悸萌生的胆寒惊梦。

2013年清明节，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自发以献花、扫墓等方式祭奠毛主席和革命先烈。群众中有人挂起“缅怀中华英烈，清除汉奸国贼”横幅。大家在活动中痛斥了汉奸卖国贼和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罪行。

同时，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前一如往年，排起了长长队伍……这人流中，有坐在轮椅上的耄耄老者，有偎依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出口处，不时有人掏出纸巾或手帕拭去眼角的泪花。

毛主席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却在中国大地愈演愈烈。

4月3日下午，春雨淅沥，江西南昌市人民公园内行人稀少。方志敏墓园內依然有数十人冒雨前来祭奠扫墓。人们挂起“缅怀中华英烈，清除汉奸国贼”横标，奏起国歌，进行庄严肃穆的祭奠活动。15时30分，刘德堂同志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左翼各网站网友宣读祭文。

祭文宣读完毕后，左翼老文艺战士陈永翔同志为缅怀革命烈士，自编自导了“就义歌”，并化妆冒雨表演，悲声高唱：“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当场把不少祭奠者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紧接着老同志孙国林代表乌有之乡江西网友，结合当前形势，作了缅怀烈士的讲话。他讲到，当今的“红色江山”，现在已经出现了被颠覆的危险”。“三十年来，公有制经济大部分被私有化，现在还在按照帝国主义的顶层设计，对铁路开刀，对准农民的土地，要瓜分最后的一点大型国企。眼看着烈士鲜血将白流，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忧心如焚。”

4月4日清晨，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革命先烈的群众陆续来到山东济南英雄山赤霞广场，江苏沛县的几位农民兄弟打着“毛主席农民好想您”的条幅来了，青岛、烟台、菏泽、滨州、东营、淄博、沾化、河口的同志来了，越战参战老兵来了，小学教师带领学生们也来了。

毛主席塑像下挂着条幅“缅怀人民领袖祭奠革命先烈”，广场北侧“缅怀中华英烈，革命后继有人，清除汉奸国贼，告慰先烈英灵”的巨幅标语赫然醒目。

上午十点活动仪式开始，同志们踊跃发言，大家在发言中痛斥了汉奸卖国贼和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罪行，声讨了铁路私有化的违反宪法、铁路法的违法行为，演讲中“毛主席万岁”“死难烈士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中国模式为何得以“流行”?》中国的改革开放表面上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原则，实际上是以“让外国资本家更富”为原则，因此，所谓的共赢实际上是以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的，是以中国重新回到解放前的那个半殖民地状态为代价的。也正因为中国模式符合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的既得利益，所以中国模式才被国际主流媒体广为宣传，相反，那个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和殖民主义势力统治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却被主流媒体所妖魔化甚至无视。

《朝鲜切断朝韩间军事热线，称与美韩“只能用枪杆子讲得通”》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和平从来不是靠乞求和退让得来的，和平永远只是斗争处于势均力敌时的产物，独立于斗争之外的和平只存在于唯心主义者的大脑中。也正因为美国根本不希望东北亚实现和平发展，所以才拒绝和朝鲜签署和平协议。对东北亚及美国而言，固然可以采取孤立朝鲜的措施，但，这种孤立绝不是无代价的，而中国政府中助美为虐的汉奸买办官僚的反朝言行只会使得中国自己更加孤立，从而更容易被美国打倒而已。

3月23日,西安部分群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铁路私有化愤慨。他们强调：“铁路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官僚买办的！强烈反对推行私有化、殖民化！”“坚决捍卫共和国宪法，开展全民保路爱国运动，粉碎美帝搞垮中国的罪恶阴谋，严惩汉奸卖国贼！”“卖国贼搞铁路私有化，公然践踏宪法是犯罪。”

经济学家、前美国花旗银行信用卡总公司副总裁谭伟东指出，中国铁路不能选择绝对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制度。世界铁路发展经验，尤其美国铁路私有化的惨痛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一旦铁路产权平台放开，中国铁路完全可能重现近代中国保路运动时的悲剧，陷入国际资本绞杀的悲惨境地。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本应该遵守平衡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去核实事实，以免偏听偏信。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媒体为了片面追求“真相”，会偏听偏信事件中的一方当事人，而有意无意地屏蔽反对者的声音。最近的例子是李庄。

稍微留心一下最近李庄的报道就会发现，从头至尾却只有李庄一个人。李庄说他被刑讯逼供了，媒体就写他他被刑讯逼供了，李庄说重庆不是打黑，是黑打，媒体就说重庆是黑打。在听李庄说完之后，按理说还需要找重庆警方核实，至少需要重庆警方做一个官方回应。然而这都没有。经常有人讲司法要独立。而现实是只要法院的结果跟媒体不一样，媒体就说司法不独立。如果是这样，媒体要的不是法治，而是媒治。而且，有意思的是，最近关于重庆、王立军和李庄案的报道中，重庆的老百姓都被忽略了，就像他们不存在似的。

《奥巴马暗示改变对叙政策》：无论是之前选择在叙利亚输出恐怖主义，还是现在选择扶植美国籍的叙利亚反对派总理上台执政，美国从来也没有改变过立场，改变的只是那些被洗了脑的愚民们的“三观”罢了。这就如同，美国精英现在之所以声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统治阶级因为要削减军费而反对再开打像伊拉克战争规模那样大的战争，由此紧跟美国统治集团思路的选民和走狗们便加入正义人士行列来反伊战了。

《以土两国打破僵局恢复外交关系》：随着以土和解以及叙利亚局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美国已开始着手安排占领叙利亚之后的中东事务了，就是要入侵伊朗。为了顺利入侵伊朗，美国需要在中东组建一个“反伊朗统一战线”，而阿以矛盾和土以矛盾都是不利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的，因此，奥巴马此次访问中东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消除这两个矛盾。

对于周瑞金，人们也许不会陌生。从“改开搞”之初的“皇甫平事件”，也就是那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社评开始，周瑞金就进入了一种思维定势，而由此导致了他的思想惯性。为私有化改革作鼓吹，做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的掘墓人大抵就是周瑞金们不遗余力要力行的，而由此也能收获一时之利，得暂时之名。2012年2月12日，又是这个皇甫平，发表有“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时刻”的要挟之论;同年12月：“环球网论坛”：“皇甫平：过河就是方向，老路就是邪路”我们说过，这个托名皇甫平的周瑞金，每次到了他所认为中国社会的所谓“紧急时刻”，都会不失时机的站了出来。而他每次出来，都好似起到一个政治显示器的作用。从去年12月他窜至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谬论至今，沉寂几个月的周瑞金又再次借“新京报”访谈大谈政改，也许是他感觉在中国实施“西化”“普世”“政改”的时机趋向于成熟了，所以，才如此不遗余力作舆论鼓吹。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在全国首次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周家庄人民公社、刘庄、华西、兴十四村等共富村、社，虽然没有像南街村这样响亮地提出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但所做的一切都是坚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引进外资，也是在村上集体经济的控制下，让招商引资者跟着村、社走。

习主席一上任就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他说出了共富村奔小康的实质：为实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坚定不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