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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之辩兼评时事

杨鲁 · 2014-11-11 · 来源:乌有之乡

 

 

  西南新左翼文艺群

  (4新-4)

  杨 鲁:主义之辩兼评时事

 

  引子:笔者自9月23日在《红旗文稿》上看到这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旬月之余,口诛笔伐者有之,主张正义者有之,林林总总,时至今日,笔者粗略统计一番,衍生出来的各种文字不下五十余篇,围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的争鸣,其已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学术争鸣的范畴,无论是拥护者,亦或反对者,本身就自动分化为了两个阵营,其实质还是“主义之争”,亦即文中作者所强调的要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以求解当前社会大量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这些“主要问题”,仍然不过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两个阶级”的斗争,如此,用“阶级分析方法”这条总纲便能拨开云雾见天日,便能解释了“房子不是为穷人所盖”之惊天“豪论”底气何来?正如一段时间以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占中”运动,“撕裂”的不仅仅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历史的规律早就告诉我们,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时,社会必然会“自然”的分化--它本身存在着的不同的阶级,这是由于阶级社会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着的,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由此,笔者不禁有三问,一问堂堂“人民共和国”为何坚持人民之国体反遭挞伐?二问何人“授权”胆敢肆意围攻一个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带头人?三问如此明火执仗的恶意中伤文章作者的行为是不是“文革余孽”?

  笔者认为这是一场事关“国体”的关键之争,事关习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中国梦”的“国运”之争,事关新时期文艺工作者践行党的“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根本大计。试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不存,民何以堪?值此党的四中全会召开之际,更加彰显了两条道路斗争在新时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反映,这是一场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聚焦在一起的斗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还在继续,一百年也还会有。笔者也凑个数,大概从两个方面简要谈谈个人的一点浅见,权当抛砖引玉之论罢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三十年来,为我们的敌人所发挥的淋漓尽致,反倒是被我们自己丢弃的一干二净的一个观点。曾经为我们自己信手拈来,为我们的敌人所广为熟知的“凡是敌人所拥护的,就是我们所反对的;凡是敌人所反对的,就是我们所提倡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武器,这把“刀子”,现在已经被我们弄的丢盔卸甲,甚而面目全非。当敌人对我们发动猖狂、激烈的进攻时,我们反而不知所措,甚至主动放弃自己的阵地,这也就是王伟光院长此文诞生的“社会存在”的重大积极意义,本来是“并不输理”的一件事,怎么就变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和“义正词严”了呢?倒是那些反对的声音真真是“理直气壮”,何其怪哉?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呢?!因此,我们今天领会此文,特别是习总书记近期的“两个讲话”精神,就更要活学活用这把“刀子”,打蛇要打七寸,敌人对我们“直捣黄龙”,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我们也要直插敌人的心脏。

  同样的,我们所坚持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会反映在三十年来的社会实践中来。三十年来,每一项具体的“摸着石头”的探索如果算是“偶然”的话,这一项一项的“偶然”则汇聚成了今天的“必然”。当肇始于“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如果说的确曾经让农民兄弟过上了日日枕着白面馒头睡的“好日子”,那么,谁来反思其实早就注定了今天“失地农民”频频出现的必然结局,当然,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吧,不过是再次验证了何为小仁小义、何为大仁大义?当“一股就灵”大行其道,作为“老大哥”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被逐渐瓦解、消融,就注定了下岗、再就业、颠沛流离的无产者生活;当教育变成了市场化的工具,我们的孩子们每日间“吼吼哈哈”、“卿卿我我”,而不知“国人的脊梁”为何物,也就必然面临着毕业即失业、就业即打工、有奶便是娘,不过如此。诸如医疗市场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还有那本该千刀万剐的住房市场化、主粮市场化、金融市场化,凡此种种,商人逐利乃本分,社会逐利,非取亡国灭种之道,不知为何?遥想当年“美好”的“民国范”:三毛流浪于十里洋场,辗转于漏船破屋,即使是给“富人”当干儿子,终难逃“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凄惨命运;“小开”们徜徉于霓虹灯里,三栖明星流连于洋房温床,衙内衙外、庙堂之高、明镜之悬,猛然间,犹忆起,当年新中国之初,岸英一次对思齐所讲:“三毛的种种遭遇,我和岸青兄弟三人在‘大上海’是都‘品尝’过的,唯独没给资本家当过干儿子。”每当想起这些,如历历亲见,如感同身受,如泪流泉涌。不由得想问问,时人再次唱响“女人花”时,作何感想?那个“大上海”是穷人的“大上海”吗?这些,离我们似远而近。

  反观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个观点,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是能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在斗争中实现的,而不是无为而治的。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在乎一个“治”字,最终的落脚点在乎一个“人”字。正如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做“先觉者、先行者”,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呢?发挥出“正能量”呢?一要脚踏实地接地气。要树立“两为”方向,这是一个根本。只有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才能够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然,就变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多年以来,我们只要一提落实党的文艺工作政策,似乎就是什么“双百”方针,有的人是忘记了,有的人是回避了,有的人是害怕了,有的人是歪曲了,但是不管怎么忘记、回避、害怕、歪曲,都改变不了一个注定的事实:一旦背离了或丢弃了这个根本性质的方针,我们也就变成了不辨是非、不辨真假、不辨美丑的“应声虫”、“变色龙”。没有毒草,何谈香花,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毒草”终究是毒草,就好像农民不拔除“杂草”,焉能收获“五谷”,工人不给机械“除锈”,则机械必然变成废铁。二要双百方针求发展。“两为”、“双百”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二者自然不可偏废。只有懂得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性,只有坚持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性,才能够在“社会存在中”践行文艺的“双百”方针;同时,坚持文艺的“双百”方针,就是要团结最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而绝不是盲从于此,作为文艺的“先觉者、先行者”,就要走一条团结群众——站在时代的前沿——为着文艺的新胜利而斗争之路,这才应是主流的文艺意识,而不应是那些“笑过之后留下一片白地”的“三俗文艺”。新时代的“社会意识”除了应是知道哭是为谁而哭、笑是为谁而笑,我们还要将这战斗溶于这哭笑之间,并告诉人们有产者是绝不会真心哭着无产者之哭,更不会笑着无产者之笑的。谈到这里,不禁令我再次想起那个“房子本就不是为穷人所盖”的典故,当三世房奴遍人间的时候,我们“先觉者、先行者”更要负担起“唤醒工农千百万”的责任,用蘸着鲜血的“馒头”作“药引子”,来给人以希望,来疗世救人,因为“无产者砸碎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

  (甲午年闰九月初四三稿 鄂尔多斯)

  群号:22517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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