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部肮脏的历史
——资本家是怎么起家的?
大家知道，在旧社会，工人跟资本家，就象农民跟地主那样，一个地下，一个天上，过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工人长年累月地起早摸黑，风里雨里，没明没亮地干活，到头来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剥削和压迫;资本家呢，成年不劳动，却过着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生活，家当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说，因为资本家有资本。
不错，资本家是占有工厂、机器、原料和货币这样一些东西作资本。可是我们追问一句：他们最初的资本是打哪儿来的?是靠什么起家的呢?
资本家为了骗人，好让咱们工人“乖乖”地忍受他们的剥削，就编造谎话，硬说他们最初的资本是靠“勤俭积攒”起来的。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都知道，资本家压根儿不劳动，肩不挑，手不提，怎么说得上“勤”?他们成天花天酒地，过着腐化生活，又怎么说得上“俭”?资本家跟“勤”“俭”这两个字，根本挨不上边，怎么有可能靠“勤俭积攒”起家呢。
也许有人会说，资本家没当资本家以前，也有靠薪水过活的，这些人中可能有“勤俭积攒”起家的吧。不，就是这些资本家，也不是什么靠“勤俭积攒”起家。举个例子说吧，上海有个资本家，在他没当资本家以前，每月工资是二十块钱。后来，他竟然办起了三个工厂，家财达三百多万元。如果他不靠剥削，光靠那点儿工资收入来“勤俭积攒”，就是不吃不穿，一个子儿不花，也得积攒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年。你想，这些资本家，有可能是靠“勤俭积攒”起家的吗!
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资本家剥削起家的老底儿。资本家没有一个是不靠剥削起家的，他们手里的资本，来历都是见不得人的。
资本家是怎样依靠剥削起家的呢?
官僚地主 摇身一变
中国最初的许多大资本家多一半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在当官和做地主的时候，依靠搜刮民财、贪污盗窃和进行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
旧社会里当官的，十之八九贪污。随便举个例子，解放前重庆有个资本家叫鲜伯良，他早先在一个军阀手下的军医处作事。两年多贪污了一万多块钱。他用贪污来的钱，到一家银行入了伙，当上这家银行的副经理。不久，他又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接连吞并了两个面粉厂，成了重庆市的“面粉大王”。
这样的例子，在旧社会多得很。至于那些大官僚，就更不用提了。比方北京自来水公司的前身——京师自来水厂，就是一个叫周学熙的官僚办的。他的父亲在广州当过大官，他本人也在清朝当过大官，还在袁世凯政府当过财政总长，贪污盗窃了不少钱财。他用这些贪污盗窃来的钱，先后投资和创办了十五个工矿企业，成了当时华北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
旧中国的官僚，多数又是地主。他们把田地租给农民，收取很高的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然后把这些剥削来的地租变成资本，开办工厂、商店什么的。
上海有个姓聂的资本家，就是湖南省的一个大地主，他父亲还是个大官僚。他家光在湖南省洞庭湖边上就有五万多亩田地。租佃他家田地的有两千多户，两万多人，一百三十六个姓。
农民租种聂家的田地，受着十分残酷的剥削。地租一般都是产量的一半。聂家从农民身上，每年光稻谷就要剥削六万多石，棉花每年要剥削一万五千多斤。
为了卖这些粮食，一九二一年，他家用两万块钱作本钱，在长沙开了个“协丰粮栈”，成了湖南一家大粮食店的老板。在上海，聂家也有好几个纱厂。有名的“恒丰纱厂”，就是他父亲用贪污得来的公款开办的。
象这样一类由官僚地主，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家的，在旧中国是非常多的。
买办走狗 唇边分赃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入我国以后，它们国内的一些资本家，就跟一窝蜂似的，拥到我国来，霸占我们祖国的土地资源，立银行，开矿山，设商店和办工厂，拼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
帝国主义强盗进行这些侵略活动，需要找些没有骨气的中国人，给他们当狗腿子，这些狗腿子就是“买办”。旧社会不少资本家，就是依靠给帝国主义当买办，掠夺中国人民起家的。
解放前，号称中国“火柴大王”的资本家刘鸿生，年轻时候在英国人办的开滦煤矿(在河北省境内)当买办，专门给英国资本家做推销煤炭的工作。当时，有些地方，没有烧煤的习惯，英国资本家从开滦煤矿掠夺到的煤卖不出去，生意并不好。刘鸿生想方设法到处奔跑作宣传。这才给开滦出产的煤，打开了销路。刘鸿生给英国资本家推销煤炭，按照合同，每推销一吨，外国资本家给他七钱银子作佣钱。他每年能捞到四五万两银子的佣钱。
还有一年，开滦生产出来的煤没有船运，刘鸿生又用买办身分，到处租轮船，把开滦的煤从北方运到上海。光这一次，刘鸿生就赚了八十万两银子。刘鸿生就是这样，通过买办道路，变成资本家的。在他一生中，先后开办了几十个企业。可是，刘鸿生的这些起家资本，只不过是他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大量财富当中分到的一小部分，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啃吃中国这块肥肉嘴唇边上流下的一点点油水罢了。
投机倒把 损人利己
投机倒把，损人利己，是资本家的特性。在旧社会靠投机倒把，损人利己，骗取民财起家的资本家，是很多的。
重庆市有家桐君阁熟药厂，就是靠贩卖毒品、制造假药起家的。那是一九〇〇年，清政府下令禁止吸鸦片烟，许多抽鸦片烟的人，都想方设法戒烟。这时候，巴县有个叫许建东的商人，见有机可投，就东拼西凑地筹集了几个钱，做起戒烟丸的生意来。他挑着一副货郎担到处窜。他制的戒烟丸全是骗人的假货。这种丸子就是用鸦片和大黄做的，外面滚上薄薄的一层煤炭粉。因为这种丸子本身就是鸦片，所以吃下去可以止瘾，加上他把这药丸说得比仙丹还灵，很多人都上了当，争相购买，许建东从中骗了大批的钱。
许建东欺骗人成功了，决心大干起来。联合他的哥们兄弟，在重庆办了一个药厂，大量生产这种假药，还往外省推销。又开了两处“香室”，表面上卖敬神的香蜡，暗地里推销戒烟丸。就这样，他得到了不少暴利。不几年，就成了重庆赫赫有名的大富翁。
巧取豪夺 霸占民财
还有些资本家是靠直接抢夺和霸占劳动人民的财富起家的。
广西僮族自治区恭城县东北面，有一个栗木矿区，一九三三年以前，这儿本是几座无主的小山。当地农民发现这些山脚下有矿苗，平日里没事就随便捡点，拿到集市上去卖。这事传开以后，栗木镇上的一些士绅、地头蛇、赌棍都红了眼。内中有个叫张明德的流氓，平日里在镇上摆测字摊子，专门给人算命测字，欺骗人民，榨取银钱。他见有发财的机会，就请了几桌酒，把当地不三不四的家伙都请了来，说：“现在有个生财之道，只要大家各凑很少一点钱，用不了一年，兄弟一定百倍奉还。这个买卖比你们放印子钱、开当铺、搞赌场都强，它捞得多，转得快。”当时大家就凑了三千块钱。
张明德拿了这三千块钱，先送一笔给当地的关卡，又拿一笔钱到县里，贿赂了县警察局，又给了县长张毅夫三百多块，由县太爷当后台老板。这么一来，张明德有了反动政府作靠山，腰板硬了起来。一九三三年，这家伙空着两手，来到产矿区，挂了一块“富源矿业开发公司”的招牌。
开初，这块招牌是空的，既没有厂房，又没有机器，也没有工人。公司除了一间不大的铺面以外，只有一把称矿砂的大秤。张明德想要霸占矿区，垄断开采，还没有那么大本钱。只好依靠当地农民替自己开采。他强行规定，农民捡来的矿石，只准卖给他的“公司”。本来农民过去拿到集镇上去卖，一百斤可以卖六七十块钱，他只给十五块。他用这样低的价钱从农民手里买进矿石，一转手卖给别的地方，就是三百块一百斤。他这样搞了两年，从农民头上剥削到了大量钱财。这时候，垄断开采有了本钱，他就公开霸占了这个矿场。
这就是张明德当年起家的那把秤。秤长七尺，重三十斤。
那是一九三七年，邻近矿场有几个县，遇上了荒年，成千上万的受灾农民，离乡背井，四处逃荒。栗木镇上逃来不少灾民。张明德一看，送上门的一批劳动力，正是很好的剥削对象。于是他的“公司”就在矿区量划地皮建厂了，把矿石最多的两座山霸占了，还在四周修了炮楼、围墙和铁门，招来当地的一些流氓、赌棍做工头和矿警。再也不准当地农民去捡矿石了。打这以后，这块劳动人民的宝藏，就变为这个资本家的私产了。
解放前，在咱们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就更加明目张胆，用强盗的办法掠夺起家。天津市第四棉纱厂的厂址，早先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园子，有一百多户农民住在这儿。二十八年前，日本东棉洋行的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勾结，用武力赶走了当地的农民，毁了他们的房子，霸占了五百来亩园子地，盖起了纱厂。然后又强迫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进厂做工。你看，资本家的起家是多么血淋淋的啊!
上面我们讲了好些资本家起家的历史。这些资本家的起家历史，说明了一个道理：资本家最初的资本，来路都是不正当的。不是当官僚、地主刮地皮来的，就是当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掠夺人民来的;再不，就是放高利贷、投机倒把、诈骗、弄虚作假来的;还有不少是霸占劳动人民的财富来的。一句话，都是剥削和掠夺来的。
在资本家剥削起家的过程中，坑害了无数劳动人民。千百万人在资本家起家的过程中，失掉了土地、房屋和亲人，千百万人在资本家起家的过程中，遭受到饥饿和死亡。资本家起家的历史，是一部血腥的历史，它的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用咱们劳动人民的鲜血写成的;资本家的每一分钱资本，上面都沾满了咱们劳动人民的血迹。所以，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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