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关至：《日本农民组合的重建与社会党·共产党》（下篇）

翻译/横关至：《日本农民组合的重建与社会党·共产党》(上篇)

翻译/横关至：《日本农民组合的重建与社会党·共产党》(中篇)

四、日本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方针

1945年12月举行的日本共产党第四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德田球一、志贺义雄、金天海、袴田里见、神山茂夫、宫本显治与黑木重德，总计七名(《赤旗》再刊第6号，1945年12月12日)。其中，无论是德田、志贺，还是宫本、黑木，都未曾参与过劳工运动或农民运动的组织运营，也缺乏运动指导经验。袴田里见、神山茂夫、金天海虽曾参与过劳工运动，但并非全国性组织的指导者，且参与时间也不长。与农民运动有关联者，更是一个也没有。

那么，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指导负责人是否由具备运动指导经验者担任呢?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指导负责人是神山茂夫。在1945年12月1日至3日召开的共产党第四次大会上，神山茂夫以“关于工会与农民组织的活动方针”为题作了报告(《赤旗》再刊第6号，1945年12月12日)。此次大会选出了七名中央委员和七名中央委员候补，神山也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第四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决定了各部的专门负责人，神山被任命为“劳动组合农民部”的负责人(同上)。但，神山虽曾参与劳工运动，却是与农民运动毫无关系的人物。然而，同时，在12月12日召开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上选出的“中央专门部负责人”中，记有“农民部，伊藤”(《中央委员扩充》，《赤旗》再刊第7号，1945年12月19日)。

伊藤律虽然并非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候补人，却被选为12名“中央专门部门负责人”之一。同样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任的人的还有“МОПР部(モップル，即国际红色救援会，是以帮助曾经被镇压的革命者和革命烈士家属为目的的国际组织)，酒井”和“粮食管理部，内野(庄)”(同上)。伊藤律曾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共产青年同盟中活动，并参与过共产党的再建活动，但他对于劳工运动或是农民运动的经验都是完全缺乏。伊藤于45年10月10日由神山茂夫和志贺义雄推荐入党(渡部富哉《虚伪的烙印》，五月书房，1993年，第305页、第417页)。在45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二次东京地方的党会上，“长谷川(劳动组合)”与“伊藤律(农民部)”作了专门部报告，“袴田、服部、伊藤律、长谷川、朴”被选为地方委员(《赤旗》再刊第9号，1946年1月1日)。随后，《赤旗》再刊第8号(1945年12月26日)刊载了伊藤律的《农业革命的展望与党的政策》。就这样，从1945年12月12日起，伊藤律成为日共农民运动的指导负责人并开始活动(原注12)。

被选为战后共产党农民运动指导负责人的，是完全缺乏农民运动经验的神山茂夫与伊藤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战前没有拥有农民运动经验的共产党员。像佐藤佐藤治那样从战前起就一贯站在共产党立场上活动的农民出身指导者并非不存在，只是在这一时期并未担当运动指导。将1920年代以后在日农或全农的本部及县连中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再度集结起来的方针，也未被采纳。1930年代共产党农民部的指导者伊东三郎曾在熊本县开展共产党再建与农民组合结成的活动，但战后的共产党中央指导部并未将其迎入(原注13)。就这样，战后共产党在由缺乏农民运动全国指导经验的府中组所指导的中央指导部之下，让缺乏运动经验的人物作为农民运动指导的责任者参与了农民运动(原注14)。

而且，共产党的劳工运动指导负责人中，也有未经历过劳动运动的人物被选任。产别民主化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三户信人如此说道：“回顾占领期(即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军事管理期)的日本劳动运动，尤感遗憾的一点是，在共产党中央负责工会对策的竟是长谷川浩、伊藤律、保坂浩明等人。他们虽有新人会或共产青年同盟以及学生运动的经验，却全无劳工运动的实践经验。理论方面的学习姑且不论，这实属不幸”(三户信人口述，出自《“产别民同”所遗之物(2)》，《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第490号，1999年9月，第55页)。此外，三户还评价道：“当时不论是长谷川浩还是伊藤律，都是受德球(德田球一)直接提拔而‘出人头地’的”(同上)。

就这样，战前劳动运动与农民运动经验完全缺乏的长谷川浩、伊藤律、保坂浩明这三名第一高等学校出身者，成为战后共产党劳动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指导负责人(原注15)。由对农民运动毫无经验的人担任农民运动的指导负责人，共产党的这一干部构成，与社会党包容了杉山元治郎、须永好、平野力三等自1920年代以来就是农民运动指导者的人物的干部构成大为不同。在共产党方面，也并没有形成继承战前经验而开展新运动的体制。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方针。共产党作为农民运动方针，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否定农民组合而结成农民委员会，以及“击垮”“怠惰干部(ダラ幹)”的主张。在10月19日解放运动出狱同志欢迎大会上的演说中，德田球一提出了农民委员会方式。“谁会响应讨回剥削者从农民那里强夺的供出呢?这个问题，除了地主(不耕种而仅靠剥削农民生活的地主)和富农(作为有能力劳动却专干不正当勾当的战争罪犯)之外，所有农民都必须全部团结起来加以解决。这就是农民委员会的运动，是以往的农民组合根本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赤旗》第2号，1945年11月7日)。继而，《关于斗争之新方针：新形势要求我等何事》(《赤旗》第1号，1945年10月20日)将结成农民委员会与“击破怠惰干部”作为方针提出。首先，提出“农民运动非依靠农民委员会不可”的方针，否定日农(即日本农民组合)并主张结成农民委员会。其所揭示的理由如下：“仅由佃农组成的以往农民组合已落后于时代，且不合理地分散农民势力，此点必须予以关注”(同上)。在此基础上，展示了必须“击破怠惰干部”的方针。即“旧的怠惰干部们无疑掌握着农民组合并阻止它们互相结合成为全国性组织。那将使农民运动沦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的运动，必须断然克服。农民委员会应在地方上尽可能以小范围与劳动组合结合，结成人民解放委员会。也就是构成人民战线的基础组织部分，唯有通过这条路线方能实现全国性集结”(同上)。如此，以德田为指导者的共产党就否定了独立形成农民组织的任何可能性(原注16)。

然而，此后对农民组织的政策发生了若干变化。1945年11月8日日本共产党全国协议会表决通过的《当前政策》，在“农民委员会”一项中，就农民组合与农民委员会的关系，提出了“不要机械地对立”的方针。“在农民组合已经成立的地方，不应与此机械地对立。并且，如果佃农通过其他问题理解了所有劳动农民有必要拥有一个组织，那么这一定会被包含到农民委员会中去”(志贺义雄《日本共产党当前政策——11月8日在日本共产党全国协议会上表决通过的内容摘要》，《赤旗》3号，1945年11月22日)。而且，《日本共产党当前政策》还提出了“各地农民组合向农民委员会转化”的方针。“农民的全国性组织，即使是贫农的组织，也无论如何容易流向主张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小农立场的方向，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机械地对立，而应通过扩大农民委员会、各地农民组合向农民委员会转化的方法，在实际中教育农民并解决问题”(同上)。以往共产党的方针是全面否定农民组合。这次则提出了与现存的农民组合“不要机械地对立”以及“农民组合向农民委员会转化”的新方向。这里出现了方针的变化。但是，关于变更方针的理由，没有任何说明。是形势发生了变化，还是自己的方针不符合形势，抑或是现实运动中力量关系的反映，等等，都没有进行任何探讨。这是一种自然瓦解式的转变。而且，反对结成农民全国性组织这一基本认识，与以往并无不同。“农民委员会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应与各地方的劳动组合结合，在其支持下推进斗争”(同上)。《赤旗》第4号(1945年11月29日)刊载的《关于当下的农民斗争》呼吁“结成农民委员会并即刻展开斗争”，提出“以部落、全村为单位结成农民委员会并展开斗争”的方针。并提议“将农民大众集结于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指导下结成农民委员会，必须为农民的真正利益而展开斗争”。这是一种将“在党的领导下集结，在党的指导下结成农民委员会”这一共产党主导性作为重点的组织论。其中并无作为大众组织来扩大强化农民组合的视角。在1945年12月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的“一般报告”中，德田球一在“关于农民组织”一项中指出如下：“关于农民组织，有人担忧以往的农民组合与农民委员会之间是否会产生矛盾，然并无此事，在当前形势下，仅由佃农组成的农民组合力量薄弱”(《赤旗》再刊第6号，1945年12月12日)。究竟是何人抱有此种“怛忧”，尚不清楚。然而，作为暗示大会上存在不得不提及的异论的事例，这值得注目。

共产党第4回大会的决议《关于农民组织的提纲》(《农民组合·农民委员会·总选举对策的基本方针决定》，《赤旗》再刊第8号，1945年12月26日)并未否定农民组合，而是展示了将农民组合“发展为农民委员会”运动的新方向。在“今日以往的农民组合乃至佃农组合，虽仍保持组合形式，实质上却正朝着农民委员会方向发展”这一认识下，提出“纠正那些被形式所束缚的狭隘方向，将农民组合发展为农民委员会运动”，以及“对于现存的地方农民组合，不必立即解散，而是将其纳入协同斗争”。关于农民委员会的组织化，提出“农民委员会以村为单位”，“农民委员会在地方单位、县单位设立协议会”，“以粮食问题为中心，与劳动组合、人民粮食管理委员会结成人民协议会，在县单位即时开展运动”。

从这一方针的提出可知，“将农民组合视为怠惰干部组织而不予理睬的态度”以及“以个人身份将其从组合中拉出来”的倾向在共产党内部已然存在。然而，“否定农民组合”或“排除怠惰干部”都是以往共产党的正式方针。当忠实实践这一方针时，却被指为错误与“无理”，遵循方针开展实践的现场活动家可谓苦不堪言。此处存在一种认识：错误源于下层组织的“无理”认识，方针本身并无问题。制定如此方针的中央指导部的责任，丝毫未被追究。而且，从一直以来的农民组合否定论转向的理由也并未被明确。

即便在对农民组合的应对开始出现变化之时，农民运动仍被定位为向“对天皇制进行彻底斗争”的方向发展。即农民运动指导责任者伊藤律在《赤旗》再刊第8号(1945年12月26日)发表的《农业革命的展望与党的政策》。该文提示了“农业革命的两条道路”，即“农民的农业革命与地主的农业改革”，并就农民运动与共产党的关联论述如下：“如果农民大众欲将土地斗争引向胜利，那劳工阶级的强有力的指导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党在此确认了劳工阶级与农民大众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根本性牢固结合点。那必然指向对天皇制的彻底斗争”。这表明斗争的基本方向并未改变。

1945年12月26日，共产党的志贺义雄与黑木重德会见了社会党的平野力三与水谷长三郎，向社会党提出共同斗争。席上，志贺义雄表明并非排斥农民组合的立场。“交米者不仅是农民组合成员中的佃农，自耕农亦交米，故终究非农民委员会不可，但我们并非排斥农民组合，只是若仅限于社会党影响下的农民组合或山梨的农民组合等而分散开来，终究无法压倒政府”(《赤旗》再刊第9号，1946年1月1日)。这是基于1945年12月12日共产党扩大中央委员会方针所表明的态度。由此可知，共产党指导部将农民组合认识为仅属佃农的组织，而共产党试图建立农民委员会这一别种组织的方针本身正在招致“分离”，对此他们却视而不见。

然而，战前在农民运动领域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并未采用否定农民全国性组织的方针。以扩大强化农民组合组织与思想强化为目标，否定农民全国性组织本身的方针在战前并未被采纳过。1920年代配置于日农中央指导部、县连合指导部的共产主义者们，为农民生活的权利保障，在农民运动前线活动(请参照以香川县为事例加以检讨的拙著《近代农民运动与政党政治》)。1930年代的全农全会派虽为共产主义者掌握主导地位的反对派，但并非以全农自身解体为纲领，而是作为全农扩大强化的反对派定位并行动。1931年8月的府县连合代表会议(“骏马会议”)上，存在“应当结成独立的左翼农民组合”与“应在全农内部斗争”两种意见的争论，“结果，达成了形式上绝不脱离全农，实质上却应建立与独立组合同样强力的独立组织这一妥协方案”(宫内勇《1930年代日本共产党私史》，三一书房，1976年，第62页)。如此，全会派成立。战前共产主义者的方针是，在承认农民组合的基础上，批判干部的政策。在那里，扩大强化农民组合乃是最大前提。全农全会派的农民委员会方针，是在承认农民组合存在的基础上，作为其活动方法之一提出的。共产党农民部亦未采取否定农民组合本身的方针。如此1920年代至1930年代共产主义者的实践，在战后共产党的中央指导部中完全未被继承。

战后的共产党指导部否定了农民组合，并从一开始便结成了别的组织展开了行动。虽然与战前全会派所提起的农民委员会名称相同，但在决策上却是不同的(原注17)。

在战前日本的许多地方，农民组合的运动都是社会运动的中心，也存在过共产党员作为农民组合的活动家而成为社会运动中心的地方(前揭，拙著)。各地方、各县都存在着作为战前农民运动指导者的共产党员人物。然而，到了战后，共产党的中央指导部却提起了劳工阶级主导的农民运动，否定了农民组合。战前以来的运动积累被无视了。

那么，战后的农民委员会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呢?让我们来检讨一下它的实际态势。虽然在共产党的大会报告等文件中，从未言及农民委员会的实际态势。明明是一个大张旗鼓地着手经营的组织，其实态却没有被阐明。但也因此，笔者决定从共产党机关报所报道的事例以及后来各项研究中得以明了的事例出发，来推察它的实际态势。

请参照表一。此表汇总了刊载于《赤旗》以及《アカハタ》(即《赤旗(再刊)》，此处原文即采用片假名，之所以进行保留是为了与《赤旗》区分)上的事例。

从这张表中，可以判明以下几点。其一，结成事例稀少，组织人员的实际立场态势也不明确。其二，农民委员会是以关东为中心被组织起来的。其三，其组织方式采取了从村民大会“转化”的方式，或是采取了由共产党直接出面进行组织化这样的形式。其四，作为第一个县级单位协议会，1946年1月21日“全埼玉农民协议会”结成了(原注18)。《关于农民组织的提纲》(《赤旗》再刊第8号，1945年12月26日)曾规定“农民委员会以村为基本单位”，“农民委员会只在县级单位、郡级单位拥有协议会”，而首次的县协议会就此成立了。

然而，这张表中并未包含在战后农村研究中备受瞩目的长野县小县郡盐尻村的事例。虽然报告了长野县岩村田村的事例，但长野县的其他事例并未收录其中。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被研究的明了透彻的长野县农民委员会的事例吧。平野义太郎《农民委员会》(《中央公论》，1946年4月号)介绍了长野县盐尻村的事例。此外，平野义太郎《土地改革的农村形态——以盐尻村土地管理为展开》(文化评论社，1948年)亦是对盐尻村事例的检讨。

民主主义者科学者协会农业部门会编《日本农业年报》(月曜书房，1948年，第115页)记载，1945年12月10日长野县小县郡盐尻村结成了农民委员会。然而，所依据资料并未明示。长野县农地改革史编纂委员会监修《长野县农地改革》(信浓每日新闻社，1949年)记载，“盐尻村的农民委员会或土地管理组合的活动，给长野县尤其是东北信地方的农民运动以刺激，同样形态亦被具有激烈斗争历史的埴科郡五加村、小县郡纲津村、川边村、西盐田村、中盐田村、青木村、南佐久郡田口村、下高井郡高冈村、穗波村等所采纳”(同上，第149页)。然而，盐尻村以外各地农民委员会于何时、以何种形式结成，尚不清楚。

此外，西田美昭编著《昭和恐慌下的农村社会运动》(御茶之水书房，1978年)依据《长野县农地改革》将下伊那郡鼎村也纳入该类型适用村(第727页)，但《长野县农地改革》并未包含下伊那郡鼎村。下伊那郡鼎村未结成农民委员会一事，由古岛敏雄、的场德造、诹访荣三《农民组合与农地改革——对长野县下伊那郡鼎村的考察》(东京大学出版会，1956年)所明确。

此处，村的单一农民组合于1946年1月结成，社会党与共产党均参加，组合长为社会党员，1946年4月“农民组合在其中设立了以指导层为中心的土地管理委员会”(同上，第97—98页)。该书就其与盐尻村的差异记载道：“长野县盐尻村的情况是农民委员会掌握了土地管理实权，而此村实权始终在于农地委员会，组合仅从侧面监督”(第98页)，“鼎村的情况则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指导层虽为共产党员，但自这一时期起已透过法律及其运用推进斗争，此风格已强烈显现”(同上)。

福武直《部落的“和平”与阶级紧张》，同《日本村落的社会构造》(均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1959年)分析了长野县小县郡西盐田村的农地改革，并言及农民委员会。与福武氏分析同一地域进行研究的是西田美昭编著《昭和恐慌下的农村社会运动》(御茶之水书房，1978年)。据“第6章——农地改革”(岩本纯明负责此章)，此地1946年2月18日结成了农民委员会(第674页)。此外，同章在批判福武氏议论(第694页)的同时，试图从“农民委员会=土地管理组合运动”(第669页、第670—671页、第727页等)的规定出发进行新的分析。然而，关于自战败至1946年2月日农再建为止时期的具体情况，亦未明确。此外还存在如下问题。

此处记载盐尻村、五加村、鼎村、西盐田村“各村均在战败后立即作为全村的、全阶层的组织结成了农民委员会(鼎村为农民组合)”(第727页)，并将不存在农民委员会的鼎村事例纳入“农民委员会(土地管理组合)运动的总括表(第728页)”之中。这表明农民委员会与农民组合未被明确区分并加以分析。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期的农民运动中，是否承认共产党的农民委员会方针成为争论焦点。然而，《昭和恐慌下的农村社会运动》未加区分地论及两者。而且，由于使用“农民委员会=土地管理组合运动”的无端论段，导致农民委员会为中心的土地管理组合运动与农民组合为中心的土地管理组合运动也未被区分分析。

关于长野县埴科郡五加村，有大石嘉一郎与西田美昭编著《近代日本的行政村》(日本经济评论社，1991年)与庄司俊作《日本农地改革史研究》，御茶之水书房，1999年)等巨著。然而，两者均未论及农民委员会是否存在的问题。两书也均为同一时期参与共同研究者所撰，是以庞大资料为基础的详细研究。但也均记载1946年2月的五加农民组合(同年3月成为日农五加支部)是农地改革的原动力，并记载该组合的中心是共产党。然而，不知是否出于资料面的制约，自战败至1946年2月期间农民的具体情况未被检讨。长野县其他地域是否存在被采纳的农民委员会，这一问题亦未被检讨。因此，农民组合或农民委员会的结成这一日农结成前时期最大的组织问题就尚未解明。

此外，关于西田美昭编著《昭和恐慌下的农村社会运动》中“第6章——农地改革”(岩本纯明负责此章)认为农民委员会存在这一见解，五加村是否结成了农民委员会，明确此项作业亦未进行。由上可知，即便在报告了农民委员会事例的长野县，亦存在因地域而异未采纳农民委员会方针的地域，且判明1946年1月时存在共产党为农民组合结成中心的地域。可知共产党中央指导部的农民委员会方针并未贯彻至各个地域。

另，45年12月10日，日本农民组合准备委员会关东地方协议会由栃木、千叶、埼玉、东京、神奈川、茨城代表召开。关于此次会议，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道“我党势力与地方农民组合势力在此完全结成统一战线”，并记载该会“向11日的日本农民组合扩大准备委员会提出决议，要求‘政府遵照联合军最高司令部命令，立即撤回正在议会审议中的农地调整法改正法律案’、‘应立案提出能够解放农民的土地制度改革法案’”(《赤旗》再刊第8号，1945年12月26日)。由该报道可知，日本农民组合准备委员会关东地方协议会与农民委员会存在何种关系并不明确。然而，1946年1月25日的“日本农民组合书记局”局报(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藏)记载：“所谓以共产党之农民委员会(埼玉千叶茨城)为主之关东地方协议会，自去年末以来虽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然与本组合无任何联系”。其被认识为“所谓以共产党之农民委员会(埼玉千叶茨城)为主之关东地方协议会”这一点，值得注目。

如此看来，农民委员会是以关东为中心结成的，地域就上受到限制的组织。此外，如长野县事例所示，即便同一县内的共产党，也分为采纳该方针的地域与未采纳的地域(原注19)。可见，在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中，否定农民组合的方针也未得到贯彻。

五、日本农民组合的重建

农民组合再建的核心人物是平野力三、野沟胜与须永好。1945年9月22日无产党结成准备恳谈会之夜，野沟胜、菊地养之辅与须永三人一同宿于本乡的正门馆，翌日须永与野沟一同会见了平野。“与野沟君二人前往新桥会见平野力三君，所为如下：1，商议结成农民组合之事;2，就党结成事宜，特别约定慎言慎行，避免做出诸如区分战争赞同协力者等言行，以大同团结为目标推进，经协商后于下午3时26分返回”(《须永好日记》，第372页)。正是这一日三人的会谈，开启了战后农民组合再建的开端。平野、野沟与须永自1920年代起便已相识。野沟曾担任须永任组合长的强户村农民组合于1922年11月2日创立一周年纪念大型演说会的讲师(前引《须永好日记》，第41页)。平野则被《须永好日记》1923年7月6日记录记载为“关东同盟平野力三来访”(同上，第46页)。此后三人的道路虽分属不同党派，但在战时农地制度改革同盟中，自始至终并肩同行。

10月3日，单一农民组合结成准备负责人大会召开(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第155页)。参会者有平野力三、片山哲、杉山元治郎、黑田寿男、松永义雄、田原春次、三宅正一、中村高一、大西十寸男(大西俊夫)、川俣清音、冈田宗司、稻村隆一、须永好等13人(同上)。随后，“以出席者为负责人推进结成准备工作”、以及将加藤勘十等10人增列为出席者之外的人选、“从负责人中选定以下9人为小干事”等事项经协商确定(同上)。小干事人选定为片山哲、杉山元治郎、野沟胜、平野力三、川俣清音、松永义雄、大西十寸男(大西俊夫)、黑田寿男、冈田宗司(同上，第156页)。此次干事选定中有两点值得瞩目。其一，具有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检举经历的黑田、大西、冈田、加藤等人获选任。黑田、大西、冈田乃是构成1930年代全农中央指导部的人物(拙稿《劳农派与战前·战后农民运动》上、下，《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1995年7月号、9月号)。就农民组合指导部在战前与战后的延续性而言，此乃不可忽视的人事安排。其二，被从社会党准备委员中排除的三宅正一，却获任农民组合结成准备负责人。

第一次干事会原定于10月6日召开(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第156页)。然而，据须永好所述，因东久迩内阁总辞职之情势骤变，“本应有农民组合的协商会，但此事已无从谈起”(《须永好日记》，第373页)。1945年10月29日召开的农民组合结成准备负责人大会上，“1，于11月3日召开恳谈会;2，于该会上依动议即时结成农民组合;3，干部事宜等”等事项经协商确定(《须永好日记》，第375—376页)。1945年11月3日日本农民组合结成准备全国恳谈会上提出的《组织活动方针大纲》中，就“1，农民组合的任务”记载道：“战争中遭受不当镇压之农民组合的再建，以结成全国单一农民组合为目标”(前引《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第160页)(原注20)。此次会议原预定立刻结成组合，然而情况发生了变更。据《须永好日记》记载，“上午11时起出席日本农民组合恳谈会。被推为座长推进会议。本预定于今日完成组合之结成，但因准备不足，改为来年2月结成后闭会”(第376页)。

关于这一点，1946年1月23日题为《关于构成正式代表者之民主的全国大会》的《日农通达第6号》(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藏)回顾如下：“11月3日，来自全国各地方之三百二十余名出席者参加了全国恳谈会，然因当时情势之急剧变化，有人强烈主张应借全国恳谈会之机即时确立组合并出发，但终究决定待全国各地农民组合均确立统一之组织后，再行召开结成全国大会”。

筹备此次日本农民组合结成准备全国恳谈会召开的人，乃是24名干事(前引《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第157—158页)。此次日本农民组合结成准备全国恳谈会上，选任了“准备常任全国委员会”，并决定将于1946年2月召开创立大会(《日本社会新闻》，第1号，1946年1月1日)。“准备常任全国委员会”“每周召开1至2回”(《日本社会新闻》，第1号，1946年1月1日)。其负责人员有“(总括)野沟、(情报)冈田、(组织)大西、(教育)黑田、(调查会计)松永、(政治)平野”、“书记局(大西、斋藤)”(《日本社会新闻》，第1号，1946年1月1日)。

书记局的大西俊夫与斋藤初太郎均曾参与共产党活动。生于1896年的大西，自1920年代初起便投身农民运动并负责指导，1927年加入共产党，经历过三一五事件并被检举，1930年代参加劳农派，担任全农本部常任，是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检举的元老干部(原注21)。斋藤初太郎生于1908年，早年加入共产党后以泽田为笔名，担任《无产者新闻》南部支局的责任者开展活动，被检举后于1935年起担任关东金属劳动组合常任书记，1939年起任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理事，1940年前往满洲(小宫昌平与斋藤美留编箸《回想·斋藤初太郎》1993年，自费出版，第7页、第269页)。在大西与斋藤初太郎所率的书记局下工作的事务局员，为高野启吾与下田弘一。高野启吾自1945年11月4日起，下田弘一则自1946年1月经中村高一介绍开始活动(前揭《回想·斋藤初太郎》，第11—14页)。据下田所说，“日本农民组合于1946年2月9日在芝的日赤讲堂召开了成立大会，但《日农》的日常业务从成立准备阶段起就由大西俊夫先生和斋藤初太郎先生两人推进”(前揭《回想·斋藤初太郎》，第12页)。

1945年12月10日，日本农民组合准备委员会关东地方协议会由栃木、千叶、埼玉、东京、神奈川、茨城各县代表召开。关于此次会议，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道称，“在此我党势力与地方农民组合势力完全结成了统一战线”，并记述该会“向11日的日本农民组合扩大准备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撤回目前正在议会中审议的农地调整法修正案，并遵照联合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起草并提交能够解放农民的土地制度改革法”(《赤旗》再刊第8号，1945年12月26日)。

1946年1月4日，公职追放(公職追放)开始。关于农民运动指导者中谁于何时遭到公职追放，尚有许多不明之处。据1946年2月10日的《朝日新闻》报道，杉山元治郎、前川正一、川俣清音、三宅正一、平野力三等人名列其中(原注22)。杉山、前川、川俣、三宅均隶属于护国同志会。至于平野，翌日的《朝日新闻》刊发了更正：“此前已报道平野因与皇道会有关联而被列为公职追放对象，但平野所属的皇道会与政府公布的大日本皇道会(由赤尾敏主持)并非同一组织，因此平野氏并不直接适用于此次政府公布名单。”

围绕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日农关东准备会提出的决议的处理问题，日农关东准备会发表了抨击平野力三的声明书。“后来得知这一结果的日农准备会中，态度最为强硬的关东六府县准备会认为：‘回想平野君昔日与封建军阀勾结，组建名为皇道会的右翼团体，分裂农民组合，给我农民运动增添了侮辱的一页，那么，如今这种对耕作农民如此轻蔑的态度，也可说是其必然的归宿。’并据此通过了要求该氏等人谢罪、退阵以及‘组建真正能够反映耕作农民意志的议会斗争团’的决议”(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农业部会编《日本农业年报》，月曜书房，1948年，第115页)。关于这份声明书，须永好在1946年1月12日的日记中记述如下：“以日农关东准备会的名义发表了抨击平野力三君的声明书。究竟要到何时才能形成大同团结的精神呢。战前的分派主义也曾成为推动战争的催化剂”(《须永好日记》，第381页)。

1946年1月15日发出的《日本农民组合紧急通达第5号》(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藏)向各支部呼吁：“1946年全国大会在即，请提交支部名簿，缴纳本部费，直送本部。”

1946年1月21日，在围绕农民组合结成的持续对立中，黑田寿男、伊藤实、藤田勇发表了题为《为重建日农、统一民主战线告全国同志书》的声明，即所谓的黑田声明(追思伊藤实编纂委员会，《伊藤实——社会运动家的足迹》，笠原书店，1984年，第68—70页。)。该声明在“确信通过结成强有力的全国统一战线将封建的地主势力从农村驱逐出去，并确立民主主义体制的基础就是解农民运动燃眉之急的任务”之上，提倡“统一农民战线”。“我们在此再次主张统一农民战线，并期望以即将在东京召开的日本农民组合的成立大会为契机，使农民组织作为全国性的勤劳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同盟体而改编集结。更且，我们须依靠统一农民战线之确立，进一步与劳动组合、全体勤劳大众紧密提携，向我国民主主义战线之确立迈进，打倒以军阀官僚为中枢的老废支配阶级。统一农民战线之确立，必将成为我国人民战线运动的有力推进力”(同上)。诸多研究指出，这一声明成为共产党向日农合流的契机。然而，这一黑田声明是否为与共产党事先商议后作成，则不得而知。后来，冈田宗司在《日农与共产党的关系》(《前进》，第5号，1947年12月，28页)中批判黑田寿男未在日农常任准备会上提案，便采取了“突然作为炸弹声明在报纸上发表的战术”。包括战时在内，黑田与冈田长期以来处于同一立场。正是这一事件使这两人开始在立场上产生分歧。

1946年1月23日的“日农通达第6号”(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藏)，题为“关于由正式代表构成的民主的全国大会”。召开“民主的”大会，已被作为目标而揭示。

1月25日的“日本农民组合书记局”的局报(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藏)，就其与“共产党农民委员会”(埼玉千叶茨城)的关系表明了如下见解：“以共产党农民委员会(埼玉千叶茨城)为主干之所谓关东地方协议会，自去年末以来在报纸上有所发表，但与本组合毫无联系。我方亦正在进行调查，不久将予报告。然而此事并非值得成为问题者”。

1月29日的日本农民组合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全国大会召集状”(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藏)，表明了“日本农民组合必须是农民以自由意志与连带责任结合并行动，且自部落、村、地区、县至全国集中而强固地建构起来的真正的民主组织”之态度。在此之上，作为“民主的日本农民组合确立”之方法，指出了如下要点：“因此，此次全国大会作为彻底的民主的日本农民组合确立之方法，应采取自下而上蓬勃兴起的构成(等等)，大会代表须由已登记并负担财务的基础组合按一定比率选出，且如此选出的代表对大会决议可行使票决权以表示自由意志。因此，全国大会绝不可成为由无秩序、无资格、无责任之群众构成的集会”。

1946年2月1日的题为“关于全国大会之顺序”的“日本农民组合通达第10号”(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藏)，设有“关于反对日本农民组合结成及妨害全国大会成立者”与“共产党农民委员会或将加入日本农民组合”的项目。在“关于反对日本农民组合结成及妨害全国大会成立者”中，“本组合全国大会之际，从前诸如‘否定农民的全国性组织’、‘将全国大会篡夺为全国代表者会议’、‘以农民同盟取而代之’之类的主张与策动，至今仍在进行。更有甚者，竟有人声称‘全国大会应吸纳那些未在日本农民组合登记且不缴纳组合费之农民团体，因其数量可观，不足为奇，亦不必介怀，应将其强推入大会’”。

文中并未明示“妨害者”究竟指哪股势力，但实际上是指共产党。因为如前所述，提出“否定农民的全国性组织”这一主张的正是共产党。

然而，在“共产党的农民委员会是否应加入日本农民组合”这一项目中，农民委员会针对日本农民组合的方针被介绍如下。

“针对日本农民组合采取何种方针，其要点如下：‘应尽可能避免加入农民组合的全国性组织，但已参加者则应努力使现存之全国性固定组合走向无能化与解体化。为统合农民之全国性要求，应致力于以农民的全国性代表会议取而代之。’(据《赤旗》第8号，共产党第四次党大会关于共产党农民组织的提纲)”

这一记述与事实不符。虽然标注为“(据《赤旗》第8号，共产党第四次党大会关于共产党农民组织的提纲)”，但刊载于《赤旗》再刊第8号(1945年12月26日)的“提纲”中，并无“努力使全国性固定组合走向无能化与解体化”这样的表述。不过，若审视此前共产党之言行，此类表述的出现亦不足为奇，确属实情(横关至神了，前面都在指责各本书说的怎么怎么不准确，这里自己就用上主观臆断了)。

在围绕单一农民组合之对立日益显化的这一时期，须永好将渴盼统一的心情记述如下。1946年2月1日之日记写道：“如今正是农民——不，大众——应抛弃迄今之积习，将一切派系对立斗争付诸东流，如同今日之强户村一般，为如何使当下与将来更加美好而集结全力之时。原动力唯‘和’一字，和者，融洽也。”(《须永好日记》，第382页)

大会召开在即，共产党改变了方针。1946年2月5日下午3时至4时半，共产党干部野坂参三与伊藤律会见了日农常任准备委员会(《朝日新闻》1946年2月6日报)。此次野坂与伊藤的访问，系以“个人资格”进行(同上)。因此，此事在共产党机关报中始终未被报道。关于会谈内容，《须永好日记》1946年2月6日记载：“共产党的野坂参三与伊藤律两位，就日农结成问题进行恳谈。余告之曰：若能彻行‘和’字，则万事无碍。”(第382页)(原注23)。

《赤旗》再刊第15号(1946年2月8日)刊载了“为统一农民战线而开展大众讨论——意义深远之日农大会”这篇报道标志着共产党从否定农民组合的方针转向为容忍的方针。然而，这一转变的理由也并未明示。

于是，共产党也参加了大会，1946年2月9日召开了日农再建大会(第一次大会)。须永好被选为会长，野沟胜被选为主事，劳农派的大西俊夫、冈田宗司、黑田寿男被选任为常任中央委员，大西担任了组织部长兼统制部长、机关报委员会主任，冈田担任了情报宣传部长，黑田担任了教育出版部长。(见《日本农民组合本部役员名簿 1946年2月9日》，大原社研所藏文书)

日农第1回大会选出役员如表二所示。

(出于技术原因(如表一一样的技术原因)，表二暂略，未来将会发布图文补上)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战时各种潮流的人们都参加了日本农民组合。从大日本农民组合(1938年2月—1940年8月)中，就有(前)组合长杉山元治郎，理事须永好、野沟胜、川俣清音、前川正一、中村高一、八百板正，会计监察河合义一，顾问贺川丰彦参加了。其中，须永好、野沟胜、川俣清音是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常任理事，前川正一也是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理事。从农地制度改革同盟中，有主事平野力三、常任理事片山哲加入了。需要注意的是，前川、片山在1940年12月18日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第二次全国大会上，并未被选为职员(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特高月报》昭和15年12月号，70页)。在人民战线事件被告中，劳农系的黑田寿男、大西俊夫、冈田宗司和日劳系的大屋政夫被任用。从东方会中，全农系的淡谷悠藏、石田有全、稻村隆一，甚至于支持皇道会的稻富棱人也参加了。作为全农全会派中也曾参与共产党的人物，山口武秀参加了。所以主要未参加者有：大日本农民组合主事三宅正一，理事山崎剑二、角田藤三郎、三轮寿壮、今井一郎，以及旧全农全会派的人们和战前共产党员。若看表中的“社会党建党大会职员”，便可知日农职员压倒性多数属于社会党。

那么，共产党对日农结成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共产党的农民指导负责人伊藤律在题为《期待农民组合单一组织化今后的动向——日农结成大会召开》(《赤旗》再刊第16号，1946年2月13日)的文章中，发表了如下谈话：“为农民战线统一奠定基础一事赋予了本次大会以历史意义，然而，真正的统一战线能否将全体农民集结到土地革命中去，能否巩固民主主义的基底，取决于今后的努力如何。”在这里，共产党并未提及此前一直采用的农民委员会方式。对于共产党的方针转换，也未提及。德田球一书记长在2月25日日本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的总报告(《赤旗》再刊第19号，1946年3月1日)中说道：“日农看似由右翼干部盘踞头部而成功，但实际上我们掌握着大众的三分之二，绝对占优势。然而，正因为占优势，如果分裂就会非常削弱力量，所以在形式上必须让右翼干部盘踞头部，使阵营全面地、统一地革命化。”这一“右翼干部”的规定以及“使阵营全面地、统一地革命化”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与以往“怠惰干部”击破的方针关联也不清晰。从这一伊藤谈话、德田报告中可以得知的是，共产党在评价日农结成的同时，主张必须改变日农。但是，对于以往方针的问题点并未进行检讨，应朝向哪个方向也不鲜明。

结语

本文阐明了以下4点：

第一，高举全国单一组合否定方针的共产党转换方针而合流于再建，因此日农作为各种潮流汇合的全国单一组合而再建。日农的中心干部，由属于大日本农民组合、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及劳农派并在战后成为社会党员的人占据。共产党员未能居于日农的中枢位置。

第二，社会党获得了作为战前农民运动继承者的地位。社会党是向全国的旧社会运动指导者呼吁参加，设置准备委员会，向各集团呼吁而结成的政党。通过“大同团结”方针集结各势力，经过各派之间的竞合与批判，指导部得以构成。因此，社会党得以集结从事农民运动数十年的人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经验的延续、人员的延续。在干部构成上，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指导者也就任社会党干部。这样，社会党获得了作为战前农民运动继承者的地位。然而，针对三宅正一等日劳系在战时下的行动，劳农派和社民系集中了批判，因此三宅等人被排除在社会党指导部之外。社会党得以集结拥有长期经验的各种潮流活动家，这既是其强处，也是其弱处。其强处在于集结了广泛的人们，形成了农民运动中的多数派。其弱处在于，这是一个从最初就包括路线对立的组织。并非在问题点充分酝酿基础上的“大同团结”，虽然这被认为是后来党内抗争、分裂的原因。

第三，共产党的干部构成、农民运动方针与战前、战中的经验相断绝。战后共产党中央部的结成方式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化”。东京拘置所的“狱中细胞”即德田、志贺等的“府中组”，对其他的出狱者及战后再集结起来的人们下达命令，形成了最高指导部的中枢。将散在各地域的战前共产党员集结起来构成中央指导部，这一工作并未进行。这种建党阶段最高指导部的形成方式，与社会党大相径庭。共产党从最初就高举否定结成准备已有进展的全国单一农民组合的方针，以推进农民委员会方式和排除“怠惰干部”为基本方针。作为其共产党的运动指导者，任用了毫无农民运动经验的人物。由这样的人物所代表的势力，反对农民组合的再建，试图将二十余年来一直指导运动的人们规定为“怠惰干部”而加以排除。共产党被认识为妨害组合结成的势力，攻击己方干部的势力。从农民组合结成推进的一方，受到了“日本农民组合结成反对及全国大会成立妨害者”这样的批判。共产党所推进的农民委员会的实际势力，是极为限定地域中的极小势力，于是他们不得不转换基本方针。需要注意的是，战后共产党提出的农民委员会方针，与战前全农全会派提出的农民委员会，名称虽同，但在决策上有所不同。战前的情况是，在承认农民组合基础上的反对方针行动，一边追求统一一边批判干部的政策。扩大强化农民组合是大前提。在这一点上，也与战前存在着巨大的断裂。

第四，共产党转换了农民运动指导方针而合流于日本农民组合的再建，但这一转换是不明了方式的转换。其方针的转变，是在对此前的农民组合否定方针不做总括的情况下的转换。“怠惰干部”的排除方针，在日农结成后仍持续着。在推进作为单一组织的日农结成的人们当中，残留着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感。共产党作为妨害组合结成的势力的形象，因此也就被固定了下来。

如果以上述各点为前提，那么在以往的研究中所主张的“通过共产党系农民运动者的让步”而结成统一组织这一见解，不得不说有悖于事实。更应该说共产党否定全国单一组合的方针，阻碍了运动的统一，损害了运动参加者之间的相互信赖感。共产党转换方针而合流于再建。那并非“让步”，而是一种不得不转换方针的状态，即如果不转换就会在农民运动中陷入孤立，是一种不了了之式的方针转换。

作为今后的检讨课题，不能不指出3点：

第一，是对再建的日本农民组合的指导者们在战时下的言行的分析。关于黑田寿男和大西俊夫等劳农派，虽已有所检讨(拙稿《劳农派与战前·战后农民运动》上、下，《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1995年7月号，9月号)，但对占据大日本农民组合和农地制度改革同盟中枢的杉山元治郎、三宅正一、须永好等日劳派的检证仍有待进行。三宅正一在社会党结成过程中遭到批判的理由，也将通过这一检讨而得以明确。

第二，是对1946年4月选举的分析。1946年4月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获得92议席与共产党获得5议席这一议席获得数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共斗问题(依我之看法，还不如将战后早期的日本共产党组织作为战前一样的非法政党来考量：一方面说共产党否认天皇制进行斗争，一方面却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议席问题来表明事情，难道不是太过谬误吗?)。1月29日的社会党中央常任委员会曾决定“将共同斗争延续到总选举之后”，但选举结果证明了社会党单独行动这一社会党指导部方针的正确性。与此同时，这一议席格差的巨大，给战后劳工运动·农民运动中两党的影响力带来了决定性的差异。为何议席数会有如此差异，对此有必要进行检讨。届时，关于农村中社会党投票、共产党投票的检讨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是对有马赖宁见解的再检讨。被拟为社会党党首的有马赖宁，在因战争罪人嫌疑入狱时期的日记中，对农地改革后的农民运动及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如下预测。1946年1月7日的条目写道：“在读卖的座谈会上，共产党的人对此次土地分配表示不满，但从共产党的立场来说，资本家或地主没落一事，在战术上无疑是不利的。如果皇室问题就此解决，攻击的目标几乎就消失了。正如我向高松宫进言的那样，将共产党瞄准的目标逐一消除，是拯救日本最有效的方法。土地分配后，全体农民都变成了小自耕农，共产主义就没有渗入的余地了”(尚友俱乐部，伊藤隆编《有马赖宁日记：巢鸭狱中时代》，山川出版社，1997年，45—46页)。此外，“资本家的独占被消解，土地被分配，宪法被改正而主权移归人民，皇室从资本家的立场中获得解放，一切都以国民为中心的话，赞成共产主义的人恐怕不会很多”(同上，46页)。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战后初期的农民运动史研究和农地改革研究、共产党史研究进行再检讨，想必是有必要的。

注释和其他十条参考

12 关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指导责任者从神山转为伊藤律的经过，渡部富哉的叙述如下：“入党后，长谷川立即投入劳动运动，伊藤则投入农民运动，各自开始组织活动。当时专门部尚未确立，神山茂夫虽处于指导大众运动全体的地位，但对农民运动完全是门外汉，加之狱中生活导致营养不良，神山很少在党本部露面。因此农民运动几乎全权委托给伊藤，他自由奔走于农民运动的斗争现场，并将情况向德田书记长汇报”(渡部富哉《虚伪的烙印》，五月书房，1993年，第305—306页)。

13 何以至此，尚不清楚。若将“转向”问题纳入考量，伊藤律本人也曾有过“转向”。若是如此，其他因素，例如多数派问题是否相关，亦值得考虑。这是今后的研究课题之一。

14 在战前以来的农民运动活动家眼中，身为农民运动指导负责人的伊藤律究竟呈现出何种面貌?作为一例，自1920年代后半叶起即以三重县、兵库县为据点开展活动，战后作为共产党员在三重县参与农民运动的柳川文男(佐野史郎)在1953年10月的文章中写道：“他相当负责党的农民运动方面。但我们地方上的人大感困扰。偶见其在当时杂志所载文章，感觉与其说是理论错误，不如说是毫无理论。当党在表面上声势煊赫之际，我曾向已故的大西先生问起过他。或许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他将地方报告囫囵吞枣，真伪莫辨。大体如此批评”(《东京日记》，柳川文男遗作集编辑委员会编《风还是如此吹为好》，盛田书店，1969年，第214—215页)。文中“已故的大西先生”应指大西俊夫。柳川与大西自1920年代即已相识(《悼辞：大西俊夫——日本农民组合的埋葬》，前引《风还是如此吹为好》，第391—392页)。

15 伊藤律和长谷川浩、保坂浩明三人，未必是以牢固的结合联系在一起的。保坂浩明怀疑并批判伊藤律一事，在长谷川浩的回忆中有所揭示。即，“战后，我与保坂君最初重逢”的记忆是在10月10日“出狱欢迎人民大会的归途”，但“那天，我与伊藤律也约好一起前往府中的自律会拜访德田、志贺等干部。然而，当我把此事告知保坂君时，保坂君对我与律一起行动提出了异议。这是因为从律被检举到狱中的态度都令他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他甚至说不愿与律共同行动”(《共同战斗》保坂典代发行《保坂浩明：自传与追想》1985年，第174—175页)。此外，《保坂浩明：自传与追想》中还记载，保坂在战后加入共产党时，将其“转向”后积蓄的财产捐赠给了共产党(同上，第88—89页)。这是与长谷川的约定(同上，第89页)。长谷川也在前述回忆录中记述，保坂“终于按照我们被检举时的约定，将战时准备的资财(好像是5千日元?)提供给了党”(同上，第175页)。然而，这笔捐赠金是由保坂提供的这一事实，在共产党相关人士之间也并未传开，而被认为是长谷川提供的。作为揭示此事的事例，有如下发言。战后加入共产党并以共产党组织者身份活动的永田明子曾发言说：“长谷川先生相当有经营能力，战时也在某处经营公司积累了一定财富，还盖了大宅子，并将其提供给了党。我想这种能力在组织活动和劳动组合的地下活动中也能得到发挥”(前揭《证言：产业别会议的诞生》，第65页)。在这里，长谷川的蓄财能力被作为其特殊才能的例证而受到评价。然而，提供资金的其实是保坂浩明。战时的长谷川，并不处于能够蓄财的状态。长谷川于1931年被检举，1936年出狱后从事共产党重建活动，1940年再次被检举，直至1945年10月一直在狱中(同上，第311页)。

16 农民运动史研究者、全农派研究的首要人物一柳茂次，在《看见了德田球一》(《德田球一全集》，第6卷《月报 6》，1986年)中指出，“农民委员会方针主要基于德田球一的见解”，“认为要集结全体农民的要求，非农民委员会不可的见解，不能说是正确继承了战前被压杀的农民组合运动的要点”。据一柳氏说，“昭和危机下的农民运动，无论是共产党系的全农全派还是社会大众党系的全农本部派，尽管名称不同，无论是农民委员会还是农村代表者会议，在不局限于佃农问题、将全体勤劳农民的诸要求集结到大众斗争中的方向上都是一致的”，“这种能量在压制中持续生存，以战败为契机迸发而出，这就是日本农民组合的再建。德田球一的农民委员会方针悬空是理所当然的”(同上)。

17 关于共产党农民部的活动以及全会派的派别，请参照宫内勇前揭书以及埴谷雄高《伊东三郎的回忆》(涩谷定辅、埴谷雄高、守屋典郎编《伊东三郎：向着高远的地方——遗稿与追忆》，土笔社，1974年)。

18 作为共产党员而在埼玉县负责农民问题的田中正太郎回忆道，“埼玉县农民团体协议会”的结成是“共产党中央的农农民部长伊藤律来直接指导的呢”。“日农组织由社共双方共同推进准备，从这边来说，佐野良次、庄子银助等人担任了副会长和执行委员。而另外，自己又搞了一个叫做埼玉县农民团体协议会的团体。这是共产党中央的农农民部长伊藤律来直接指导的呢。结果，在那里就像战前一样，形成了共产党系与社会党系两个组织”(田中正太郎《人民战线事件与我的斗争》，《埼玉县劳动运动史研究》第12号，1980年6月，第20页)。田中回忆的“埼玉县农民团体协议会”，与《赤旗》报道中言及的“全埼玉农民协议会”，被推定为同一事物。另外，研究埼玉县事例的小山博也《日本社会党设立时的地方组织》关于全埼玉农民协议会记载道：“全埼玉农民协议会于昭和21年1月21日在松山町结成，据称拥有五十个组合共一万五千名组员”(《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纪要——社会科学研究》第24卷第1号，1972年，第45页)。然而，“五十个组合一万五千人”这一人员数的资料依据并未示明出处，也未示明是何年的统计。而且，本应作为农民委员会县单位组织的却变成了组合的集合体，在那里农民委员会与农民组合的区别并不清晰。另，也请参照农地委员会埼玉县协议会与埼玉县农业复兴会议共编《农地改革是如何进行的——埼玉县农地改革的实态》(农地委员会埼玉县协议会发行，1949年)以及西田美昭编《战后改革期的农业问题——以埼玉县为例》(日本经济评论社，1994年)的“第4章——农民运动的动向”(大川裕嗣负责此章)。

19 在长野县内共产党应对存在差异的原因，将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此外，为何农民委员会以关东地方为中心结成而在西日本几乎未见，这一问题亦须检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方针，以及在那里活动的共产党员对中央方针的应对等，均有待检证。然而，能够检讨这些问题的资料目前尚未发现。不过，关于此问题，可作如下推定。在战前农民组合势力强大的西日本，战后农民组合结成亦相继不断，曾经的共产党员亦在组合再建中发挥中心作用(关于这一点，请参照前引拙著《近代农民运动与政党政治》以香川县为事例的检讨)。在此条件下，否定农民组合、建立农民委员会的共产党中央指导部方针，估计并未被轻易接受。

20 民主主义者科学者协会农业部门会编《日本农业年报》第1集(月曜书房，1948年)，对11月3日召开的日本农民组合结成准备会评价如下：“该会实际上甚至连农民组织的代表者会议都称不上，不过是一场旧日农民运动者的会面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三宅正一所倡导的向农民运动协同组合运动的转型，以及平野力三所提出的、与前日社会党大会决定同一主旨的土地制度改革案，均遭到了嘲笑与反对”(第114—115页)。

21 关于大西的战前经历，请参照拙稿《劳农派与战前·战后农民运动》上、下(《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1995年7月号、9月号)。大西与战后共产党之关系尚不明晰。然而，战后共产党农民运动指导负责人伊藤律，于1987年时曾述及大西曾为共产党员。“因其在农民斗争中之业绩与手腕、人望，战争结束后社会党为拉拢他，甚至许以副委员长之位，执拗地劝其入党。然大西俊夫拒绝了此事，转而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时下的党再建活动——追念同志长谷川浩》，前揭《虚伪的烙印》所收，第400页)。此外，伊藤律又言：“出于统一战线之考虑，大西的党籍一直予以隐匿。其后，因他去世及党内状况之变化，此事便延续至今”(同上，第401页)。然而，大西之姻兄河合秀夫则回忆如下：“此乃战后之事。上京后于代代木共产党本部经野坂氏介绍时，谈及大西君之事，他显出一副很想见上一面的样子。借宿于大西君处时，某日他曾说‘昨夜与野坂及德球会面，被劝入党。然我言只要德球尚在，便不入共产党’”(《大西俊夫》，农民组合史刊行会编《农民组合史刊行会资料第12卷——农民运动的回忆(一)》，1957年，第38页)。大西的共产党党籍是否为事实，今后尚有待检讨。

22 三宅正一追悼刊行会编辑并发行的《三宅正一的生涯》(1983年)记载：“三宅的情况与川俣、前川相同(杉山则因曾是推荐议员而成为追放对象)，楢崎渡书记官长周边的政府当局未能提供非正当确认的证明，致使他不得不犹豫并放弃参选”(第330—331页)。再看其他人的追放情况：稻富棱人于1946年6月20日(《朝日》1946年6月23日)，田原春次于1946年4月(田原春次《田原春次自传》，田中秀明发行，1973年)，中村高一于1947年(中村高一先生遗稿·追悼集刊行世话人会编《中村高一先生遗稿·追悼集》，自由社，非卖品，1982年，第244页)，三轮寿壮于1947年11月(三轮寿壮传记刊行会编辑并发行《三轮寿壮的生涯》，1966年)遭到追放。此外，关于社会运动指导者的公职追放实况查明工作有所滞后的问题，请参阅拙稿《书评：增田弘所著〈公职追放〉，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第456号，1996年11月)。

23 冈田宗司将此次会谈日期记为1946年2月6日。冈田认为，以野坂参三归国为契机，共产党的方针发生了变化，并记述如下：“自野坂归朝之时起，针对日农的共产党方针似已发生转变。机关报中煽动将日农结成大会改为全国农民代表者会议之声渐息。旋即，野坂向日农常任准备委员会致归国问候。继而，大会召开前夕，(昭和21年2月6日，笔者注)野坂参三、伊藤律两位会见了时任日农常任准备委员的大西、野沟与平野诸君，表达‘希望日农以政党支持自由方针推进。共产党方面将解散农民委员会，加入日农并协力前行’之意”(《日农与共产党之关系》，《前进》第5号，1947年12月，第28—29页)。此处，在列席者名单中，并未记录须永好之名。

【关于表二的其他参考】

1 表二根据日本农民组合本部《日本农民组合本部役员名簿 1946年2月9日》(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藏)编制。

2 组合职员的人数，与农民组合创立50周年纪念祭实行委员会编著《农民组合50年史》(御茶之水书房，1972年，225页)的记述有所不同。然而，这部《农民组合50年史》并未明示其依据资料。而且，就连出生地也有错误。因此，组合职员的姓名以原始资料即日本农民组合本部《日本农民组合本部役员名簿 1946年2月9日》为据。关于“高桥”和“石井重丸”，《农民组合50年史》记作高桥幸之丞(群马)和石井繁丸(群马)(225页)。

3 关于大日本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国大会选出的职员，参见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编集并发行《农民运动资料第12号——战时体制下的农民组合(6)》(1978年，98页)以及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特高外事月报》(昭和13年4月号，70—71页)。

4 “农改同”是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的略称。关于1940年2月18日第1回全国大会选出的职员，参见农地制度改革同盟本部《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宣言·纲领·规约》(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藏)以及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编集并发行《农民运动资料第12号——战时体制下的农民组合(6)》(1978年，131—132页)。关于1940年12月18日第二次全国大会选出的职员，参见农地制度改革同盟机关报《农地同盟》第2043号(1941年1月1日号)以及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特高月报》(昭和15年12月号，70页)。

5 关于东方会，依据有马学《东方会的组织与政策》(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14号，1977年)。

6 关于社会党职员，参见日本社会党建党20年纪念事业实行委员会编《日本社会党二十年记录》(日本社会党机关报出版局，1965年所收，“历代中央本部职员名簿”，第539—540页)以及日本社会党机关报《日本社会新闻》第1号，1946年1月1日，或美国国务院情报调查局远东调查课《日本社会党组织特征》，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第330页。

7 “众院37”(衆院37)即表示37年总选举当选。关于众议院议员履历，参见公明选举联盟编集并发行《众议院议员选举实绩》(1967年)。

8 关于出生地、生年、府县议会履历、市町村议履历，参见《日本社会运动人名辞典》(青木书店，1979年)以及《近代日本社会运动史人物大事典》第1—4卷(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97年)。此外，还参考了信浓每日新闻社开发局出版部编著《长野县人名鉴》(信浓每日新闻社，1974年)与浜野清《枥木县农民运动史》(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6年)以及牛山靖夫编集并发行《岩手社会运动的历程(战前编)》(1985年)，糠泽章雄著作并发行《民主主义的基石 福岛县民众运动史(战前)》(1980年)。

9 议员履历的数字，系省略当选年西历纪年中的19所得。

10 “战前活动家”这一表述，指在1920年代以后的时期参与过政党、劳动组合或农民运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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