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23日，回忆起抗美援朝战争的毛主席讲道：“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8页。)三八线，在整个朝鲜战争，始终是毛主席的战略底线：出兵前，三八线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底线——“联合国军”不突破三八线，我们不管;“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我们就要出兵;出兵后，三八线是毛主席的战略目标底线——把敌人最终全部赶出朝鲜半岛，确实是最理想的结果;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则是必须达成的基本目标。在抗美援朝战争，我军成功实现了将敌人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这一基本战略目标、美军被迫撤到了三八线以南，这是我军夺取的不折不扣的胜利。
1950年9月29日，毛主席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9页。)听说敌人越过三八线之后，毛主席第一时间让周恩来对美军做出了严重警告，做出了“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的表态。毛主席决定做出的这一警告，比朝鲜战争刚爆发后不久毛主席做出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第76页。)表态更为严重。如果说前一表态代表是新中国的“宣言书”，那么新的表态则是新中国准备付诸实践的“行动计划书”。
为了进一步警告美帝，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迦尼时表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8页。)周恩来的话，代表了毛主席和新中国政府的意见。
综上所述，三八线是毛主席决策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底线、新中国出兵朝鲜是毛主席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后做出的战略决策，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实。
说毛主席决策抗美援朝的战略目标“脱离事实”也是站不住脚的。主席决定出兵朝鲜时，希望达到解放全朝鲜这一最理想的效果，但是也估计了志愿军战败这一最不利的局面，同时并没有放弃三八线这一“战略目标底线”。1950年10月2日，毛主席在他起草的准备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39-540页。全十三册版)可见，主席提出了最好和最坏两种结果：最好的结果，也就是金日成和斯大林最初希望的结果——消灭和驱逐朝鲜境内侵略军;最坏的结果，也早在毛主席的预测之中——志愿军无法大量歼灭美军、中美宣战、内忧外患加剧。争取最好结果、做最困难准备，这确实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后来指导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精神。
10月23日，主席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同样做出了最困难的估计、估计了各种不利局面：“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六、七、八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88-589页。全十三册版)主席将我军无法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人制空权使我军根本无法进行有利作战、敌军增加兵力使我军困难加剧等等大量困难都做了充分的预估，同时指出：“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89页。全十三册版)主席在这一电报中提出的基本精神，与10月2日电报中提到的精神——估计最困难局面、争取最有利成果是基本一致的。
毛主席也并没有放弃“三八线”这一战略目标底线。1950年12月3日——第二次战役还没有打完、第三次战役还没有打，也就是我军一路凯歌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以三八线为战略目标底线的设想。这是当时毛主席会见访华的金日成时提出的。之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精神：“关于战争问题，金日成询问战事发展前途及今后方针，毛泽东告以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延长，我仍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第168页。)可见，主席明确提出了敌人撤到三八线以南为停战谈判的条件，这就是主席坚持以三八线为战略目标底线的重要表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在朝鲜战争中，三八线是毛主席的战略底线。毛主席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战略决策底线是美军进入三八线以北、战略目标底线则是美军撤到三八线以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上帝视角开天眼”“事后诸葛亮”一样责怪毛主席，因为争取最理想的结果又做最困难的准备，就是符合实际的正确选择，也是主席一生在政治、军事实践中经常运用的方法。例如皖南事变后，主席对党内吹“黑暗风”抵制“右倾翻案风”、对共产国际放“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式的“重磅炸弹”、对国民党不公开主动宣布决裂又开展激烈攻势，就是“做最困难准备”又最终争取到了最好成果的正确决策。1965年，毛主席在和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时也指出：“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25页。)我们可以将毛主席这句话作为对毛主席1950年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到的“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注释。主席的战略名言，对需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人们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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