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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靴:洛阳纸贵,却隐墨香

欧洲金靴 · 2026-06-23 · 来源:金靴主义公众号
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远的挑战。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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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

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他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与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当年10月3日,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领导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他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再度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方壮猷先生有过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

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

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

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

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

恰如“洛阳纸贵”一典的左思,其《咏史》一诗直指仕途败退的实质,即西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制度真相: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同时,更让史客为之迷茫的是,在历史的诸多阶段,这些坐拥丰盈既得利益的阀吏,却又是最为喜好高擎红旗之人。

正如那个大名鼎鼎的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1967年元月1日发表的《通告》中竟然声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又如主席自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所叹: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或许在那个时日,他已然看到了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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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有语: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

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如是“偶像化”工程的目的,当然绝非为了传承革命精神,而不过仕途“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 ,使之沉浸在对伟人崇拜的虚假满足感中,进而忽略了现实中革命目标的悄然转变。

与此同时,一场更为致命的“阉割”手术在意识形态领域秘密进行:革命学说中最具颠覆性、最富批判性、最强调继续斗争的部分被刻意淡化、曲解甚至抹去,革命领袖复杂的思想体系被简化为几句可以被任意解释的口号,其充满辩证法和斗争精神的理论被庸俗化为僵化的教条。

最终,革命的“锋芒”被磨平,革命的“内容”被掏空,曾经熊熊燃烧的火炬变成了一尊供人顶礼膜拜但毫无温度的“无害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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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列宁指出:

马克思的学说所遭遇的命运,正是这种历史规律的典型体现。

如果透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底座,则更加一目了然:被高高供奉的“神像”,其目光所凝视的方向已经不再是革命的未来,而是现有统治集团的利益罗盘——神像本身,成为了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忠实地服务于那个希望固化下来的新的经济基础。

用马克思自己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结局便是: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提供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1987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对逝去领袖与革命事业的阉割式利用和权威的再生产,最终完成了革命精神的窒息化改造。

以两年前盛夏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为例,今天的法兰西允许纪念大革命,允许纪念八月起义,允许纪念雾月政变——却坚决不允许纪念里昂工人起义,坚决不允许纪念巴黎公社,坚决不允许纪念1968年自中国传输而来的五月风暴。

因为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法兰西的价值来源和精神图腾,它推翻了君主制度,宣布人民主权和平等自由的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石——同时也催生了民族主义。

除了巴士底狱事件,法国大革命中的其他事件也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如1790年法国政府发布了包括废除各地方方言和语言、规定法语为全国唯一官方语言等等政策,假如推动了法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从大革命开始,法国人开始使用法国国旗和法国国歌来表达民族主义情感,这些象征物成为了法式民族主义的重要元素。

而巴黎公社则完全不然,它是国际主义运动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无产阶级执政尝试。

回望1871年的公社运动,以及以其作为起始性坐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与阶级认同——这是今时今日的法兰西绝然不敢触碰的。

早在十年前的2016年初,成立于1937年、已有近八十年历史的法国革命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IHRF)走到了尽头。

其教师、学生及其他所属人员的编制被并入了位于巴黎高师的近现代史研究所(IHMC)。

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是全法国唯一一个以法国革命为主题的研究机构,历史可溯至1885年由巴黎市政府所资助设立的法国革命史教席,教席首任教授为阿尔方斯·奥拉尔,代表作主要有《法国革命政治史(1789-1804)》《理性崇拜与最高主宰崇拜(1793-1794)》等。

奥拉尔的贡献还体现在史料编辑方面,一部是关于公安委员会的法令与特派员的通信的史料集,另一部史料集则反映了巴黎在热月政变之后到雾月政变中公众舆论状况,他也被视为法国革命“经典解释”的奠基者。

革命史所的立场被法国社会和欧洲史学界视为“正统派”,认为其是“为法国革命进行毫不妥协的辩护”,

作为一个学术单位,法国革命史所属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其编制撤销与人员去向的决定也是由CNRS作出。

在当时,这项动静颇巨的动作并没有征求该所教师与学生的同意。

最后一任所长皮埃尔·塞尔纳教授在听闻撤销决定出炉后,在《历史》(L’histoire)杂志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对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的威胁》的文章,极尽言辞控诉:

研究所的成立是1937年由人民阵线政府时任教育部长的让·扎伊批准的,而把扎伊骨灰放入先贤祠的现任政府,却放任成立于1945年的国家科研中心撤销革命史研究所!

同时,赛尔纳教授认为,虽然现在法国国家财政不景气,但这一举动显然并不是钱的问题:

名为理性,实则官僚。

应该停止将共和国和革命相分离,因为共和国是由革命而生。

如此境遇,与当年恩格斯逝世之后的景观何其相像——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甚至曾公开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的改良主义口号,彻底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方向。

经过他的“修正”,马克思主义从颠覆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变成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改善工人待遇的妥协学说,彻底丧失了革命锋芒。

这些内部的机会主义力量,客观上起到了配合统治阶级迫害革命力量的作用:他们从内部瓦解革命队伍的意志,模糊革命的目标,让统治阶级能够更轻易地分化、镇压革命运动。

后世之列宁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

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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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招安”。

只不过,不是招安具体的革命者,而是招安革命的精神遗产。

将革命符号收编进统治意识形态内部,赋予其合法的、体面的位置,同时抽去其“反叛”的内核,使其不再具有颠覆性——这样一来,统治阶级既化解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威胁,又赢得了包容、开明的形象,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霸权地位。

如考茨基主义,就是第二国际时期修正主义的集大成者。

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表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一步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

在国家学说上,他歪曲马克思“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鼓吹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和平取得政权;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他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的战争必然性,掩盖帝国主义的掠夺本质;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将专政污蔑为“专制”,鼓吹抽象的“纯粹民主”,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就对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这同1965年毛主席在井冈山上与张平化的谈话实属跨越时空的异曲同工:

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斗争,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孙中山也不承认阶级斗争,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那年,是他时隔三十八年重登井冈山。

在山上,他带着一股苍凉说道: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

继续革命”其实是防御性的、焦虑的、悲观的,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胜利的“永久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建议在世界范围内越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则认为任何革命力量都受到迅速退化的威胁,领导人都不禁为特权而动心,并成为剥削者,尤其是当他们本身往往出身于旧的统治阶级,受到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时。

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定期重新开始革命,从暗中篡权者手中重新夺权,动员人民,他们的积极性能增强生产财富的能力。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亦揭示过这种历史的反复性: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而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十年,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十年?

通过这样一个尝试,一种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试验,它给党乃至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当权者上了一道枷锁:绝不可以回过头来蜕变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个敌人。

中国的毛泽东主席通过一场如此深刻的精神改造,让这个世界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全球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哪怕,是以粉身碎骨为代价。

推荐阅读:毛泽东思想席卷全球(一)

推荐阅读:毛泽东思想席卷全球(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悼念毛主席时说的一番话在我看来极有启发性:

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远的挑战。

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列宁1913年在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时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其中有过这样一个论断,不妨作为本文结尾吧: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洛都争赋纸价昂,九衢传书各纷商。

徒矜片楮千金重,何识幽毫万意藏。

酱瓿玄文终寂寂,冰弦古调竟茫茫。

尘页奔逐几多问,谁驭寒笺隐墨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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