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与阐释中国革命的恢弘历程时，长期以来，一直有两股思潮——它们在表象上似乎尖锐对立，然而在本质上却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与背离。
第一种观点，通常被我们称为“阶段割裂论”，或更直白地称之为“先完后搞”论。这种论调故意模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任务的彻底完成”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它武断地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等同于革命任务的全部终结。继而，它便据此振振有词地主张，中国应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人为地设置一个漫长而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让生产力自由发展，等到条件充分成熟之后，再去“图谋”社会主义的变革。这分明是要在革命的洪流中，筑起一道闸门，强行让历史停滞。
然而，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的是第二种修正主义论调，我们不妨称之为“任务未完，故不能搞”——简称“未完难搞”论。这一派论者显得更为“深刻”与“思辨”，他们认可“胜利”不等于“任务完成”这一前提，进而抛出了一个貌似高瞻远瞩，实则居心叵测的定义。他们宣称：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革命任务的完成，并不仅止于此。真正的完成，意味着在胜利之后，必须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实现从党权与政权政治向民权政治的历史跃迁，建立起巩固而完善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完成这一由夺权到治权、由政治解放到制度解放的深层转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才算真正结束。”
正是以这个被精心扭曲的“任务”定义为基础，他们得出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结论：“瞧，这个‘向民权政治的根本转变’的任务，迄今为止尚未彻底完成。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仍处于未竟状态，又怎能贸然开启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当前最紧迫的要务，是应该将一切力量集中起来，滞留于新民主主义阶段，专心致志地去‘完成’这个所谓的‘政治转变’。”
细思之下，这两种论调何其相似：一个喊着“上篇已经结束，所以必须停步”，另一个则叫嚷着“上篇尚未完结，因此新的篇章绝不能开始”。它们常常假借“遵循毛泽东同志教导”的旗帜，实质上都渴望在民主革命(及其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及其任务)之间，凿出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切断革命的内在逻辑链条。它们的终极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长提供温床或保留空间，最终导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背叛。
要彻底揭穿这双重谎言，我们必须回归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辩证的理论体系中去，深刻剖析“胜利”、“任务完成”与“开始新革命”三者之间，那种紧密缠绕、绝不容割裂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理论的立足点：毛泽东“不断革命论”的内在张力
要击碎那些披着“毛主席说”外衣的谎言，首先必须廓清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理论的精髓——即“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有机结合。上述两种修正主义者，恰恰是刻意割裂了这种辩证统一。
(一)新民主主义的前景：内蕴的社会主义因子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已预设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路径：首先是民主主义革命;随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无疑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
然而，修正主义者们煞费苦心地“遗漏”了一个关键的限定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字，如同一个醒目的路标，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前途：
领导权的新质：这场革命是从一开始就置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的革命。
前途的新向：它的直接目标虽然是“反帝反封建”，但在其进行的过程中，它同时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的历史使命。
这便从根本上排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可能以建立一个纯粹的、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终点的任何可能性。它在推翻旧制度的同时，就已经孕育并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其最终的归宿，毫无疑问指向了社会主义。
(二)阶段衔接的辩证法：“准备”与“趋势”的统一
修正主义者紧紧抓住“两个阶段”的表述，试图将其描绘成两个互不相干、必须完成“阶段性隔离”的漫长时期。
这完全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粗浅化和庸俗化。毛泽东同志深邃地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他还以“文章的上篇和下篇”进行比喻，强调“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这里的核心是“准备”与“趋势”的交织，是“上篇”与“下篇”的紧密衔接。
这个历史的“衔接”点，就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夺取政权的那一刻。
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著名论断，便是对“不断革命”的最佳诠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第一步”的结束，在历史的秒表上，同时就是“第二步”的开始。
因此，自1949年胜利伊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例如彻底的土地改革)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任务”(例如没收官僚资本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就必然是相互交织、同步展开的。
“先完后搞”论的荒谬之处在于，它试图以一种静止的、孤立的眼光看待历史，要求革命洪流强行“停滞”。而“未完难搞”论的荒谬性则在于，它无视了这种“同步进行”的内在必要性，执拗地认为“上篇”的所有任务(尤其是所谓的“民权政治”建设)必须在“下篇”(社会主义革命)启动之前，先行“完美终结”。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机械的、反辩证法的“阶段论”思维。
二、核心辨析：“历史任务完成”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互为条件
这是我们批判的锋芒所在。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胜利”(1949年)绝不等同于“任务完成”(实现民权政治)，但我们必须坚决驳斥“任务未完，故不能搞社会主义”的谬论。
(一)“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一个政治军事的起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1949年)，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政治和军事判断。它标志着旧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建立了以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坚实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这个胜利，仅仅是为“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扫清了最大的物质障碍——反动的国家机器。它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政权的建立问题”，为人民提供了“党权和政权政治”这一强大的工具。
(二)“历史任务完成”：一个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转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完成了”，这是一个要求更高、更深刻的社会政治概念。正如第二种修正主义者所言，它的核心标志的确是实现从“党权和政权政治”向“民权政治”的根本转变。
我们必须深入探究这个“转变”的内涵：
“党权和政权政治”：它是革命胜利后无可避免的初始形态，是党通过掌握国家机器，代表人民行使专政和民主的权力。在新生政权建立初期，没有这种集中的权力，政权一日也无法巩固。
“民权政治”：则是指国家政权真正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自觉监督和主动管理之上。它要求人民群众不仅仅是政权的拥护者，更是国家、社会、自身命运的真正主宰者。
(三)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民权政治”的唯一通路
最关键的问题正在于此：这个从“党权政治向民权政治”转变的历史任务，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才能真正完成?
“未完难搞”论者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天真地(或者说是刻意地)假设：这个“政治转变”是一个纯粹的、孤立的政治过程，是一个可以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存在的“新民主主义”框架内独立完成的“政治任务”。
他们振振有词：“既然任务是‘民权政治’，那我们应当把精力全部集中在政治体制建设上，先完善民主法制，先让人民‘充分行使政治权利’。至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是‘后话’，等这个‘政治任务’完全实现之后再说。”
这无疑是痴人说梦!它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何谓真正的“民权”?对于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而言，他们最根本的“民权”究竟是什么?不是抽象的投票权，而是不受剥削的权利，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在生产过程中当家作主的权利!
如果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即私有制)继续存在和发展，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永远是被雇佣、被支配的劳动者，他们如何能在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他们面对资本家，谈何“民权”?
如果在土地改革后，不立即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道路，任由农村经济自发走向两极分化，出现新的剥削者，那么贫下中农刚刚获得的土地(最基本的经济“民权”)将很快得而复失，“民权政治”对他们而言，岂不又将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因此，一个不容辩驳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不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的“民权”就永远是空中楼阁;不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的“民权”就永远不能巩固。
结论是唯一而坚定的：“实现民权政治”(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三大改造”)绝不是两个可以割裂、可以分出先后顺序的阶段。它们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互为表里，互为前提。
社会主义革命，恰恰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任务”的唯一、根本途径和最终的经济保障!
“未完难搞”论者以“新民主主义任务尚未完成”为托辞，来延宕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其客观作用，就是永远阻碍“新民主主义任务”的真正完成。因为一个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支撑的“民权政治”，最终必然蜕变为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上的“民权政治”，甚至会导致“党权和政权”与新生的资产阶级合流，形成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彻底断送“人民民主专政”的初心。
三、实践的铁证：新中国前七年的“同步革命”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6)的实践历程，以铁一般的事实，同时驳斥了“先完后搞”论与“未完难搞”论。这一时期的历史，清晰地展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任务”(实现民权)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同步进行、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
土地改革(民主任务)与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任务)的无缝对接：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初步的经济“民权”)。但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指出，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天生具有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倾向。如果不能乘势而上，立即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将其引入社会主义轨道，农民的“民权”就将很快被新的剥削和两极分化所侵蚀。因此，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是巩固土改成果(民主革命/民权)的唯一出路。
没收官僚资本(民主任务)与建立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的同步： 1949年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既完成了反三座大山的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又直接建立了强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个国营经济的建立，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赖以巩固的经济基石，是实现工人阶级真正“民权”的根本保障。
“过渡时期总路线”：对一切停滞论的最终宣判。 1953年提出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就是对一切要求“停顿”和“等待”的观点最正式、最坚决的宣判。它明确宣告：从1949年起，中国就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的核心内涵就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新任务”必须是同时进行、相互渗透的。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确立，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权”才获得了最坚实的经济保障，那个“从党权政治向民权政治的转变”的“新民主主义历史任务”才真正得以“彻底完成”。
结语：戳穿修正主义的画皮
回望我们讨论的起点。无论是要求“阶段隔离”的“先完后搞”论，还是以“政治任务未完”为借口的“未完难搞”论，它们的理论实质与政治企图都是一致的：
理论的贫乏性：它们都体现为僵化的“机械阶段论”和“唯生产力论”的窠臼。它们全然背离了“不断革命论”的辩证逻辑，将两个紧密联系、相互转化的革命过程，硬生生地割裂为僵死的、互不相干的“阶段”。一个要求“搞完了经济再搞”，一个要求“搞完了政治再搞”，都无视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性反作用。
政治的保守性：它们的政治实质，是企图对革命进行刹车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们都对革命的深入发展、对立即触动私有制感到恐惧与不安。一个试图“巩固”一个资本主义可以充分发展的阶段;另一个则试图用一个空洞的“纯粹政治建设”阶段，来为私有制争取更长的喘息之机。
实践的危险性：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理论，在1949年便“停滞”不前，不去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去变革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那么所谓的“民权政治”建设，必然会脱离无产阶级的领导，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将不可避免，人民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终将被窃取。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并明确以下几个历史观点：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夺取政权)，绝不等于其“历史任务的彻底完成”(实现人民的真正民权政治)。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第二种修正主义者的前提认知是一致的。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任务”(实现人民真正的民权政治)的完成，其唯一、必要的途径是立即开始并坚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没有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民权”和真正地位。
第三，真正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任务”彻底完成的，不是1949年的政治军事胜利，而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只有在那时，“民权政治”才获得了最坚实的经济基础保障。
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两阶段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是内在统一的辩证整体。任何割裂二者，主张在两阶段之间“停顿下来”、“先完后再搞”的观点(第一种修正主义)，或者以“上篇任务(政治)未完”为由、拒绝开始“下篇(经济)”的观点(第二种修正主义)，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不断革命路线的公然歪曲和背叛。
那些企图用“任务未完”的伪装，来为“不搞社会主义”辩护的人，其所营造的“思辨”气氛不过是刻意装出来的。我们必须以理论的彻底性和历史的纵深感，粉碎他们貌似深刻、实则反动的阴谋，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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