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这段话出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哲学”编，具体位于“否定的否定”一节。19世纪70年代，柏林大学讲师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连续出版《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著作，构建了一套折中主义的理论体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相当影响，伯恩施坦、莫斯特等人一度成为其追随者。杜林从形而上学和先验主义出发，攻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否定之否定”方法，将其贬斥为“混沌世界”和“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直接动因，正是为了清算杜林的思想影响，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以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变迁为例，正面阐明“否定之否定”是自然、历史和思维普遍起作用的客观规律，以此回击杜林的攻击。恩格斯的论述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历史描述：一切文明民族都经历了从土地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农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公有制因成为“生产的桎梏”而被否定。第二层是现实判断：土地私有制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同样沦为生产的桎梏，无论小土地占有制还是大土地占有制都面临这一困境，因此“必然地产生出”重新否定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历史要求。第三层是辩证的升华：这种“重新建立”的公有制不是对原始公有制的简单恢复，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其目的是使现代化学和力学的成果在生产中得到充分利用。这里的关键在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结构——它不是循环，而是螺旋上升：每一次否定都保留了前一阶段的积极成果，最终指向的是生产桎梏的真正解除。
在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
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
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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