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这段论述出自列宁1917年1月所写的《统计学和社会学》手稿前言。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问题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列宁计划用笔名出版这本小册子，旨在运用统计学方法科学地分析民族运动问题。他敏锐地发现，许多论者在讨论民族问题时“缺乏历史观点和具体分析”，惯于“在一般词句的掩饰下偷运各种私货”。因此，列宁强调必须从统计出发，以准确、不容争辩的事实为基础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段话的核心涵义在于阐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列宁指出，社会现象研究中最普遍也最站不住脚的方法，就是随意抽取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他并非否认事实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必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相互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这是因为每个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脱离整体联系的孤立事实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列宁以某位著作家用蒙古人统治的历史事实来说明20世纪欧洲事件为例，指出这种做法不是儿戏，而是“政治欺骗”。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整体性、联系性原则的重要性，对于避免主观臆断、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
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
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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