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了我的“道”，但“道”在何方?
在书本里吗?在莫斯科的指示里吗?在那些“先生们”高谈阔论的沙龙里吗?
不。
我的“道”，在秋收的稻田里，在安源的煤矿下，在那些被逼到绝路、却依然渴望生路的兄弟姐妹的血与泪里。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那是我一生中从未感受过的黑暗。天空是铅灰色的，连风中都带着血腥味。我们这些曾经的“革命者”，成了被屠戮的对象。无数优秀的同志，那些前一天还与我探讨中国未来的鲜活生命，一夜之间，倒在血泊中。
我心如刀绞。
我意识到一个最残酷，也最简单的真理：没有武装，就没有人民的立足之地。
那些屠杀我们的人，他们有枪。而我的工友、我的农友，只有一腔热血和赤手空拳。
不行。
我不能让他们这样白白牺牲。
我被派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在那些血与火的日子里，我看着那些拿着锄头、鸟枪的农民兄弟，他们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勇敢。他们喊着口号，冲向装备精良的敌人。
他们成片地倒下。
我们失败了。
在文家市，我站在残存的队伍面前。我们只剩下不到一千人。很多人在哭泣，更多的人是迷茫。我们去哪?
“我们还去打长沙吗?”有人问我。
我看着他们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些单薄的衣衫。
我摇了摇头。
“长沙?”我反问，“长沙是座大城市，里面有我们十倍、百倍的敌人。我们这点人，这点枪，去打，就是去送死。我们不能再这样牺牲了。”
“那我们去哪?”
我的目光投向了南方，投向了那些连绵不绝的、黑暗的大山。
“我们上山。”
那一刻，很多人不理解。在他们的观念里，上山就是“落草为寇”，就是当“山大王”。
我告诉他们：“不。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上山，是去找一个家。我们要去农村，去那些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我们要到农民中间去，把他们发动起来。我们要建立一块根据地，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属于人民的土地!”
“我们要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这就是我的回答。这不是什么先知灼见，这是人民的鲜血教给我的道理。
我们上了井冈山。
那真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山高林密，粮食奇缺。我们穿着单衣，在冬天的山林里打游击。我们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红四军”。
但最难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如何铸造这支军队的“魂”。
我带来的兵，大多是农民和起义的矿工;朱德同志带来的兵，很多是旧军队过来的。我们必须把他们锻造成一支崭新的、属于人民的军队。
我给他们定了规矩。我叫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说话要和气。” “不准打骂群众。” “不准调戏妇女。”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平常，但在当时，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几千年来，中国的“兵”和“匪”有什么区别?兵过如梳，匪过如篦。老百姓怕军队，胜过怕猛虎。
而我的人民军队，要做的是去“爱”人民。
我告诉我的士兵们：“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水离了鱼，还是水;可鱼要是离了水，那只有死路一条!”
我亲眼看到，我们的士兵在行军途中，渴得嘴唇开裂，也绝不动百姓田里的一颗西瓜。我看到他们帮着老乡挑水、扫院子。
老乡们从最初的躲藏、恐惧，到后来的试探、接纳，最后，他们把红军看成了自己的“伢子弟”。
他们把最好的粮食给我们，把他们的儿子送来参军。
我知道，我们做对了。
在井冈山的“八角楼”里，那盏小小的油灯，陪伴了我多少个不眠之夜。敌军“会剿”的炮声就在山下，而我在那微弱的灯光下，思考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有人问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的回答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相信，只要我们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星星之火，就绝不会熄灭。
然而，更大的考验来了。
由于党内一些同志的“左”倾错误，我们被迫离开了我们亲手建立的根据地。
1934年10月，我们开始了那场震惊世界的远征——长征。
那不是一次行军，那是一次用信念和意志对抗死亡的跋涉。
我们失去了中央苏区，我们失去了我们90%的土地和人民。我走在队伍里，心是沉的。我不是为自己难过，我是为那些牺牲的战士，为那些又将陷入黑暗的根据地人民而痛心。
我们到底哪里错了?
在湘江，我目睹了最惨烈的一幕。数万名战士，在渡江时被敌人的炮火和飞机吞噬。江水被染红了。那些年轻的生命，他们甚至没有来得及开一枪，就沉入了冰冷的江底。
我站在江边，几天几夜无法合眼。
我的心在滴血。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盲目地、去和强大的敌人硬碰硬?
我知道，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在遵义，在那座小楼里，争论是激烈的。但我知道，这不是权力的争夺，这是路线的生死抉择。
最终，同志们选择了我。
他们选择的不是毛泽东，他们选择的是那条被井冈山证明过的、从人民中来的、实事求是的路线。
我接过来的，是千斤重担。我面对的，是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是眼前这支疲惫不堪、不足三万人的残兵。
我能带他们去哪里?
我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为中国革命保留这最后的火种。
我们四渡赤水，我们强渡大渡河，我们飞夺泸定桥。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战士。
在泸定桥，那13根冰冷的铁索，底下是咆哮的江水。对岸是敌人的机枪。我的勇士们，他们攀着铁索，迎着弹雨，向前爬去。
他们是铁打的吗?他们不是。他们也是父母的儿子，也是血肉之躯。
但他们知道，他们身后，是这支军队的生路，是中国革命的生路!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片草地。
那片看似美丽的绿色沼泽，它吞噬了我们多少战士的生命!他们不是死在冲锋的路上，而是死在饥饿和寒冷里。
我看到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小战士，他靠在战友的背上，停止了呼吸。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他那份没有吃完的、混着草根的“口粮”。
我蹲下去，抚摸着他冰冷的脸。我无法抑制我的眼泪。
我对自己说：毛泽东，你记住。记住这些孩子。我们今天所受的一切苦难，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让他们的下一代，让中国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受这样的苦!
我们翻越了雪山。
那刺骨的寒风，那稀薄的空气。我的马，都累死在了山上。我看到战士们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挪。
他们唱着歌，他们互相鼓励。
“坚持下去，前面就是陕北!”
“坚持下去，我们还要打日本鬼子!”
就是这样一支军队，一支由农民组成的、衣衫褴褛的军队，他们用双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他们用胸膛，战胜了钢铁。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为我毛泽东在战斗，也不是为哪个将领在战斗。
他们是在为自己，为他们的父母妻儿，为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新中国在战斗!
1936年，我们终于到了陕北。
当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和陕北的同志们会师时，我们都哭了。我们活下来了!
延安。那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
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三年。
这十三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也是最意气风发的十三年。
我们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穿的是自己纺的土布。
日本鬼子来了。
国难当头。整个华北、半个中国都沦陷了。南京的屠刀，同胞的血泪，时时刻刻都在灼烧着我的心。
我在窑洞的油灯下，写下了《论持久战》。
我告诉全中国的人民：不要怕。
日本很强，但他们是野蛮的，是失道寡助的。中国很弱，但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有四万万同胞。
这场战争，比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比的是意志，比的是人心。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我把我的军队，化整为零，撒向敌人的后方。我们在青纱帐里，在太行山上，在平原的水网间，我们发动群众，我们组织民兵。
每一个村庄，都成了我们的堡垒。每一个百姓，都成了我们的哨兵。
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他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碉堡，天天被我们端掉;他们的运输线，时时被我们切断。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在延安，我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我们还要给人民创造财富。
我写文章，我演讲。我告诉我的同志们：
“我们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我最难忘的，是张思德同志。
他是一个普通的烧炭战士，为了多烧炭，支援前线，牺牲在炭窑里。
我为他开了追悼会。
很多人不理解，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何必如此隆重?
我告诉他们：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张思德同志，就是比泰山还重。
我们这支军队，我们这个党，就是由千千万万个张思德组成的。我们心中没有自己，只有人民。
1945年，日本投降了。
我以为，和平终于来了。我的人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我去了重庆。
我去那里，是带着最大的诚意去的。我把我的安全置之度外。我只想要一个和平，一个民主的、统一的中国。
然而，蒋介石辜负了人民。
他撕毁了协议，他把黑洞洞的枪口，再一次对准了自己的人民。
他以为他有几百万军队，有美国的飞机大炮，他以为他三个月就能消灭我们。
他错了。
他不懂中国，他更不懂中国的人民。
战争初期，我们节节败退。他甚至占领了延安。我的同志们都很焦虑。
我却很平静。
我对他们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延安，我们是可以放弃的。
但人心，我们一刻也不能丢。
我没有撤离陕北。我就在黄土高原上，和我的敌人周旋。我就要让他们看看，我毛泽东，和陕北的人民同在。
真正的决战，在关外，在中原。
辽沈、淮海、平津。
那三大战役，打得是何等的波澜壮阔!
那不是几百万军队的对决，那是一场“人民的选择”。
在淮海，我看到了那样的奇观：
几百万的农民，推着他们的小独轮车，冒着炮火，在泥泞的道路上，为我们运送弹药和粮食。
他们送来的，是整个解放区的全部家底!
陈毅同志后来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他说得对。
蒋介石的军队，是靠抓壮丁、发军饷维系的。
而我的军队，是靠“保卫土改果实”、“保卫自己的家园”这个信念支撑的。
谁胜谁负?
在士兵的心里，在老百姓的心里，答案早已写好。
1949年，我们渡过了长江。
我们解放了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全中国。
当我率领队伍，进入北平时，我骑在马上，看着街道两旁欢呼的人群，我心中没有“征服者”的喜悦，反而有一种“进京赶考”的忐章。
我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是来赶考的。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李自成进了北京，就忘了人民。他就失败了。
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忘。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为谁服务的。
1949年10月1日。
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广场上，是三十万张激动的、流着热泪的脸。
那是我的人民。
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
我拿起话筒，用我最大的力气，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一声呐喊，我憋了太久。
这一声呐喊，是替那些倒在湘江边的战友喊的。是替那些冻死在雪山草地的小战士喊的。是替那些在日寇屠刀下牺牲的同胞喊的。是替那些在黑暗中抗争了几千年的、我的父老乡亲喊的。
我看到广场上那片红色的海洋，我仿佛看到了韶山冲的红土地，看到了井冈山的杜鹃花，看到了长征路上的鲜血，看到了延安窑洞的灯光。
我从人民中来。
现在，我将和他们一起，去建设一个属于他们的国家。
我的战斗，上半场结束了。
但我的“赶考”，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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