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制度要将制度放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去思考，就会将纸面的规定与实际的运作，规定制度的人、执行制度的人与受制度约束的人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放在一起思考，这样可以拓展制度研究的空间。
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要人执行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人治，没有法治。
有人习惯将人治和法治对立，并且一定要分个高下，我以为大可不必。
纵观历史，即使再人治的社会，也有法条和规矩的存在，并不存在所谓人在治理时候的为所欲为。而再法治的社会，也必然存在人操弄法条，钻制度的空子。所以在绝对的人治和法治都是不存在的，那自然也没必要一定要将二者对立起来。
而且进一步想，不论人治还是法治，其对象都是人，所以这里无论如何是少不了人的存在的，而在对制度进行设计和执行的时候，当然也不能脱离对人的关注考虑。
最后，在我看来，制度本身就是人和人互动的结果，所以应该并不存在先验的，超越人的，必定正确的制度存在。任何制度，都应立足于当时的人与人关系进行设计与评判。
或者说得更简单点，就是实事求是。
三公尚书刘颂，也就是当时的司法部长，他说过一段话对于理解中国的法很有帮助。大意是，不同位置的人，与律令的关系不同，主者守文，按照规定办;大臣释滞，解决律令叙述中的矛盾和疑难;人主权断，皇帝可以根据情势超越律令条文的规定来裁决。刘颂最后概括说，这样三方面都做到了，就叫“法一也”。
以上没有太多评论，以摘录为主。唯有一个感觉，就是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觑，尤其是政治智慧真不比 现在人差。
那些穿越回古代的小说，在科技上搞搞创新还算能看，在政治上整活的，实在是自取其辱啊!
接受了“制度决定论”，误以为出台个制度、颁布个法律就能解决某些问题......
我认为，所谓“制度决定论”，其实是一种非常懒的思考方式。将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样就可以忽略问题的复杂性，可以不用去认真的调查思考，可以拍拍脑袋就把问题解决。
而现实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制度并不存在这种超越性和决定性，制度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问题的一部分。让问题的一部分去解决整个问题，这多少有些异想天开了。
另外一个方面，对制度的迷信其实也是对自我主观能动性的否定，或者说的更狠一点，对社会责任抛弃。我们把责任都推给制度，而忽略了制度和人之间的深刻联系，忽略了我们对制度方方面面起到的作用。结果就是，错都是制度的，和我们无关。而出了问题，只要改制度就可以了，也和我们无关。
最后，在我看来，制度从来不是中立的，也不是高尚的、超越的。制度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运作的领域。而很多时候，出问题的其实不是制度，而是权力结构，这时候还想指望制度解决问题，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至于那些喜欢动不动就“定体问”的人，要么是笨，要么就是坏了。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那就是我说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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